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的殉道者：吴宓与顾亭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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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宓，字雨僧，清光绪二十年（公元一八九四年）农历七月二十日生于陕西泾阳县。出生未满一岁，生母李氏病亡，由祖母杨氏亲任抚养。由于吴氏家道殷实，其父亲与叔父（后为其嗣父）均有较高的文化修养，比较开明，所以他自幼受到了良好的教育。早年曾在陕西宏道高等学堂读书。一九一一年，以复试第二名的优异成绩考入清华学堂（后改清华学校、清华大学），一九一六年六月，从清华留美预备学校高等科毕业，次年赴美留学，初入弗吉尼亚大学，第二年转入哈佛大学，师从著名的人文主义大师白璧德攻读比较文学，获硕士学位。

　　

　　一九二一年毕业回国，先后执教于东南大学、东北大学。一九二五年应聘回母校清华大学任教，并受校方委托，负责筹办了清华研究院国学门。一九三七年抗战爆发后，随清华南迁，执教于长沙临时大学、西南联合大学，为国民政府教育部首批部聘教授。一九四四年，因在西南联大休假，赴时在成都的燕京大学讲学。

　　一九四六年受聘为武汉大学外文系主任。一九四九年到重庆，进入梁漱溟主办的勉仁文学院。一九五〇年进入四川教育学院，不久随该院并入西南师范学院，此后遂定居重庆。在这里他经历了人生晚年的升沉起伏，也谱写了一曲凄凉的悲歌，今天看来令人不胜唏嘘。

　　

　　一

　　吴宓是学者也是诗人。他的一生经历了晚清、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三个时代，又经受了东、西两种文明的洗礼。他以研究和教授西洋文化与文学为主要职业，但又志存“保存、发扬中国文化”，“认为中国文化是最好的，而且可以补充西洋文化之缺点”[1]。今天的人谈到吴宓，说得最多的当属他参与创办、长期负责编辑《学衡》杂志，主持清华研究院的筹办并聘请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为导师，此外还常提到他在《红楼梦》研究与外语教学方面的种种贡献。这些都是他作为学者的主要表现。作为诗人，吴宓一生饱读中西古典诗歌，坚持旧体诗词创作，早年即出版过《吴宓诗集》[2]。吴宓曾说：“吾于中国之诗人，所追慕者三家。一曰杜工部，二曰李义山，三曰吴梅村。以天性所近，学之自然而易成。”[3]从个人天性和创作风格来讲，这个表述是合乎实际的。但值得关注的是，吴宓曾亲手评注过明末清初著名思想家顾炎武的诗集。

　　从《吴宓日记》和《吴宓日记续编》可以看出，在明清诗人中，梅村诗他是自幼熟读，而且终生引为精神寄托的。在一九五六年十二月二十八日的日记中，他曾有诗说：“吾生最爱梅村诗，老去熟吟涕泪随。”相比之下，接触顾炎武则要晚得多。从他自己的记述可以看出，在上海中华书局一九三五年出版《吴宓诗集》时，他还没有深入研读过《顾亭林诗集》。那么，吴宓是如何会喜欢上顾炎武，或者说，他对顾炎武的接受是因了怎样的精神需求？就成了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讨论这个问题，对我们今天研究吴宓的人格、思想、心态与个性，都有极为重要的参考意义。

　　

　　顾炎武（一六一三—一六八二），本名绛，字忠清，入清后，改名炎武，字宁人，号亭林，自署蒋山佣。江苏昆山人。与黄宗羲、王夫之并有清初“三大思想家”之称。明末为诸生，早年发愤研究经世之学。清兵南下时，曾奋起参与抵抗。兵败后，看到恢复无望，遂漫游南北，以保存华夏道统、传承中华文化为己任。曾先后十谒明陵，一边总结明亡的教训，一边努力倡导实学，以求为将来的恢复，做一些实实在在的准备工作。

　　顾炎武天资超拔，学问渊博，深通经史舆地之学。晚年治学尤重考证和实地勘察，开了清代朴学之先风。一生着有《天下郡国利病书》、《日知录》、《肇域志》、《音学五书》、《亭林诗文集》等多部著作。他以“博学于文”、“行己有耻”为治学宗旨，主张学行一致，治学与经世并重。他曾说：“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日知录》卷十三《正始》）人们将其概括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八个字，以激励后世，从中可以看出顾氏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与担当的勇气。

　　吴宓最初接触顾炎武的诗，是受了著名学者黄节的影响。据他自己说：

　　宓最先闻碧柳言“顾亭林之诗甚好”，未及读也。一九三四年秋冬，黄晦闻师在北京大学讲顾诗。宓于一九三四年十一月，始在北京东安市场旧书店购得《顾亭林诗集》木刻本二册（平定张穆〔石洲〕刻本）。次年一九三五年一月二日，假得黄师铅印讲义一份，恭录讲义要目于书眉（十六日送还讲义，师已病，不能赐见。二十四日师即逝世）。至（一九三七年——引者按）七月初，学校放暑假，宓乃借取山阳徐嘉（遯庵）注本，逐首细读，并录其要点于书眉。日夜为之，至七月二十二日卒业。[4]

　　

　　

　　黄节（一八七三—一九三五），字晦闻，广东顺德人。为现代著名学者和诗人，曾长期执教于北京大学，着有《汉魏乐府风笺》、《谢康乐诗注》、《鲍参军诗注》、《阮步兵咏怀诗注》、《曹子建诗注》等[5]。黄节论诗，认为“惟诗之教为入人最深”。又说：“余职在说诗，欲使学者由诗以明志，而理其性情，于人之为人，庶有裨也。”[6]吴宓尝云：“黄师以亭林自待，且勖其门人勉效亭林。”[7]其《空轩诗话》之十《黄节注顾亭林诗》，则较为详细地介绍了他受黄节影响而读顾诗的经过：

　　黄晦闻师在北京大学授毛诗未完，乃于甲戌秋起，改讲顾亭林诗，并依例作笺注。宓昔闻碧柳盛称顾亭林诗，至是乃始研读。本年一月三日，宓谒黄师，续借讲义，归而抄录。师复为阐述亭林事迹，谓其既绝望于恢复，乃矢志于学术。三百年后，中华民族由其所教，卒能颠覆异族，成革命自主之业。今外祸日亟，覆亡恐将不免，吾国士子自待自策当如亭林。是日，师言时，极矜重热诚。宓深感动，觉其甚似耶稣临终告语门弟子“天地可废，吾言不可废”之情景。宓心默诵黄师“束草低根留性在，寸稊寒柳待春分”及“人伦茍不绝，天意必有寄。方冬木尽脱，生机盖下被”之诗，颇以自警。[8]

　　从以上记载可以看出，吴宓最早接触顾亭林诗是在一九三五年，但真正认真研读则始于一九三七年。这也可以从后面所引的日记得到证明。

　　

　　二

　　从《吴宓日记》和《吴宓日记续编》所记录的情况看，吴宓对顾亭林诗集的阅读主要集中在两个时段（这一点与读梅村诗的情况不同），即一九三七年和一九五六至一九五八年两年间。

　　一九三七年的日记有如下记载：七月十八日：“读《顾亭林集》。”七月二十日：“仍读《顾亭林集》。”七月二十一日：“仍读《顾亭林集》。”七月二十三日：“仍读《顾亭林集》。”七月二十五日：“读《顾亭林集》。”七月二十六日：“读《顾亭林集》。”这与他前面所讲的“至七月初，学校放暑假，宓乃借取山阳徐嘉（遯庵）注本，逐首细读，并录其要点于书眉。日夜为之，至七月二十二日卒业”的情形，是基本相符的。

　　当日读完以后，作者曾写了《读顾亭林诗集》七律二首，该诗题注云：“一九三七年七月二十二日，在清华作。时卢沟桥变起已半月。”当月二十八日，北京抗战即开始。所以，吴宓真正开始认真阅读顾亭林诗，是在国难当头的背景下，从文化救亡的目的出发，试图寻求一种立身行事的准则。这在某种程度上又强化了他对中国文化所持有的自信和认同。他说：“九·一八国难起后，一时名作极多，此诚不幸中之幸。以诗而论，吾中国之人心实未死，而文化尚未亡也。”[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