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仲敬：美国主导的世界秩序及中国成长(3)

徐文立

刘仲敬：美国主导的世界秩序及中国成长(3)

2018-06-19

三、宪法秩序与世界体系

法统与僭政，安全落差与秩序输送

文明意味着秩序的生成和暴力的形态化。秩序意味着“可预见性”对“偶然机遇”的排斥；形态意味着赤裸暴力的边缘化和污名化。达尔文世界的居民坦然接受偶然机遇和赤裸暴力的统治，视之为人类生存的自然状态；而合法暴力、滥用权力、拨乱反正的概念对他们非常陌生，就像文明人对“出生地的正当性”“海拔的正常化”“经纬坐标的合理调节限度”一样莫名其妙。“合乎形式的统治”凝聚于法统，法统是一切形式的综合和升华。法统的完善性和延续性是文明人类所能指望的最高世俗成就。文明居民在理想的法统下，能够忘记自然秩序与政治秩序的区别，不再将机遇和暴力视为理性预期的必要组成部分，就像大都市居民无须将砍柴御寒列为圣诞节购物计划的必要组成部分。真正意义上的世界历史就是各种法统生成、展开和灭亡的历史。来自过去的信息如果完全不具备法统意义，就只能纳入考古学、人类学或自然科学范围。法统或形式将意义赋予历史，在法统的边界之外，只有事件，没有意义。僭政是秩序的逆转和暴力的无形态化，是机遇和暴力对形式的反扑。

只要不同行为主体在同一时间存在完善程度不同的法统，或法统与僭政并存，秩序“可预见性”的差异就会转化为国际体系中的安全落差。安全落差构成重要的外交资源，通常有利于法统最完善或最持久的一方。菲利普·奥古斯都对约翰王的优势主要源于约翰的弑亲罪、英格兰王国的宪法危机、英格兰王国与诺曼底公国的财政与司法管辖权冲突。在这些危机暴露前，约翰的父亲亨利曾经依靠同样的资源长期凌驾于法兰西王室之上。路易十四对斯图亚特王朝的单方面影响力主要建立在两国宫廷的合法性差距之上，甚至不列颠岛国的地缘优势都不足以抵偿。只要绝对君主制构成18世纪国际社会的标准形态，凡尔赛的模范宫廷就可以坐享外交红利。只有既正统又新教的君统才能解决英格兰-苏格兰王国的宪法危机，这正是奥兰治亲王和1688革命的历史使命。《天主教排斥法案》《王位继承法案》和《1707年联合法案》奠定了全世界最稳固、最古老的法统，极大地增加了不列颠君主国面对欧洲大陆和全世界的安全落差。只有在安全落差的保护下，它才能居高临下地仲裁欧洲大陆的势力均衡。立宪君主制构成了19世纪国际社会的标准形态，相应的外交红利也就转移到威斯敏斯特。

1680年，《塞特尔请愿书》充分体现了国内宪制和国际秩序如何联结于正统性：

在英格兰当前的紧急形势下，天主教继承人若能自愿逊位；其功在社稷，不亚于库尔提乌斯之于罗马。这两种情况的差别，不外乎当今环境较为缓和而已。吾国虽危，仍然无须流血牺牲。逐鹿问鼎，殊非易事；何如归卧林泉，苏我黎民？若是，则国本危而复定，兆民乱而复安。殿下高风亮节，炳勋千古；纵然万乘之尊，亦将相形见绌。

殿下一劳永逸的结束阴谋，让达摩克利斯之剑入鞘，解君国累卵之危，给国民费厄泼赖（Fairplay）。何况，国王与御弟年龄相若。逊位就人事种种不测风云而言，尚非剑走偏锋、计出孤注。二圣的安全与荣耀、王国的和平与繁荣，乃至整个基督教世界的安宁，无不有赖于此。惟其如此，国王和国会才能精诚团结。军民一心，才能巩固盟国。联盟巩固，才能遏制法兰西势力的致命扩张。（The Character of a Popish Successour and What England May Expect from Such a One Humbly Offered to the Consideration of Both Houses of Parliament，Appointed to Meet at Oxford，on the One and Twentieth of March，1680/1）

大革命导致法兰西的正统性和延续性断裂，短命的僭政一再出现，结盟战略和外交导向随着宪制一起翻覆不定，严重损害了国家信用和国际体系的稳定性。大革命导致制宪会议和国民公会单方面撕毁法兰西君主制承担的条约义务，在和平时期吞并小国，兼并邻国领地，对外邦臣民行使司法管辖权。1848年革命重演了武断权力的一幕，每一次法统中断都导致过去数十年积累的外交资源流失，大革命毁灭了处心积虑的波旁家族盟约和稳定全欧洲局势的法奥联盟。1830年革命毁灭了大有希望的法俄联盟，这个联盟本来可以预先阻止俾斯麦和第二帝国的出现。1848年革命毁灭了英法自由主义联盟和已经颇有成效的海外协调。1871年革命的共和主义与沙文主义为俾斯麦的东方三帝同盟提供了最佳的意识形态土壤，造成了数十年的英法海外竞争和欧洲孤立。“英国不介意交涉对手的宪制改变”，“英国只有永恒的利益”实际上表明了心照不宣的事实：英国对自身宪制的稳定性和承诺的可信度抱有不可动摇的信心，同时非常清楚它的交涉对象没有同样的把握。英国只用它的海外利益下注，而欧洲各国政府必须用自己的生死存亡下注。维也纳会议和柏林会议的外交官完全清楚，这种不对等的关系意味着什么。势力均衡只是大陆各国的相互节制，仲裁者的权力却不是它们任何一方所能节制的。19世纪初叶，俄罗斯帝国享有类似的优越地位，它的君统和宪制似乎同样安如磐石，因此能够对中欧行使超过其实力允许的权力：拯救者——沙皇的仲裁权并不是不像路易十四对查理二世、帕麦斯顿勋爵对全世界行使的权力。亚历山大二世和他的自由主义大臣结束了俄罗斯宪制的稳定期，此后造成的后果是众所周知的。我们只有厘清这一系列连锁反应的背景，才能理解俄罗斯保守派对改革的痛恨。

大战和冷战将旧世界的古老法统一扫而空，国内和国际的政治习惯同时断裂。20世纪的僭主政治发挥了19世纪拿破仑政权的历史使命，通过组织资源的毁灭、自我毁灭和相互毁灭，制造了一片秩序真空和安全低气压区域。二战后的宪制争议日益低落，国内民主宪政和国际威尔逊主义几乎变成了理想政治模式的唯一候选者。即使彰明昭著的僭政也丧失了“为自己伸张正义”的勇气，只能毫无自信的冒充“更彻底更完美的民主宪政和国际协调”。相反，法国大革命以前，甚至一战以前，各种版本的君主制、贵族制、混合政体无不深信自己的正统性高于任何其他形式，各大国无不相信理想的国际秩序应该承认自己的优越地位。这种变化充分证明了旧世界政治基因多样性的枯竭和新世界的种子银行地位。大自然厌恶真空，安全落差肯定会导致秩序输出和输入，输出秩序的一方肯定会对输入秩序的一方行使帝国仲裁权。威尔逊主义就是美国秩序银行向欧洲秩序破产者推出的政治马歇尔计划，美洲国家组织、国联与联合国、北约的成立与扩张都是美国宪法和联邦的DNA复制，表现形式差异甚大，主要是因为所处生态环境不同，而非基因不同。

威尔逊主义之所以能够推行到美洲以外的地方，主要是因为美国相对于旧世界的安全优势；但正因为安全落差的存在，威尔逊主义最珍爱的集体安全体系不可能完美落实。安全落差的断层线将文明人类分为威尔逊世界和霍布斯世界。任何模式只能在形式差异不大的部分行为主体之间大致实现，在法统与僭政、集体安全与现实政治之间，安全落差构成秩序输送的动力源，秩序输送构成世界体系运作和演化的动力源。正如美国宪法秩序是美国世界秩序的灵魂，二者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模范宪制的复制扩张迟早会直接或间接地巩固和强化世界秩序，世界秩序不断将边缘地带的外交红利输入模范宪制的中心。我们已经看到：奥兰治亲王的胜利不仅暂时破坏了路易十四左右逢源的外交顺境，而且永远阻断了“以绝对君主制为中心，建构未来世界体系”的道路。1789年革命意味着：绝对君主制的“修道院长”甘愿抛弃自己的门徒，加入立宪君主制的“见习修道士”行列。19世纪的法兰西和21世纪的俄罗斯一样，不再具备生成潜在秩序中心的资格。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才能真正理解美国新保守主义输出民主的热忱。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科索沃战争和伊拉克战争的目标不单是霍布斯意义上的国家利益，也是巩固世界体系的护法战争。伊拉克战争尤其是一次麦克阿瑟式的路径锁定，其阻断地区霸国，以及挑战世界秩序的预防性成果远远超过了目光短浅的现实主义外交，正如麦克阿瑟的日本堵塞了亚洲大陆出现霸权中心的可能性。一个包括库尔德实体的伊拉克联邦出现在中东心脏，其效果等于一个独立的波兰出现在东方三帝国之间。不到十年，颠覆伊拉克的地下超限战就使叙利亚和伊朗民穷财尽，干戈内起；也惟其如此，联合国才能对这些国家发号施令。在萨达姆存在的年代，美国无论付出多大的代价都不可能造成这样有利的局面。丘吉尔对波兰的看法完全可以使用于未来的远东和中东：人们将会看到，伟大的戏剧不过刚刚开始。

美国新保守主义的认知图景浸透了罗马式的天命观，完全不同于霍布斯世界此起彼伏的地方性霸权主义。在国际体系存在（近代欧洲的历史范式往往使人误以为它是永恒的）的大部分历史时期内，外交、联盟和对抗产生于实力相近的大国或政治联盟之间。实力不在同一数量级的弱小国家只能作为联盟的一部分实施有效干预，或者根本不能实施有效干预。只有在迦太基灭亡到埃及灭亡、以及柏林墙倒塌至今这两段时间内，国际体系才呈现极为独特的现象。第一：国际体系仍然存在，并未或尚未被帝国结构取代。罗马之外的旧日列强完全解体，任何其他实体或新兴实体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不可能达到实力相近的数量级。罗马有能力仅仅依据国内和盟国的需要实施单边行动。加强国内力量或缔结反罗马联盟的努力会增加、而非减少失败的危险，远不如游说和争取罗马政治家和选民政治集团更现实而有效。

在这种情况下，争取“罗马人民的朋友”资格变成了最大的国家利益。获得元老院的安全承诺，与已经获胜没有实质性区别。争取罗马人民的不干涉承诺失败，与已经失败没有实质性区别。如果元老院宣布帕加马为罗马的敌人；该国就会被邻国和国内敌对政治势力瓜分，因为这是唯一能增加权力而又不冒毁灭性风险的途径。于是，罗马世界的国际纠纷逐渐从属于罗马各党派的斗争。政治习惯长期化，形成路径依赖。最后，这个利益攸关者组成的多国共同体被公认为“罗马帝国”；尽管从法律上讲，“罗马人民的朋友”有自己的元老院和民众会议，还有其他某些部分甚至连罗马的行省臣民都不是。

后冷战世界体系的表象是多极世界，实质也是罗马世界。反对单边主义的呼声和冲突实际上不断强化了罗马秩序，因为这些反对只有两种来源。其一，罗马盟友或利益攸关者有不同意见。无论这种意见是否能改变罗马政策，都会开启或强化盟友或利益攸关者对罗马政治结构的依赖程度。如果诉求针对罗马，主要就会增加罗马的权威，其次才会增加诉求胜利者的权威，最不可能增加诉求失败者的权威。科索沃外交、利比亚外交属于这种模式。其二，不对称政治集团发动的非常规战争。这种战争不可避免会损害罗马秩序，从而损害盟友或利益攸关者。后两者的自卫和反击能力远不及罗马，因此势必形成维持秩序的国际协调行动。这种协调主要有利于罗马，在较小的程度上有利于后两者；但后两者不能采取其他行动，因为她们无法承受即使是较小的损失。反恐外交属于这种模式。

美国新保守主义者并没有造就这样的路径，但他们承认这种现状。他们选择运用罗马式仲裁权扩大威尔逊世界及支配霍布斯世界，维护权利政治对现实政治的霸权。这种选择证明他们仍然是威尔逊主义者，美国宪制的优越性仍然是他们的力量之源。如前所述，地方性强国仅仅涉及国家利益的斗争不能动摇世界差序格局。任何可能存在的“非美”世界秩序必须具备某种宪制自信，至少必须像18世纪的绝对君主制一样，构成某种可能存在的替代性路径。而重商主义和国家主义并不具备这样的可能，在东亚势力均衡结构趋于固化和紧张的时代，复辟超民族帝国的概念只能酿成外交灾难，即使德国索取神圣罗马帝国的历史权利、土耳其共和国索取奥斯曼帝国的遗产，后果都不会这样可怕。美国新保守主义者的真正弱点在于：他们对中间层以外的达尔文世界无能为力。事实上，达尔文实体对任何政治手段都不敏感，在政治建构完成之前，达尔文世界只能是机遇和恩典的领地。雕刻家只能同时产生雕像和碎石，或者什么都产生不了，而建构罗马的世界秩序一定会建构自己的蛮族，这两者都是天命的一部分。

我们考察朝鲜战争以后的东亚格局；以下的结论是无从回避的。其一：在共同价值观和稳定联盟体系不可能存在的情况下，马基雅维利主义总会笑到最后。其二：中国总是一再发现自己的软弱，然后根据这种软弱调整战略（内政外交在战略中明确区别）；“社会主义阵营”、“第三世界革命”和“韬光养晦”都以软弱为出发点，毛邓时代构成连续的整体。其三：儒家古老的“经权之变”仍然在发挥作用。中国的“经”虽然并非一成不变；但始终是西方的异质体，不在西方外交手段的接触范围内。中国外交始终属于“权”的范围；只是临时性的权宜之计，服从一时一地的力量对比。如果力量对比发生变化，权宜之计不但必然改变、而且理应改变。如果美国以“保持现状”为外交目的，保持力量对比的现状就是她唯一的选择。换句话说，美国的目的就是维持美国的优势和中国的弱势。

那么，什么才是中国的“经”呢？没有几个中国人能清楚地界定“中国”，更不用说达成命运共识了。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无论中国自我定位为社会主义、第三世界或是正在复兴的古老文明，她的“经”都会具有“改变西方游戏规则”的涵义。中国最终战略的结果（无论成败）只能意味着当代国际体系和中国自身宪制的结构性演变。当代国际体系和中国自身宪制都是近代西方征服和训规世界的产物，中国自身宪制又是近代国际体系演变的被动产物。中国的崛起或发展意味着扭转这种（有损帝国尊严的）路径依赖，恢复（西方训规前的）正常状态。相形之下，巴西、墨西哥、泰国、甚至印度的崛起仅仅意味着改善自身地位和国民生活水平，并不会影响世界体系本身；因为她们的“经”都已经从属于西方价值观，她们的“权”已经纳入国际体系。

历史一再告诉我们：国际冲突的原因不在于利益冲突，而在于利益冲突能否纳入当时的国际体系。明太祖和清世宗对朝鲜和越南的领土让步范围远远超过东海和南海的无人岛屿，但不会引起任何严重后果；因为在天下的体系中，帝国向藩属割地无异于内地省份对边远省份的照顾。英法两国的殖民地纠纷是可以协调的；因为双方的要求具体而有限，可以在现存国际体系中通过利益交换解决。英德冲突最终导致国际体系瓦解；因为德国的最终目的并不是摩洛哥或刚果，而是改造国际旧秩序。当今之世，只有中国存在这种德国式的处境。如果她突然改弦易辙，把“融入西方”视为自己的最终命运；就无异于宣布拿破仑战争（反帝革命）以来的一切牺牲都是谬误和徒劳，官方的英雄将一变为坑害和欺骗同胞的恶棍。在一个以世俗历史为合法性源泉的国度，修改国家命运（无论是革命还是复兴）就是宪法危机。中国革命和复兴针对的目标都是西方霸权（西方秩序），在国际上融入现存秩序意味着在国内瓦解现存秩序。欧盟的超国家和后国家秩序必须以德国原有宪制和历史解释的毁灭为代价。只有政治上极其幼稚的人才会相信：种植果树可以不种树根，只种结实的树枝；越过残酷的暑热，直接进入温馨的收获季节。

秩序与战略

安全落差与世界秩序动力源的关系类似重力落差与水电网络动力源的关系。世界体系必须可持续的开发和利用动力源，包括既存和潜在的动力源。世界安全体系的完美程度取决于两大因素：体系对行为主体的吸纳程度，体系对动力源的开发程度。在前一方面，美国超过了罗马-意大利同盟；在后一方面，美国超过了大英帝国。由于国内宪制和缺乏刺激的缘故，它迄今尚未充分运用自己的潜力和体系的动员能力。

罗马秩序瓦解后，西方秩序沿着自发生成-崩溃-扩大-深化-重建的螺旋轨迹发展：在七年战争前夜，开启了世界体系；在一战前夜，完成了世界体系；在冷战结束时，开启了帝国体系。如果罗马式天命遵循自身的逻辑展开，穷尽其内在可能性，“9.11”以后的世界秩序就会走过以下的轨迹，回归罗马秩序——反恐（海盗）战争将帝国使命强加给不情愿的庞培，恺撒却通过平蛮（高卢）战争劫持了帝国使命。最后，埃及顺民国家（东方官僚国家）及其汲取机器为奥古斯都完成了帝国体系。罗马法统通过被动的征服，以自身秩序维系世界秩序；东方僭政通过主动地被征服，为自身输入秩序。当前业已存在的世界差序格局会不会或者在多大程度上罗马化，主要取决于秩序生产者-罗马-美国的有意和无意选择。

美国外交摆动于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之间，前者以伍德罗·威尔逊和罗纳德·里根为代表，有黑白分明的世界观，对美国的道德优越性非常自信，在很大程度上，他们把自己的好运当成了自己的美德。后者以西奥多·罗斯福和理查德·尼克松为代表，能清醒的认识多色调的世界，有分寸的维护多元国际体系。吊诡的是，美国却在威尔逊传统之下取得了最大的外交成就。历史背景早已说明了原因：威尔逊主义和现实主义不是平起平坐的两种外交学派。前者正是清教徒民情与合众国宪制的自然体现，象安泰一样吸取了西方世界最年轻民族的原始力量；这种力量足以弥补数不尽数的技术性失误。后者只是一系列断断续续的插曲。西奥多·罗斯福和马汉和呼声像施洗约翰的雷霆一样曲高和寡，消失在旷野中。观众赞赏他们的男子汉气概，却几乎没有或完全没有理解他们的意思，更不用说接受他们的观念了。尼克松-基辛格的权力外交也好，他们刻意模仿的样板（俾斯麦权力外交）也好；都需要极其老练的手段，将本国制度的空隙利用到难以为继的极致。然而二者平庸的继承者都承受不起智者才能胜任的重担，迅速退回更简单僵硬的路线。况且本国政治阶层的排异反应也迫使他们只能这样做。基辛格的欧洲式权力外交必须依赖尼克松的宫廷式内政支持。二者虽然还没有直接违背宪法条文；但已经弥散出浓厚的“非美”气味，足以刺激美国政治阶层的嗅觉。元首通过（正式地位低微、甚至不存在的）“内廷”系统推行马基雅维利式个人外交，架空（正式地位甚高的）正式官署。这种做法是东方各帝国的政治常规（和官制演变的主要动力），在波拿巴-戴高乐式拉丁元首身上也颇为常见；但日耳曼系各邦极少容忍这种僭越。尼克松政府的凄惨下场跟美国政治阶层的长期猜疑颇有关系，基辛格的外交风格对培育国民的信任感至少是没有什么帮助。

欧洲式外交是一种经验性的小步舞，依靠所有参与者的习惯性协调才能维持。这种协调运动本质上属于艺术，不应该成为科学的适当对象；因为它不可复制。即使在初始条件完全确定的情况下，本身完全相同的反应只要节奏稍快或稍慢；就会在一两代内产生戏剧性的差异。有目的有计划的外交总是失败的，外交成功的意义其实是：通过外交对本国国民（政治阶层）进行政治训练，使其长期保持“竞技状态良好”的运动姿势。从历史进程看，与其说欧洲各邦建立了欧洲外交网络，不如说欧洲外交网络塑造了欧洲各邦----包括其宪制和民情。如果一个邦国在其宪制形成的关键时期未曾经受外交舞会的熏陶，她就永远无法弥补“青春期笨手笨脚”的痕迹。她象成年以后才学外语的人，格外依赖语法分析；并不是因为语法比语感重要，而是她的能力只能掌握语法。英国的外交传统最蔑视理论，而她最近的亲戚美国最喜欢引进欧洲外交理论（尤其是德国外交理论）；原因就在这里。欧洲式外交在美国始终不脱“客卿”性质，经常受到国内地方性政治的约束；原因也在这里。

外交是内政的延伸，国际体系是秩序中心宪制的眼神。世界秩序一旦遭遇缺乏适当定位的异质体，价值观冲突就会隐含价值观战争的可能。甚至早在1978年的华盛顿-北京蜜月期，威尔逊继承人和孙子继承人的价值观战争就已经隐约可见。老牌马基雅维利战略家（这无疑是他在美国的公众形象）在中国遇见了更彻底的马基雅维利战略家。他在敬畏和忌惮之余，记下了东方工具理性的价值观。这种价值观的重心不在正当性，而在达尔文世界的法则。任何秩序只能是权力的短暂分泌物，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也因此舍本求末的威尔逊主义理论只能是愚蠢、软弱和虚伪的体现，只能唤起紫禁城的蔑视。

“邓小平嘲笑美国对苏联在第三世界开拓势力范围的回应，并责备美国试图“取悦”苏联：'你们的发言人总是为苏联的行动辩护。有时他们说没有迹象证明苏联和古巴插手扎伊尔和安哥拉。你们这么说没有用。说实话，你们每次要和苏联缔结协议，都是美方让步来取悦苏联。’做得实在漂亮。这个国家身为苏联的首要目标，却把它所建议的联合行动说成是理性的义务，而不是国与国之间的交易，更不是对美国的求助。中国处境危险——有它自己的分析为证——但它表现得像是教授战略的老师，而不像美国的欧洲盟友那样，经常是被动地听从美国的指示。
美国辩论中经常涉及的问题——国际法、多边解决、民众的同意——在中国的战略分析中常告阙如，除非是作为达到既定目标的工具。而这个目标，邓小平告诉布热津斯基，就是'对付'北极熊’，没有别的。
但是，对美国人来说，美国社会根本价值观中所谓的现实主义是有限度的。让杀人不眨眼的红色高棉在柬埔寨掌权就超过了这样一个限度。没有哪个美国总统能把红色高棉简单地看做围棋战略中的又一颗棋子。它把金边的居民赶进丛林，大规模屠杀某类的平民，这些种族灭绝的行为美国不能视若无睹（虽然我们下面会看到有时也为了需要而牺牲原则）。”

面对这样一个交涉对象，美国民众的本能反应只可能跟工会主席乔治·米尼相同。他用一句草根群众的粗话打乱了肯尼迪、尼克松两届政府的缓和战略：“总统先生，别想把我们美国工人拐卖到伏尔加河去！”基辛格谙熟的现实主义外交必须在多元利益斗争的前提下才会游刃有余，在宗教改革、法国大革命和冷战这种“汉贼不两立”的形势下很容易适得其反。他同样清楚：美国政策和力量的根源都在于鄙视“腐败旧世界”的清教徒道德直觉。“山巅之城”、“自由卫士”、“跨海平魔”的正邪斗争DNA永远遗存在她的外交传统中。基辛格精巧的俾斯麦式战略为尼克松赢得了“狡猾的迪克”绰号，里根粗糙的“邪恶帝国”论却深得民心。

坚持原则不一定总是最好的政策，却经常是美国最好的政策。在英国贵族和罗马元老手中，权力政治的技巧可以增加巧实力、弥补硬实力。在美国草根群众当中，马基雅维利主义会造成宪法危机、社会分裂和国民士气低落。由此导致的硬实力损害会远远超过巧实力的益处。尼克松-基辛格政府在接近零成本的情况下发动外交革命，使苏联陷入更恶劣的战略包围圈，完全解除了美国人在印度支那伤亡的危险；却仍然能通过武装南越军队，保持跟美军直接干涉相同的战果。然而，总统秘密外交造成了国会的不信任。尼克松本人、总统的战争权力、中央情报局的秘密战争、南越军队的武装都沦为宪法危机的牺牲品。西贡陷落的悲情只有依靠里根重振威尔逊主义和牛仔精神才得以治愈。出兵格林纳达和轰炸利比亚的外交利益微不足道，对恢复美国国民的斗志和团结却是功不可没。里根作为知识分子和外交家是完全不称职的，但他体会美国民情的敏锐本能和理解人性的健全常识却是杰克逊总统以后的第一人。冷战在此人手中大功告成，一点不是偶然。

中美战略关系一开始就是针对共同威胁的马基雅维利政治，从不具备共同原则的基础。（用邓小平的话说：“我们不是建议成立正式联盟，而是各自根据自己的立场行事，协调行动，采取必要措施。”）这种战略关系不具备互信，也不需要互信。Actor存在于赤裸权力的寒风中，对自己和伙伴都不抱幻想。这种关系的唯一基础就是：坦率地求同存异。也就是说：针对具体问题的临时性合作，随时准备化友为敌、应对分歧；既不指望双方根本价值观的冲突可以永久性调和，也不指望根本目标的冲突能够永久性推迟。随着共同威胁（苏联）的瓦解，权力政治早晚会露出本来面目。

“中国与西方外交战略的一个主要区别在于自我脆弱时的反应。美国和西方外交官认为他们应该小心地避免挑衅，而中国的反应更倾向于放大藐视。西方外交官从不利的力量平衡得出的结论往往是必须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他们呼吁外交举措，把对手放置在'错误’的一面，在道义上孤立他，但停止使用武力----在越南入侵并占领了柬埔寨以后，这基本上是美国给邓的意见。中国的战略家们更可能会增大他们的承诺以鼓起勇气和心理压力，反对对手的物质优势。他们相信先发制人是威慑力的形式。当中国的规划者得出结论认为他们的对手获得了不能接受的优势和战略趋势转向对己不利时，他们的反应是企图破坏敌人的信心，并让中国，如果不能在物质上，但在心理上重占上风。”（《论中国》第十三章 “摸老虎屁股”：对越作战）

如果将上文的印度支那问题修改为台湾问题、南海问题或东海问题，这种行为模式的差异仍然存在。这时，西方世界和中国再次由合作者变为对手。如果基辛格的模式没错，我们就会推导出下面这样的结论：西方的克制态度实际上会增加战争或冲突的危险；因为这必然会暴露自身的软弱，刺激中国根据权力政治原则得寸进尺。中国的强硬或敌视态度反而是外交成功的证明；因为这说明中国已经发现自身的软弱，指望以虚张声势掩饰保守退缩的实际举措。这种外交合乎逻辑的典范只能是艾森豪威尔政府对金门危机的处置，1996年危机重演了这一范式。

表面上，中国有一种德国式的外交选择。她似乎可以再度启动陆权对海权的挑战。然而，这种相似性仅仅存在于地缘形势方面。21世纪初的中国确实与20世纪初的德国一样孤立无援，易受包围；但德国的产业、技术和军事与英国处在同一数量级，在某些当时的尖端科技上领先于英国，这一点清楚地体现于20世纪初的诺贝尔奖名单。事实上，中国外交之所以尚有可为，就是因为中国在数量级意义上不能构成美国的竞争对手。基辛格的新书《论中国》其实就是用比较委婉的语言描述这一事实。如果你有德国的弱点，却没有德国的优点；就不能合理地指望在德国失败的地方胜利。更重要的是：德国的失败挑战、苏联的失败挑战、旧欧洲权力政治的末路、威尔逊世界的整合、美国的秩序输出已经深刻的改变了世界体系的结构和性质，罗马秩序不会重返雅典时代。迦太基曾经有胜利的机会，安条克曾经有挑战的机会，托勒密则两者都没有。吹笛手托勒密和克里奥佩特拉在罗马世界弘扬软实力的资源，只要十分之一就能挽救汉尼拔、重创弗拉米尼乌斯以及买通斯巴达和雅典的全体公民。然而一切为时太晚，他们的成就仅限于稍稍延缓罗马秩序展开的速度。人谋不如地缘，地缘不如天命，无论技术多么高明，春天收割、秋天播种都会事与愿违。

假定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中国能够拥有更大数量级的硬实力，那么能否启用上述的德国式外交选择呢？《克劳备忘录》已经对此作出了答复。

如果有必要规划和接受一种理论，能切合德国外交政策所有确定的事实，就只能在下面两种假设中选择其一：
要么德国明确以霸权和海上优势为目的，但会威胁邻邦的独立，最终威胁英格兰的存在。
要么德国没有这样清晰的野心，认为目前只是运用它身为国际议事会列强之一的正当地位和影响力，谋求提升海外贸易、传播德国文化、扩大国民活动范围、随时随地利用和平机会在全世界创造德国的新利益，留下一个不确定的未来：世界是否有朝一日发生剧变，使德国获得指导跨地区政治行动的更大份额，不像现在这样局限境内。在现存政治条件下，无需涉及任何侵犯其他国家既存权利的行动。

世界秩序的主人不需要掩饰自己的底线：世界足够广阔，完全容许英德共存共荣；但是任何跟英国平起平坐的海权都跟大英帝国的生存不能相容。英国只能以两倍的速度建造舰队，直到德国自愿放弃。如果德国不能自愿放弃，历史已经做出答覆：英国将用她的海外资产为赌注，德国将以本国居民和现存宪制为赌注；英国的力量不仅在于她自身，而且在于她的宪制和世界体系同构。挑战者不能欺骗自己，以为他们只需要应付两国之间的对抗。而世界体系允许英国动员全世界的沉默资源，包括挑战者自身的沉默资源。七年战争后，挑战者的每一次尝试都以本国的宪法危机和认同分裂为结局。我们不能指望：在美国秩序整合的基本盘远远超过“大英帝国的和平”的情况下，残局挑战者的机会能超过开局挑战者。先发国家用她们的宪制塑造世界体系，后发国家只能依据世界体系塑造她们的宪制；这是她们存在的先在条件，超乎公正和不公正之外。时间与路径是世界历史的主人，智慧和能力只是主人的化妆师而已。

挑战者与援助者：局外人寻找角色

世界体系由多层次行为主体构成，但形成的网络具有自己的生命力，大于所有行为主体的总和。体系的扩展不断吸纳原有体系外的行为主体，在一个转瞬即逝的机会窗口中，局外人有机会选择和改变自己的角色——挑战者或援助者，无论它是否明确意识到自己的选择，这种选择都将超过其他任何因素的影响而决定它的命运。体系的分量重于任何行为主体，行为主体扮演的角色重于它自身的素质。

十九世纪中叶以来的中国外交史，性质非常不同于威斯特伐利亚以后欧洲各邦之间的外交史。中国外交史甚至不能仅仅用殖民—独立、依附—冲突这样的框架涵盖，因为这种框架已经预先假设了国与国对等—双向交涉的前提。然而，在我们关注的这段历史时期，“中国”仍然是一个涵义模糊、不断变化的行为主体。她的交涉对象也不是一个国家，而是欧洲游戏规则征服世界的长期运动。殖民和独立都是欧洲游戏规则对非欧洲世界的内化过程。如果说二者有什么区别，那就是：独立意味着比殖民更彻底的内化，殖民暗示(至少部分的)非西方性质，正如英印帝国宪制和香港的儒家习惯法所证明的那样。独立必须是一场针对自我的宪法革命，以发明某种欧洲式的想象共同体。这种想象的共同体即使在欧洲也是新生事物。

外交首先创造了中国的概念，世界体系要求中国必须存在，世界体系的剧变一再促成中国的宪制演变。大清原先并不是中国。她没有一条明确的边界，只有从畿辅到荒服的统治能力递减坡度。属地在何处结束，属国在何处开始，没有人清楚，也没有人在意。最后，浩罕和廓尔喀证明为属国，新疆和西藏证明为属地，都源于曾纪泽和薛福成的交涉需要。正是在这种交涉中，大清和中国变成可以相互替换的同义词。随后，荣禄和翁同龢这样的满汉高官开始在国内政治斗争中运用中国这个词，梁启超这样的知识分子则推动了中国概念的通俗化和普及化。在这个过程中，中西交涉扮演了通过他者塑造自我的关键角色。

中西交涉的几个主要阶段都与中国的国家塑造同步。每一次，世界体系的演变都是关键性的背景因素。

第一阶段：天下与蛮夷，总理衙门成立以前的地方性交涉与西夷叛乱

1820年两广当局与英国海军的冲突、通常所谓的鸦片战争、1860年庚申之役以及美、法等国在同一时期的交涉，在双方都产生了各不相同的解释。

在中国方面，这不是国与国之间的交涉和战争，而是地方当局对大规模群体事件的治安措施。而后，帝国政府对地方当局(主要是两广和两江)实施行政赏罚。外国和外交的概念没有进入帝国政府的考虑范围。帝国也不允许任何大规模骚乱影响帝国宪制和天下秩序，她继续遵循廓尔喀叛乱、浩罕叛乱的处理先例。

大清处理群体性骚乱和武装上访，经验丰富、举措审慎，善于将一切不稳定因素纳入帝国秩序，有大量的历史资源可供运用。

根据帝制中国的传统，政府兵刑不分、剿抚兼施，变民与顺民同样不难相互转化。理想的地方官员必须善于“化贼为民” (《宋史·列传第五十二》)。叛匪、变民和叛酋一向是官军的重要补充来源，李克用-李定国的模式源远流长，在大传统(《资治通鉴》)和小传统(《水浒传》、《荡寇志》)当中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记。

帝国对待叛酋的底线不在于利益诉求是否合法或逾分，更不是当时根本不存在的国家主权观念;而在于是否僭号称尊，威胁本朝的正统性和唯一性。在朝廷眼中，英、美、法的诉求不外乎一系列保证人身安全和经济利益的特殊政策。从性质上讲，这就不是非镇压不可的原则性错误。叛酋跟地方官员冲突，企图武装上访、向朝廷告御状，从而争取更有利的善后措施。这种行径不足为奇，有众多先例可供参考，类似事件就是嘉庆一朝的浩罕叛乱。浩罕人入侵六城地区(天山南路)，报复地方当局取消浩罕商人的税收特权(他们原先的税收负担比当地商人更轻。)朝廷剿抚兼施：一面驱逐浩罕叛军;一面罢免制定苛政的那彦成，恢复浩罕人的特权。道光一朝的广州贸易冲突恶化后，朝廷将浩罕战争的主要将领杨芳调往广州，显然并非偶然。

朝廷的处置并不是出于软弱。根据天下秩序的理论，皇帝是一切文明人类的最高统治者，不是一个地方性邦国的统治者。皇帝的力量主要源于正统性和道德号召力，而不是赤裸暴力。叛酋只要没有另立朝廷，就是误入歧途的臣民、而非敌国。如果地方官员的暴政构成叛乱的原因，叛乱者的诉求在于请求皇帝伸冤;皇帝就负有不偏不倚的道德义务，不可以利用武断权力偏袒在任官员。历史经验显示：帝国毁灭的根本原因在于道德号召力的衰落。裁判不公、滥用暴力构成苛政的主要因素。公开否定伏阙伸冤的权利，无异于否定帝国自身的合法性。

叛酋和变民的区别在于：前者所受文明教化更少，更缺乏完全责任能力;因此，怀柔远人、宽待蛮夷符合帝国的政治习惯，也是教化蛮夷的必要组成部分。穆彰阿和伊里布的折奏把怀柔远人和保护江南和平百姓免遭战乱之苦视为《江宁条约》的正当性依据，或许出于文饰;但即使文饰也必须符合当时当地的主流政治伦理，才能发挥作用。“百年国耻”和“不平等条约”的历史叙事需要以下的基本前提：将至高无上的华夏文明世界降格为西方国际体系内的一个地方性邦国。毋庸置疑，这种叙事本身就是大逆不道，而英国人或其他人的贪财图利反而不是。

地方当局的责任是：化大事为小事，降低潜在危险的级别。在这个前提下，他们享有自由裁量权，可以违背成文法，可以将圣旨视为原则性建议、遵守其精神而非字面意义。然而，如果他举措失宜，导致地方性事件升级为全国性事件，直接威胁到中央政府的稳定;无论他居心是忠是奸、举措合法还是违法，他一定会受到惩罚。林则徐和琦善都是在这个意义上倒台的。他们的真正罪恶在于：不能大事化小，反而小事化大，同样的行动如果能使大事化小，本来可以受到奖励。

在西洋方面，这也不仅是国与国之间的利益冲突和交涉，而是西方国际体系对东亚世界的训规。英、美、法为整个西方世界争取特殊权益，而不是仅仅为自己的国家争取利益。更准确地说，她们确立了一种世界体系。普鲁士、丹麦和比利时可以毫无困难地利益均沾，尽管交涉各方都清楚：她们没有可以在远东开战的海军力量。

这些特殊权益后来被解释为侵犯国家主权，但这不是十九世纪末叶以前的流行观念。国家主权的概念是十七世纪的发明;法国大革命以后才在西欧落实，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才在东欧落实，1960年代才在全世界落实。领事裁判权和治外法权是中世纪欧洲的习惯，汉萨同盟在英国、犹太人社区在阿尔萨斯都享有这样的特权。几乎所有君主国和共和国境内都有主权不及的政治实体。法兰西是国家主权理论和绝对主义的模范，在其境内保留了内维尔公爵、洛林家族、阿尔萨斯贵族、阿维尼翁教会领地等众多主权不及的政治实体。这种情况在东欧更加严重。直至凡尔赛会议，特兰西瓦尼亚萨克森人和波兰犹太人继承的中世纪特权仍然是争论焦点。

唯有(欧美)利益均沾意义重大，象征一种世界体系的生成。中国(或中国前体)已经被动地加入了这个体系，此后她的命运主要将在亚洲以外决定。

第二阶段：大清与列强，总理衙门的文化国家与万国公法的世界

庚申之役和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设立开启了一个内外有别的妥协时期。朝廷继续坚持天下秩序和文化国家的理念，但只限于内部。对外，她采取了顺应西方游戏规则的自我保护策略。

就当时的政治伦理而言，战争破坏、条约特权和割地赔款都不是最大的刺激。朝廷最大的欣慰是：联军没有在京师另立朝廷，没有拥立亲王建立张邦昌式傀儡政权，信守撤军的约定。这些现象充分证明他们没有不轨之心，而且遵守信义;因此今后可以视为合理的交涉对象。朝廷最大的失败是：列强坚持在京师设立使馆，外国使臣拒绝对皇帝行臣民之礼。这样彰明昭著地否定皇帝的唯一性和至上性，势必严重损害帝国的合法性。合法性的削弱势必导致文治体系的破产和统治成本的上升。这都是朝廷至关紧要的核心利益，而不是理论上的虚拟。

总理衙门的意义在于：设置一道防火墙，延缓天下秩序遭到侵蚀的速度，为朝廷争取更多的自强时间。然而，根本的前提已经确定：要么天下秩序证明自己仍然具备教化蛮夷的能力，华夏文明世界将再度通过和平同化而扩大边界;要么西方秩序证明自己的文明优越性，将华夏世界降格为半文明的见习生。在马嘉里案件的交涉中，威妥玛就公然以文明教师自居，训导见习生如何学习万国公法。

总理衙门利用万国公法，确实能在不利条件下维护具体的利益。薛福成和曾纪泽的交涉都能证明这一点。然而，这种成就本身就强化了大清在国际体系中的见习生地位、损害了大清赖以统治的天下秩序。天下秩序的力量在于：它必须被公认一种类似自然法则的至上存在;通过道德榜样和模仿-奖励，可以实现较低成本的文治。如果大清自身接受了西方的榜样和奖励，她就只有两种选择：放弃有效统治;或者更多地依靠实力实施有效统治。后者意味着更重的税收，更庞大、更专业的行政机构，更昂贵的军队。在这条道路的终点，大清变成了中国。

第三阶段：中国与文明世界，庚子以后条约体系的确定与中国的蛮夷化

庚子之乱是天下秩序对万国公法的最后一次反击。在国际体系中，理性的行为主体不可能同时对所有其他行为主体宣战。然而，理性有其边界条件。合理和不合理只有在特定的边界条件下才能定义。通过万国公法建构中国，本身就是对天下秩序的谋杀;正如通过万国公法划定边界，本身就是对大清的肢解。光绪二十六年己亥(1901)，梁启超发明中华民族的概念。光绪二十七年庚子，列强最终决定：通过条约体系监护中国。

割地赔款和条约特权是欧洲国际关系史常见的现象，并不格外特殊或不平等。《辛丑条约》的特殊之处在于：它不仅试图训规战败国;而且试图重新解释万国公法，建立胜利者对失败者的永久性内政监护权。从列强的角度看，庚子之乱是一次不及格的考试，证明中国不能适应文明国家的游戏规则，从国际俱乐部见习生降格为候补殖民地。从中国政治精英的角度看，天下秩序从此不再是现实的选项了。中国不是自我建构为地方性邦国，就是等待殖民化。二者都是欧洲体系业已升格为世界体系的证明，除此之外不再有其他体系。

在当时的政治习惯中，条约体系的监护无异于殖民化的观察磨合期。埃及和朝鲜都曾经接受过类似的监护。因此，赫德预感到：自己这一代人即将让位，新一代人将会把中国当作非洲黑人部落的同侪。

条约体系的主要作用在于：确定了外重内轻的基本约束条件。从此，中国宪制演变和社会演化的基本动力来自世界体系的演变。中国政治精英依据他们对世界体系的不同理解，逆向改造中国。他们颠倒了西欧历史演进的正常秩序;根据世界历史塑造中国宪制，根据中国宪制塑造中国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