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表谈挂号难：很多人感冒发烧也想找钟南山

wahaha

北大口腔医院灰色的矮楼与平时看上去没什么不同，除了一条崭新的红色横幅。

“严厉打击医托号贩子，维护正常诊疗秩序”，横幅上的白字毫不留情。从它下面穿过的人们匆匆走过，几乎忽略了它的存在。但只要他们进入医院大厅，就会发现这里与从前已经不同。

在“女子北京看病怒斥‘号贩子’”的视频中，排了一天队的女子哭喊着指责号贩子把300元的号炒到4500元。网友们一度在这个来北京挂号的外地女孩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

有人在网上发帖：拜托哪位人大代表拟一个议案，带到今年的两会上去。“如果号贩子问题一定要等到均衡医疗资源之后才能解决，我要是号贩子，一定笑死了。”

这几天，北京各大医院的挂号大厅依然嘈杂，但却少了一群职业排队挂号的人。

走在北京的地铁里，总能看见操着外地口音，神色焦虑又无助的人，手上提着写着“××”的X光片和化验单。优质卫生资源集中在北京，让全国各地的疑难杂症患者，像寻求最后的救命稻草一样，涌向这里。

在中国医学科学院医学信息研究所作的2015年度中国医院综合影响力排行榜单中，全国前100名医院排名，北京以拥有23家优质医院位居全国之首。

“没办法，病人太多，大家都知道挂号不那么容易。”作为全国政协委员，俞光岩曾是北京大学口腔医学院院长。

“我们也有号贩子。”他说，医院也会对号贩子采取措施，一采取措施，倒号的现象就好一些，但总归不是长久之计。

时常呈现在医院的场景是，一排排马扎放在挂号的窗口前，号贩子们有的看书，有的打牌，牢牢把控着最有利的位置。

另一位同是医生的全国政协委员同样遇到过号贩子。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心血管内科教授霍勇坦率地说，在他门诊的时候，很多人都会找他加号，有时候觉得对方好不容易来一趟也就同意了。但是，他也明白，靠加号并不能解决号贩子的问题。

“看不出找我加号的人是病人还是号贩子，有一些互联网挂号公司找到我加号，我没有答应过任何一家这样的公司。”霍勇说，“一方面，他们是不是号贩子我没有办法判断，另一方面我也没有精力加号。”

2000多公里外的广东省阳春市人民医院里，全国人大代表、妇科主任熊锦梅经历的是另一番情景。在这座县级市的医院里，并不存在号贩子。更多的，是排队找熊锦梅开转院证明的人。

“像我们广东团的钟南山院士，是解决疑难杂症的专家，但很多人感冒发烧也想找他看。”熊锦梅说。她曾遇到一进门就满脸敌意的患者，听了她的诊疗意见后，“嗖”地一下抽走病历本，扭头就走了。

“为什么人们不愿意在基层诊疗，因为病人对基层的医院信任度不够，觉得还是在大医院更加放心一点。”俞光岩说。

熊锦梅至今都还记得这种不信任导致的情绪爆发。她的同事在值夜班时遇到一家人给孩子看病，医生说吃药就能痊愈，但家属坚持打针。

这种对基层医院缺乏信心的患者和家属把希望寄托在大医院身上，加入医疗资源的争夺中。

“还是供需矛盾，找专家的患者实在太多了，很多时候，很小的病就找专家。”俞光岩说，在他印象里，他的病人中有三分之一是普通病人。他认为，问题关键在于缺少分级诊疗制度，就会导致一种现象，病人挂不上号，专家医生也很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