许多国家深陷“国强必霸”认知误区，他们也总是这样想象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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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观察者网

“西方对中国的认知偏差已非单纯“误解”，而是思维定势下的“选择性失明”。”

“中国应该深化与东南亚国家的关系，真正把希望寄托在人民身上。”

近日，在人大重阳·明德战略对话上，马来西亚前交通部长，现任亚太一带一路共策会会长、新亚洲战略研究中心主席翁诗杰在和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院长、全球领导力学院院长王文的对话中，表达了他对当前西方国家对中国认知偏差的担忧，呼吁国际社会应更加客观、全面地看待中国的发展，摒弃偏见和傲慢，以开放、包容的心态共同推动全球治理体系的完善。同时强调，只有通过加强民间交往，增进相互理解和信任，才能为双方合作奠定坚实基础。

本文根据现场对话整理而成，供读者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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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院长、全球领导力学院院长王文与马来西亚前交通部长，现任亚太一带一路共策会会长、新亚洲战略研究中心主席翁诗杰（ONG Tee Keat）就“全球权力格局与东亚发展未来”的话题展开对话。

王文：各位朋友，欢迎大家关注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主办的明德战略对话第十八场活动。今天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一位重要的嘉宾——马来西亚前交通部长翁诗杰先生。

今天的明德战略对话颇为有趣。我们选择谈论的话题——“全球权力格局与东亚发展未来”，超越了双边或区域范畴，直指世界秩序的演变。

翁先生自淡出政坛后，始终活跃于智库研究领域，现任亚太“一带一路”共策会会长、新亚洲战略研究中心主席，作为马来西亚资深学者频繁往来于中国与世界之间。据我所知，您几乎每年都要多次访华，在国际舞台上也极具影响力。因此，我的第一个问题是：“近年来，您通过频繁的跨国观察，对中国与世界关系的互动有何深刻体会？其中最显著的变化是什么？”

翁诗杰：感谢在座各位及王文院长的介绍。很荣幸能以中文与各位交流。作为海外华人，我的中文发音与遣词造句或有不足之处，还望各位包涵。

我想从个人经历谈起。我与中国的交往始于20世纪90年代初，至今已逾三十年。那时正值马来西亚政府放宽访华限制之际，借此东风回到我的祖籍地。1992年，我以游客身份初访中国，彼时改革开放正在探索中前行。1993年，我首次回到祖籍地海南文昌。

回溯这段历程，我所见证的变迁可谓天翻地覆。即便在1990年代，中国的城乡生活已经出现显著改善。记得当时询问家乡兄长的生活境况，他朴实的回答令我动容：“现在可好了，都有饭吃。”这句话听起来稀松平常，但对我来说，我明白其中各种的滋味。

从当年我回到农村看到的沙尘滚滚，到今天我看到的公路几乎能够直达每一村甚至是每一户。这是在海南文昌实实在在发生的事情。宏观视角下，我们看到了更大的飞跃。过去我们说中国是巨大的世界工厂，但今天我们看到了中国正在引领世界的尖端科技，今天的中国不会像过去一样，连一根火柴、一个螺丝钉都没有办法生产。虽然我小时候是在南洋、在马来西亚长大，但在听我父亲说起过去的点点滴滴时，却仍让我印象非常深刻。上述都是我一些简单的分享。

王文：确实如此。尽管我比您年纪稍轻，但对过去几十年中国的发展变迁，尤其是您提到的1992年首次返乡后的巨大变化，和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发生的巨大变化，有着深刻共鸣。我深切体会到我们这代人的特殊境遇：改革开放后出生的一代中国人，是被中国飞速发展产生的正向力量快速推向了中国和世界交往的最前沿，去直面文明、文化、国家等等方面的接触与交流，合作、竞争与对抗。

基于此，我想请教您第二个问题：在这种跨文明的对话中，中外认知的不对称性日益凸显，甚至是出现一定的冲突。您认为，国际社会对中国存在哪些误解？面对这些误解与冲突，中国应当如何看待处理？

翁诗杰：严格而言，将当前中西方的认知差异简单界定为“误解”并不完全准确。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的二十余年间，中国与全球体系、特别是西方世界经历了必然的磨合过程，其间产生的不对称性乃至摩擦实属正常发展规律。

然而值得深思的是，经过如此长期的互动、调整与适应，若美西方世界仍固守既定认知框架，持续以静态视角解读中国的发展演进，这种现象已非“误解”所能解释。

实质上，这是一种认知层面的“选择性失明”——当观察者预先设定认知结论，便会本能地过滤与其预设相悖的客观事实。在这种思维定式下，无论中国的行为模式如何演进，都会被强行纳入既有的解释体系。这种脱离客观现实的认知惰性，恰如中国谚语所喻：“装睡的人唤不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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