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西方民族理论与文化多元主义影响，作家们都从总体性、时代性中退却，更加关注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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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中国民族报》

骏马奖是我国少数民族文学界的最高荣誉之一。本届骏马奖评选是习近平文化思想提出后的第一次，也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和民族地区各项工作主线后的第一次，示范引领意义重大。

习近平总书记在去年6月的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很多重要元素，共同塑造出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习近平总书记还指出，“第二个结合”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表明我们党对中国道路、理论、制度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表明我们党的历史自信、文化自信达到了新高度，表明我们党在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推进文化创新的自觉性达到了新高度。文学是文化的重要表现形式，对于增进历史文化自信、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起着独特的“文以载道”作用。

一部中国文学史就是一部各民族文化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几千年前，《诗经》就融合了黄河流域及周边邦族的文学传统，《楚辞》融合了长江中下游及周边邦族的民歌传统和方言声韵。秦汉时期，列国文化交融，诸子百家会通，融农耕、草原、海洋文化于一体。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原文化与北方游牧文化、西域绿洲文化结合而生成北朝文艺，与南方山地湖泽文化结合而生成六朝文艺。隋唐时期，南北文艺混一，唐的十部乐中就包括龟兹乐（库车）、西凉乐（河西）、疏勒乐（喀什）、高昌乐（吐鲁番）、高丽乐（东北）等十个地区的多个民族音乐，这些“胡部新声”促成了从“诗”到“词”的转变。辽宋夏金时期，虽然各政权对峙，虽然党项、契丹、女真人借鉴汉字另创文字，但汉字仍是通用文字，大家仍都共传儒学，考古发现各政权的文化共同性远远大于差异性。元明清时期，戏曲和小说不论形式还是内容，共同性更是远远大于差异性。契丹人元好问的诗，色目人萨都剌的词，满人纳兰性德的小令，都成为中华民族共同的文化符号。

中华文学既有天然的多元特色，又有明确的一体意识。如各民族神话都有盘古、伏羲女娲、炎黄、尧舜禹的源流，都有“同源共祖”的叙事；无论《江格尔》《格萨尔》《玛纳斯》三大史诗，还是古老象形文字记载的东巴史诗、贝叶上的傣族史诗，以及流布于南方的创世史诗、迁徙史诗，都共同构建了中华民族形成发展的集体记忆。东汉云南白狼王曾以地方语言创制《白狼王歌》表达对中原王朝的认同；金朝完颜亮以《题临安山水》表达一统天下的抱负；畏吾儿元曲大家贯云石以写屈原来体现对儒家政治操守的追求；元代哈萨克诗人廼贤以写岳飞来赞美保家卫国的忠义。这说明，中华文化的精神早就超越了狭隘的族别差异。在各民族文人的心中，来自哪个族群并不重要，天下、忠信、仁义这些中华文化的共同价值观才最重要。而这共同价值观便是凝聚多元的“一体”。到了近现代，很多少数民族作家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之际不断表达坚定的“中国”认同。如抗战时期维吾尔族诗人黎·穆塔里甫用维吾尔文创作《中国》一诗，抒发中国“就是我的故乡”；哈萨克诗人唐加勒克用哈萨克文创作《誓言》，将“中华”视为自己的眼睛。新中国以来，蒙古族、维吾尔族、哈萨克族、藏族、彝族、壮族、白族、傣族等大批少数民族文学家都以本民族语言创作了大量以“祖国”为题的诗歌与小说，用饱含深情之笔，共同书写着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共同强化着国土不能分、国家不可乱、民族不可散、文明不可断的共同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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