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蒙中国，是民主公知一生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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苍天一浮尘

在中国，究竟是官坏还是民坏？

这个社会，当今骂官的铺天盖地。逢官必反，必骂，简直成了一种时尚。很多知识分子将中国的问题归为政府，归为官员，所谓上梁不正下梁歪。

但是，在这实际生活中，坏民并不比坏官好多少。很多坏事，其实与官没有什么关系，民变坏民，也不见得与官有什么关系。

最近，武汉市政府实施一项天大的好事，就是政府不再对城市的公共停车位收费了。这个让利的幅度在全国实在不多见，不能说政府坏了吧。但是，接着出现的结果，真的让浮尘先生无语。这个城市出现了许许多多市民霸占公共车位牟利，市民停车一样困难，停车一样要交费；甚至，比从前的费用更高，甚至，根本找不到停车的地方。

很多人说，中国的坏民本来并不坏，只是因为政府坏，被逼变坏的；是因为政府坏，学坏的。这种说法也对也不对。

这几年来，听说幼儿园的收费节节攀升，宝宝上个幼儿园的费用逼近大学生的费用。对此，浮尘先生一直不解。照说，幼儿园就是照看孩子的，几间屋子，搞点游乐工具，几个阿姨，几十个孩子在一起玩一下。无论从成本还是从功效上来说，跟大学生无法相提并论。那么，这个幼儿园的收费是怎么提到了天价的高度呢？据说，就这么贵的幼儿园，还进不去，进一个公立幼儿园还要市教育局领导特批，还要摇号！这么一来，明白了，供求关系失衡导致的。也就是说，上幼儿园的孩子太多，幼儿园太少！或者说，好的幼儿园太少。

这种状况真让浮尘先生大跌眼镜。如果不是现实如此，仅凭理论上来推理分析，当今的幼儿园当渗淡经营才对，因为没有几个孩子需要上这个幼儿园呀。为何这么说呢？你看呵，现在哪个家庭没有两个至四个老人，也就是至少两个老人看一个幼儿，爷爷奶奶、外婆外公们对于他们的儿女的后代宝贝哪有不爱不亲的。当年，我们小的时候，哪一家不是三五个孩子，那个时候我们哪上什么幼儿园？哥哥姐姐牵着弟弟妹妹，实在没有办法的，才送到幼儿园看管去，或者请一个保姆。现在这种条件，孩子少，老人多，幼儿园应该没有人去才对呀。

我将这种想法对他们一讲，孩子的父母竟然张大嘴说不出话来。他们感觉遇上了外星人，没法沟通了。

其实我是明白他们的想法的。他们将幼儿园当成了孩子不可缺乏的一个受教育阶段，称为起跑线。以为，或者希望自己的孩子赢在起跑线上。他们认为，如果不上这个幼儿园，或者没有上到好的幼儿园，一生都会输给别人！我跟他们说，你让自己的孩子上三年幼儿园，他们在幼儿园里学到了那些所谓起跑线上的东西，在他们上小学的时候，不出半个学期，全部被拉平了。浮尘先生原本以为是地方政府制定的坏政策，要求孩子上学须先上幼儿园的，但后来我调查过，知道没有任何地方政府有过这种规定，因为法律上没有这种规定。争先恐后打破头上所谓好的幼儿园，纯粹是家长们自已愿意的！更有甚者，这些家长们为了让自己的孩子在起跑线上发令枪响的时候能够有零点几毫秒的领先启动，争先恐后向幼儿园的老师们送钱送物。然后便是在小学向小学老师送钱送物，在中学向中学老师送钱送物，在大学向大学老师送钱送物，在孩子工作后向单位的领导送钱送物。这便是中国的坏民，患有被暗算焦虑症，一辈子都通过非正当手段牟取比其它人多一点点的利益。事实上，当这种做法变成一种风气的时候，很多人都行贿时候，行贿人优势便消失，送了也等于白送。但是，这时候，他们又陷入了另一种焦虑之中，如果我不送，别人都送了，我就会处于不利的地位！明明知道送了也白送，但是他们还是要送！

中国社会从很大意义上来说，都是被这些坏民搞坏的。不光光在教育方面。向医生送红包、向驾校教练送红包、向公安驾考的考官送红包、向海关官员送红包、向市场管理员送红包等等，一切领域的行贿腐败行为，莫不如此。说句公平的话，最开始，那些官员或者权力人其实并不知道可以收礼，最开始的都是少数坏民带了坏头，教会了那些官员和办事人员这种牟利的手段。

这些坏民们，自己做了这些坏事，一转头又对政府官员咬牙切齿，义愤填膺。结果，这种坏民一挨掌握了一点权力，岂能不变本加厉牟取非法利益？在这种坏民的眼中，权力官员如果不知道趁机牟取暴利，不是无能便是傻瓜，他们还瞧不起这样的官员。

如此一来，坏民与坏官便构成了一种相生相依的社会生态。西方对此等社会生态有另一种表述：有什么样的民众便有什么样的政府。

对于这种坏民讲民主的好处、讲法治的好处，有的也懂得这个道理。但是，要他们自己践行民主原则，不去奉承权贵，他们就会说，呀，靠我一个人的力量，没用。每一个坏民都是如此，结果整个社会便没有了希望。每个人都想坐享民主和法治的成果，民主和法治的甘霖便永远也降临不到这个社会。

独裁者拒绝民主制度，经常会拿坏民的素质来事，说公民素质太低了，不适合搞民主。对于这种论调，很多推崇民主的人不予认同，但浮尘先生倒是基本赞同。公民的素质有各个方面，其它素质低可能对于实行民主政治没有多大的影响，但是，就中国坏民这种低素质，凡事总想通过不道德、不合法的手段占别人便宜，确是阻碍实施民主政治的不利因素。指望这种坏民来推翻独裁政权，摧毁独裁专制，那是做梦。因为，坏民推翻独裁政权的目的本不是为了民主，本就是为了自己也独裁一番。中国数千年来的历史，就是这种轮回。

但是，我们不能说因为中国的坏民太多，就不需要实行民主。正因为中国的坏民太多，独裁专制的历史太久，才更需要实现民主。这就有如一个病人，病得太重自然不易医治，但也说明医治对它是何等地重要和迫切。

在中国这种坏民太多的国家，要结束独裁政治，实现民主和法治，根本的办法就是要改变坏民太多的这个基础。这个基础改不过来，哪怕是一时实现了民主，也可能很快就得而复失。改造坏民，是中国实现民主和法治绕不过去的一个环节。

坏民如何改造，没有捷径可走，唯一的办法就是启蒙，如水滴石穿般地启蒙。

中国有两股力量在较量，一股力量在愚民，另一股力量在启蒙。愚民的力量在制造坏民，启蒙的力量在改造坏民。

谁在愚民？谁在启蒙？这个答案不讲自明。从表面上看，两股力量根本不是同一个重量级。官方掌控着一切舆论制高点和强大信息工具，民主公知们至今仍处于非法的地位。这种状况似乎决定了制造坏民的速度远远高于改造坏民的速度，因而在中国社会试图改变坏民过多的这种企图无异于痴心妄想。实际情况正好相反，中国的坏民在减少，民主的思想在扩展，公民社会的生成虽然缓慢但生长顽强。我们可以通过对多年来互联网上网民的贴子，很明显地发现中国坏民的的确确在显著地减少，民主的思想、人权的观念在草根中开始萌发。

原因何在？

抛开所谓物质环境的变化，抛开物质决定意识的唯物论观点，浮尘先生发现了两个答案，一曰人性，一曰互联网。向善与向恶的天然倾向同时存在于每个人头脑中，在蒙蔽的状态下人性倾向恶，而在信息透明的状态下人性倾向善。感谢互联网，它的信息流动和透明激发了人性善一面，而抑制了人性恶的一面。这就有如病菌的生长，阴暗的地方病菌滋生，而明亮所在则意味着健康。

中国坏民有两种，一种是毛左分子，奉行阶级斗争与暴力革命；另一种良心尚未泯灭，但就是过于自私自利，信奉有钱能使鬼推磨的哲学，奴性太重。

对于前一种坏民，民主的启蒙很困难，核心价值观尖锐对立，这一伙坏民基本上没得救了。好在这些毛左分子大多数年过六旬，当年是毛的卫兵，随着时光的推移，他们将逐渐消亡。

而后一种坏民，启蒙就容易一些，因为他们的核心价值观与民主并非水火不相容，民主的思想观念是可以植入的。在启蒙的作用下，中国坏民之中会有人猛醒，从一个坏民升华为民主战士，不断壮大民主的队伍和力量。而大多数坏民，一到环境的改变，他们就可能将民主的思想转化为民主的行动。环境的改变包括两个方面，第一是他们需要富裕起来，即所谓变成中产阶级，不再因五斗米而折腰；第二是政治环境变得宽容一些，有民主的先锋在前面冲锋，他们就会跟在后面呼喊助威，因为他们会觉得跟上民主的潮流没有枪打出头鸟的风险。

因此，独裁者最怕民主启蒙，称之为西方敌对势力的渗透和和平演变。可以说，数十年来，独裁者为了维护其地位最为费心尽力的就是营造坏民队伍。从坏民中来到坏民中去，密切联系坏民，走坏民路线，坏民的眼睛是雪亮的，坏民的事无小事，挑动坏民斗坏民。此凡种种，目的就是一个，千万不能让这些处于催眠状态的坏民醒过来！互联网时代，他们便疯狂地封网、造谣、删文。

对坏民启蒙，这个任务不能指望以ZF来做，因为这个ZF恰恰不需要民主，因此这个任务便落到了民主公知的头上。如果民主公知们不去启蒙坏民，不去唤醒坏民，坏民只会更坏，不会更好，因为他们被不断地洗脑、被蒙骗。坏民不转变，民主便没有了根基。在中国，曾经罪行累累的独裁者仍然被奉为太阳，红歌仍然响彻城市的广场街区，而造福全人类的普世价值观却数十年如一日地被妖魔化，普通民众避之不及，由此可知蒙昧之深重。因而民主启蒙任重道远，绝非一日功。

为民主启蒙，为中国启蒙， 是每一个民主公知应该穷其一生一世的使命和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