宪政，是共产党唯一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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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海外敌对势力说起
海外敌对势力一直是我们日常政治生活中的“狼外婆”。
改革开放之初，国外就有许多专家学者和党政要人，提醒中国经济建设不要走西方曾经高能耗、高污染的发展老路，国内左派高层就此鄙屑放话，称这是海外敌对势力希望中国永远贫穷的梦呓。结果这30年经济不计代价地发展，江河湖泊尽数污染，中国每天检测出的癌症患者就有8550例，乙肝病人更是高达1.5亿人，如果再把三聚氰氨、地沟油、瘦肉精和红心蛋等食品公害秋后算帐，牺牲三代人健康来保经济发展，势成必然。
WTO谈判时期，海外敌对势力再次被左翼竭斯底里地供奉到政治的祭坛上，民族工业“存亡论”甚嚣尘上，汉奸、买办等骂名瓢泼而来，他们的带头大哥，就是后来反对《物权法》的北大教授巩献田和思维二分的司马南等人，现在看来，这几乎等同于“世界末日论”的笑话，显出了那帮政治智障者偏狭思想下的异端。
重庆“唱红打黑”高潮时，王立军的“双起论”吓倒了不少大陆媒体，但却封不住“海外敌对势力”的口，“打黑黑打”的诘问最早就是由境外媒报道出来的，红人薄熙来盛气凌人，当作全国媒体的面破口大骂：“我们出了点问题，海外敌就势力就可劲的忽悠”。现在看来，“海外敌对势力”先知先觉的，而面目狰狞的，却是那些假冒伪善的“钢铁伪道士”；
新年伊始，南方周未新年献辞被阉割本已是难堪的行业丑闻，但背靠大树好乘凉的《环球时报》，却沆瀣一气，再次却把臭不可闻的“海外敌对势力”搬到桌面来唬人，很窝火的政治栽赃，似乎是在理屈词穷时，要给自己一个很阿Q的精神胜利法，不知是别人眼睛瞎了还是你自己连心都黑了，造假水平连一点“科技含量”也没不要了。
南方周末以宪政开篇，被戏称春天的梦呤，那种带有“文青”特色和散文诗风格的新年献辞，其实也算不上什么乾坤大作，仅仅只是严冬将过，新春未至前的一种社会人文关怀，是“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的“文青”版，虽然它带有莫言式的抒情、蔡定剑的理想、胡适的胸怀、毛泽东的旧梦。
这有点像马克思当年在普鲁士的那个寒冬，他对当局书报审查制度提出了严厉而尖锐的批评，作为违害社会和谐稳定的异议分子，马克思被国家警察长期监控居住，而他标榜的民主普选价值观，已在《法兰西内战》一书陈明了社会革命的必然方向，这几乎就是共产主义信仰者们最早的宪政梦。而现在，秉承马克思衣钵的中华国度，似乎只要一提及宪政，就会被自诩的“马克思主义者”们莫须为“西奴”，要不就成为“海外敌对势力”改变中国的勾当。更令人费解的是：马克思砰击、讥讽最多，也是最充满铜臭的垄断经济，现在却冠冕堂皇地成了我们国有经济的主体模式，政治也可以“鱼我所欲”吗？这又是在嘲笑谁呢？
宪政理想是怎样失落的？
    孙中山最早在中国实施宪政，他说“世界大潮，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毛泽东在新民民主义革命时期，也认同了宪政治国方略，最著名的就是与黄炎培的延安对话，黄培炎问：“贵党是否能找到打破历史兴衰跳出周期规律的道路。”毛主席非常自信地回答：“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这条路就是民主。只有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
何等清醒、高远的政治洞察呢！一切似乎都在毛泽东帷幄之中。建国之初，司法部是国家最早成立的部委之一，并确立了司法行政和司法审判分立的制度。1954年颁布的《宪法》，是竭今为止，中国最称得上具有现代宪政精神的法律。绝大多数中国知识分子欢呼雀跃，认为新时代、新世纪真的来临了，国家经济建设热情空前高涨。
民主就是法制下的政治协商，是利益纷争下的彼此妥协与平衡。但毛泽东很快就厌倦了这种“操娘”式的政治游戏，他认为，苏联利益和人类利益一致，必须把斯大林“意识形态垄断、权力垄断和利益垄断”三大特权完完全全操控在国家手里。
黑色幽默由此开始，毛泽东说：“法律这东西没有也不行，但我们要有我们这一套”，我们这一套是什么呢？就是开会，毛称，我们每个决议都是法，开会也是法，党政文件开始代替法律，成为社会集权治理的方式。毛甚至讥讽弯酸：“宪法我是参加制定的，但我也记不得了”。扫除一切政治协商的障碍后，毛开始筹划大跃进，他下意识地以为，一搞大跃进，人们就没有时间犯法了。
苏联前总理雷日科夫在评论苏联崩溃时，曾这样说：“无论在报纸、新闻还是讲台上，都是谎话连篇。我们一面沉溺于自己的谎言，一面为彼此佩戴奖章。而且所有人都在这么干。”随着反右扩大化和大跃进的失败，民间孱弱的异议声再度浮现，毛认为，假如办十件事，九件是坏的，都登在报上，一定灭亡。1959年4月，由他提议，全国人大一夜之间就把司法部抹掉了，中国由此进入全面践塌法制的年代。那一时期，毛泽东还以极其嘈讽和挑衅的口吻对所有“异议”者喊话：“有人说我们是秦始皇，错，我们超过他一百倍”。
马列主义的旗，秦始皇的剑，中西合璧，这就是所谓的“无产阶级专政”，后来胡乔木和张春桥又将其深加工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至文化大革命时，全国淫民更是“小和尚打伞，无法无天”， 在“语录宪法”的疯狂嘶颂声中，公检法与牛鬼蛇神一道，被砸个稀烂。
    城门失火，殃及池鱼。毛泽东时代，民不聊生，饿殍遍地，但受害的岂只是普通百姓和固守己见的知识分子呢？犹如马丁路德所言“我们都落在相互关连无可逃遁的网里”，高岗集团被肃整、习中勋被诬陷、彭德怀沦为“反党集团”、刘邓被“炮打司令部”、贺龙惨烈冤死、二月逆流让老帅们集体蒙羞、党章的接班人林彪最后也摔死在蒙古的温都尔汗……凡此种种，应了毛泽东“春来我不先开口，哪个虫儿敢作声？”的霸道。
中国再次提出“依法制国”是20年后的事了。特别是1982年12月公布实施的宪法，明确规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依照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初步勾勒出中国宪政的内涵。但司法为政治服务、党政不分的现象仍没有得到根本性扭转，宪法的许多条文被束之高阁（特别是35条），以党代政，以政代法比比皆是，改变的仅仅只是从“政治挂帅”到“唯生产力论”，GDP成为国家的经济偶像后，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至薄熙来主政重庆时，权力与政治腐败达到了骇人听闻、登峰造极的地步。   
新政：会重拾宪政精神吗？
    捋捋胡温体制的精彩之处，不是科学发展观的提出，而是2003年7月1日，由胡锦涛阐释的：“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的“新三民主主义”，敏感的外媒猜测，中国以宪政为主体的政治改革，开始进入预备期。
7年后，也即是2010年9月，习近平在中央党校阐述领导干部应有的世界观权力观和事业观时，特别强调了“权为民所赋”的理念，这是对胡锦涛“新三民主主义”的适时补充和完善，也是政治呼应。其后，习近平升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十八大的主要人事布局已显山露水，至此，“权为民所赋，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的新四项基本原则成型。
但胡温十年，虽然经济改革已进入深水区，但政治改革仍在浅滩戏耍，“二元改革”的结果，是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是经济不可持续。胡温上台伊始，群体纠纷不到3万起，而十年后，已超过13万起，每年递增17%之多，是GDP增幅的2倍。说明我们的政治、经济模式，也即是引以为豪的“中国模式”，已亮起了红灯，必须改革，且非改不可。
失去法制之本，维稳带血的经验是：越维越不稳——改革和革命像两头狂奔的狮子，就看谁跑过谁！？
2012年12月13日，中央政治常委王岐山在听取专家学者关于反腐败的工作建议时，特别提请大家看看法国《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这是中央高层很到位的警醒。100多年前的法国，原有的制度由于腐败和不得人心而崩溃，但社会动荡却并未带来预期的结果，无论是统治者还是民众，最后都被相互间的怒火所吞噬。
    就在王岐山大讲法国大革命故事前的一周，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我国现行宪法实30周年的大会上，更进一步强调：“宪法与国家前途、人民命运息息相关。维护宪法权威，就是维护党和人民共同意志的权威。捍卫宪法尊严，就是捍卫党和人民共同意志的尊严。保证宪法实施，就是保证人民根本利益的实现。”并说：“只要我们切实尊重和有效实施宪法，人民当家作主就有保证。反之，如果宪法受到漠视、削弱甚至破坏，人民权利和自由就无法保证，党和国家事业就会遭受挫折。”
    而北大法律系77级高材生李克强，早在2006年就特别强调要着力提高干部的法律素质，认为法制是社会治理的最佳选择，但若领导权力不被约束，带头践踏法制原则，再快的社会发展，都会是昙花一现。这与罗素“世界没有希望，除非权力被驯服”的法制观十分近似，那时的李克强，还只是辽宁省委书记。
    中国宪政的经历 “犹如长江在寻找进入大海突破口”，千折百回的跌宕起伏后，“新四项基本原则”和新一届中央领导层集体的法制决心，显明了是要改变“渐而不进”的政改格局，重拾宪政体制的精神，若这一目标是坚定的和可持续的，那么这是在“以人为主的现代化”和“以人为代价的现代化”之间，作出了超越历史的选择。政治成为服务方式，而非统治方式，正是宪政精神的本质。
宪政国家的选择
中国近代文明，其实就是渐进西化的过程。
弗里德里希在《超验主义》一书中说：“在整个西方宪政史中始终不变的一个观念是：人类的个体具有最高的价值，他应当免受其统治者的干预，无论这一统治者为君王、政党还是大多数公众。”
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中更进一步阐明：“国家永远准备着为人民而牺牲政府，不是为政府而牺牲人民。”或许你就能理解为什么欧美国家政府都缺钱，而人民却相当殷实富足；理解美国国债赤红、政府面临财政悬崖的社会示范价值，也就更能理解希腊福利争权运动火暴暴的诱因了，他们就是要国家“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人民作威作福，政府水深火热。
马克思的《资本论》和亚当斯密斯的《国富论》有着惊人的一致，就是对剥削的憎恶和对民主法制建设的强烈渴望和推动，反对一切干扰人民自主发展的国家行为，中国左翼学了点祖师爷“阶级论”的皮毛后，就开始迷恋自己的“特色论”了，马克思只是现实政治的佐餐品，而凯恩斯有形无形的左钩拳，几乎把亚当斯密斯打得满地找牙。
    但60年的政治建树和30多年的经济实践，足以给我们成熟而坚实的发展教训：宪政不立，法制必死；法制不立，民主必死；民主不立；社会必死。当我们沉浸在“大国崛起”的梦呓中时，陡然发现国内民心分化，国际朋友都已远离，除了那些忙于移民和准备移民的富人和官二代外，国民在压抑中的情绪，像火山积蓄着喷薄欲出的能量。
    改革，特别是宪政改革不是生死劫；不公义的利益固化，必是生死劫。这就是两只飞奔的狮子带给中国社会的“启示录”，且无可逃遁。为此，我们相信——
    最好的中国特色，是宪政特色；
    最好的制度，是法制；
    最健康的社会，是公民社会；
    最核心的价值，是个体价值；
    最根本的发展，是私有制；
    最稳定的基础：是驯服权力！
李念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