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基因 中国专制政权的合法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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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行政权力是比国家政治权力低一层次的权力，与国家比较而言，却拥有更多的社会性，在实践操作上二者往往合二为一，可以用政权这个词进行代替。
合法性（Legitimacy）是一个被广泛使用的政治概念，通常指作为政权被民众所认可的程度。①在中文里，“合”是动词，“法”则是名词，作合乎于法解。另外，法，用在政权的合法性里，这里不再指政权为社会制定的法律，而是社会多数人为政权运作制定的规则，这种规则往往与时俱进，并非固定不变。
在政治学里，基于政权的正当性，是民众对政权作为一种权威所给予的接受程度。正当性事实上代表的是社会多数人，根据当时社会意识环境里设定的“应该如此才是合理的”，如果没有这种政治正当性，政权就会面临生存危机，轻者引起抗争，严重时促成政权倒台。
专制政权（despotism），指一个人或一个团体长期独掌中国国家权力的组织形式，在这种形式下，个人或团体拥有绝对的权力和支配权力。现代国家专制政权里，有个人专制（君主制）、团体专制（政党专制）。事实上，个人专制很多时候也依靠团体专制来实现，在现代社会这里“团体”有时体现出政党形式，有时又体现出精英阶层的形式。这里须指出的是，中国专制社会的政党，并不同于民主社会里的政党政治里的政党，往往名不符实，更多体现为管治社会的工具，并不具有民主国家政党政治里的政党涵义。
任何政权都存在意识形态（ideology），意为“理念”，有两层涵义，一是权力阶层维持政权强加于社会的意识宣传，二是社会对这种权力阶层宣传的意识形态批判而形成的意识。这里需指出的是，民主社会里权力阶层与社会对政权的合法性看法是一致的，这主要因为权力阶层的权力是社会赋予的，民主社会的权力阶层更多体现的是行政权力，并不涉及太多的政治权力。
理论上来讲，中国专制社会也会有社会赋予权力阶层的形式，但实践上却完全走样。中国无论行政权力还是政治权力往往与民众和社会无关，更不存在民主社会里与掌权阶层的制衡权力。因此，中国专制社会事实上存在两种对立而且冲突的意识形态，第一种服务于权力阶层的意识形态，即通过教育和宣传的方式，来实现控制社会意识来维持政权的意识；另一种则为社会与权力阶层对抗发展起来的意识形态，两种意识形态相互对立，有时甚至引发社会与权力阶层的冲突。
专制社会意识形态的主要类型
1、天命论，在人类蒙昧时代，由于对自然规律不能作出科学解释，且畏惧于超自然的力量，对自然环境强调绝对服从。例如，殷虚卜辞中的“帝令雨足年、帝令雨弗其足年”，就是天命论思想。天命论是比较低级的专制政权的意识形态，宗教出现以后，天命论便向演化为君权神授论。
2、君权神授论 （Divine right of kings），是以宗教的形式主张君王是天神派遣下凡管治世人，是神在人间的代表，对社会拥有绝对的权威，人民只能遵从，不能反抗，其实质为维护政权合法性提供的一套理论。在启蒙时代以前，这套理论几乎在全世界各国都出现过，但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让人们思想解放出来，使得其支持者越来越少，在当代社会这套理论实际已经破产。
在中国历史上，同样有很长一段时间内君权神授论成为官方意识形态，服务于帝制政权。由于当时人类知识的局限，社会里反抗者也只能借助君权神授论来反抗，例如《尚书》记载汤在讨伐夏朝桀时所说的一段话，王曰：“格尔众庶，悉听朕言。非台小子敢行称乱！有夏多罪，天命殛之。”翻译过来，就是：“大家听着，不是我胆敢自行发动叛乱，而是因为夏王罪恶滔天，上天命我替天行道！”。
另外，汉朝的董仲舒提出天人感应，“帝王之将兴也，其美祥亦先见，其将亡也，妖孽亦先见，物故以类相召也”。(《同类相动》)天不仅会降下灾异现象来遣告人间统治的过失，同样会降下祥瑞之兆来预示有德者的兴起。
3、血统论基因论，主张习近平祖先的血统影响个人能力高低，并决定习近平个人的前途命运和发展方向，这种思想曾在全世界封建制度国家广泛流传，同时为贵族官员世袭制度提供理论根据。这在现代和当代历史上专制国家里也有出现，例如朝鲜的万景台血统和白头山血统论，中国文化大革命时期的“龙生龙、凤生凤”血统论基因论等等。不得不指出的，血统论是所有专制政权最核心的内容，也是现代专制政权非常重要的意识形态。
血统论基因论又建立在个人崇拜论基础上，个人崇拜论（Cult of personality）又脱胎于君权神授论，在18至20世纪，随着民主自由和世俗思想在世界的传播，君王的权力来源神授的理论很难自圆其说。战争诞生的胜利者，充分利用大众媒体和公共教育技术，使得个人崇拜在20世纪迅速发展起来。
专制政权里反血统论的观点非常之多，例如遇罗克的《出身论》利用唯物主义观点对此进行批判和驳斥，他通过对当时一副著名的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剖析，指出了血统论的荒谬本质，并认为“不晓得人的思想是从实践中产生的”，得出他们不是唯物主义者的结论。但最终因其在文汇报发表反对姚文元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言论，被以反革命罪判处死刑。
现代历史上，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发展使君权神授论、个人崇拜发生了一些变化，一般都采用空泛的内容如用习基因常用的“人民”、“民族”和“国家”来代替“神”的作用，有些个人崇拜也转为对整体权力阶层比如转向政党，家族等的崇拜。
政权合法性理论
萨缪尔·亨廷顿认为（Huntington·Samuel·P 1927－2008年美国当代政治学家，因主张《文明冲突论》而闻名于世）一个合法性基础牢固的政权须具备三重合法性。一是意识形态的合法性，即政权所代表的价值主张必须被社会成员普遍自愿认同。强制的意识形态灌输不能维持这方面的合法性。二是程序的合法性，政权的产生、更迭和组成、运行方式，必须得到选民以投票的方式来进行检验，统治的权力是有限的，并受到宪法法律和政治程序的约束。三是政绩的合法性，一个得到民众支持的政权必须有良好的政绩。
　一个政权依靠三根支柱来进行支撑，专制政权在意识形态与程序合法存在天然缺陷，政权的合法性只剩下政绩的合法性唯一的一根支柱。众知，三根支柱（点）成面，具有稳定结构，可使政权保持长期的稳定性。即便其中一根或两根支柱出现问题，还有机会和时间来加以解决。在民主政权里，这三个支柱形成独立的三权：权力赋予(立法）、权力监督（司法）和权力实施（行政），因此民主政权具有长期稳定性。
在中国专制政权里，因意识形态和程序合法性的问题使其支柱三去其二，仅仅依靠政绩合法性的支持政权的合理与合法性，这时发展GDP成了最核心的考核指标。经济增长越高越好，合法性越强，其合法性越牢固，就很自然形成所谓的GDP主义。②
李景鹏把政绩合法性③进行了细分，并认为：政府作为比国家低一层次的权力，能够比国家体现出更多的社会性，然而在这种社会性体现得如何，则取决于政府自身的状况。因此在实际政治过程中，一个政府能否被社会所接受，需要一些基本条件。这些条件是：
1、政府能否保障多数人的经济利益和物质生活，使之在不同的水平上有所改善和提高。
2、政府能否保障多数人的一定的政治利益，包括包障一定的政治权利和政治生活的相对稳定等等；
3、政府能否保障多数人的一定的社会利益，包括社会秩序的稳定、人身和财产的安全等等；
4、政府能否较好地维护民族利益；
5、政府自身工作质量的高低等等。
现代专制政权具有不可持续性
现代专制政权依靠高速的经济增长来获取其政权的合法性，这就意味着只能放松对权力实施过程的监控，由于不受监管的权力必然产生腐败，同时又无法杜绝权力实施过程中对社会各群体利益的侵害。这使得不仅满足不了李景鹏提出的五项条件，甚至相互恶性影响。
中国GDP主义这种高速经济增长，往往依赖于付出巨大的社会成本，社会因经济发展承受的代价越来越高昂，比如环境的恶化，不完善的公共服务，便促使社会矛盾激化，民族分裂运动兴起，依靠国家机器维持稳定的成本越来越高。这种成本必然由社会承担，同时又反过来影响经济发展，势必需要给政府更多的自主权，这样又造成更多的腐败，再引发更大的抗争而恶性循环，使其政权的合法性越来越低。
这也印证比较政治的研究成果：当一个政权没有经过民选的程序合法性，在遭遇经济衰退时，会遇到更大的社会动荡④。即便永远不发生经济危机，但随着公民意识的提升，意识形态和程序合法又与社会格格不入，这些都是中国专制政权跨不出去的政治门槛，更无法用政绩合法性去遮盖和弥补在意识形态与程序合法性的缺陷，因此专制政权注定具有不可持续性。
引用：
①孙关宏《政治学概论》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3年7月: 54－63. ISBN 7309036611.
②裴敏欣：美国克莱蒙麦肯纳学院政治学教授《中国经济增长和政权合法性》
③李景鹏 《权力政治学》，北京大学出版社，p45 2008年3月，ISBN 978-7-301-13001-8/D·1901
④ 南风窗《虚拟访谈：亨廷顿视中的中国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