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幻想步入现实—盘点刘国凯

刘理阳

从幻想步入现实—盘点刘国凯
“社民党第三次代表大会”闭幕了，刘国凯终于“光荣退休了”。这次会议与2年前东躲西藏的“社民党二届二中全会”相比，有了不小的进步。它不仅少了些人事安排上的刀光剑影，政治理念也从骄躁冲动的“丢掉幻想准备战斗”【伯桥说得对，中共独裁程度胜于穆巴拉克十倍百倍，祈望中共和平改良确是幻想--刘国凯，2011年2月4日】向“可控性改革”【《改造共产党，启动中国社会转型》--刘路】的理性回归。那位曾经指责“美西社民党”是“招安党”、“监督党”的新任“主席”，堂而皇之地座上了“招安党”、“监督党”的宝座，准备开始改造共产党，启动中国社会的转型了。
改革是艰巨的，改革是痛苦的。诚如中国新总理李克强所言：“触及利益比触及灵魂更艰难”。共产党如此，海外民运也一样。纵观中国社会民主党的兴衰史，不得不为一个曾经拥有远大政治抱负的政党，沦为只追求个人功名和经济利益的小集团而惋惜。无疑，把持社民党主席12年之久的刘国凯是无法推卸责任的。
2000年，一批社会民主主义的追随者们成立了中国社会民主党，党纲阐明了在中国实现社会民主主义的政治目标，确立了联合中国体制内有志之士一同推进该目标实现的行动方针。这一符合中国社会现实的政治主张很快得到了国内外众多人士的支持和参与，社民党也因此发展壮大。
2007年第二届党员代表大会的召开，建立和完善了党的规章制度。社民党的权力也由此被关进了制度的笼子，开始走向正常的运作。
被关进笼子的野兽会不断地试图突破笼子，以求猎取更多的食物。民主制度就是为了防止权力拥有者滥用权力由人变兽而设计。海外民运团体几十年运作的结果告诉人们：不论多么完美的制度，如果没有强制力加以保障，必然形同虚设。正因为此，许多”民运大佬们”在毫无设防的笼子里自由进出。制度可以为他们而设，也可以由他们随意更改。
2011年的所谓“中国社会民主党二届二中全会”，刘国凯在党内的亲信的配合下，无视党章规定，彻底破坏了社民党制度的笼子，导演了一场特务抓特务、特务打特务、特务开除特务的闹剧。一时间，党内风声鹤唳，人人自危。
坏人的喧嚣、好人的沉默，可以令掌权者随意享受玩弄权力的快感，但前提是：社民党全体党员要为其买单。这场闹剧最终导致南北割据、东西对擂，亲者痛、仇者快的结局。
刘国凯的失误不在于“心情急躁，不能冷静不能策略地处理继而发生的一些问题和事务，讲了一些情绪化的语言，导致工作发生连续缺失”，也非“好大喜功”；“步子迈得太快，与海外其他民运组织相较是太超前了”。事实是，他丢失了作为一个民主主义者最根本的素质，即：对民主制度的敬畏。
自王炳章在海外成立中国民联以来，还没有一个人盘踞主席位置长达12年。面对日增的荣誉和光环，“好大喜功”的性格促使他垄断社会党权力的欲望迅速膨胀。二大通过的党章在他眼里成为一张废纸，用于关权力的笼子被他踩踏的面目全非。他心胸狭窄、虚张声势、拔苗助长、任人为亲、听不进忠告，甚至放出“就是特务我也要用”的狂言。他曾经凭借自己的权术获得了部分党员的拥护，但是最终他还是逃不脱绝对权力的诱惑，遭到多数党员干部的反对。他甚至不惜分裂社民党也要保住他自己的“江山社稷”，给中国社会民主党留下了重重创伤和无法偿还的负资产。
他常常以社会民主主义理论大师自居。其实，提出在中国实现民主社会主义的理念，以和平方式推进中国变革并非是刘国凯的发明首创。早在50年代、60年代、70年代都有人相续提出过。1989年中国民主阵线在法国成立时“以和平、理性、非暴力的方式推进中国的政治变革”就明确在章程中，王策博士在社民党尚未成立的1998《澳门会议》上也提出了（中共政权三十年不变的改良案）。
刘国凯在与方圆对擂时他称反对暴力，反对武装革命；在与曾大军等人结盟时他又称改良没有希望，必须通过暴力革命实现变革；今天他又说“共产党顽固坚持一党专政，坚持迫害民主志士，一点真正的改革都没有，完全是在欺骗世界，欺骗舆论，故此对这样一个政权只能是用武装革命去推翻。我觉得这个观点在道理上是站得住脚的，可是实际操作上社民党完全不具备这方面的能力。”身为党主席朝三暮四的价值取向和漂浮不定的政治思维，造成了党内严重的思想混乱，党代会的意志被强奸，党员合法权益遭剥夺。在强大的对手面前道义和正义的力量双双失尽，中国社会民主党同仁十年来呕心沥血共同打造的“辉煌”葬送在了几个政客、野心家手里。
刘国凯并没有因此而痛定思痛，他把责任推向中共，把企图用他人的牺牲换取自身功名说成是“大方向固然正确，但具体步骤则操之过急”。错了！错在他违背了创党的原始初衷；错在他不遵守党内民主原则；错在唯我独尊、舍我其谁的霸气。国内党部惨遭洗劫，国外党部东西对擂的结局岂能以一句“大方向固然正确，但具体步骤则操之过急”来敷衍？
召开这次冠名以“社民党第三次代表大会”是自“社民党二届二中全会”以来的再一次大错，翻开二大自己举手承认的党章看看便知其错。顾名思义，第三次代表大会的法源是上一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党章，然而，自“社民党二届二中全会”以来刘国凯签发的所有文件，有哪一件符合党章的规定？一个不符章法的会议又如何获得党内的承认？让我们看看党章吧：
第三十七条： 全体代表大会由中央执委会决定召开的时间地点并进行筹备。
二大选举的中央执行委员五位成员，刘因全、蔡登文、梅威廉三位，占了多数，刘国凯、曾大军二人是少数，少数服从多数，是最基本的民主原则，刘国凯之流竟然践踏这一民主原则，少数人反对多数人的决议。社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早就作出决议，三大在洛杉矶召开，刘因全是三大筹备委员会主任，刘国凯、曾大军公然违反连他们自己都同意的决议，创造了政党史上的又一个丑剧。刘国凯在卸任之时，向社民党今后一拨又一拨的领导者们再次提醒，“要以我的失误为戒，千万不要做力所不能及的事情，”仅仅如此吗？当然不是！应该加上一句：千万不要任意违背党的意志和践踏党的规章制度，要真正理解“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深刻道理。
不论未来中国是“可控演变”还是“无序革命”都不是我们可以主宰的，但是，对理念的执着，对现实的正确判断，对民主制度的敬畏，是一个政治团体赖以生存和发展必不可缺的基本要素。从这一点上看十二年来，曾大军之流也没有做到！今天，如果能从幻想步入现实，那么，或许刘国凯还有救；中国社会民主党还有救！，

王亭芳
2013年4月4日清明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