乱民杀名将：僧格林沁的意外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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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有太平军的支持，清朝的政府军一直没法肃清捻军；另一方面，英法联军逼压津京两地，清政府穷于应付，拿不出专门军力与专职将领来对付行动迅速、忽聚忽散的捻军。

　　咸丰十年（1860）九月，清廷与英法两国达成和议，开始着手扑灭太平天国以外的各种民间军事反抗组织。该年十一月，曾因活捉太平军北伐主帅林凤祥而闻名的蒙古族大将僧格林沁，给皇帝写长信，分析捻军问题并提出征剿战略。他写道（今译为白话）：“捻军的首领张乐行、龚瞎子、孙葵心等人，各自为一支，聚集了无数的匪党。在这三人之外，大小头目又有不少。他们每年数次出动劫粮，往往向国家没有屯兵的地方出击。等到官兵赶到，他们早已抢够财物，逃离被袭地。捻军队伍所到之处即行抢掠财物与粮食，抢光之后即行烧光，所到之地焦土一片；烧光之后又行杀光，将老人和儿童统统杀掉，把青壮年裹挟入他们的队伍。即便那青壮年不参加捻军，他们也无家可归。所以，捻军每出动一次，人数就增加一大部分。以上就是捻军为匪的基本情形。捻军驻扎的地方，四面一二百里开外的村庄焚烧已尽，水井也被填死。政府军进剿，要自己带水和干粮，怎么能坚持长久呢？一旦撤退，捻军跟踪而至，实施扰袭战术且每每得手。所以，各路官军只能以围堵为防御之策，不可能生成进攻能力。捻军每次出巢，骑兵和步兵总计有数十万人，队伍拉开就有百里地长。这样的气势就把官军吓垮了，再说官军本来人少，只好任捻军猖狂作为，无奈何地等其退走。从前，捻军和太平军各树旗帜，互不统辖；现在，他们互相支援，联成一气。政府军在国家的北方，太平军在国家的南部，捻军居于中间，成了太平军的北部屏障。政府军如果投入重兵汇剿捻军，太平军则出动，或是死力助捻或是选择适当路线北攻。这样，一下子就牵扯住了政府剿捻的兵力。如此军事犄角格局就是捻军不易剿灭的原因。我现在有骑兵与步兵共六千人，再调陕西、甘肃、山东之地绿营兵及山东青州地方驻屯的旗兵，汇合兵合计一万二千人。等兵力集齐，我就再合傅振邦、德椤额二军兵力，直扑淮北捻军老巢。”

　　咸丰皇帝生怕这位大清第一名将栽了跟头，使剿匪大计完全失败，马上批示：“捻匪正图北犯，应坐镇山东，以杜窥伺，毋轻举以误全局。”浑浑噩噩的咸丰皇帝这次算准了。批示下达不久，捻军就从徐州北进，图谋占据山东南部。僧格林沁分兵两支，一支在山东巨野县的羊山狙击捻军，一支由他本人亲率从东翼奔赴前线。经过激战，以政府军一位叫格绷额的副都统阵亡为代价，击溃了捻军。捻军也死伤不少兵员，但未折损将领级人物。

　　咸丰十一年（1861），捻军不甘受挫，五大旗主力合成一股，出击山东。僧格林沁誓死迎战，经过七个月互有胜负的血战，捻军试图北上袭扰直隶与北京的战略受到重挫，几无希望。僧格林沁虽然损失伊什旺布等三名部将，但是清廷还是大为高兴，给他恢复了曾被削夺的王爵。

　　僧格林沁是个有心计的猛将，可谓勇谋兼济。他在与捻军两次交手后，找到了剿灭捻军的基本路子（至少他自己这么认为），所以就极力排除来自内部的干扰，一口回绝了中央派胜保协助他军事行动的意见，他说：“黄河以北的白莲教与捻军势力本年闹了两次，声势虽大，实际兵力不超过两万人。我派出得力部将西凌阿与陈国瑞两次出击后，胜保才有些收获。胜保连一两万匪徒都制不住，到我这里来，怎么抗得住敌人的十多万大军呢？山东寿张及曹州一带，我已基本荡平，不用胜保前来帮助。”咸丰皇帝闻报，也就听从了他的意见。

　　胜保也是个很牛的人物，不仅出身高贵（为满洲镶白旗出身的高官），而且还因上谏皇帝的奏章写得好而有文名。作为文武兼备的贵族，胜保在剿灭太平天国陈玉成一支时立了大功，但后来他骄傲过分，又在战场上出现诸多失误，被逮捕问罪。尽管他仅承认“携妾随营”一项罪名，同治皇帝还是没放过他，赐他自尽。仅凭僧格林沁对胜保的“相面”之准，就足见他心机之深，他的心机还用在了收买、分化敌手方面。

　　在剿捻的同时，僧格林沁主力还要打击时隐时发的“教匪”如商丘金家楼的离卦教武装力量。金家楼的原头领郜永清虽然已死，但其儿媳郜姚氏手下仍有尤本立与常立身两员悍将，官军奈何不得。僧格林沁一改往日硬攻之法，派遣间谍进行瓦解。金家楼离卦教军事组织的负责人之一金鸣亭被说动，暗中答应投诚，但迟迟不履行诺言。僧格林沁下令逮捕金鸣亭在金家楼之外某处居所的儿子相要挟，这个动作实际上是给金家楼的人送信，说明双方有交易。恰好有捻军谍报人员侦知此事，便将情况通知了金家楼方面。金鸣亭无法自辩，常立身处死金鸣亭。由于这个事件，金家楼内部互相猜忌，无法专心应对政府军。僧格林沁借机利用投降过来的金家楼所部士兵当向导，以小股尖刀队突击，随后大军掩至。巷战中，郜姚氏与她的两个儿子都在格斗中丧命，而后，常立身、尤本立二人及另一名干将杨玉聪被俘。三人同时被杀。僧格林沁又大开杀戒，将金家楼武装人员统统杀光，而后用大炮轰平了金家楼的军事防御工程。

　　同治二年（1863），僧格林沁猛攻张乐行捻军的大本营雉河集（今安徽涡阳县），将张乐行集结的二十万捻军击溃。

　　此时，太平军已经无力帮助捻军，因为其长江以北的原占地盘及主要城市，均被政府军收复。况且，陈玉成已经被胜保部队擒杀，更是无力经营江北了。张乐行在慌忙出逃中与儿子张闹（又名张喜）投到捻军蓝旗将李四一的军寨。李四一早为僧格林沁的部下收买，在殷勤招待最高首长父子的同时，通报政府军前来接应献俘。被拿获的张氏父子自然不会有好下场，僧格林沁下令将二张处以磔刑，也就是那种一寸一刀地剁肉的刑罚。

　　张乐行死意味着历时十年的捻军武装抗争彻底走向了低谷。虽然捻军的复起力量不可低估，但杀了张乐行毕竟算是给了半死不活的清王朝打了一剂强心针。两宫太后能不高兴吗？于是她们下诏表彰僧格林沁，先是说他谋勇兼备，而后重复咸丰皇帝八年前的 “加恩世袭亲王罔替”封爵之词。后者表示这个王爵可以与大清朝此后的命运相伴，永远在僧格林沁家族传下去。僧格林沁当然感恩，不过对“罔替”二字似乎不太热衷。因为三年前，他遭受过一次夺爵、免职的处分。还好，当时还给留了个钦差大臣的职务，当是“以观后效”的意思。

　　杀了张乐行以后，僧格林沁追剿捻军余部及消灭随时遇到的各教派的叛乱，已觉得易如反掌。这使他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即在连折数员大将之后，他仍坚持独力支撑，不愿让“胜保那类的人”与他合作或在他手下听命。朝廷曾调李鸿章的淮军精兵支援僧格林沁，淮军嫉其功勋，迟迟不动，而僧格林沁也“不愿用之。”剩下的事还是他一人独挑。何况曾国藩的湘军建立了盖世的奇功，于同治三年（1864）六月攻克了南京呢！

　　同治四年（1865）四月，一股有数万人的捻军由山东汶上窜入郓城的水套地带，僧格林沁亲自率军追剿。此次出击连连得手，但当在曹州发生遭遇战时，僧格林沁的“军分三路合击”的战术失败了。他的三路部队全部撤往已被捻军抢光、烧光、杀光的“荒庄”地带。捻军反击，一下子将僧格林沁的部队死死围住。“荒庄”地带没有吃的，也没有水，因为水井被填死了。僧格林沁对捻军作战略性分析时早就知道这种情况，所以，他要不惜任何代价地突围。

　　大清第一名将在突围的混战中也被打蒙了头，跌跌撞撞地窜到一个叫吴家店的地方。稍顿脚步，再看亲兵马队，已经消耗了一半。军队呢，也不知死伤了多少。要命的是，原来已经投诚归入僧格林沁部队的旧捻军又叛变了，随他们的新部队一起围攻政府军，真是兵败如山倒。僧格林沁还没能喘匀气息，捻军追击大队蜂拥而至，他抽出佩刀，乱剁一气。也许是战马的腿部被砍（扎）伤了或是战马太累了，“扑通”一声倒地。捻军也不知道马上清将是谁，上来一通乱扎乱砍，就要了他的命。

　　这一天，是大清皇历同治四年（1865）四月二十四。与僧格林沁一起丢了命的高级官员还有内阁学士全顺、总兵何建鳌，僧格林沁所部全军覆没，只有他的亲信将领陈国瑞一人单骑得脱。两宫太后且悲且惊，下令宫廷侍卫派出马队驰迎僧格林沁的灵柩，护送进京。

　　灵柩到京后，两宫太后带小皇帝亲至灵前吊丧，并给了大量的荣誉。最高的荣誉就是他的画像挂进了大清帝国专门荣崇顶尖级功臣的紫光阁。

　　一如末世论对乱民们的影响一样，僧格林沁之死对于大清帝国是一种不祥的预兆。僧格林沁的蒙古贵族身份也决定了他对处于乱世与衰世的帝国皇权的影响。他出身蒙古科尔沁旗，姓博尔济吉特。博尔济吉特家族中有一位叫索特纳木多布齐的人，娶了嘉庆皇帝的女儿。

　　索特纳木多布齐与僧格林沁的父亲毕启是同族弟兄。公主不能生孩子，道光皇帝继位后，就给姐姐从博尔济吉特家族中挑选过继的儿子。僧格林沁因“仪表非常”，有幸成为公主的儿子。以后的日子里，他的前途一片光明，好上加好，袭封郡王爵、任正蓝旗蒙古都统，等等。

　　《史稿·僧格林沁传》称他：“出入禁闱，最被恩宠。”按外戚辈分，他是道光皇帝的外甥、咸丰皇帝的表弟、同治皇帝的表叔。慈禧太后是他的表嫂。

　　大清帝国之所以能入主中原并维持至僧格林沁死时的二百多年统治，蒙古贵族的全力支持是不可或缺的因素。所以，满蒙之间的婚姻关系也就成了政治同盟的一个表征。而在满蒙关系中，蒙古贵族一方又以科尔沁部落最为优先。且不说嘉庆皇帝嫁女、道光皇帝为蒙古郡王选嗣，回溯清朝初入中原之际的关系即可证明。

　　顺治二年（1645）是清朝入关的第二年，此年内满蒙重要亲善礼仪竟有三十次之多，其中科尔沁部落占了五次。五月十六日，科尔沁部土谢巴图亲王巴达礼离开北京、返回科尔沁之际，摄政王多尔衮特派亲信大臣二员（刚林与宁完我）向巴达礼传话，表示依托之意（今译为白话）：“大清统一天下的大业已经完成，应当给黎民百姓休养生息的机会。但是，我还是担心蒙古诸部会有叛乱的图谋，若是遇到不太重大的反叛，你就密奏上来，等候中央的决策；如果情况紧急而无法上报，你就当机立断，自行其是。我多尔衮只信任你！”巴达礼闻言，十分激动，称言：“臣下我已蒙太祖皇帝（皇太极）的恩宠，今天又得摄政王您的特殊信任，一定不惜性命，回报朝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