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大主任受贿上亿 改革再出发：让中国成为一正常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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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区人大主任，五年受贿上亿元

       近日，天津市滨海新区人大常委会原主任张家星的起诉书，在检察院信息公开网公布。五年受贿上亿元。

　　起诉书显示，2004年至2009年，张家星利用担任天津市塘沽区区长的职务便利，为天津3家单位，在非法修建高尔夫球场、违规返还土地出让金等事宜上，提供帮助。

　　2006年至2009年，张家星直接或者通过其弟张家月，索取、非法收受上述单位及人员给予的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108100077.48元。

　　2015年9月17日，中央纪委官网通报，张家星是一个在担任党政机关“一把手”期间，大搞权钱交易、疯狂敛财，支持和放任家族经商敛财牟利、与民争利的典型。

　　日前，检察院信息公开网公开了关于张家星和其弟弟张家月受贿案的起诉书。起诉书显示，经依法审查查明：2004年至2009年，被告人张家星利用担任天津市塘沽区区长职务上的便利，为天津某集团有限公司等3家单位，在非法修建高尔夫球场、违规返还土地出让金等事宜上提供帮助。

　　2006年至2009年，张家星直接或者通过其弟张家月索取、非法收受上述单位及人员给予的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108100077.48元。其中，张家月伙同张家星索要、非法收受上述单位及人员给予的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64928074.48元。2006年至2009年，张家星通过其弟张家月，收受付某某给予的天津市某混凝土搅拌有限公司全部股权及土地和房产，折合人民币57428074.48元。2009年3月，张家星通过其弟弟、妹妹，以人民币1000000元，获得付某某给予的贻正嘉合底商6套。经鉴定，该6套底商价值人民币43114533元。

　　据当地媒体报道，付玉成是塘沽民营企业的领跑者。在2013年胡润百富榜上，他与其弟弟以75亿元人民币的身价排名第212位。

改革再出发：让中国成为一个正常国家

摘要：在命运多舛的中国近代历史中，中国人民对一个自由、民主、法治、公正社会的追求已逾百年。而百年之中，宪政进程却屡遭挫折，宪政的理念也在种种曲解、诡辩甚至污名化当中变得暧昧、模糊不清。一代又一代中国人，在前赴后继地思考和实践着宪政理想，其实只是想要这个国家变得正常。新时期领导人对人类共同追求的价值观的表述，被视为中国社会向现代社会行进、汇入文明主流的标志，这理当成为推动政治体制改革、构建和谐社会的强大动力。而在此绕圈子、设陷阱或画地为牢的做法都是在拖延乃至毁坏中国社会的进步。

习近平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明确提出了“必须坚持扩大开放，不断推动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号召，并指出“变革和开放总体上是中国的历史常态。中华民族以改革开放的姿态继续走向未来，有着深远的历史渊源、深厚的文化根基”。这从历史、现实与未来的视角明确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方向与内涵。

开放的含义很清楚：市场的开放，社会的开放，思想的开放，没有开放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变革。但“改革”需要明确定义和重新定义，不是有所变动就叫改革；而且40年来社会各阶层可能从未有过改革的共识。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的经济体制改革必须同时伴有政治体制的改革和价值体系的改变，即宪政民主自由法治的制度建设和理念更新。若无相互配套嵌合的经济、政治、思想、社会的变革，初起的经济体制改革就不可能真正实现而且其发展动力也终将失去。

改革的方向与方案虽然宏大却也简明：一个国家、一个社会，正常就好。什么是正常的国家？实行依法治国，推进宪政民主，保障宪法赋予国民的基本权利和自由。在法律框架下保证人民有追求幸福的权利，这个标准很低，并不是一个难以企及的目标。

我们可从以下几个方面进一步讨论这个问题：

一、普世价值，本是常识

所谓普世价值，原本就是常识，既不需要高深玄奥的理论，也用不着纷繁复杂的论证，以现实为基础，用常识来思考，是人人都能明白的道理。但在我们的社会中，经常有主义至上，比如文革中有个说法，叫作“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在今天看来这就违背了常识，对种田的农民来说，苗就是苗，草就是草，不受阶级、主义的限定；为了收成好、能够吃饱肚子，就是只能要苗不能要草。按照普通人常识性的理解，“普世价值”是指人类在长期的历史进程中形成的共同价值观和创造的文明成果，大体包括自由、民主、科学、法制、人权、公正、博爱等等理念。

我们不妨看一下历史与现实。早在抗战胜利之前，共和国的缔造者毛泽东就指出：“中国的缺点就是缺乏民主，应在所有领域贯彻民主”；“中国人民非常需要民主，……政治需要统一，但是只有建立在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与民主选举政府的基础上面，才是有力的政治。我们希望于国民政府、国民党及各党派、各人民团体的，主要的就是这些。中国共产党所已做和所要做的，也就是这些”。（见《解放日报》1944年6月13日）

在改革开放新时期我们的领导人也多次肯定包含民主自由在内的普世价值：胡锦涛主席2006年4月在耶鲁大学的演讲中说：“我们将大力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依法保障人民享有自由、民主和人权，实现社会公平和正义。”温家宝总理在2007年2月对普世价值全面阐述说：“科学、民主、法制、自由、人权，并非资本主义所独有，而是人类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共同追求的价值观和共同创造的文明成果。”

中共十八大更是明确提出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些内容与普世价值冲突吗？不冲突啊，非但不冲突，还多有重合，那为什么还有人大张旗鼓地批普世价值？我认为中国人民应该把执政党的号召和承诺当真，努力践行。

二、我们有多特殊？

我们经常听到人们强调中国特色、中国模式、中国道路、中国经验，这就需要思考一个问题：我们究竟有多特殊？特殊到我们还是不是人类？如果我们是人类，我们与其他的属于人类社会成员的国家和人民们就没有那么大的差别。

特殊主义与普遍主义的关系是一个长久争论的话题。作为处理社会关系的不同标准和方式，二者其实并非绝然对立、非此即彼。在几乎所有社会中，普遍主义与特殊主义都会并存；只是一般而言，传统社会通常更强调和盛行特殊主义，而现代社会普遍主义会获得更多的认同。毕竟，人类所构成的世界正变得愈来愈相似和关联紧密，在数字化时代尤其如此。人们的社会生活需要更多的共同准则与价值。

现代社会人类学一直强调文化相对主义，对西方中心论和文化霸权持批判立场。其实这种相对主义也是相对的：相对于文化中心主义——即认为自身文化最为优越，最为文明，是全人类仿效的对象。但文化相对主义走到极端也会成为它所反对的文化特殊主义。所谓相对，就是反对绝对化、单极化；而主张的则是多元共存。既然要共存就须同场博弈，如同一起玩一场大游戏；而一起玩就得有相互认同的游戏规则——法律法规，就要有共同接受的价值标准——普世价值；因而，可以说普世价值是构成人类社会共同准则的理性基础。

我们到底有多特殊？我们还是不是人类共同体中的成员？无论我们在饮食、服饰、语言、文化、宗教、信仰方面有多么独特，我们属于人类这一点应该没有异议，问题在于究竟是什么让我们如此特殊？以至于像是人类社会中的另类？

今天有人说世界上有两种逻辑，一种叫做逻辑，一种叫做中国逻辑。中国逻辑经常是不讲常识常理的逻辑。中国特色到底是什么？我们不时看到有人用以证明“中国模式”的独特和优越之作法：比如举国体制，集中力量办大事，国进民退，强调统一（相对于多元）、稳定（相对于动乱）压倒一切，等等，以中国特殊之优越来证明共同价值之不存；而十分悖谬的是，与此同时这种论点还经常指责中国人民素质低，因而不适合民主。

中国人民要从被动的群众成长为公民，需要一个过程，需要以人的自由、尊严以及积极进取的主体性为基础，以人的自我启蒙为条件。由此个人才不再是孤独冷漠绝望的个体，而是现代社会中的公民——承担作为公民的责任，为自己的权利负责，为公共事务负责。从现实的日常生活开始，为实现和保护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而行动、而发声，我们将证明中国人不是另类，而是人类大家庭中生而平等的成员。

三、正大光明，走向宪政，汇入人类文明主流

从社会学专业视角出发，我所理解的中国改革方向，首先是在中国实现一个公平正义的社会。这里所说的社会公正不是均贫富、等收入，而是指法律面前的平等，权利的平等和机会的平等。收入分配的均等、财富的均等是不现实的、不可欲的，违反天道与人性；追求这种平等或以这种平等为标榜的运动最终都导致恶果：即人民极度贫困，且同等地贫困；而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在权力、财富、地位方面的差距如天壤之别。实现社会公正，要靠宪政民主，依法治国，也就是所有个人、组织都要在共同规则-法律框架下行动。英国的君主立宪也是强调王在法下，而不是相反，是指司法独立，而不是权比法大。

在命运多舛的近代历史中，中国人对一个自由、民主、法治、公正社会的追求已逾百年。而百年之中，宪政进程却屡遭挫折，宪政的理念也在种种曲解、诡辩甚至污名化当中变得暧昧、模糊不清。

宪政作为制度，是基于人性恶的设计。英国保守主义思想家大卫•休谟说：在设计任何政府体制时，必须把政府里的每个掌权者“都设想为无赖之徒，并设想他的一切作为都是为了谋求私利，别无其他目标”。麦迪逊等在《联邦党人文集》中也认为：“如果人都是天使就不需要任何政府了。如果是天使统治人，就不需要对政府有任何外来的或内在的控制了”（第51篇）。林达曾以“一个收银机的故事”来说明制度作为一种机制的发明，如何解决了人的不可靠性——收银机保障了对于不可靠的人的筛选，和对于不可靠行为的监督和控制；[1]恰恰因为人是有弱点的，人是靠不住的，甚至总统也是靠不住的，所以必须依靠制度设计实现经济活动和社会生活的正常运行，而不是寄希望于“素质”最佳和“道德”最优。美国的立国之父们旷日持久的“制宪会议”，就是在设计这样一种分权制衡的机制。

英年早逝的宪政学者蔡定剑先生有言：“宪政民主是我们这一代人的使命”,这是他留给外界的最后一句话，被称为“留下了长长的中国梦”（南方日报）。一代又一代中国人，在前赴后继地思考和实践着宪政理想，其实只是想要这个国家变得正常。

概而言之，宪政是作为机制的制度，即能够实际运作起来的制度，而不仅仅是停留于纸面的法律条文。中国当前之所以有宪法有法律而无法治，就在于宪政尚未真正运转起来。百年蹉跎，时不我待，建立在普世价值基础上的宪政民主须尽快上路。新时期领导人对人类共同追求的价值观的表述，被视为中国社会向现代社会行进、汇入文明主流的标志，这理当成为推动政治体制改革、构建和谐社会的强大动力。而在此绕圈子、设陷阱或画地为牢的做法都是在拖延乃至毁坏中国社会的进步。

大道至简：普世价值，本是常识；依法治国，方为正途；宪政之路，才是光明之路，光荣之路。

执笔人：

郭于华 教授 清华大学社科学院社会学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