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亏鲁迅死得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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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国涌

      今年是鲁迅诞辰120周年，他唯一的儿子周海婴所著的《鲁迅与我七十年》，首次公开了一段鲜为人知的往事：　　
    “1957年，毛主席曾前往上海小住，依照惯例请几位老乡聊聊，据说有周谷成等人，罗稷南先生也是湖南老友，参加了座谈。大家都知道此时正值‘反右’，谈话的内容必然涉及到对文化人士在运动中处境的估计。罗稷南老先生抽个空隙，向毛主席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设想疑问：要是今天鲁迅还活着，他可能会怎样？这是一个悬浮在半空中的大胆的假设题，具有潜在的威胁性。其他文化界朋友若有所感，绝不敢如此冒昧，罗先生却直率地讲了出来。不料毛主席对此却十分认真，沉思了片刻，回答说：以我的估计，（鲁迅）要么是关在牢里还是要写，要么他识大体不做声。一个近乎悬念的询问，得到的竟是如此严峻的回答。罗稷南先生顿时惊出一身冷汗，不敢再做声。他把这事埋在心里，对谁也不透露。
    一直到罗老先生病重，觉得很有必要把几十年前的这段秘密对话公开于世，不该带进棺材，遂向一位信得过的学生全盘托出。”（370-371页，南海出版公司，2001年9月第一版）
    今年7月，王元化在上海对周海婴说“他也听说过这件事情”。（同上371页）  
    罗稷南曾译过高尔基的大量作品，也是狄更斯名著《双城记》的中译者，是个卓有成就的翻译家，当时在华东师大任教，“湖南老友”这一特殊身份使他有机会亲口向他的老乡问这一常人不敢问的问题，而当他亲聆如此毫无遮掩的严峻回答后，“顿时惊出一身冷汗，不敢再做声。”44年后我读到这段话时却一点也不感到吃惊。以鲁迅横眉冷对千夫指的性格，以毛泽东扫平六合、一统山河的帝王之气，这一切乃是再平常不过了。在一个没有言论出版自由，连人身自由也没有任何保障的制度下，鲁迅如果要坚持他的社会批判、文化批判，结局自在意料之中。
    在北洋军阀时期，鲁迅虽然上过黑名单，在国民党时期，据说他还遭到过浙江省党部的通缉，但他至少可以从容地“逃走”，可以“避到租界”，不至于“关在牢里”写作，更不会“识大体不做声”。鲁迅所生活的1936年前的中国，和毛泽东混一宇内之后相比，真的是天翻地覆慨而慷，写作环境不可同日而语。鲁迅的时代，至少他还可以办《语丝》、《莽原》、《奔流》，不需要什么党或什么机构的恩准，因为这是他作为民国国民的权利。他可以在《京报》、《申报》这样的民间报纸发表他匕首、投枪一般的杂文，还有北新书局等民办出版社出版他的著作。那毕竟是储安平说的自由“多”还是“少”的时代，1949年结束了这个脆弱的公共空间一息尚存的时代，开始了一个不许批评、不能容许任何不同声音的时代，这是一个自由“有”还是“无”的时代，幸亏鲁迅死得早，否则他注定了将在无休止的批斗、监禁、劳动改造中度过风烛残年。
    鲁迅生前对毛泽东所代表的革命事业曾寄予很大希望，对苏联模式、对无产阶级文学都有过不切实际的赞美，对红色中国的未来，他有过朦胧的期待。朱、毛红军抵达陕北后，他还发过贺电。他做梦也想不到的是--在他身后21年，曾被他视为民族希望的这个集团主宰了整个大陆的命运之后，至高无上的伟大领袖甩给他的竟是这样一句话--“要么是关在牢里还是要写，要么他识大体不做声”。这不仅是鲁迅期望的巨大失望，也是对他当年期望的无情嘲弄。虽然他身后被誉为“民族魂”，虽然毛泽东1940年为他盖棺定论时，称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 说他的骨头是最硬的，是“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 一口气用了三个“伟大”，七个“最”，其实这些都是虚的，毕竟鲁迅已死，可以成为领袖“打天下”的一个得心应手的道具。假如他活着，在不可一世的一代枭雄毛泽东眼里，他只不过是个臭老九而已，至多是一个可以利用的统战对象罢了。读罢斯言，20世纪后半叶中国精神史上的一切秘密都迎刃而解。幸亏鲁迅先生死得早，让我为他松了一口气。红二代们喊出“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血统论口号，如今过了近半个世纪，“文革”早已被官方彻底否定，人类进入了互联网自媒体时代，虽然再也不会有人因为说几句真话、人话就招致杀身之祸，但国人同胞显然尚未摆脱免于恐惧的言论自由，讲真话、讲人话仍可能付出沉重的代价，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没有对“文革”种种反人类的罪行进行彻底的清算，甚至总有一些人还妄图为“文革”翻案，开放前后30年不否定，无疑就是最邪恶的反人类罪行。我更加认识到国家成立信息安全领导小组的必要，建立严密的网络舆情监控和网络舆论管制的必要，实行网络实名制和严厉打击网络不和谐发言者的必要，让官方雇用的网络评论员等“正能量”占领网络舆论阵地的必要。我甚至想到，互联网这东东，根本就是美国用来颠覆我国无比优越的社会主义制度的阴谋——这东东最早是美国军方的发明，后来免费向全世界开放，天下有这样免费的午餐么？我相信，总有一天，政府会识破美帝这个阴谋，到无力管控时，一定会果断关了这个严重影响民众幸福感、安全感，甚至可能带来社会动乱的乱源，让民众过上“文革”和朝鲜社会那样无比自豪和幸福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