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需要一个领导国家吗？ 乌托邦只能由坏人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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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需要一个领导国家吗？

王立新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在一个无政府的国际社会里，世界是否需要一个领导国家？不同国家、同一国家不同的人对此可能会有不同的回答。当1990年8月伊拉克入侵科威特的时候，科威特王室肯定希望能有国家站出来，领导国际社会对伊拉克的侵略进行回击，恢复科威特的主权和领土完整。

九·一八事变后，当时的国民政府曾寄希望于英法控制的国联能维护国际法和国际正义，制止日本的侵略。而当前我国领导人多次提到要促进国际关系的民主化和国际政治的多极化，实际上是不承认国际社会有所谓的“领导国家”。

什么样的国家能够成为世界领导国家？或者世界领导国家需要具备哪些条件？

超强的经济和军事实力（硬实力），这是成为世界领导国家的首要条件。

崇高的威望（软实力），包括其制度、价值观和文化的吸引力以及外交政策的正当性，特别是外交政能是否兼顾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和其他国家的利益。

1787年制定的美利坚合众国宪法规定了人民主权、共和制、立宪政府、联邦制等一系列建国原则，建立了保障公民自由的宪政民主制度。

美国的成功有更深刻的原因，即美国的自由民主制度以及作为这一制度之基础的文化和观念。这一制度保障了公民的自由和权利，激发了个体的创造性，推动社会以和平、渐进的方式解决各种社会矛盾，确保了国家的长治久安。

美国的崛起不是国家“计划”或伟大领袖“规划”的结果，而是一个自然的过程，即一个从自由到富裕，从富裕到强大的过程。“美国梦”不是国家强大梦，而是个人成功梦。美国的历史经验促使我们思考，自由对富强究竟意味着什么？

如果一个国家不是通过给公民以自由、激发个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实现富强，而是通过剥夺公民的权利实现崛起，这种崛起是不能够持久的。

历史上，那些通过建立强大的国家机器，通过剥夺公民个人的财富，限制公民个人的权利，迅速实现国家强大的国家，都是昙花一现。

20世纪人类历史提供了三个这样的例子，即日本、纳粹德国和苏联。

最后，需要思考的是：

中国是否应该追求世界领导地位，特别是我们能否承受领导世界带来的的责任与负担？由谁来承受这一负担？中国目前是否具有领导世界所需要的实力、威望和能力？质言之，中国领导人和民众是否已经明白，领导世界对中国来说意味着什么。

就算有实力，世界各国人民是否对你的政治制度恨之入骨？又恨又怕，巴不得消灭这种制度。

哈耶克：乌托邦只能由坏人建立

莫大先生  太初的初

哈耶克认为，乌托邦信仰者都具有自命美好的情怀，但是，一旦进入实践，就必然会侵犯人权、剥夺自由、经济崩溃，乃至全社会道德沦丧。因此哈耶克坚定地认为——乌托邦只能由坏人去建立。

首先，一个社会中最好的分子，肯定是那些教育和知识较高的人，而不是相反。但是，人的教育和知识越高，他们对事物的见解和趣味就越不趋同，他们赞同某种价值等级制度的可能性就越少。

而乌托邦主义者为了笼络大量人群，他们要去寻求一些具有高度一致性的观念，这样就必然导致道德和知识标准最大程度地降低，从而让人性共有的比较原始的本能占统治地位。

什么样的价值标准是低级的？孔子说“吾未见好德者如好色者也”，假如有一万人，可以肯定全部都是好色、或者好“吃喝拉撒”者，但如果说到交响乐，喜欢欣赏的人不足千分之一。因此，把绝大多数民众联系起的，毫无疑问乃是最小的公分母——人的原始本能。

因此，这个群体的构成者决不会是具有高度教育和高度趣味的人，而是那些很少有创造性和独立性的人，是那些更多被原始本能控制的人，也是那些把人多势众作为坚强后盾的人。

一个高明的统治者，不会完全依靠这些只具有简单和原始本能的人，这些人只可当成炮灰，不足以完成他的乌托邦事业。真要成大事，他必须把更多的人转变过来信奉同样简单的信条。这就是古拉格、夹边沟形成的原因。

第二，乌托邦统治者能够得到一切温驯的和易受骗的人的支持，因为这些人只会接受一个现成的价值标准体系，只要大声地、喋喋不休地向他们鼓吹这种体系，他们都会接受。壮大极权队伍的，正是这些思想模糊、容易动摇的人。

最著名的例子，就是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纳粹）所宣称的：谎言重复一千遍，就成了真理。

第三个原因或许是最重要的，乌托邦的统治者巧妙地利用人性的幽暗，为人群制造敌人。

训练有素的煽动家会发现，人类对敌人的憎恨、对富人的忌妒是天生的。顺应人的这种天性，给他们制造敌人和仇恨，就会成为绝大多数低素质群氓拥护的领袖。

因此，那些想要获得民众无保留的忠诚的人，总是为人民制造敌人。煽动民族主义、挑起领土争端、提醒屈辱历史、指称内部敌人，这些小小的花招是糊弄群氓的永远有效的法宝。

贸易战：“目前中国对东盟五国突然实施零关税，释放的信号就是，想要通过中国在东南亚国家注册的公司或国有的经贸机构间接进口美国大豆等饲料原料农产品。这些东南亚国家并不具备大豆的规模生产，而且也很难填补中国如此大的市场差额，所以就是想要采取曲线救国的办法来填补进口大豆的市场差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