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这一命题包含着两个问题

孙维邦

〝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这一命题包含着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共产党之作为一般意义的政党合不合法？

因共产党是名词，单单的〝党〞也是名词。共产党是单记的，但〝党〞却是类名。它们都是概念，只要是概念就是反映思想的外壳。它们各反映什么思想呢？做为单记概念的共产党所反映的思想与类概念的党字所反映的思想是相顺相合还是相冲突？这就像〝人〞指示出一个物种，习近平便是这一物种里的一个分子，习近平的性质就不得与人这个物种的性质相悖逆。只要是人就必双足、直立、无毛、使用工具，如果是四足，卧行，不使用工具那肯定不是人。


党字指示出的也是类事实，共产党、国民党、民进党……都是类事实里的分子。

共产党是借了类名〝党〞，才能成为事实。只靠〝共产〞这一关系它连事实都不足以成立。所以任何事物的分子都不得违抗它的类性质－－只要是山就不能不高，只要是水就不能不渗，只要是鸟就不能不飞，只要是人就不能不双足、直立……同理：只要是党，就不能不彼此，不能不竞争；只要有彼此有竞争，就决不能是唯一。因而合法的政党都必然存在于党类事实中，否则就连彼此性都没有，没有彼此性又对着什么发挥政党功能？不能在所属的类里对着他党发挥功能，功能并非就不在在，就消失。政党既是功事实，它的功能性也如水一样，高处是阻力流不上去，便必定渗向底处。当党不能处在类事实内对他党发挥功能时，便必定对其身所在的人群来施展功能，地、富、反、坏、右、敌对势力……等等都是因政党的功能造成的必然产物。

只要你创建出人际集团并称之为党，它就必具政党所不能避免的功能，这功能若不能在党类事实里合法的有秩序地发挥，便必然在类以外非法的无秩序的发挥。共产党所以杀害了那么多自己的同志，所以政治运动不断，所以造成了空前的人间悲剧，就因它违犯了〝党〞这个类名的性质。类名本身就是其分子的－－法，即党类事实的最高原理。只有有了理性才能意识到〝法〞，因而这〝法〞也就是理！合法就是合理。〝合法〞只是从人类最高公理里的通过。


最独裁的领袖却说出民主话：〝凡有人群的地方，都必有左、中、右〞。〝党外有党，党内有派。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从这里我们看到独裁者毛泽东与被共党认成敌对势力的在下，在〝党是类概念类名称因是类事实这个问题上是所见略同，任何实际的政党都只是党类事实里的分子，如果分子不具有类的性质，在理上就不合法。凡在理上不合法的，在实际功能上便必定非法。只要习近平有起码的诚恳，欣然接受我的这一教导就一点也不困难。


凡政党都是人群的一部分，部分是群的局部，群是整体。局部当然<整体。 但共产党说的〝党是领导一切的〞，因了〝党是领导一切的〞，从而共产党就有提出自己的核心价值的权利……等等命题都是局部>整体。但凡有一点诚意也不难洞悉，〝局部>整体〞是绝对没有的事。在〝人是有理性的存在者〞这个公理里当然说不通，可别忘了：公理之外还有实践：公理是对理的通不通，即道理的真假负责，实践却是对成败负责。实践中，被赵将军的马队追得上气不接气的狼跪求东郭施以援手，可一旦离开赵将军的法眼，它不是立马就生出吃东郭的若干理由吗？而且还一套套的，不只充分，还成〝体系〞。别忘了，实践是从利害出发，它不管道理上的真假。习近平们讲的那些话都如实践中的那条与东郭相遇的狼之所讲。只要处在对功利负责的实践中，理由总是召之即有：杀聂树斌有救人的理由，到真罪犯供了罪，又有维护党的形象的理由，案在河北河北有理由，案移山东又有山东的理由……一句话：如同同在河边钦水的狼，总是有比羊多得多的理由，而且又总是有用又有效，这共产党的理由不是建在逻辑上，而是建在酷刑与割头上！律师记者们企图用公理来助人，党却用镣铐来还礼。理在共党的阳谋里是无用也无效。


至此我们证明了共产党之在做为政党上就已经非法，因为党是类，而任何〝××党〞都是类里的分子，分子不具有或相悖于所在的类的性质，那它还是类的分子吗？不是类的分子就违了类事物的性质是无差别的这道法！共产党虽叫做党却不是在性质上合法的党，王歧山讲的是〝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在对政坛的占有上的合法与否，要比共产党是不是真正意义的政党更间接了一层，在我们还未触及共产党对政权的占有这后一个问题之前，却无庸质疑的见到这共产

党连一个真正意义政党都不是，更妄谈什么执政的合不合法了！


第二个问题是：共产党根本就不是执政，而是窃国

第三个问题是：动词词素〝执〞先天地包含着〝机会平等〞这个前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