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病夫”是指中国人头脑有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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锺国孟

“东亚病夫”本来是清末改革人士针对当时很多中国人愚昧无知思想落后所说的，是指这些中国人头脑有病，而不是指身体有病。说到“东亚病夫”，具有强烈民族主义情绪的中国人大都认为那是过去傲慢的西方列强对中国人身体素质的侮辱蔑。如《精武门》、《霍元甲》、《李小龙》等电视剧就体现了中国人的这种观念。
    中国人的这种观念是完全错误的。其实，这是一种不敢正视事实，讳疾忌医的虚荣心态。
    根据今人考证，最早提出“东亚病夫”一词的并不是外国人，而恰恰是中国人。此人就是晚清时期大名鼎鼎的改良派思想家、曾经担任过京师大学堂校长一职的严复。1895年，中国在甲午战争中惨败给日本，全国知识分子反思中国文化的声音萌发。严复在天津的《直报》上发表的《原强》的文章称：“今之中国非犹是病夫也……中国者，固病夫也。”继严复以后，一些觉醒的知识分子纷纷沿用了这个提法。1905年，小说家曾朴在写作《孽海花》一书时用的笔名就是“东亚病夫”；曾朴去世后，在常熟的墓碑上写的就是“东亚病夫曾公梦朴之墓”。
    反观外国人用“东亚病夫”一词，最早是1896年10月17日在上海的英文报纸——《字林西报》。英国人在《字林西报》上撰写题为《中国实情》的文章。文中说，“夫中国——东方病夫也，其麻木不仁久矣，然病根之深，自中日交战后，地球各国始悉其虚实也。”经考证，这篇文章始出于当时的《伦敦学校岁报》，上海的《字林西报》只是转载而已。
    面对当时的中国状况，说中国是“东亚病夫”，是客观、中肯、实事求是的，并没有侮辱的意思。正如梁启超在《新大陆游记》(1904年2月)中所说：“而称病态毕露之国民为东亚病夫，实在也不算诬蔑。”
    鲁迅等思想家也多次称中国为“病国”、“病夫”。鲁迅通过《狂人日记》《药》《阿Q正传》《孔乙己》《离婚》《祝福》《论睁了眼看》等名篇佳作对国人的劣性病根作了深刻的刻画。鲁迅在《论睁了眼看》一文中写道：“中国人的不敢正视各方面，用瞒和骗，造出奇妙的逃路来，而自以为正路。在这路上，就证明着国民性的怯弱，懒惰，而又巧滑。一天一天的满足着，即一天一天的堕落着，但却又觉得日见其光荣。”
    可见，中国的开明思想家和英国人称中国为“东方（亚）病夫”，主要含义并不是讽刺中国人体弱不健康，并没有侮辱中国人的含义，而是说中国人在精神文化方面上的思想僵化，固步自封，迷信，愚昧无知，麻木不仁，面对极权统治的奴性十足，逆来顺受，苟且偷生，浑浑噩噩的国民精神劣性和政府狂妄自大，无德无能，无视国际关系规则，与外国屡战屡败，败后割地赔款的衰败国态。
    最能说明中国是东亚病夫的例子是1900年的义和团事件即庚子国变。
    义和团又称义和拳，最早起源于山东一带民间愚昧迷信的巫师神汉的松散团体。他们利用设立神坛、画符，念咒语请神等方法秘密聚众，成员演练“金钟罩”、“铁布杉”，认为可以“神灵附体”、“刀枪不入”、“枪炮不伤”；同当时清朝大部分秘密团体一样，最初反对满族统治，以"反清复明"为口号，遭到镇压后，看到"反清复明"无望，将口号改为"扶清灭洋" 。
    当时西方许多西方国家在中国办教会传教。 基督教是一种“爱”的宗教，如爱人如己，彼此相爱，爱家庭、爱丈夫、爱妻子、爱父母、爱子女、爱社会、甚至爱你的仇敌。基督精神体现的是仁慈、怜悯、宽容，是人性、忏悔、救赎，是平等、自由、博爱。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是一种文明的传播。教会除了传教之外，还投身于中国的科技、教育、医学、妇女权益、社会福利和公益事业，建学校、医院和孤儿院，提倡破除如女人缠足男子纳妾等陋习，传播自由、平等、博爱、宪政、民主、法治等新思想。
    不容否认的事实是：教会给中国带来了现代的科学文明。如最早来中国的天主教耶稣会意大利籍神父利玛窦（1552年10月6日－1610年5月11日），给中国带来了西方的天文、数学、地理等科学知识。再如中国现行的农历来源于《崇祯历法》，而《崇祯历法》其实并不是我们的祖先传承下来的，而是由以汤若望（1592年5月1日-1666年8月15日）为首的西方传教士主持编撰出来的。
    教会传播科技兴医办学砸了依靠装神弄鬼给人治病骗人钱财的巫师巫婆神汉们的饭碗，招致民间巫师巫婆神汉们仇视；传播自由、平等、博爱、宪政、民主、法治等新思想，引起了反对变法实行新政搞“西方那一套”，掌控着中国当政实权慈禧太后的仇视——如此，从朝廷到民间都仇视教会。
    从中国传统的灾荒观来看，旱灾往往被解释为得罪了上苍玉皇大帝，因此皇帝和官员们往往会举行庄严的祈雨仪式，祈求上苍原谅，赐以甘霖。当年恰逢北方大旱，祈求无果，就把天不下雨的罪责归咎于教会——对此，从下面义和团揭帖（义和团成员散布、张贴的启事）可以佐证。
    神助拳，义和团，只因鬼子闹中原。
    劝奉教，自信天，不敬神佛忘祖先。
    男无伦，女行奸，鬼子不是人所添。
    如不信，仔细观，鬼子眼珠都发蓝。
    天无雨，地焦干，全是教堂遮住天。
    神也怒，仙也烦，一同下山把道传。
    非是邪，非白莲，独念咒语说真言。
    升黄表，敬香烟，请来各洞众神仙。
    神出洞，仙下山，附着人体把拳玩。
    兵法艺，都学全，要平鬼子不费难。
    拆铁道，拔线杆，紧接毁坏火轮船。
    大法国，心胆寒，英美俄德尽萧然。
    洋鬼子，全平完，大清统一锦江山。
    自1899年秋至1900年夏的十个月中：义和团组织由山东漫延至直隶（今河北省）、北京等地区，挙民从寻衅滋事，烧教民的住房杀教民，发展到烧教堂杀传教士及其家属；当英国传教士卜克斯在山东肥城被杀后，各国公使纷纷向清朝政府提出抗议，要求剿灭义和团骚乱，保障教士及教民的生命安全，但慈禧太后“联挙灭洋”，不顾西方外交人员的抗议，发布了维护义和团的诏令，同时用光绪的名誉下诏书向英国、美国、法国、德国、意大利、日本、俄国、奥匈帝国、西班牙、比利时、荷兰等十一国宣战，并悬赏“杀一洋人赏五十两、洋妇四十两、洋孩三十两”；出动十多万义和团挙民和配有克虏伯大炮的清军围攻北京大使馆区和西什库教堂，杀害日本和德国外交人员，屠杀大量教会人员和无辜民众；迫使日、俄、英、美、法、意、奥、德八国为解救外交人员、侨民和教民，联合出兵攻入天津，接着向北京城进发；尽管朝廷在津京沿线集结了十多万清军和“刀枪不入”的义和团，但在在不足二万的八国联军面前溃败而逃；联军仅用几个小时就攻破北京东直门进入京城；这期间慈禧吓得离京外逃西安，不得不答应外国公使的各项要求，如严惩载漪、载澜、载勋、英年、赵舒翘、毓贤等朝廷要员和地方官员142人，同意赔款四亿五千万两白银，向外交人员被杀的日本和德国赔礼道歉，命令各地清军剿杀义和团；数以十万计的义和团挙民被抓捕，一拨一拨地被砍头，清军杀的刀刃都卷了，最后干脆挖坑活埋……最后杀的八国联军里面的传教士都看不过去了，就以上帝的名义饶恕了其余的人，这才留下了许多义和团挙民的性命。
    据教会人士的统计，在1900年夏天共有241名外国人(天主教传教士53人，新教传教士及其家属共188人，其中儿童53人)、2万多名中国基督徒(天主教18000人，新教5000人)被屠杀死亡。
    事实上，义和团杀的人远远不止这个数，至少十余万人。如1900年6月16日，义和团拳民在焚烧“老德记”西药房等洋货铺的时候，引起北京南城最繁华的大栅栏商业地区1800多家店铺和7000多间民房被焚，凶猛的火势连巍峨的正阳门城楼都烧毁坍塌。关于这次大火，李希圣在《庚子国变记》中记载说：“焚正阳门外四千馀家，京师富商所集也，数百年精华尽矣。延及城阙，火光烛天，三日不灭……城中焚劫，火光蔽天，日夜不息，车夫小工，弃业从之。近邑无赖，纷趋都下，数十万人，横行都市。夙所不快，指为教民，全家皆尽，死者十数万人。杀人刀矛并下，肢体分裂。被害之家，婴儿未匝月亦毙之，惨无人理。”关于这次大火，仲芳氏也在《庚子记事》中记载说：“及至延及旁处，团民不许扑救，仍令各家焚香，可保无虞，切勿自生慌扰。既至火势大发，不可挽救，而放火之团民，已趁乱逃遁矣。是以各铺户搬移不及，束手待焚，仅将账目抢护而已。”
    义和团的愚昧体现在他们对西方文明的一概拒绝，仇视一切与洋人有关的东西，毁电线、毁学校、拆铁路、烧洋货、杀洋人……凡沾点洋气的物和人，必彻底消灭而后快。据《王大点庚子日记》记载，被杀的教民一律手无寸铁,不知道反抗，其中还有不少妇女和小孩。有的抓住就杀,干脆痛快。怎么知道人家是不是教民呢，据说义和团大师兄有火眼金睛，一看，就能看出教民额头上有十字印记,如此拖出去砍了就是。有用洋物者，如纸烟、小眼镜、洋伞、洋袜，必杀无赦。曾有六位学士路遇义和团，因身边带有铅笔一支、洋纸一张，便全部被乱刀砍死。还有一家因有一根火柴被搜出，结果一家八口全部被杀。义和团杀人的酷刑极为残忍也有很多，如锉舂，烧磨，活埋，炮烹，支解，腰杀，殆难尽述。在京西天主堂坟地，为中西文化交流，为中国的科学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的利玛窦，庞迪我，汤若望，南怀仁等历史知名外国人也被掘坟抛尸。
    义和团运动本质上是一场反人类文明进步的的愚昧野蛮运动。义和团愚昧的“爱国”，不仅害国害民最终还害了自己。正如八国联军进攻北京的美国陆军第二指挥詹姆斯.威尔逊少将在回忆录中所说:“(义和团运动)本质上是愚昧迷信与觉醒进步之间的冲突”。
    八国联军虽然迫使中国赔礼道歉赔款，颜面丢尽，但也给中国带来了一些现代文明。如中国人不讲卫生，从不建厕所，随地大小便，八国联军就用枪逼着中国人建起了厕所和公厕，中国从此也才有了厕所和公厕。再如，有些不是义和团的人被八国联军误杀误伤，联军在撤退前都进行了赔偿。另外，有许多被义和团烧了房子的人跑到八国联军总部控诉，也得到了赔偿。这些老百姓得到了这么多钱，就在京城建造了一大批四合院。当然，联军赔偿的钱不会自己出，都是来自庚子赔款。但话又说回来，按中国的传统，类似的情况老百姓如果找朝廷衙门，会赔吗？不挨一顿板子就阿弥陀佛了。
    应当看到，八国联军虽然逼迫中国赔了款（人家呼吁你制止暴乱，保障人身安全，你置之不理，还向人家宣战，战败了赔款是理所当然的），但最后还是有助于中国的进步的，因为这些赔款大多数被退还，用于中国的教育、医疗、水利事业。如 美国用庚款创办了清华大学、燕京大学等12所教会大学；英国用庚款资助了华中、齐鲁等9所教会大学；法国用庚款资助了上海中法工学院、巴黎中国学院、北平中法大学、上海震旦大学等；比利时用庚款资助了北平中国大学、北平第二工学院等学校，并创办了上海雷姆电学院等。
    面对国民精神上的愚昧不开化和衰败病态的中国，忧民忧国的中国著名教育家、复旦大学创始人、震旦大学首任校长，曾是蔡元培、于右任、邵力子等中华民国大腕老师的马相伯(1840年4月7日-1939年11月4日)在其百岁寿辰时对赶来庆寿的胡愈之沉痛地说：“我是一条狗，只会叫，叫了一百年，也没有叫醒中国人。”
    一百多年过去了，马相伯没叫醒的中国人醒了吗？没有！
    你看今天的中国人，穿着西服，拿着手机，开着轿车，住着空调的电梯房，满世界到处旅游，道貌岸然似乎象个正常的文明人，但精神思想层面依旧是缺乏独立思考，愚昧无知，没有正确的是非观，缺乏公民意识，耍小聪明，没有良知人性，不守公德秩序，狂妄自大，残暴戾气，意淫爱国，骨子里依然是没有开化的野蛮人，与一百多年前的义和团“爱国者”没有丝毫的区别。
    你别不服气。不信？打开中国的网络言论平台看看，里面充斥着：中国如何强大，中国的科技如何发达，中国的武器如何先进如何利害如何了得，令美国震惊胆寒……日本吓尿……台湾吓傻……韩国认怂……印度阿三服软……菲律宾终于害怕了……俄国羡慕不已……性能强悍令英媒如临大敌……；日澳韩追随美打造反华包围圈 中国连出重拳挨个教训……；当美国遭遇风灾水灾时，日本发生地震和核事故时，幸灾乐祸，拍手叫好的大有人在；在与日本就钓鱼岛的主权争执中，众多城市游行时打出“抵制日货”，“哪怕中华遍地坟，也要杀光日本人”，“宁可大陆不长草，也要核平钓鱼岛”，“核灭日本狗，铲除民族后患”……的横幅标语；砸日系的汽车和日式餐厅，烧日本企业，打伤购买和开日系车的同胞……；当韩国防御朝鲜核导打击，为迫在眉睫的自身安全使用萨德防导系统时，大批爱国贼们冲上街头，高喊着“乐天滚出中国”、“韩国棒子滚出中国”、“抵制韩货”、“砸了三星手机”、“不到韩国旅游”……的口号，围攻、打砸了十多家乐天超市，迫使乐天关了几十家超市，韩国停止了几个在中国的大型投资项目……；当恐怖头子拉登被击毙后，将其敬为英雄，当成偶像，沉痛悼念的人比阿拉伯世界的还多……；“必须反对西方的那一套”……；你只要在论坛上客观地说点美国、英国、日本等民主国家的好话，马上会遭到人身攻击和污言秽语的漫骂，被扣上汉奸、卖国贼、美狗、傻B……的帽子；这些，与一百多年前愚昧无知，民智未开，麻木不仁，残暴戾气的国民精神有何区别，与意淫爱国的义和团有何区别，这是正常人的理性行为吗，这不是有病，不是病夫又是什么？！昏睡百年，国人有无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