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存在“非理性看待”“必须理性看侍”才能成立

孙维邦

只有存在“非理性看待”“必须理性看侍”才能成立
事实上并没有非理性看待，因而就不存在“必须理性看侍”

――对《必须理性看待中国左右派的文革思维》的批评。见5月15日《多维》

“看待”是行为，不应用理性就不能发生，所以凡行为都是理性的。可见“必须理性看待”无从说起，因“看待”都是理性的。这“必须理性看待”又是哪盘菜？《必须理性看待中国左右派的文革思维》就得以“非理性看侍”才能成立。不对着“非理性看侍”哪来的“必须理性看待”？凡行为都以理性为条件，所以根本就没有非理性看待这回事，故而“必须理性看待”也不存在。


1)凡“看待”都应用理性，婴儿能“看待”吗？

什么样的看待是“理性看侍”？相对于“理性看待”的又是〝什么”？人著文靠对立论的解释，立论解释不清再多的话也是废的。立的是“理性看待”，其他都是“被看待”。“看待”是谓词，即运用了理性的行为，“必须理性看待”又怎么冒得出来？

只有形成出理性后用了理性才能去“看待”，因而“看待”是理性所发动。不论自觉到看待包含理性没有，都应用了理性。即使“不讲理”也是理性的应用，因“不讲理”只是不讲公理，不是什么理都不讲。日常觉察不到“看待”包含理性，是因日常是实际，对实际只能经验。“看待”里包不包含理性要靠思辩，因是“看待”来“反思”自身，才能看到自身包不包含理性。反向即“看待”反观把自身拆卸，因只有将事物拆卸分解，才能看到包含什么。而实际能发生的是直观，就发现不了“看待”里所包含的理性。能“看待”的是理性，直观只能经验被看待的对象，不能经验它包不包含理性。共产党是赤裸裸的功利集团，只经验不思辩。它才说出“必须理性看待中国左右派的文革思维”这种根本不通的话。没有理性就不能发动行为，所以不存在“必须理性看待…”这一立场。

人的行为与其所服从的理性，是必然的因果链。看待是果，理性是动因。
无论看待什么，只要“看待”，就不能不是埋性的应用。不存在“必须理性看待”！


2)“我是人”。说出一个理，也是经验到一个事实

有未达伦理自觉的人，但没有不知“我是人”的人。因而只要发生对“我是人”的经验，就是伦理的开始。“我是人”是一个理也是一个事实。没把“我是人”自觉为一个理，并非不能把它经验为一个事实。因而“我是人”，既是理性活动也是实际伦理的起点。因人在感知自已之前，早就“是”事实上的人了。只要是事实上的人，就不能避免理性能力的派生，只要形成出理性，就不能避免理性的使用。理性的使用就是行为，所以只要行为(看待也是行为)都是理性应用的结果。就因行为全是理性的，所以不存在“必须理性看待…”这么一回事。


3)即使是还不能自觉伦理，所论的也是公理！凡夫俗妇所不自觉伦的也是公理！

何为公理？曰：不证自明为真的理。就是说不须像物理学那样以证明为支持，只要直观便可确定其为真的理。两点之间直线最短。任取两点，连直线与若干曲线，不需测量，只靠直观就能看到到直线最短。所以公理是演绎、推断其他真理的起点。因因果关联不能无限追溯，就需一先验真理来保证立论有效。公理都先验为真。

无论能不能自觉伦理，理的起点都是“我是人，人人是人”。无论知不知“我是人，人人是人”是一个无矛盾的命题，它都是无矛盾的理的起点。即使你不知它是一个理，但你却不能不体验到它是一个不能怀疑的事实。体验到它是一个无疑事实，就够保证了它的公理性，因而无论对于明理者还是经验者，它都是理的根源，是当然的公理。

能不运用理性就能“看待”这种事吗？能“看待”的就是理性，只要发生了看待，能不是理性的应用？“人‘是’有理性，不是‘要’有理性”。“是”字意味的是不可抗拒、不能避免。是普遍与必然――山是山，水是水，郑永年是郑永年，习近平是习近平……这能抗拒能避免吗？所以理性是行为的可能性必须的前件，行为是果，理性是因。“必须理性看待”就潜含着理性是可加避免的这个错误。

理性先于行为，是行为的条件。“必须理性看待”却把行为提到了理性前，颠倒了二者的关系。所以不存在“必须理性看待”这种关系。“必须”能强调的是重要，重不重要是主观看法。而只要“看待”都应用了理性不是主观看法，是不能分离的必然。

所以说人类伦理所论的那个起点先验的是公理。因“人人是人”不是某人也不是某社会力量有选择的制造，它是不可抗拒的必然，而不可抗拒就是合法性。“我是人，且人人是人”这个事实是先天的普遍又必然，是先天的无矛盾的真理，即公理，可做为推知其他真理的起点。


4)当下须迫切需回答的究竟是什么？
社会是危机在“文革死灰复燃”上，还是危机在“共产文化的先天暴政”上？

郑的原题是《中国左右两派的文革思维》，此是陈述。“必须理性看待”是中共加上去的。郑的立题逻辑成立，一加“必须理性看待”就不通。现实中国的危机究竟是文革遗患或极左回潮，还是“意识是现实的反映，新意识的产生表明了中国内部的很多变化”？我们问官媒，亦问自由派(普世价值派)，亦问郑永年――不管疯狂的实际文革，还是薄熙来象征的，习近平实践着的文革回潮；不管“意识是现实的反映”所指的“产生舀新意识”；也不管郑永年怎么分出的“左右派”，只要他用了“左右派”，就意味这名是用来反映被认识对象的。所以要区分必有根据，根据就是“名”要反映的内容。“名”仅是反映内容用的符号，你可以说所根据的是实际，可实际怎么来的？你可说实际是从经验行为里析出的。可行为又是怎么来的？行为是理性应用的结果。因而这“左与右”只是反映知识内容的代码。在回答“左派所以为左，右派所以为右”之前，“左派、右派”仅仅是反映知识的“名”，即仅仅是“是其然”，而非“其所以然”。只有往“知其然”里塞上“其所以然”，才是一个知识。

就如“习近平”是一个名，单说这个名是空的，拿这个名指认事实上的习近平，这个概念才是一个实际为真的知识。这就是习近平讲话及“用典”使读书人都觉无聊的原因。当然他能看到听到的只是恭维，就误得出自已的话是受欢迎的自欺。他并不知那些话只是与内容不相契合的空洞形式。请看――

“党的群众路线的教育实践活动”这句子，究竟党是主语，还是党的群众路线是主语？党是主语，群众路线便只能为宾语，全句就无谓语，无谓语不能成立。“党的群众路线”是主语，教育可充谓语，可“实践”呢？“活动”呢？从中可见习近平讲活讲的只是概念，是关闭着思维的复印机，他讲的只是思想形式，没顾及这些概念反映的是什么思想，也不考虑他要讲的是什么。甚至连只有有效地反映思想才能成为概念这个自觉都没有。习近平的话只能证明他认识那些字，证明他不是文盲，却没证明他能赋予那些字以意义，不能证明他不是理盲。他自顾自地讲，不问所讲的思想是什么，也不管用此概念就要反映的就应是此概念的思想。他的话所以破所以烂，是因他只把概念当字认，没把概念当思想来把握。是些无思维的空形式，概念与思想无法达到无间隙的同一。

如“群、众、路、线”四个字，字他是认识的。这四个字构成的词他也能念出，但究竟什么才是群众路线？他并未想过。群众路线就是有事倾听群众意见，了解群众要求，采纳群众的合理建议。所以群众路线只有一个受没受尊重，并没有一个教育问题。因群众路线本身就是实践，不是专门领域的知识，你教的什么育？并且这里还陷于你是把“群众路线”当做教育内容，还是用群众路线“来”教育的背反？可以说习近平的话是语无伦次。而且教育本身做为行为就是实践活动，又哪来的“教育实践活动”？

习近平讲的话，用的是文字，不是概念，文字关涉认不识识，概念关涉的是对思想的反映。习近平下了生，他父母给了他目官、耳官、口官，他能视能听能问，所以中国政治中那些词汇被他的感官听了见了闻了，他便因水滴石穿的工夫而记忆了，但这些词汇没经他个人智慧的理解，他认识那些字却不懂那些字的意思。海外的袁红兵在这点上更为典型。

正是讲话中的形式与内容的不相同一，造成了文革回潮与极端自由主义间的对抗。其实毛的文革是发生在共产主义制度下，邓的经济建设为中心所带来的两极分伏，社会不公、豺狼掠夺，杀人卖器官……也是发生在共产制度下。据于此我们就不能放下实际专去考察共产主义这个思想？对一思想的考察是真际。有人问我的行文的特别处，我把它说出来：就是我考察是真际，大多朋友关注的是实际。(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