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乾隆禁书禁掉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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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ID：ipress   在一个因为恐惧而不敢冒昧下笔的时代，写作者的自我审查，经过历次文字大案的摩荡，已发展为一种自我压抑自我禁制。

　　▍一这个叫王锡侯的读书人，万没想到有一天自己会与公卿们如此这般相对。作为在盛世中长大的人，这位江西新昌（今宜丰）的才子，早岁聪慧，被寄予厚望，而他也极为勤奋，据说他曾经住在王氏祠堂里苦读，三餐皆由家人从小窟窿里递到室内。在这条拥挤的狭路上数次应考，王锡侯终于在三十七岁那年中举。此后他连续九次出入场屋，却始终没能成为一名进士。帝国最高统治者认定王锡侯大逆不道，实在是欲加之罪。王氏族谱记录了王锡侯的两首诗，其中有“霖雨酝蒸扬圣泽，泰皆万里仰升平”这样的颂圣诗句。仰慕圣恩，祈祷升平，这是读书人祈望进入仕途、最为平常的愿望与心迹。在他的供词中，“还有什么辩处”，“还有何说”，“还有什么说处”这样的语句，出现在回答审案官员的问题之后，令人感觉到对自己的命运，王锡侯已经完全不抱希望。此后他被查禁的十数种“悖妄”书籍，也并未检点出什么过激之语。以至于百多年后，周作人说他的著述“实在都是无聊的东西，不值得去看”。（《苦竹杂记·读禁书》）然而，这些在后人看来不值得一读的“东西”，在18世纪之帝国，却可以成为令普通人人头落地的罪证。发生在1777年的“自贯案”正是这样的一起文字狱。王锡侯放弃了科考之后，长居乡里，成为地方上的一位士绅。像许多仕途走不通的读书人那样，他试图通过著述，获得声名，也许还有财富。在他后来的供词里，他自陈心迹：“我著书初心不过指望得名，并图书籍刻成发卖亦可觅利。”这位安静的读书人，数十年过着典型的寒微学者生活，读书、写作，在苛薄生活中磨砺，直到1777年十月灾祸降临。族人王泷南，和王锡侯因祖坟纠纷而结仇，又恼恨他曾举报自己逃归乡里（王泷南曾因唆使人打官司被发配），于是向官府举报王锡侯删改钦定的《康熙字典》，另刻《字贯》，序言里有“然而穿贯之难也”这样的悖逆之语。

　　

　　那么，王锡侯为何要删改《康熙字典》呢？实在是原书卷帙浩繁，检阅不便。于是，他把《康熙字典》的字解散，按照《尔雅》的体例重新编排，方便后学者查找，其动机绝对是出于至诚，作为学者也堪称是眼光敏锐。1774年，《字贯》在朋友的资助下刻印出版。江西巡抚海成接到汇报后，迅速上报，连同《字贯》原书呈给乾隆皇帝。海成认为王泷南是挟私报复，《字贯》并无悖逆，属于狂妄不法，只需将王锡侯革去举人作为处罚。乾隆起先也认为是又一例“狂妄之徒”著书立说，及至看到原书序文的“凡例”中，把康熙、雍正和自己的御名开列，龙颜大怒，“深堪发指，此实大逆不法为从来未有之事，罪不容诛”，应该以大逆论处。尽管王锡侯的本意是教人如何避讳，其方法完全按照官方规定。十一月十二日，王锡侯和连坐的家人共二十一人被押解到了京城。他的著述名单亦被详细列出，全部家产，瓦房十间半、空地一块、小猪一头小鸡五只，折合银两不足六十两。除了王锡侯本人被斩首（原判凌迟处死，皇帝开恩改为斩立决），儿子三人、孙子四人也一并斩监候。女性家属和幼童被配给功臣之家为奴。如今再读当年的档案，王锡侯的性格、眼光和社会处境宛然若出。作为蹭蹬于乡间的穷儒生，他可能反映出未入仕途读书人的精神世界。在功名上找不到出路，著述扬名较为容易，设若顺利，还可得些利益，解脱贫寒之苦。于是，一生消磨在冷板凳上，生活寡淡，却无法淡于荣利。当主审官问他因何将家谱附会周朝列王直至黄帝认作远祖，他回答因“攀附帝王后裔觉得家世体面”。 历史学家孟森评价他“锡侯之为人，盖亦一头巾气极重腐儒，与戴名世略同，断非有菲薄清廷之意”。（孟森《心史丛刊》）然而，这样一个中规中矩的读书人，也仍然无法自免于18世纪的风狂雨骤。

　　

　　▍二王锡侯的最大悲剧，在于他生存于18世纪的清帝国。但在《字贯》一案中，有一个人的命运比他的故事更具戏剧性。当乾隆发现王锡侯在凡例里的“悖逆”之后，江西巡抚海成的命运陡转。海成一度是乾隆的宠臣。某种程度上说，在1777年之前，他的命运已经以某种方式与王锡侯联系在一起。1772年，帝国的最高统治者、以文治武功自诩的乾隆帝，下旨命令地方督抚搜访民间藏书。早在他继位之初的1741年，就曾下旨要求地方官员们采买书籍，但效果不佳，于是他再次要求各地督抚学政征书。1774年的一道谕旨，透露了这位帝王内心的真实想法：“明季末造，野史者甚多，其间毁誉任意，传闻异词，必有抵触本朝之语，正当及此一番查办，尽行销毁，杜遏邪言，以正人心而厚风俗，断不宜置之不办。”从初始充实内府藏书，到禁毁书籍，乾隆步步为营。在此前的一道谕旨里，他宽慰各地官员，文人著书立说，各抒所长，自己断不会因为书中有敏感文字，而罪及收藏者。各地官员也才大量呈送书籍。此后的一系列文字狱表明，这不过是皇帝设好的一个文网而已，至1774年，更藉由编篡《四库全书》之机，开始了一场浩大的禁书运动。满洲人海成正是乾隆树起来的查缴书籍的典型。此时，帝国并没有完善的出版审查政策。从明代以来，在中国境内，书籍出版流通有关三种：一为官刻，也就是政府出版；一为家刻，即私人出版，刻好在亲友之间流传、抄录；一为坊刻，书铺书商既卖书又出书。在江南一带，尚有“书舶”，即专门卖书的船。比如乾隆时期，浙江湖州有不少书船，往来各处州县，从藏书家那里收购书籍，然后兑卖。帝国的出版可谓具有相当的自由度。海成被委任巡抚出版藏书大省江西，主导这场运动。他不负所望，提出了一套方案。他的办法就是“传集地保，令其逐户宣谕”。也就是利用官府在基层的合作者或者说代理人，将查禁范围深入到家族和家庭等私空间，而此前的征书范围多局限于藏书楼、书铺等公共流通领域。海成在奏折里谈到自己的心得，一般士绅对于查缴书籍比较配合，那些乡野不识字之人或是败落的旧家子孙，家藏遗书残书，往往逃脱官府的监控。乾隆对此深为赞许，他下令各省督抚都要照海成的法子办。1776年，乾隆特别表彰海成，以激励其他官员：“看来查办遗书一事，惟海成最为认真，故前后购获应行毁禁书籍，较江浙两省尤多。”帝国大员们觉察到了皇帝的用心，他们不敢不行动起来。他们非常卖力，动员帝国下层的官吏都介入了这项运动。学政，被选出来的士绅，闲职人员，都被派到本地四乡，代为清查书籍。各人皆有负责的地区，清查后要取印结，此后如果在该地查出禁书，该人必须负责。到1776年底，江西一省查缴禁书多达八千部，巡抚海成成为一位禁书楷模。然而，他这位急先锋，居然成为查禁运动中第一个倒下的高级官员。当乾隆在《字贯》序文凡例中发现所谓的“大逆不法”时，他申饬海成，将如此严重的案子“委之劣幕”。皇帝目光如炬，指出海成自己曾不仔细查看，而是交给无能幕僚随意粘签，可说是“天良尽昧”。接着，这位曾经的“能吏”被革职交刑部治罪，最后竟落得与王锡侯子孙相同的结局，斩监候秋后处决。无疑，海成的脑袋是被乾隆“借来”一用。皇帝的宠臣办事不力也难逃一死，总督被降级，自然对其他官员形成一种绝大的压力。同时，对县府一级官员则没有革职治罪。但在上谕里，皇帝警示广大官吏“倘所属内或有不法书籍刊布流传”，那么就要严查重治，否则一旦被发现则从重办理。这种恩威并施的权术，对各地官员们的心灵有极大的震撼和警策作用。从此，查办禁书狂潮迭起。

　　

　　

　　▍三《字贯》一案在整个禁书运动（1774—1793）中，案虽小，却是一个节点。康熙时期，触犯禁讳的书籍多为涉及满洲人政治合法性的历史著述，雍正朝不少涉案人则与当时的朋党之争有关联，至乾隆一朝，那些远离权力场的社会下层，可能因为几句颂圣诗，或仅仅较为关注地方事宜，提出一些建议，就沦为皇帝忌讳的“笔墨妄议之事”，身首异处不说，还累及妻子兄弟。可以说王锡侯无意中撬动了一块皇帝早想落下的砖头。如果说此前的查禁，还主要是查是否对满人统治不满、思想是否出轨、是否违背学术传统等面向，此后则进入知识是否正确的广大领域。于是，查禁的范围，从前代遗书进入时文著述，从藏书楼书铺到个人家藏，从经史子集到族谱地方志，乃至戏曲剧本乐谱，最后连各地名胜古迹的题咏、碑文门匾，皆被严格审查。是时，帝国到处都有人在摩碑，盛京将军福康安汇报说，他派遣干将到锦州府（清代府名，地处今辽宁省西部），由地方官员监督，将可能具有妨碍清朝的字样磨毁殆尽。无疑，政府权力在禁书过程中实现了前所未有的扩张。在十九年的运动中，从朝廷到地方都系统组织了大批的稽查人员，设置查办机构。按禁书来源，朝廷有三处办理相关事宜：一是红本处，专门处理内阁固有藏书；二是办理四库全书处，查办各省采买的遗书；三是军机处，办理各省督抚进呈的违碍书籍。地方上也在省、府、州、县各级衙门设立收书局，负责查办本地区的书籍。清查禁书的工作流程，一般由收书局送交布政使司，转呈给本省督抚，督抚审定之后，如列为应禁毁书之后，即开单进呈，送军机处转办理四库全书处查核，由总编篡纪昀等协同承办，乾隆也会亲自披览。办理四库全书的工作人员在书籍违碍之处，写成黄签贴在书眉处，然后写成详细的汇褶上奏，请旨销毁。这些被查禁出来的书籍，大部分被销毁，少数经过删改后保存下来。除了朝廷汇总的查办禁书目录，各省也刻有简明的《违碍书目》。在查办禁书结束之后，各省督抚又将这个书目单收回销毁。直至清末，收藏家姚觐元得到四库馆一册《销毁抽毁书目》，才翻刻印行，公之于众，此后陆续有其他研究者增补书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