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自豪感不应该如此廉价和莫名其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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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盛起
我们的自豪感不应该如此廉价和莫名其妙

　　几年前去一座北方城市见老同学。酒足饭饱之后，老同学兴致勃勃地领我参观市里的地标建筑，在介绍那些高楼大厦的时候，他的话语和脸上所洋溢的自豪，给人的感觉就好像那是他的所有似的。

　　对此我很不以为然。我问他，那些大厦跟你有关吗？你在那里有房产吗？他说，你真能逗，就我那点儿工资，攒几年也买不起那里的一间厕所。我问那你自豪什么？他一时语塞，想了想说，我毕竟是这座城市里的人嘛，那些大厦标志着城市的发展，难道我不应该自豪吗？我说，按照你现在的工资收入，很显然，你并没有分享到多少城市发展的成果。你引以自豪的那些建筑，不过是房产商盖的几栋楼而已。人家盖楼，你自豪什么？打个比方，你回到老家，你的邻居盖起了小洋楼，而你家还住在低矮的土坯房里，你会逢人就夸耀邻居家的洋楼气派并因此感到自豪而脸上有光吗？他面露困惑，无言以对。

　　不能不承认，不独我那位老同学，有时候我们很多人的自豪感和他的一样廉价而莫名其妙。

　　航母下水了，我们自豪；某企业销售又破记录，我们自豪；几个国家首脑来我国开会，我们自豪；开会花费巨资搞得奢华无比，我们自豪；某政府大楼不是白宫胜似白宫，我们自豪；税收又增长几个百分点创了历史新高，我们自豪……

　　我们的自豪感是如此的泛滥，有些不仅是廉价和莫名其妙，简直就是不分青红皂白。

　　如以上种种“自豪”，有的与我们无关，有的对我们并非好事，有的甚至应该受到谴责，但我们却竟然都能生发出自豪感来。何以会如此？外在的媒体的宣扬自然功不可没，而内在的深埋在我们内心的自卑也许是更深层的原因。

　　将自豪和自卑连在一起，听上去似乎矛盾，其实不然。自豪和自卑是孪生兄弟。

　　美国哲学家埃里克·霍弗说：“一个人愈没有值得自夸之处，就愈容易夸耀自己的国家、宗教、种族或他参与的神圣事业。”

　　这句话可以理解为“一个人越是自卑，就越容易在和他似乎沾边儿的东西上寻找自豪感”。

　　阿Q无论是物质上还是精神上都是非常贫乏的，他的自卑显而易见。然而，越是自卑，就越需要自豪感来壮门面。和他沾边儿的能够让他自豪的东西不多，但是只要想找还是能找到的。他找到了身上的虱子，他自以为自己身上的虱子比王胡的多，因此感到自豪。最大的自豪来自于赵太爷，他记得自己也姓赵，虽然自己穷得叮当响，但是能和庄里的首富赵太爷同姓，这是多么令他自豪的事情呀！——不过这些自豪感最后都没有给他带来什么好结果：和王胡比赛抓虱子，不仅输了还被王胡臭揍一顿；在人前夸耀自己姓赵，并且为赵太爷的儿子中了秀才而自豪，却被赵太爷扇了耳光，并被怒斥：“你哪里配姓赵！”

　　其实，就算阿Q真的姓赵，他的自豪也莫名其妙，因为赵家的地位和财富和他一点儿关系都没有。

　　现实生活中，大概没人会承认自己是阿Q，但是阿Q式的人物确实比比皆是。

　　当然，我们需要自豪感，但那应该是一种真正的“光荣”，一种我们作为人的价值真正得到体现并且优于他人而产生的骄傲。比如我们的政治、医疗、教育等等制度被他国争相效仿，我们作为个体在生活中切实感受到被尊重、被保护，社会发展的成果为我们每个社会成员比较公平地分享……

　　最后叨叨两句：乌克兰主动销毁核武器并且卖掉航母，很显然他们的国民并没有把自豪感维系在这些东西上面；朝鲜的百姓倒是因为拥有了原子弹而自豪得疯疯癫癫，以为那是他们的保障，殊不知，那玩意儿保障的并不是他们。

平庸之恶——水滴和齿轮之恶

　　阿道夫·艾希曼，纳粹德国中校军官，将犹太人运送至集中营并进行屠杀作业的主要负责人，人称“死亡执行者”。二战后，他逃往阿根廷，1961年被以色列情报部门摩萨德从阿根廷绑架至以色列接受审判，并于1962被执行绞刑。

　　绞刑判决宣判后，艾希曼曾抱着一线希望给以色列总统写了一封“赦免请求信”，在信中，艾希曼强调下属不应背负上级的罪行，“我认为有必要在上级领导和像我这样只是执行命令的人之间有所区隔……我只是一个齿轮，只是起了传动的作用罢了，在那种境遇里，我没有理由不执行元首的意志。”

　　不仅是艾希曼，早在纽伦堡审判时，很多纳粹也都是这样为自己辩解的：作为一个军人，执行法律和服从命令是天职，这难道有罪吗？

　　奥地利纳粹警察头子恩斯特· 卡尔登勃鲁纳在法庭上哭诉：“我只是履行了情报机关应该履行的职责，这何罪之有？”

　　旁听了艾希曼审判的美国学者汉娜·阿伦特就此出版了《耶路撒冷的艾希曼——一份关于平庸之恶的报告》一书，书中将艾希曼这一类人的罪责抽象为“平庸之恶”，即：忠诚地遵从命令的下级，对显而易见的恶行熟视无睹或者直接参与，这种行为所体现的就是“平庸之恶”。

　　在我们很多人的想像中，在我们的抗日神剧里，那些杀人如麻的家伙个个面目狰狞、性格冷血。然而实际上，在日常生活中，他们和我们没有任何区别。阿伦特说：“艾希曼只是一个普通人，一个谦逊的人，既不是堕落的人也不是施虐狂，只是极度和可怕地正常。”一个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幸存者回忆说：“在我认识的党卫军队员中，几乎没有一个人说不出自己不曾救过别人的性命。施虐狂是少数，他们都是完全正常的人，完全能分辨善恶，他们都知道发生的是什么事。”这些刽子手们，很多甚至堪称正直和道德的楷模，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司令赫斯就是一个典型。

　　兽性和人性有时竟然是可以交融的，是可以非常和谐而诡异地统一在一个人身上的，这确实令人难以置信，然而却是真实而普遍的存在。

　　那么，一个平日里的普通人，一个好人，一个循规蹈矩温顺谦恭的人，一个连杀鸡都不敢看的懦弱的人，乃至一个善良、正直、充满正义感的人，怎么就能够服从罪恶，热血沸腾地投身于恶行并且内心丝毫没有愧疚和负罪感呢？对此，希特勒早就给出了答案——“给小人物的灵魂烙上自豪的信念，虽然他是一个小人物，但却是一条巨龙的一部分！”

　　也就是说，让他成为汹涌山洪的一颗水滴和一部隆隆前行的机器上的一个齿轮，让他坚信他是在从事着一项伟大的事业，让至高无上的“国家利益”淹没他的良心和个人情感。

　　艾希曼就曾声明：“我本人对犹太人没有仇恨。”他只是法律和元首的忠实信徒，面对罪恶，能够参与到那一场波澜壮阔的、“造福于国家和民族的伟大事业”中的自豪感取代了他个人对善恶是非的判断。

　　纵观人类历史，如此这般被蛊惑而掀起的毁灭性狂潮不乏其例。

　　索尔仁尼琴在偷偷写作《古拉格群岛》的时候，有人曾劝他：“让过去的过去吧。总是纠结于过去，会失去一只眼睛的。”索尔仁尼琴回答：“这句谚语的下一半是：忘记过去，你会失去两只眼睛。”历史的教训不应忘记，一个没有记忆的民族是没有未来的。

　　“平庸之恶”，是一种广泛性的群体之恶，恶在群体的赞同、默认和无意识。希特勒是由全体德国人投票上台的一样，不可否认，他是得到了大多数德国人支持的，所以，作为健康的、具有自由意志的个体，作为应对自己的行为担负道义和法律责任的具体实施者，强调自己的从属地位，将责任完全推卸到某个或某些人身上，如艾希曼般将自己打扮成“只是遵命行事”的无辜者的模样，这显然是荒谬的，甚至不啻于平庸之恶的延续。

　　山洪是由一颗颗水滴组成的，机器是靠一个个齿轮的传动运转的，所以，在山洪和机器造成的灾难面前，每个水滴和齿轮都难辞其咎。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在二战后反思说：“我们全都有责任，对不义行为，当时我们为什么不到大街上去大声呐喊呢？因此在所发生的一切罪恶中，每一个人都是同谋共犯，除非我已经竭尽所能来阻止它。”雅斯贝尔斯所言，并非主张秋后算账，而是站在哲学的高度对平庸之恶加以审视，认为在一场民族性的黑暗面前，每个人都应该检讨自己，只有每个人都完成了一次自我审判，并且在内心深处给自己设定一个防范平庸之恶的底线之后，类似的劫难才不至于重演。

　　作为寻常之人，我们每个人都有可能在个体的蒙昧、群体的惯性和某种压力之下堕入“平庸之恶”之中，因为平庸之恶并非只存在于显而易见的灾难发生的时候。

　　明哲保身是一种智慧，趋利避害是人的本能，然而也恰恰是这些，构成了平庸之恶的土壤。

　　请我们牢记这句话：面对恶行，最可怕的就是普遍的沉默；在呐喊停止的地方，恶行一定会大行其道。

　　防范和杜绝平庸之恶，并非苛求每个人都成为建造者，但至少可以使自己不成为随众拿走一块块砖头致使雷峰塔倒塌的那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