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媒刊文称大跃进饿死人是探索性错误 不妨碍党继续合法执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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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科学网

北原：对“三年困难时期”人口非正常死亡问题的若干解析 某些西方敌对势力反复炒作中国饿死几千万人，而且一再夸大，把它描述成是中共的“蓄意性罪恶”，         



据中国社会科学网网站

某些西方敌对势力反复炒作中国饿死几千万人，而且一再夸大，把它描述成是中共的“蓄意性罪恶”，企图动摇和否定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应当引起人们的高度警觉。

我去欧洲旅游，在巴黎街头，碰见一位年轻的华人妇女向旅游团无偿赠送和分发一份报纸，头版有一篇文章，题目是“毛泽东中国三年大饥荒饿死3500万人”，记得还有一个副标题：“揭露中共刻意隐瞒的惊天秘密”。后来，我又去日本、中国台湾等地旅游，在那里也接到一些类似的赠阅报刊，都有“中国三年大饥荒饿死几千万人”的内容，只是数字有些不同，有的说饿死4000万人，有的说饿死5000万人，甚至有说饿死7000万人的。

“三年大饥荒”，中国饿死几千万人，到底根据何在，是怎么统计出来的，我非常不解。后来，看到国内一些学者也这样说。在理论界，不同意上述结论的学者也有许多。如江苏师范大学数学家孙经先、山西大学教授梁展东、山西省数学学会理事长李胜家、清华大学讲座教授王绍光、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李慎明等。

值得注意的是，目前这种人口学研究被某些西方媒体和一些敌对势力所利用，并一而再、再而三地反复炒作，已经远远超出纯学术范围了，并且以此质疑和否定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

若干年以来，说到全国三年困难时期大量饿死人问题，举例最多的首推安徽。有文章说，安徽一个省就饿死300多万人。有的还把新中国成立初期反匪反霸、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等运动中所杀的人同其他所有非正常死亡人口算在一起，说什么安徽饿死、错杀400多万人。有教授认为，1959—1961年安徽非正常死亡人口应有630.6万人。这些数字是怎么来的不清楚。

据我了解的情况，在全国31个省市中，安徽当时确属非正常死亡人口最多的省份之一。我过去先后在蚌埠地委办公室和安徽省委办公厅工作，常能接触到省、地、县负责同志，曾不止一次听到他们私下谈过：在全省约有1/3左右的县人口非正常死亡较严重，其中有无为、巢县、庐江、宣城、定远、凤阳、肥西、肥东、亳县、阜阳、阜南、临泉、颍上、涡阳、蒙城、宿县、濉溪、五河、怀远、萧县、灵璧、寿县、六安等县。《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在叙述到“三年困难时期”群众生活状况和人口变动情况时说：“粮、油和蔬菜、副食品等的极度缺乏，严重危害了人民群众的健康和生命。许多地方城乡居民出现了浮肿病，患肝炎和妇女病的人数也在增加。由于出生率大幅度大面积降低，死亡率显著增高。据正式统计，1960年全国总人口比上年减少1000万。突出的如河南信阳地区，1960年有9个县死亡率超过100‰，为正常年份的好几倍。”“这是‘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和‘反右倾’斗争的严重后果，其沉痛的教训应该认真总结和记取。”这里记述的全国1960年人口减少1000万，是根据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1983）、《新中国统计资料汇编》和《当代中国》丛书《当代中国的人口》等书的权威性记载。公安部的户籍人口档案资料与此也是一致的。

如果《中国共产党历史》记载的全国1960年减少人口1000万是可信的话，则一些学者所说的安徽饿死300万、400万、630.6万人的可信度是要大打折扣的。因为，安徽一个省绝不可能占这么高的比例。何况安徽1960年、1961年减少人口中，除大量饿死外，还有大量外流人口（即“逃”的部分）。除此，还有相当一部分正常死亡人口、其他非正常死亡人口等。完全详细准确分类统计是很困难的。

对这个问题，我有以下几点粗浅认识：

第一，1959—1961年三年困难时期，因“左”的错误所造成的农村大量人口非正常死亡现象确实是存在的，损失是极其惨重的，应当永远记取这一教训。但是，我仍然难以理解“三年困难时期”饿死3000万、4000万甚至更多人的“研究”和“推算”之说。因为按照国家正式发布的人口统计数据，全国总人口1958年为65994万人，“大跃进”从这一年开始，经过1959—1961年三年困难时期，发生了大量人口非正常死亡，到1962年总人口为67295万人，较之1958年总人口并没有减少，还增加1301万人。当然，如果不是发生大量非正常死亡，本应增加的更多一些。5年中，逐年对比，只有1960年比1959年净减少1000万人，其他年份都是略有增加的。《中国共产党历史》只载明1960年减少1000万人，是有依据的。因而，我对“饿死3000万、4000万甚至更多”的说法，难解其中奥秘。尽管有的刊物经常不断地刊出全国各地一些饿死人的典型事例，这些事例也许是无懈可击的，然而典型事例毕竟不能代替全貌。因为也可以举出更多的并未饿死人的不同典型。除非证明国家发布的数据和《中国共产党历史》的数据是错误的，我方能有所明悟。还有，按照常识，不应该把减少人口都说成是饿死的，还应包括其他非正常死亡等。即使在今日盛世，各种非正常死亡也在所难免。2014年2月间，全国许多网站发布说，近10年平均每年非正常死亡人口约为320万。这个数据真实性如何，不得而知。但由此推论，三年困难时期的减少人口中也应当有相当数量的其他各类非正常死亡，不能说都是饿死的。在一个省范围内考察减少人口数，还应想到其中还包括大量的外流人口。

第二，这一错误是中国共产党在探索建设社会主义道路过程中所犯的错误。也就是说，既然是探索，就有可能成功，也可能失败。因而，这是一种探索性质的错误。某些西方敌对势力反复炒作中国饿死几千万人，而且一再夸大，把它描述成是中共的“蓄意性罪恶”，企图动摇和否定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应当引起人们的高度警觉。

第三，中国共产党并没有像西方某些人所说的那样刻意隐瞒大量人口非正常死亡现象，不然，就不会将全国1949—1982年的逐年人口状况加以公布。改革开放以后，国家对人口状况更是逐年发布。

第四，安徽三年困难时期非正常死亡人口数字，时任安徽省委书记曾希圣向中央检讨所陈述的数字是可信的，有人夸大死亡数字为300万、400万、630.6万人是没有科学精确统计根据的。当然，这丝毫不意味着安徽的问题不严重。之所以说曾希圣检讨的数字是可信的，是因为这是基于当时“揭盖子”所统计的资料。所谓“揭盖子”，就是根据中央指示，采取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结合的方法，有组织、有领导并发动广大干部群众参与，揭露“五风”（共产风、平调风、浮夸风、强迫命令风、瞎指挥风）和“饿、病、逃、荒、死”问题的真相，特别是饿死人的数字要一个不隐瞒地逐级上报，并规定如隐瞒不报要给予撤职和开除党籍等处分，有直接罪责的要逮捕法办。事实上，当时就有一些地、县委书记因“揭盖子”不力或饿死人问题严重而受到严厉处分。同时，各级公安部门还要相应地逐一核实户籍人口资料。在那种政治气氛下所统计上报出来的人口非正常死亡数字，一般来说是比较可信的。改革开放后各地编修的地方志有关人口变动数字，大多也是基于这些资料。有的刊物，不断地引用一些地方志的材料和一些当时负责人的口述材料，曝光安徽人口非正常死亡问题，寻根溯源就是来自这些“揭盖子”的材料，因而并没有什么特别稀奇的，既不是共产党“刻意隐瞒”的，也不是“研究”和“推算”中的新发现。只有不了解上述情况的人，才会相信海外一些报刊所渲染夸大的所谓“惊天秘密”，并进而认为“中共刻意隐瞒”，孰不知这正是中国共产党自觉纠正“左倾”错误的实际行动。曾希圣在检讨中所说的“把原汇报的数字缩小”只是在“年度上”的调整（即把1960年死亡数中扣除1959年的死亡数），而且在“报告附件中都说明了”。所以，曾希圣检讨中所说的人口死亡数字比一些人所推算的饿死300万、400万、630.6万人要可靠得多，也说明共产党勇于承认和改正错误，是光明磊落的。

第五，人口变动是经济社会变动的重要参数。人口学研究对研究一定时期经济社会发展规律、经验教训有借鉴作用。如果与社会经济制度及安全环境联系起来，安徽的情况也会对人们有所启迪。例如据《安徽省志》（黄山书社2005年12月版）记载：清咸丰二年（1852），安徽人口为3765万人，直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安徽人口为2786万人，几乎近1个世纪，人口不但没有增长，还减少979万人。这与当时战争和灾荒频繁有直接关系。新中国成立后，安徽人口增长很快，到1959年仅10年时间，全省人口就增加到3426万人。“三年困难时期”虽然人口大量减少，但由于党和政府纠正了“左”的错误，饿死人现象很快停止下来，外流人口陆续返回，到1963年即基本恢复过来，随后又进入人口快速增长时期，到了70年代又实行计划生育。这说明，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自我调整和纠错的能力是很强的。如果一些研究只是没完没了地一味向人们描述饿死人的惨痛景象，甚至无根据地加以夸大，这除了激发和加深人们的痛苦回忆和愤恨情绪外，其他还会有什么正能量呢？至于西方某些敌对势力一而再、再而三地极力鼓噪“毛泽东中国饿死几千万人”，企图否定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的险恶用心则更值得警惕了。

（作者系安徽行政学院退休职工）

【链接】

2013年8月23日，《中国社会科学报》“评论”版刊发了江苏师范大学孙经先教授的文章《“饿死三千万”不是事实》。该文提出，三年困难时期，我国一些地区确实出现了“营养性死亡”现象，作者利用几种不同的方法对三年困难时期我国的“营养性死亡”人数进行了估算，估计出这一时期的“营养性死亡”人数在250万以下。

2013年9月9日，《中国社会科学报》“评论”版再次刊发孙经先教授的文章《“中国饿死三千万”的谣言是怎样形成的？》。该文指出，在我国三年困难时期“饿死3000万”这一重大谣言的传播过程中，杨继绳先生的《墓碑》一书起了极大作用。该文逐一查证和分析了《墓碑》中每一个重要的“饿死人数”，确认其中绝大多数关键性的“饿死人数”数据是虚假的。

张一耀

这不都是台湾炒作的吗？台湾现在不这么操作了，自己不说太多了，让轮子继续去说，不一样吗？

naren

残酷的伤害生命的政治，是极其落后的政治，是以强欺弱的卑鄙行为。

TianLiang

张一耀 发表于 2014-9-22 17:43
这不都是台湾炒作的吗？台湾现在不这么操作了，自己不说太多了，让轮子继续去说，不一样吗？

这是炒作？你要么是个完全不知历史的史盲，要么就是个丧尽天良的五毛。

TianLiang

历史是没法掩盖的
三年大饥荒时期，人口850万的河南信阳地区饿死了100万人以上。

原信阳地委书记路宪文再揭“信阳事件”真相

朱健国

在一系列“信阳事件”重要史料中，原信阳地委书记路宪文的《“信阳事件”的历史、社会根源及经验教训》，虽然是一个未能正式刊出的稿件（也许因为路宪文在“信阳事件”属于反面角色而一直难以公开发表），却具有极其独特甚至是唯一的史料价值。其根据是：

“信阳事件”主要责任者是毛泽东、吴芝圃、路宪文。毛、吴皆无关于“信阳事件”的全面回忆与反思，而路宪文的《“信阳事件”的历史、社会根源及经验教训》，虽然有诸多为自己推卸责任和自我表扬的非客观叙述，但仍然披露了不少张树藩、余德鸿等人所不知晓的重要史料，如毛泽东对“饿死人”只算“工作问题”的轻描淡写态度，如李先念要求“提前强行征购粮食”加剧了“信阳事件”的饿死率，如邓小平对“信阳事件”的无动于衷（这就可以解释， 1979年1月24日下午，在北京全国政协礼堂，邓小平亲自为吴芝圃平反并主持追悼会。悼词中宣布：“对于强加给吴芝圃同志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应予全部推倒，彻底为吴芝圃同志平反昭雪，恢复名誉。”说他“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共产主义事业鞠躬尽瘁，无私地贡献了自己的一生”。等等，为全面准确地研究“信阳事件”真相提供了新的视角。


——提 要

路宪文，山西人，1919年出生，1936年参加革命，1949年任信阳地区商城县县委书记，1952年11月6日至1954年6月，任中共信阳地委第二书记，1954年6月代理书记，1958年11月升任第一书记（全称是中共信阳地委书记处第一书记），1960年9月20日因“信阳事件”被撤职查办（经中共中央央政治局讨论决定），1962年经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定为“反革命报复罪”和“违法乱纪”（同案共22人，包括信阳地区一批县委书记），判刑三年（实为到一农场作调查研究，一天监狱也没呆）；据说1979年路宪文给胡耀邦写申诉,说当年“信阳事件”处理时冤枉了他，要求平反，结果恢复了12级高干待遇，以行政副厅级任河南百泉农业专科学校校长（现改名河南省科技学院）。但路宪文仍然要求彻底平反，恢复正厅待遇。据说胡耀邦有批示：如果连路宪文这样的人都要彻底平反，我们还搞什么拨乱反正（1）？路宪文一直不服，离休后在女儿路霞和妻子李昕帮助下，多年不断上访喊冤叫屈；于1993年9月3日下午病逝（病逝日期据河南省科技学院组织部引自“路宪文去世报告”，刘宝军提供）。据原信阳地区平舆县县长曹铭2007年12月20日回忆，路宪文一直比较能吹、爱吹。据河南省驻马店地区作协主席刘康健2007年12月21日说，他对260多名“信阳事件”当事人进行过采访，路宪文当年是河南省唯一不是地委委员的地委书记，他一直迫切想解决这一问题，这是路宪文在“大跃进”中拼命响应毛泽东、吴芝圃极左路线的主要动力，也是“信阳事件”得以产生的一种人性弱点和权力来源于上级的官场弊端。

路文是唯一的迫害者和责任者谈“信阳事件”

如果说，1992年2月问世的《信阳地区志》（北京三联出版社），以藏头露尾的些微数据首次暗暗启动了“信阳事件”研究，那么1993年则是深入披露“信阳事件”内幕的关键年：这一年三个“信阳事件”重要当事人，都因身患癌症而动笔或动念撰写“信阳事件亲历记”：

1993年春天，原信阳行署专员张树藩因身患直肠癌，抱病写出近二万字的《信阳事件：一个沉痛的历史教训》（删节稿载《百年潮》1998年12月第6期）；

张树藩病故的当天，1993年8月11日，也身患癌症的原信阳地委书记路宪文，定稿了一万八千字的《“信阳事件”的历史、社会根源及经验教训》（未刊稿）；

也于1993年夏天查出贲门癌并成功在北京做了手术的原信阳行署专员张树藩的秘书余德鸿，在历经八年的思索酝酿后，于2001年9月17日定稿了二万多字的《痛忆“信阳事件”全程》（载2002年卷《中国农村研究》，中国社科院2003年7月出版）。

2004年2月，一本由李锐作序，郭维敬、梁惠全编著的《共和国早期的故事》，以纪念反右50周年为主旨，集中收集了“信阳事件”各类右派人物回忆录，其中不仅有的张树藩《信阳事件：一个沉痛的历史教训》、余德鸿的《痛忆“信阳事件”全程》，而且有原信阳平舆县县长曹铭的思旧录《当年信阳地区“右倾代表人物”来信》，有原《河南日报》信阳记者站站长鲁嘉宾的见证《千万不要忘记“信阳事件”》，更有15篇纪录信阳反右恐怖的残酷与荒唐的个人补证。该书可称是关于“信阳事件”最多当事人回忆的实录。

2006年5月20日，南京大学社会学系硕士研究生刘保军，完成了近五万字的硕士学位论文《关于“大饥荒”的官方记述与民间记忆——以“信阳事件”为例》，该文在张玉林教授的指导下，经一年时间研究，并到信阳地区（包括原属信阳地区的驻马店地区）进行两个多月的田野调查，对信阳地区十八个县市的地方志中关于“信阳事件”的记述和民间记忆（主要是对余德鸿和一些等当事人的采访）的巨大差异进行了比较，特别详细地实录了“信阳事件”人相食的众多个案及细节；同时提出了“信阳事件”中饿死人数字中，有相当多的人并非饿死，而是被打死，“信阳事件”中的打死人数字是一个比人相食数字更被官方有意忽视的数字，需要重新关注。刘保军可能是第一个全面占有“信阳事件”史料的研究者。

在上述一系列“信阳事件”重要史料中，原信阳地委书记路宪文的《“信阳事件”的历史、社会根源及经验教训》，虽然是一个未能正式刊出的稿件（也许因为路宪文在“信阳事件”属于反面角色而一直难以公开发表），却具有极其独特甚至是唯一的史料价值。其根据是：

一、“信阳事件”主要责任者是毛泽东、吴芝圃、路宪文。毛、吴皆无关于“信阳事件”的全面回忆与反思，而路宪文的《“信阳事件”的历史、社会根源及经验教训》，虽然有诸多为自己推卸责任和自我表扬的非客观叙述，但仍然披露了不少张树藩、余德鸿等人所不知晓的重要史料，如毛泽东对“饿死人”只算“工作问题”轻描淡写态度，如李先念要求“提前强行征购粮食”加剧了“信阳事件”的饿死率，如邓小平对“信阳事件”的无动于衷（这就可以解释，1979年1月24日下午，在北京全国政协礼堂，邓小平亲自为吴芝圃平反并主持追悼会。悼词中宣布：“对于强加给吴芝圃同志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应予全部推倒，彻底为吴芝圃同志平反昭雪，恢复名誉。”说他“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共产主义事业鞠躬尽瘁，无私地贡献了自己的一生”（2）。等等，为全面准确地研究“信阳事件”真相提供了新的视角。

二、路宪文的《“信阳事件”的历史、社会根源及经验教训》是迫害者和责任者谈“信阳事件”。在其问世之前，所有关于“信阳事件”的研究文章，都是出于受害者和研究者，而路宪文具有双重性，他既是毛泽东、吴芝圃极权专制的受害者，也是积极主动甚至创造性地助纣为虐者，是致使信阳地区至少饿死150万人的迫害者和罪魁祸首——路宪文在 “信阳事件”时身为信阳地区土皇帝（中共信阳地委第一书记），在信阳地区有“一言堂”之威，如果他对毛、吴的“大跃进”不是那么创造性地呼应，如果他不在本区遂平嵖岈山创办中国第一个人民公社，由此创办公共食堂，不在大量饿死人后还残酷无情地“反瞒产”，“堵外逃”，“截信件”，让农民失去在家做饭的自由、逃荒的自由、通信的自由、求救的自由、说真话的自由，那么“信阳事件”可能不会发生，至少不会死那么多人。

三、在张树藩、余德鸿、路宪文三位亲历者文章出来之前，国内外关于“信阳事件”和“大饥荒”饿死人的分析多多集中于经济制度的分析上，代表性意见有——

1、伯恩斯坦的“粮食的过量征购”说：哥伦比亚大学的伯恩斯坦1984年发表的《斯大林主义、饥荒和中国农民：大跃进期间的粮食征购》一文被公认是研究“大饥荒”起因的最早文献。伯恩斯坦在文中论述了粮食征购和饥荒之间的关系，认为粮食的过量征购是造成饥荒的主要原因；（3）

2、林毅夫的“饥荒是因为农产品产量下降引起”说：1990年，林毅夫在美国《政治经济学报》发表了一篇文章，该文的主要目的是通过剖析农业生产率的变化趋势来解释人民公社的生产率为何在饥荒以后二十年一直徘徊不前，但是附带涉及了三年间的农业灾害。林认为，公社化取消了农民的退出权，从而造成农业产量在1959年到1960年的严重滑坡，进而出现饥荒。也就是说饥荒是因为农产品产量下降引起的。几年之后，林在一定程度上修正了这个观点。通过与杨涛的合作研究，发现人均粮食产出（代表食物供应量）和农村人口比例（代表城市偏向），都是决定分省死亡率的重要因素，其中城市偏向的作用又大于食物供应量下降的影响，此结果表明，制度性因素是中国大饥荒的主要原因（4）。

3、杨大利的“乌托邦似的非理性消费制度引发”说：杨大利首先提出了这个观点，认为人民公社和公共食堂的建立是造成饥荒的原凶。由于公社把个体农户和其它集体组织的资源无偿合并，农民个人在公社的劳动与其成果之间并无直接联系，因而丧失了生产的积极性，导致了经济学所谓的公共产权的悲剧。张欣和文章中拓展了杨大利的观点，指出在众多的因素中非理性的消费行为才是罪魁祸首。李若建和曹树基的研究也认为，在公共食堂这一问题上，人的良知与欲望的冲突，个人的价值取向，特别是利己主义也是导致悲剧发生的重要原因（5）。

4、陈意新的“传统的宗族领导权中断对当时农民的求生机遇至关重要”说：陈意新采用人类学田野考察方法，选择了安徽三个村庄作为研究的个案，发现传统的宗族领导权的延续或中断对当时农民的求生机遇至关重要。逃荒、偷盗和瞒产私分等消极求生策略，在宗族领袖缺少的条件下会遭到国家权力代表的严重处置而无法奏效，相反获得宗族领袖庇护的农民则赢得生存机会（6）。

但是路宪文的“信阳事件”回忆，驳倒上述盲人摸象，证明了“信阳事件”和全国大饥荒的根本原因是真实信息传播受阻，即真话受压，假话畅通。“信阳事件”和全国大饥荒的根本原因其实是一党专制的政治制度的必然结果。

北京大学讲师周飞舟在回答伯恩斯坦在文章中提到的关于饥荒救助和反映的问题时，通过对各省之间粮食分配数据的研究发现：省级政府不但在很大程度上知道饥荒的灾情，而且做出了积极的反应，但由于许多省级政府不肯向中央求援或者最后求援也为时已晚，使得对饥荒的救援效果不大（7）。但路宪文的“信阳事件”回忆证实，虽然地方上向中央说了许多假话，但并没有完全隐瞒饿死人的事实，如早在1959年春，河南省委因发现商丘、新乡出现十几万饿死人的严重现象，向中央只写了饿死5000人的假报告，但毛泽东当时到河南视察时却毫不追问此事，好像饿死5000人是天经地义的正常工作事故，而是大讲一些鸡毛蒜皮的共产风问题。

最明显的是，1960年9月，中共中央已经开始处理饿死百万人的“信阳事件”，知道全国已饿死一千多万人，但当年10月1日《人民日报》的国庆社论上仍然说：“两年来，虽然全国大部分地区连续遭受严重的自然灾害，造成粮食严重减产，但人民公社已使我国农民永远摆脱了那种每遭自然灾害必然有成百万、成千万人饥饿、逃荒和死亡的历史命运。”（8）路宪文的“信阳事件”回忆说明，这种睁着眼睛说谎话的作风，只有在“党天下”的专制下才能够畅通无阻。


路文的新史料贡献有35项

比较张树藩关于“信阳事件”的回忆文章，余德鸿文章的独到贡献是第一次说出了“信阳事件”不仅至少饿死105万人，而且有大面积人相食现象，“信阳几乎村村人相食”；与张树藩、余德鸿文章等人关于“信阳事件”的披露相比，路宪文的回忆揭露了毛泽东、吴芝圃两个“信阳事件”元凶和中共高层坚持专制，嫁祸于人的残忍，并披露了毛泽东与刘少奇对“信阳事件”处理方式的分歧。

其具体细节与观点有35条（双引号中话语为路宪文有的原话，路宪文原话外的括号里面的话为朱健国注）——

1、党中央将 “信阳事件”只理解为发生于信阳的大量非正常死亡事件是不正确的（路宪文此言有理，“信阳事件”至少代表了河南省“大跃进”的专制恶果，实质上是毛泽东专制思想的代表作之一）。

“事实上，称‘信阳事件’是不确切的，因当时饿死人的问题，是全国普遍存在的；把‘信阳事件’中的大批干部当作敌我矛盾来处理，更是错误的。”

2、胡耀邦重视“信阳事件”的全局性意义。

“实际上‘信阳事件’是执行党的左倾路线的结果，是五九年庐山会议的直接恶果。正如胡耀邦同志所讲的‘它是我党建国以来重大政治事件之一’。时隔三十余年，我们党应该有勇气正视这个问题，应反思这一事件发生、发展的历史根源和和社会根源，从中吸取深刻的经验教训。”

3、“信阳事件”始于1957年春——邓子恢当时就批评“河南没有人性，群众饿着肚子讨（逃）荒要饭”（邓子恢是刘少奇、周恩来1955年“反合作化冒进”的得力助手，所以“信阳事件”是毛泽东以“大跃进”批“反冒进”的直接恶果，也是毛、刘较量，毛胜刘败的结果）。

“1957年春，在省委四次全会上，省委第一书记潘复生传达当时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邓子恢的讲话。邓的讲话中说：河南没有人性，群众饿着肚子讨荒（逃）要饭，河南打肿脸充胖子，吹如何如何丰收。潘复生强调说：合作化搞快了，搞糟了，要纠偏。并说：河南西北高，东南平，灾情多，生产很落后，丰收年略有结余，常年只能自给自足，灾年还得向外求援，不能征购太多，不能只顾任务，不顾政策，把群众口粮购走。当时列席会议的地委、县委书记谈了河南群众的灾荒情况，要求省委减轻征购任务，发放救灾粮款，并立即派代表去中央反映情况。

4、潘复生接受邓子恢的批评，通报当时临汝群众闹社事件和洛阳某地吃树叶、观音土等灾情。（潘复生其时是紧跟刘少奇的，已被毛冷落。据路宪文另文回忆：1956年（实为1955年1月4日）的春天，省委电话通知我到郑州。在一列火车上，毛主席接见了中共河南省委第二书记吴芝圃、第一副书记杨蔚屏和河南的几位地委书记耿其昌、赵天赐、林晓、张申和我。如此重要接见，已没有时任河南省第一书记的潘复生。）

“省委四次全会后，潘复生起草了十二条宣传要点，宣传入社自由、退社自由、雇工自由、借贷自由等，并通报当时临汝群众闹社事件和洛阳某地吃树叶、观音土等灾情，支持群众。这在干部群众中引起了极大的反响。”

5、省委五次全会否定省委四次全会，吴芝圃突然袭击潘复生“反对合作化”。

“继之，省委五次全会召开。会议开始时，各地委书记汇报多数群众对潘复生的十二条宣传要点是欢迎的。不料会议结束时，吴芝圃代表省委党小组在会议上揭发了潘复生同志，说：潘复生十二条宣传要点是错误的，是反对合作化的纲领，反映了地主、富裕中农的情绪，潘是反对统购统销，反对合作化；实际上是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现在潘复生对自己的错误已作了自我批评。当时在会议上就展开了对潘复生的批判，会后让潘复生下农村去调查研究。省委要求各地委把潘复生的错误传达到县社。这在全省范围中引起强烈震动，使左倾思想在河南得以迅速发展。”“在批判潘的过程中联系潘展开了对杨珏、王庭栋的所谓错误的揭发和批判。与此同时，河南省委发起了全国著名的放卫星运动，以放卫星当炮弹，反对潘的右倾。”“边放卫星边提高亩产量，开了大放卫星大刮浮夸风的先例。当时在全省范围内到处抓小潘复生，插红旗，拔白旗，刮共产风、浮夸风，强迫命令，把河南的左倾思想推向了高潮。在反潘、杨、王的基础上，1958年秋，在河南实现了人民公社化、食堂化、掀起了大办钢铁运动。”

6、第一个卫星是河南日报记者亲自采访后放的，由省委分管农业的书记史向生批准。地委，县委均是看了报才得知的。

“河南的第一个卫星是遂平县委书记赵光的试验田，亩产1千多斤。这是河南日报记者到当地采访，根据村干部的汇报放的，试验田的主人赵光竟然不知道。遂平嵖岈山人民公社韩楼大队妇女队长亩产3400多斤的卫星，也是河南日报记者亲自采访后放的。地委，县委均是看了报才得知的。西平城关公社放了亩产7300多斤的卫星，是由公社党委直接报给河南日报社的。河南日报当时是分管农业的书记史向生批的。史曾打电话问我是否有这样的情况，我说不知道。为慎重起见，我问了县委书记，他也不知道。我又派地委办公室主任王秉林带一个工作组去调查，当时因麦已收打完毕，他召开了一个社队干部和老农座谈会，并看了标本麦穗、粮食堆。回来后他把调查所得情况如实向省委作了汇报。第二天，河南日报上就放了卫星。”

7、毛泽东对吴芝圃谎报河南全省产量500亿斤很满意。

“会后吴芝圃到中央开会，向毛主席汇报河南全省产量500亿斤，大丰收（当时全国7000亿斤产量）。毛主席也很满意地说：大家可能留有余地，实际不是那么多，留点余地好嘛！”

8、副省长彭笑千等因反对吴芝圃谎报而遭殃（在一党专制下，党内民主和党内监督上不可能的）。

“当时河南省副省长彭笑千，计委主任邵文杰，农业厅长冯鸣臬等6同志曾向省委反映产量有浮夸。吴芝圃在会上批评道：‘这些是秋后算账派，思想跟不上形势。’结果这几个同志在贯彻庐山会议精神反右倾时，全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

9、1959年春，中央就知道商丘、新乡大量饿死人，但并不调查也不追究责任（如若此时中央重处当地官员和吴芝圃，必不会有“信阳事件”，而没有“信阳事件”，也就不会有后来的“三年自然灾害”：全国饿死三千七百五十四万八千人。然而，以毛泽东为首的“英明党中央”，偏偏对河南省商丘、新乡大量饿死人无所谓，继续放任吴芝圃、路宪文“大跃进”。）

“1959年春，在豫东商丘、豫北新乡造成严重的饿死人现象。河南省委并没吸取经验教训，却向中央写了饿死5000人的假报告（实际十几万），当时信阳就曾支援他们每个地区1亿斤粮食。对饿死人的地区领导，只当工作问题轻描淡写地作了批评。然而他们对反映饿死人和浮夸问题的领导干部，则当右倾机会主义批判，说成是造谣、扩大化，是给三面红旗抹黑。这样颠倒是非，使整个河南的左倾思想愈演愈烈，在干部中造成错觉，造成人们思想的混乱，使大家失去了辩别是非的能力，人人自畏，个个看领导意图行事，说假话。从而形成了在河南全省范围内饿死人的思想根源。”

10、1959年春，毛主席来到河南，召集省、地委书记在火车上开座谈会，没有一句话提及商丘、新乡大量饿死人（此时毛泽东不可能不知道商丘、新乡大量饿死人，河南省委向中央写了饿死5000人的假报告，必然要报告毛）。

“59年春，毛主席在视察河北、山东省以后来到河南，召集省、地委书记在火车上开座谈会。主席把一路上听到的浮夸风、‘一平二调’的共产风、强迫命令、违法乱纪的情况向大家作了介绍，征求河南省委的意见，问是否也有这样的情况。当时地委书记把各自了解的情况如实向主席作了汇报。毛主席讲：这是严重脱离群众的问题，如果不纠正，发展下去，就会成为左倾冒险主义。当时省委正在召开三级干部会议，主席建议把公社、大队、生产队的干部召集来听听他们的意见。三级干部会就扩大成为六级干部会（省、地、县、社、大队、小队，共六千人）。基层干部听了毛主席讲话的文件后，非常高兴，纷纷把自己的看法，本单位的情况作了汇报。毛主席又召集地委书记汇报讨论情况。听到干部们都拥护，才放心了。”

11、人民公社这一组织形式，是大面积饿死人的社会组织原因。

“1958年，“八大”二次会议以后，信阳地区率先实现了人民公社化，继之全国搞起了公社化。从某种意义上讲，人民公社这一组织形式，是大面积饿死人的社会组织原因。

12、毛主席派人帮助写了嵖岈山《人民公社社章》（“信阳事件”与嵖岈山人民公社成立有重要关系，而毛泽东是嵖岈山人民公社的授精者，是嵖岈山人民公社之父）。

“58年春天，遂平县嵖岈山的几个合作社想修水库，但是占地、效益等问题不好处理，当时六个乡的干部在一块商量后，把六个乡的合作社结合在一起，成立了一个社，大家称之为集体农庄。各区各县知道后，纷纷要办，当时地委劝阻大家不要操之过急，等等看再说。我还派了地委农工部书记（部长），带工作组去进行实地调查研究。‘八大’二次会议上，我在河南的小组会议上发了言，引起了强烈反映。许多同志说这是大好事，建议我写出发言稿在大会上发言。我就写了稿送交大会。由于时间关系，只形成了书面发言。会后毛主席看到了这篇稿，感到很好，就派中央办公厅四位同志和‘红旗’杂志社副总编李郁九等住在嵖岈山进行调查研究。李郁九帮助写了《人民公社社章》。毛主席从山东视察回来到郑，中央政治局的谭震林叫遂平县委书记赵光汇报工作。汇报过程中一个记者问主席：‘遂平有个集体农庄？’毛主席说：‘还是叫人民公社好’，看了李郁九写的社章，毛主席高兴地说：‘好得很呀！多年梦想的东西得到了。’”

13、信阳地区有100万人参加大办钢铁（信阳地区当时总共850万人，青壮年劳力也就百来万人）。没有这样大规模弃农炼钢的局面，信阳地区不会饿死那么多人。

“人民公社化后，第一个考验是大办钢铁。在全国‘以钢为纲’钢铁元帅升帐的时期仅信阳地区就有100万人参加大办钢铁。上蔡、遂平、西平、汝南、新蔡、平舆等淮北几个没矿石县的人，集中分到淮南的确山、罗山、商城、光山等县。淮南的这几个县平均每天要接纳近5万人。可想而知，没有人民公社这种形式，大办钢铁根本搞不成。这正是人民公社‘一大二公’优越性的体现。但也是人民公社的这个所谓优越性，又显示出了它严重的弊端。可以这样说，没有人民公社这一组织形式，就不会形成当时那种农民大规模弃农炼钢的局面，也不至于农业生产遭受巨大的损失，即使遭受天灾，信阳地区也不会饿死那么多人。”

14、群众坚信共产党不兴饿死人，哪知毛主席不在乎饿死人（历代农民逢饥荒必然造反求生，信阳自古有农民造反、革命的传统，但“信阳事件”时，信阳农民却因共产党的美妙宣传和空前专制，而在等待党救济时成群饿死。此为千古未有之奇 ）。

“人民公社的生产、生活管理权仅由各级干部掌握，实行计划经济。群众没有了生产管理权、生活主动权，也就没有了管理的积极要求。生产的好坏已不为群众关心，只要有饭吃，有衣穿就行。在生活上，因搞军事共产主义，搞供给制，群众有对党组织的依赖性，不再留生活后路，把铁犁、铁锅等砸了炼钢铁，粮食在场上就直接征购入了国库，群众一点存粮也没有。刚收了粮食，继之而来的是饿肚子，群众坚信共产党不兴饿死人，希望上级会送回粮食吃。但粮食好走不好回呀！加之在食堂管理上，干部利用特权多吃多占，甚至有人把群众的粮食打成烧饼卖钱。这样群众仅有的一点口粮也不能进肚。又由于反右倾，有一切服从人民公社的口号，群众怕拔红旗，插白旗，挨批评，饿着肚子却说吃饱了。芸芸众生饿肚子待粮，粮不可待，终于死于饥荒。人民公社这种与社会生产力不相适应的组织形式与泛滥的左倾思想相结合造成了严重的社会后果。”

15、贯彻庐山会议精神提前强行征购粮食，这是促成“信阳事件”恶果的直接原因（庐山会议可谓“批倒彭德怀一人，饿死百姓四千万”）。

“贯彻庐山会议精神，把春季已收敛的‘五风’又推向新的高潮，加之以庐山会议反右的精神和手段不切实际地提前强行征购粮食，这是促成‘信阳事件’恶果的直接原因。59年8月初，我到下面巡视抗旱情况，中旬，省委通知我立即到省里参加省工业会议。会上杨蔚平作总结时说：‘庐山有彭德怀跳出来反党，河南有张申跳出来反党，上下呼应。’事实上，开封地委书记张申，调查了死人问题，搜集材料在工业会议上说：‘群众饿死了，小麦长得不到一尺高，能看见地皮，你们还放大丰收，还打肿脸充胖子。’结果大会批判了张申，把他打成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信阳地委的杨玉璞（工业书记）只说了一句‘张申同志反映的情况是属实的’，结果也挨了批，在会上作了检讨。”

16、李先念是“提前强行征购粮食”的始作俑者（李先念加剧了“信阳事件”，仅有此孤证。李先念后来到光山县，车被满路的饿殍挡住，李痛哭流涕，可能想到了自己“提前强行征购粮食”的罪责）。

“（1959年）9月初，省委召开了三级干部会议，贯彻庐山会议精神。在传达庐山会议精神之后，省财贸书记宋致和传达中央粮食工作会议精神。他说：‘李先念同志讲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现在如果不抓征购粮食，庐山会议精神贯彻后群众就把粮食吃光了。征不到粮食城市生活怎样安排。要求在贯彻庐山会议精神的同时，两手一齐抓，一手抓征粮食，一手抓精神贯彻，早秋下来群众边收割边征购。’宋致和要求各地委书记向回打电话，让各县汇报产量，分配征购任务（往年都是从省里开会后回去再开会，动员，统计，最后分配任务）。

17、几乎每个地委都反了一个（右倾）书记，或正或副。明明大旱了，还报大丰收，高产量。吴芝圃、戴苏理下令让路批副书记张树藩（是共党内并非没有志士仁人，但在党天下里，“海青天”是毫无作用的。因为毛泽东是“秦始皇加斯大林”）。

“当时各县委听说庐山会议反右倾了，思想都很紧张，明明大旱了，还报大丰收，高产量。信阳报的是45亿至50亿（分配给信阳秋季的征购任务是11亿斤）。地委书记们一面每天打电话向各县要任务，抓征购，一面开会批右倾。反右倾会上，把省委机关的彭笑千、邵文杰、冯鸣臬等6人说成是秋后算账派，打成右倾机会主义。耿其昌因在省四次全会上说他去孟县，被群众包围要粮食，说时痛哭流涕，这时也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说他是反右倾漏网分子。商丘地委书记陈秉之被打成右倾，副书记张申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洛阳地委书记王惠之曾提倡过生产到队，耕牛分槽喂养，此时被批判撤销地委书记职务，说他是富裕中农的代表，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当时几乎每个地委都反了一个书记，或正或副。我也作了以把春季群众没饭吃讨饭问题扩大化，多分了几千斤粮食造成浪费，反对‘小土群’，下放小商贩为内容的检讨。吴芝圃、戴苏理都曾找我谈话，让我批副书记张树藩。许昌军分区步司令员，因看不惯公社妇女穿短袖衣服，短裤头跳舞，被说成反公社化挨了批斗。”“在这种形势下，各地、县提前强迫性向群众征购早秋粮。村干部怕被打成右倾，把粮食就场交出，打多少交多少。结果群众的粮食被征透了底，群众饿肚子，村干部却不敢反映饥荒，荒说食堂没有停伙。 ”

18、1959年11月，潢川等县县委书记汇报了食堂停伙、群众讨荒要饭，发生饿死人现象、流传乌嘴病等问题（路宪文仍然坚持“乌嘴病”是食物中毒，可叹其死不悔改）。

“59年9月底，信阳地区完成5亿斤粮食的征购后，进展不动了，省委三天一个电话，两天一个电话催征购，并说粮食征购进展缓慢，完不成任务，有实际问题，也有思想问题。所谓实际问题，是个别地方有灾；所谓思想问题，是反右倾不彻底，思想右倾。地委，县委一面批判右倾，一面打电话催征购。到11月初，全区征购任务完成六亿多斤，已推不动了。我在潢川开了县委会议，县委书记汇报了食堂停伙、群众讨荒要饭，发生饿死人现象、流传乌嘴病等问题。我在会上提出停止征购，先安排好群众生活，然后再征购。并派医疗队下去给群众治病（后来发现是食物中毒）。”

19、以“打击流窜犯”禁止农民逃荒 （逃荒是农民的最后一条生路，却被害怕灾情外泄的路宪文残酷无情地堵死了。）。

“（潢川会议）回地委后，我马上召开地委会，研究制定了八项措施，大致有暂停征购，安排生活，摸清灾情，生产救灾，在群众发生困难的时候加强对地富分子的控制，打击流窜犯，安排外流人员，县社队各级设浮肿病医院，治疗浮肿等内容。我向省委作了汇报，省里感到还不错。”

20、吴芝圃、宋致和对信阳大量饿死人无所谓。（因为毛泽东有言在先，饿死人的地区，只是工作问题，所以上行下效。）

“（1959年）12月中旬，省委召开地市级干部会议，宣布停止征购，全面转向生产救灾。在会上，吴芝圃讲：宪文同志思想不要顾虑，信阳一贯对全省贡献很大，现在你有困难省委帮助你。会后，省财贸书记宋致和带领数十名机关干部到信阳来帮助救灾……第二次潢川会议我要求对死人的问题写检讨，并要求处分。宋致和说：‘这么大的灾情，死几个人是难免的，是工作问题，又不是你叫饿死了。先不要调查、写检查，先集中力量抓救灾。’”

21、1960年春节期间，信阳公安局上报饿死人为8万。（后来统计实为至少150万人以上。）

“春节期间，公安局年终统计，全区死人18万4千多人，除掉正常死人10万，饿死人为8万。我让公安局全部向省里汇报。”

22、吴芝圃在1960年春节正月初八再逼信阳地区上调粮食，此时已知信阳地区正是饿死人高峰期。（吴芝圃此时只有党性，没有人性，只知效忠权力来源毛泽东，而对衣食父母老百姓陷入绝境无动于衷。 ）

“可是（1960年春节）正月初八，省委召开六级干部会议布置生产和生产救灾工作，粮食厅厅长王秉章去找我，说信阳地区外调粮食计划没完成，要抓一下，赶快完成。我说我们已没粮食吃，不能再调了。吴芝圃把我叫到他家谈话说：‘宪文同志，粮食调购是中央统一安排，你必须服从，你需要粮食我供给。’会上吴芝圃讲：河南省有灾情，群众生活有困难，我们要自己解决，不向中央开口要粮食。有问题依靠群众解决（实际上是反瞒产），瓜菜代。

23、1960年3、4月份，吴芝圃说不要调查死人问题。

“（1960年）3、4月份，吴芝圃要去中央开会，他和宋致和找我谈话说：宪文同志，信阳死了些人，你总结一下经验教训，向中央写个报告检讨一下就行了，不要有思想顾虑，我提出死人数字怎样报的问题，他说不要调查，死人问题调查不清楚，越查越多，让县委书记估计报一下就行了。”

24、固始县委向中央求救遭省委报复。（党章规定党员有权越级向中央报告，但一个县委却不能向中央反映情况，可见中共党章与国家宪法地样，实为一纸空文章。）

“（1960年4月从省委）回地委后，我召开县委书记会议，让大家报死人数，统计结果非正常死人8万4千人。省委加个批语：报告中央通告全省，并加一句注释：包括一部分正常死亡。当时固始县委向中央民政部、卫生部报告饿死人数、浮肿病人数，要求中央支持。省里很生气，立即打电话命令：固始县死了4万人，要做检讨，受批评，地委路宪文也有责任，要写检讨。”

25、毛主席说：死了一些人是工作问题，一般不要处分人。（毛泽东何以对酷吏们如此宽容，对百姓痛苦无动于衷？因为深知专制离不开酷吏，深知“万方有罪，罪在朕躬”，大跃进饿死人问题的根源在自己。）

“（1960年）5月，省委召开夏粮征购会议，这时灾情已停止。中央派纪检会处长李坚带领一个小组到信阳检查。他找我谈话说：‘死人不是8万，10万也不止，20万也不止，推算有30万人’‘你为什么不揭省委，你有那么大的本事，能顶得住吗？’我把这些给省委汇报了。他们说：这些办事人员就不了解中央意图，毛主席说了，死了一些人是工作问题，要总结经验教训，一般不要处分人。”

26、信阳死人问题，是庐山会议的直接恶果。（路宪文就是不敢直言信阳死人问题，是毛泽东思想的结果。是没有认识到，还是不敢说？）

“事实说明，贯彻庐山会议精神，把左倾思想推向了高峰，信阳死人问题，是庐山会议的直接恶果，不是个别同志的问题。”

27、“信阳事件”的处理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保路宪文代表大方向”，只处理县委书记。（后来变为“保吴芝圃代表大方向”，1979年邓小平主持为吴平反开追悼会，2006年河南省委又举行“吴芝圃百年诞辰纪念大会”，称颂吴芝圃是“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

第一阶段：（19）“60年七月中旬，省委派副书记杨蔚平、李立以及纪委书记刘名榜、组织部长李俭波赴信阳解决信阳问题。在鸡公山召开地委常委扩大会议，……（说）信阳地委这几年来工作做得不错，各项工作都走在了前面，对全省贡献很大。近几个月来，由于执行中央“三兼顾”（国家、集体、个人）统购统销，政策上犯了错误，积累得多了些，给群众留得少了些，作风上官僚主义，强迫命令，造成了严重的死人问题，还算工作问题。这次会议主要是总结经验教训，检讨好了，不给组织处理。……会上我要求给处分，杨坚持不给，同来的几个省委领导也同意给我处分，调其它地方工作，杨坚持不给处分，说这是大方向问题，路宪文代表大方向。会议上，省委还带了电台，每天把会议情况向在北京开会的吴芝圃汇报，常委会议决议也送交了吴芝圃。吴说：会议开得很好，路宪文同志也作了深刻检查。吴芝圃从中央开会回来，在大会上讲：信阳死了那么多的人，商丘也死人了，中央精神主要是接受经验教训，不作组织处理。……吴芝圃说：宪文同志主要是对信阳死人问题的说明，思想认识不够，省委决定让你留在原岗位坚持工作，在什么地方倒，就在什么地方爬起，要直起腰杆工作。在此阶段，省委这样处理，真实意图是处理三个县委书记，以保地委，最终达到保省委，保存三面红旗的目的。”

28、“信阳事件”的处理第二阶段，刘少奇代表中央作批复：“信阳事件”是反革命事件。吴芝圃、杨蔚平改口要立即枪决路宪文。（如果依刘少奇严惩“信阳事件”当事人的方法，可能会对仍然在继续蔓延的“大面积饿死人事件”有所遏制，但毛泽东害怕刘少奇别有用心，将火烧到自己身上。）

第二阶段：“据省纪委书记刘名榜61年谈，河南省委、关于信阳常委扩大会议的决议报告中央后，刘少奇同志代表中央作了批复：让信阳人民来个二次解放，信阳地区地主阶级复辟了，信阳地委党变成了国民党，信阳事件是反革命事件，要彻底发动群众揭发，查清处理，中央公安部副部长徐子荣来河南进行调查，并向刘少奇作汇报。谭震林、徐子荣带着刘的批示到河南省委会上作了传达。省委会议的空气立即变了。杨蔚平说：信阳事件，路宪文是反革命，立即枪决。吴芝圃低头不语。会上一片杀气。”

29、杨蔚平警告路宪文不要牵连省委。

“我正在传达布加勒斯特会议精神，杨蔚平到信阳地委，代表省委宣布政治局会议决定：撤销你地委书记职务，不算最后处理，还看情况发展，希望你老实检讨，不要上攀下连，最后处理还是省委作决定。”

30、吴芝圃决定抛弃路宪文，丢卒保车，派15军7师一个团到信阳镇压。（翻脸不认人，前后矛盾，是专制者必然的手段。）

“省委先派戴苏理、赵定远当信阳地委正副书记。这时在信阳地区就开展了民主补课运动。说‘信阳事件’主要是民主革命不彻底，地主复辟了。吴芝圃在信阳干部会上讲：我用错了人，知人知面不知心，我不知道路是坏人，信阳地区这么严重的问题他都没给我说，我犯了官僚主义错误。杨蔚平说：有人说路宪文是好人办坏事，不对，路宪文是反革命分子，饿死那么多贫下中农、阶级兄弟，还能是好人。他们走到哪里都这样讲县委书记，到一个县抓一个县的县委书记。甚至扬言说：信阳要组织暴动，派15军7师一个团到信阳镇压。据说他们去查，老百姓吓得到处藏，窃窃私语，被他们认为要暴动。”

31、没人敢统计自杀的人。（“信阳事件”的自杀者、被打死者、人相食者，比饿死人更让专制者忌讳。）

“从此信阳就变成大捕，大抓。大概有数千干部被抓入监狱，15万人抓起集训审查。有些县监狱中装不下，就腾空房子安排。集训没饭吃，家属不能接见，家属们把红薯、馍从高墙外往里扔，里面抢着吃。当时有些干部自杀了，有些农村干部被抄家了。南阳唐河县委书记的爱人和孩子集体投井自杀了。当时因害怕而自杀的人很多，没人敢统计这个数字。死人数字越报越多，谁报得少是包庇，被批为右倾。这造成新的恐怖。”

32、刘少奇的代表徐子荣拟杀2万人。

“省委常委会上研究要枪决路宪文，征求各地市意见。据商丘地委副书记耿化伍说，大家谁也不发言。徐子荣在干部会上讲：要落实一下，杀人问题究竟杀多少为好，是不是大县杀八百，小县杀四百，一个大队杀四至五人（我亲自看过讲话稿），共2万人。据省委副书记杨珏讲：在省委讨论杀人问题，大家不好讲，我说杀人是大事，咱是否看看别省怎么办，或请示一下中央，大家一致同意。”

33、毛主席驳回刘少奇意见，说一个不杀，大部分不抓，官僚主义也是人民内部问题。

“结果去请示毛主席（毛主席当时在长沙巡视），主席下了6条批示，主要精神是：饿死人的问题是高指标，高征购造成的，死官僚主义，死官僚主义也是人民内部问题，教育好了还可以为党做工作。一个不杀，大部分不抓，抓起来的立即释放。先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然后再解决敌我矛盾。”

34、邓小平说“信阳事件”与全国其它地方饿死人事件没什么特殊的。（刘邓大军在信阳一带呆过，邓小平此言既是实话，暗示“信阳事件”总根子在毛泽东，也可能有为信阳干部念旧情放一马。）

“据信阳地委副专员讲，邓小平从四川视察回来路过信阳，把信阳地委档案调出来看了一下，说各地都是这个调子、做法，信阳没什么特殊的，不同意杀人。当时中央有个电报叫放人。据信阳地委副专员讲，当时刘建勋曾打电话给戴苏理，让他把抓起来的人员放了，先解决人民内部矛盾。戴不放人。后刘建勋又亲自到信阳做戴苏理的工作，思想做不通。

35、“信阳事件”的处理第三阶段，对路宪文进行假审判、假判刑。（中央既要借惩罚路宪文安抚百姓，又深明主要责任不在路宪文，只好对这个替罪羊来个假判刑、假收监。）

“1962年，省委派纪委书记刘名榜、组织部长张建民、地委副书记赵定远到公安厅找我落实材料。……河南省委副书记何伟主持对信阳问题作结论。……省委副书记赵文甫把我叫去谈话：你写的材料我们看过了，还不错，基本认识了自己的错误。省委把你闹（方言？）来，主要是为了保护你。信阳死人在全省比例较大，死人数字也弄不清，你说把你拉出去枪毙亏不亏。我说不亏。他说不要你说不亏，把我们任何一个省委书记拉出去枪毙都不亏。省委对你的问题作了讨论，党内处理，你不要有什么顾虑。……到63年9月，省纪委刘名榜和湖北调来的另一位副书记找我谈处分决定，叫我签字。赵文甫也找我谈话说：中央对你的问题已批下来了，得受点刑事处分，还算宽大处理。他把省委给中央的报告及中央指示给了我一份，说：‘还得办一个法庭审判手续，叫王光力找你谈谈。’法院院长王光力找我说：“赵书记找你谈了吗？还得行个形式，你准备怎样谈？”我就从头到尾谈了。没说几句，他阻止我说：‘省委的问题他们已做了检查，你光说你自己的。到时问你什么答什么。’检查员、副检查长丁某叫我在起诉书上签字。我当时对一些具体材料提出意见，他大声训斥我：信阳死那么多人，你还有意见吗？然后法庭。院长问：‘×××问题你知道吗？’我说：‘知道。’问：‘有没有？’答：‘有。’十几分钟就结束休庭判决（开除党籍）判三年徒刑，定渎职罪，降5级级别，按15级发生活费）。出来后才知道，原来省委对我的处理报告，戴苏理不同意，在中央七千人大会上又告了状，说：‘对路宪文他们的处理太轻，我回去没办法说服群众。’因此，由中央决定，由陶铸主持处理。后来的报告就是中南局的了。过了一月，把我放出来了（10月中旬）。我回到省委招待所（原在公安厅技术处住）。关于我们犯错误处理的决定（22人）传达到支部，只传达，不讨论。赵文甫谈：要站起来，不要觉得比别人低一等，不要悲观，要有信心，将来还是有前途的。社会上舆论很多，有支持的，反对的，你不要随意相信，再犯错误就不好办了。接着把我安排到博爱农场去深入实际，调查研究。66年5月，省委派工作组到农场调查，农场党委对我的思想工作作了结论，叫我写了申请准备入党。但被继之而来的文化大革命冲了。”

TianLiang

著名慈善家陈光标在CCTV上说，他家兄弟姐妹5个，饿死了2个

摘自于环球企业家杂志

      尊敬的各位企业家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我非常高兴应邀参加这次《环球企业家》峰会，今天早上有很多企业家朋友们，跟我提的意见，标哥你能不能说512刚过去十天，您怎么想起组织60机件120人前往灾区救援，还有我个人的经历，这么多年来为什么要回报社会，在20分钟时间我围绕这三个主题跟企业家共同分享一下。
很多人说我是一个成功的企业家成功的慈善家，我都非常高兴，我自己认为就是一个普通的劳动者，抗震救灾我是一名志愿者，也是一名地球环卫清洁工，我这么多年来就是搞建筑垃圾处理，分拣再利用，生活垃圾焚拣再利用，赚钱回报社会，我1998年做企业第一年做了20万，在媒体上看到安徽芜湖有一个女孩送给3万元给他，第二年拿28万为我家乡修了4.7公里乡村公路，慈善事业随同我个人共同成长的，慈善事业不是一年两年做的，做企业十年都做的。就像今年1月份捐2200万，3月份捐1500万，4月2号中国人权基金 会会长是我们全国政协副主席工商联主席，我向他们成立人权基金会又捐了2000万现金，全部是到位了。这个月26号在江苏又举行一个捐赠仪式6000台电脑，1000万现金，26号上午在江苏我们公司举行，欢迎各界媒体去参加出席。我这么多年做慈善比较高调，今天捐100万，恨不得全世界65亿人都知道。

去年512到现在已经过去一年零十天，512一发生我去年512下午2：30在公司开股东大会，3：30接到四川好朋友打的电话，我们四川发生大地震，有多大？我姐姐姐夫都埋在都江堰小学里面了，听到这个话心里面戈登一下，意识到地震的严重性，各位兄弟大家听到了吧，四川发生大地震了，我有一个好朋友的姐姐和姐夫都埋进去了，你们看看地震是多大，我们应该怎么办？大家就说我们就捐款，我说出了捐款以外，我们还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吗？大家就说我们飞过去救援我说这样正好今天下午60台机件就要到北京长安街拆除，商务部让我们13号进场，我们12号准备开到北京去了，还有天津一个化工厂，还有一个山西一个发电厂，我们不去了，通知他们调头方向火速前往灾区，我们基建部分在武汉施工，在合肥、江苏施工，要求他们前往灾区，当时股东的意见是，说根据三家的协议都签了，我们要违约这样那样，我们想想看看，你们手摸着自己心口想一想，在这个时候如果我们自己的父母、孩子、兄弟姐妹买在废墟里面，难道我们想到是捐款，没有更好的办法吗？没有任何借口和理由前往灾区，大家在我动员下统一意见，我要求办公室第一个打开中国红十字会的网站来模拟一套中国红十字会的各种通行证，以防在前往灾区抗震救灾专用车，下面打上中国红十字会，要求每部车上面都要配备一个礼拜的矿泉水和面包，要求他们在路上除了加油以外小便都不要下车，玻璃摇下来往外尿，时间就是生命，我们基建从当天晚上5点到7点之前三个地方基建都全部迁往灾区，我是第二天早晨坐8点多飞机飞往四川的，我当时去的时候，在南京5个军区干休所一个好朋友，也没有给他打招呼让我司机到他家，把他家车上的军牌偷偷摸摸也卸下去，我也做了一个牌子前往抗震救灾总指挥车，下面打上中国红十字会，穿上迷彩服，我跟四川朋友打电话借最好吉普车给我，他说没有问题，车到四川机场接我了。我把牌子拆到风挡玻璃上，军牌上上去，还不够气派，兄弟哪里卖警灯警报器，他说公安局后面就有，两个用两个红灯回头一看比公安部门的车还气派，我总指挥车现在已经捐给四川博物馆了，还有五台挖车、吊车推土机。我是江苏省红十字会副会长，也是常务理事，所以我知道灾难来临的时候，我就没有请示，是什么常年，灾难都可以进去。第一站到了都江堰中学，第二站到了东汽中学，北川中学，什邡中学，三天两夜没有睡觉。

这次四川大地震，我有“一个遗憾两个骄傲”，遗憾就是回过头想想我的基建和人员还是去迟了，如果再组织多一点是有可能的，因为我们公司在全国10个省市都有房屋拆迁，300多辆中性机件，70%都是退伍战士非常有战斗力。“两个骄傲”，汶川地震我亲手指挥和亲眼看到了我60多台机件参与打通了北川生命线，汶川映秀镇生命线，在映秀镇岷江又推出30多公里路，又推出一个停机坪，在北川老县城又参与掩埋了近万具尸体，为四川灾区从抗震救灾劳动重建我待54天，最后60台机件也捐赠四川灾区，23000台收音机，1500台电风扇，785现金等等。第二个骄傲得到敬爱温家宝总理接见，他见到我的时候在九州体育馆，第一句话握着我的手说，我知道你，你是一个有良知，有感情，心系灾区的企业家，我向你表示致敬，谢谢总理，我非常感谢党的改革开放30年，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今天的民营企业家，汶川地震是考验民营企业家爱心和责任的时候到了，我们今天所有的财富都是党和人民给我的，当他需要的时候我们就应该义不容辞的给他，总理说对企业家要有经营观念，要有爱心，还要有灵魂，谢谢你。这是我跟总理整个握手的对话，当时中央电视台都播放了。

第三个讲讲我个人的成长经历，我生于安徽，长在江苏，我父亲是招女婿过来了，家里面非常贫穷，我姊妹5个，哥哥姐姐是饿死的，为什么把我生日改为512，我到现在41岁不知道自己真实生日，到18岁办身份证的时候，我问母亲生日是多少，她说不知道，我只知道你是属猴，大概是7、8月份生的，是母亲在一天夜里干农活生出来的，回家里面洗洗，借别人的奶、熬米粥喝，上面哥哥姐姐是饿死的，到我这个就不能饿死，如果饿死中国缺少一个首善。到3岁1、2年级数学费东家借西家借，说不好意思借，家里面喂几只老母鸡，鸡蛋卖几毛钱一个，就靠卖卖鸡蛋，挑到水1.5公理去卖水，卖了4元，9月1号开学非常高兴，拿了自己的钱去学校里面，1.8元，刚刚到家妈妈告诉我，你这个孩子在家苦，没有钱交数学费，我二话没有说把我卖水送的钱给他交了，那时候我上小学3年级10岁第一次帮邻居孩子交，当天晚上高兴的一夜没有睡，我10岁第一次帮助别人。我今天成长经历我认为两样东西吃的特别多，第一个吃的苦多，第二个吃的亏多，吃亏是福，第二个两个下，第一个放下架子和面子，如果放不下面子，我今天两手空空再回过头摆地摊完全是可以的，我摆过地摊，卖过水，从农村偷过板车到城市里面卖，温州大市场批发小商品到江苏、安徽去卖，到南京开过兰州牛肉拉面馆，我做过的事情很多，在广州火车站摆过地摊，吃的苦和亏非常多，我认为今天的成就，十年来做企业没有向银行借过一分贷款，小时候父母影响力很大，没有向亲朋好友借过钱，有100万就做100问生意，不懂生意就不做，1998年做医疗器械销售，后来就做房屋拆迁，拿出一定比例来回报社会，坚持做了这么多年。

所以说企业家社会责任，我认为今天赚钱回报社会是理所应当的，财富再多，归根结蒂都是属于社会的，所以我对财富的认识经常挂在嘴边说，财富如水，有一杯水自己喝，有一杯水可以放在家中，有一杯水喝就应该学会与他人分享，俗话说钱财如粪土，生不带来死不带走，卡耐基说过：在巨富中死去是一种耻辱，我们在党的改革开放今天富起来我作为一个民营企业家去回报社会，为党和政府分担责任，我认为这是义不容辞社会责任。最后我想作为一个民营企业家，一定要牢记胡锦涛总书记一句话：一方有难八方支援，温家宝总理一个人身伤要流淌着道德的血液，不能光流淌着利润的血液，不能追求利润最大化而牺牲子孙后代活下去的条件，特别是现在环保污染问题，要做一个有道德，有感情，有灵魂的企业家。最后我真正感觉到，唯一的遗憾就是没有第二次生命献给我的祖国和人民，谢谢。

TianLiang

诺贝尔奖获得者崔琦的父母在大饥荒时饿死


崔琦的眼泪

　　●李红

　　凤凰卫视台三周年台庆晚会上，节目主持人杨澜向观众讲述了一个自己在采访生涯中遇到的感人至深、结局又令人惊讶的故事。

　　去年，杨澜去美国采访了1998年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美籍华人崔琦。崔琦谈到自己出生在河南农村，父母都是大字不识一个的衣民，但是他妈妈颇有远见，咬紧牙关省吃俭用，在崔琦12岁那年将他送出村，出外读书。这一走，造成了崔琦与父母的永别。后来他到香港、美国，成了世界名人。

　　谈到这里，杨澜问崔琦：“你12岁那年，如果你不外出读书，结果会怎么样？”看到这里，我猜想：崔琦一定会这样回答：“我永远成不了名，也许现在还在河南农村种地。”

　　可是错了! 崔琦的回答大大出乎杨澜的意料：“如果我不出来，三年困难时期我的父母就不会饿死了。”崔琦后悔得流下了眼泪。

　　杨澜也流泪了。她这时多么希望当时聘请的两位美国摄影师能推出近景，来一个特写镜头。让杨澜吃惊的是，在审片时真的出现了这一特写镜头，杨澜问两位摄影师：“你们听不懂中文，你们怎么会拍下这一感人场面?”摄影师回答：“你们不是在谈论妈妈吗?在全世界，‘妈妈’这两个字相通的。”

　　一边是世界名人，一边是情爱；一边是无上的荣誉，一边是母子深情。崔琦选择了后者。这就是龙的传人交给亿万观众的答卷!我的心被震撼了，这一晚。我久久不能入睡。

　　古人云：“感人心者莫先乎情。”至仁至爱，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这在崔琦身上表现得淋漓尽致。

（唐黎明摘自《深训商报》】99年4月10日）



　　崔琦的母亲王双贤是河南省宝丰县肖旗乡人。当时，王家是附近有名的富户，拥有数百亩良田。王家的旧居，从大门楼到后院，有数亩地之广。王双贤是这个家庭里惟一的女孩子，她从小就温柔善良，凡事不喜与人争，独爱一个人静静地做事。本来，王双贤有的是读书习文的机会，然而，她的父亲却固守着"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古训，不让她与3个哥哥一起进私塾接受教育。王双贤不识多少字，但这并不影响她有着不同于常人的广远见识和博大胸怀。

寂静的港湾

死几千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