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奉旨”翻墙：中国政府如何在海外展开认知作战(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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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解放军前军委副主席张又侠落马后，海外社交媒体平台X上迅速掀起高度讨论，有关解放军高层清洗、权力斗争原因与后续走向的中文贴文层出不穷。 然而，X产品负责人Nikita Bier于1月30日回应用户时证实，每当中国出现重大政治动荡，X的中文搜索结果便会被大量色情与垃圾信息刻意淹没。 这类作并非偶发，而是一个长期存在、极难处理的问题。 中国政府全面封锁 X、Facebook 等海外社交媒体，但中国境内用户仍普遍透过VPN连线浏览未经审查的境外信息，这种行为被戏称为“翻墙（谐音：范强）”或“搭梯子”，提供服务的公司则被称为“机场”。

长期以来，中国政府在境内筑起数字高墙，严防民众接触未经审查的信息; 在境外，却动用庞大的网军部队奉旨翻墙，利用其明令禁止的海外平台进行大外宣。 矛盾在于，当网军大举出征干扰张又侠事件舆论的同时，中国公安部于2月1日发布《网络犯罪防治法》草案，誓言严打“帮助获取被阻断境外信息”的技术支持，意即要惩治VPN 等“翻墙”工具。 近期也发现，中国互联网的互联网服务商也面临来自官方的巨大压力，《快快网络》、《物语云》已发布公告，将长时间向海外地址发送或接收大量数据的业务服务视为违规。 这种“只许网军出征，不许百姓翻墙”的双重标准，不仅凸显中共数字治理的矛盾，也说明X、YouTube等海外自媒体平台正成为中共主动干预的舆论战场。

中国利用垃圾信息干扰海外平台搜索结果

根据Nikita Bier的描述，中国政府据信已注册500万至1,000万个社群账户，透过大量投放色情内容，试图阻碍民众获取即时信息。 长期观察网络安全与混合战的专家 Michael Ron Bowling 也指出，这些机器人账号不仅用于干扰信息流，更经常骚扰在X上批评中共的用户，甚至对其发出死亡威胁。

事实上，这种“以海量垃圾信息淹没关键字搜索结果”的策略，成本低廉却极具破坏力。 中共在此战术中无须费力重塑叙事或引导舆论，而是直接让搜寻失去功能。 当中国用户“翻墙”试图了解特定抗争或政治事件时，理论上应能透过搜索引擎快速掌握动态，但实际看到的“热门”或“最新”结果，却往往被铺天盖地的色情广告与无关内容占据。 以2022年“白纸运动”为例，当时“北京”、“上海”与“乌鲁木齐”等关键字一度成为热搜，但随即遭大量标注相同地名的色情推文洗版。 据观察，其中95%的垃圾账号以全天候、高频率的方式发文，且超过七成的账号是在事件发生前后才注册，显示出极强的针对性与作痕迹。

对于试图“翻墙”了解事件真相的中国网民而言，这种作对其影响甚巨。 许多人本就缺乏稳定的消息来源，多半使用关键字来搜寻相关资料，而当搜索结果被刻意污染，不仅大幅垫高信息获取的门槛，也会降低他们持续使用海外平台的意愿。 从中共治理的角度来看，这种信息污染为鞭长莫及的海外社交媒体管理提供解套方案，也难被平台方快速清除，却能有效削弱这些社交媒体作为替代公共讨论或获取信息的功能。
中共收买海外自媒体影响舆论

除了透过大量垃圾信息加固“数字长城”之外，中共亦针对海外平台上具影响力的自媒体，系统性地运用“胡萝卜与棍棒”并行的策略进行作。 一方面，利用僵尸账户在特定自媒体贴文底下留言攻击，亦威胁恐吓自媒体本人或其家人。 另一方面，透过金钱或利益诱使自媒体成为“中共同路人”。 2025年底，海外中国军事网红“说真话的徐某人”即在 X 上公开一段录音档，揭露中国网红“落日海盗”曾试图招募他为中共从事对外宣传，并要求其刻意贬抑台湾军事能力，以动摇台湾社会对自身防御能力的信心。

此外，加拿大华侨自媒体“多伦多方脸”在接受《央广》专访时也证实，中共收买海外自媒体或 KOL 已属常态，其手法大致可分为两类：其一是提供金钱资助，明确要求受资助者可讨论甚至批评中国的经济与社会问题，但在台湾、新疆等核心敏感议题上，必须严守中共立场; 其二则是透过恐吓、骚扰其国内亲属，甚至冻结资产与帐户，迫使相关人士进行“自我审查”。

这种作之所以有效，在于这些海外自媒体本身已累积一定知名度与信任基础。 当中国网民翻墙后，接触到其对中国政治或经济的客观分析与批判时，容易产生共鸣，进而提高信任感; 再加上其他疑似由官方控的账号推波助澜，不仅为受众提供情绪出口，也进一步强化其论述的可信度。 然而，一旦触及北京的核心利益，这些账号不是选择噤声，便是与中共立场高度一致，使受众在不自觉中接受其叙事框架。 从系统性收买、长期经营，到必要时施以威胁手段，可以清楚看出，中共已将海外舆论场视为必须主动掌控的关键战场，而非仅仅被动应对的舆论风险来源。



中共对海外社交媒体的作，已逐步发展为一套结合信息污染、技术干扰与人际渗透的系统性认知作战模式。 （合成照片/取自Freepik）

从平台治理到认知安全

综观上述案例可以发现，中共对海外社交媒体的作，早已超越单纯的舆论反击或政策宣传，而是逐步发展为一套结合信息污染、技术干扰与人际渗透的系统性认知作战模式。 在中国境内，中共透过法律与技术手段持续收紧信息流动; 在境外，则动用国家资源，主动渗透原本不受其治理的公共讨论空间，试图重新界定哪些信息能被看见、哪些声音能被放大。

对台湾与其他民主国家而言，这已不只是平台治理或假信息查核的技术问题，而是涉及信息主权与认知安全的长期结构性挑战。 然而，由于这类作往往隐蔽且难以直接指认，若处理不当，公共讨论容易倒向对个别自媒体或创作者的“猎巫”，反而压缩民主社会原有的言论空间，加剧台湾社会的内部对立。 基于此，政府更应正视海外社交媒体已成为新型舆论战场，从制度设计、技术因应与社会韧性三个层面同步着手，才能在不侵蚀自由的前提下，防止公共讨论空间在无声中持续被渗透与弱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