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茹 刘依林：“中国辽金史研究第一人”——牛大勇教授等追忆刘浦江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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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茹 刘依林：“中国辽金史研究第一人”——牛大勇教授等追忆刘浦江教授

一个只有本科学历的人却能在北大当教授、带博士生，他当然有非同凡响的过人之处。
  
2014年12月30日，这个日子北京大学历史系原系主任、教授牛大勇记得特别清楚。当天晚上10点，他带着两名学生从课堂直接赶到北大肿瘤医院ICU病房，那里漆黑一片……
  
透过病房前一扇半透明小窗，牛大勇注视着床上躺着的病人，“只看清床上的黑影，有那么10多分钟，我就只是看着，眼前不断闪过跟他共事多年的片段，细细碎碎……”在牛大勇心里，这是自己与刘浦江的告别，只属于他们两个人的告别。
  
病床上的这个人，是中国辽金史研究第一人、北大历史系原副主任刘浦江。本(1)月8日，北大历史系官方网站讣告显示：刘浦江先生，因病于2015年1月6日23时57分在家乡重庆垫江逝世，享年54岁。今(9)日上午9:00，刘浦江先生的告别仪式将在北京市殡仪服务中心东北义园告别厅举行。
  
刘浦江，1961年生于上海，籍贯重庆垫江。1979年至1983年就读于北京大学历史系中国史专业，获历史学学士学位。1983年7月至1988年3月，任中央党校文史教研部助教、讲师。1988年4月至今，任北京大学历史系讲师、副教授、教授、博士生导师。2006年至2010年，任北京大学历史系副主任。主要专业领域为宋辽金史、中国北方民族史。
  
昨(8)日上午8点，刘浦江的遗体告别仪式在重庆市垫江县黄沙殡仪馆举行。之后，刘浦江的妻子张文、女儿护送他的骨灰回到了北京。昨晚11点，成都晚报记者拨通了张文的电话，但她表示，“这两天家人情绪不好，加上事情很多，我们晚一点再说吧。”刘浦江的女儿本科就读于西南财大，她也对记者说了同样的话。
  
刘浦江：想做的已做了，这一生值得
  
“这场告别仪式我必须去。”昨晚，记者联系上牛大勇，他的回答十分肯定。
  
刘浦江自小患有结肠炎，去年3月下旬至4月初，短短10多天，他的体重就降了15斤，同时伴有腹部疼痛。起初，医院诊断为胃癌。随后，经过一系列详细检查，去年4月15日，北大肿瘤医院确诊刘浦江患淋巴癌四期，通知他第二天入院接受治疗。“当天晚上浦江一夜未眠，在家里赶课件批作业，直到第二天清晨。这是他的妻子在浦江过世后告诉我的。”电话中的牛大勇有些哽咽，停顿了数秒后继续回忆说：“他忙了一晚上，第二天早上只用毛巾擦了一把脸，就准备入院接受治疗。开门的一刹那，浦江突然大哭起来，没人知道他那一晚想了什么。放声大哭后，他用手擦干眼泪开门走了。”牛大勇现在想来，那一晚刘浦江该有多少事情无法放下，该有多少情绪需要释放。
  
去年4月16日，刘浦江入院。在他接受化疗期间，不少同事到医院看望，但病床前的他说：“你们别来看我，就是对我最好的照顾。”可他却主动喊学生到医院去。“浦江叫学生去医院是给他们讲课。”牛大勇回忆，每一阶段的化疗需要四五天时间，他常在病床前给学生讲课，化疗后回家需要休息10多天，刘浦江也总是把学生叫到家里授课。
  
实际上，在接受几次化疗后，刘浦江的病情一度出现了好转。但是，“去年12月下旬浦江的病情突然急转直下。”牛大勇回忆道，当时各项检查指标显示，他的癌细胞已经转移至全身。
  
刘浦江病情蔓延的速度超过了所有人的预料。去年12月28日，他走路已经十分困难，12月29日就不能下床了，12月30日戴上了呼吸机，他当时决定第二天一早就回老家重庆垫江，走完自己人生最后的一段路。
  
去年12月30日晚9点半下课后，牛大勇带着两名学生赶往医院ICU病房。虽然早就知道刘浦江已经睡下，但牛大勇还是执意去了这一趟，和自己的“小兄弟”刘浦江作最后的告别。第二天早上，从重庆开来的救护车抵达北京，随即车行30余个小时，将病床上的刘浦江送至重庆垫江老家。
  
关于生死，病床前的刘浦江曾对牛大勇说，“人活着不在长短，关键是生活要有质量。我想做的已经做了，这一生值得。”
  
牛大勇：跟浦江搭伙做事，很有成就感
  
“我是北大78级历史系学生，浦江是79级的，算是我的‘小学弟’。毕业后我留校任教，浦江去了中央党校当讲师。”因为年龄上的差距，当时那段时间牛大勇与刘浦江并不认识，直到后来两人共同敬重的我国著名历史学家邓广铭先生的一次举荐，牛大勇开始关注刘浦江。
  
刘浦江生前所写的《怀念恩师邓广铭先生》一文中提到，1987年10月8日，那是一个阳光灿烂的秋日，自己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叩响了北京大学朗润园10公寓206室的房门。这里住着他在北大历史系念书时的系主任邓广铭先生。
  
刘浦江此行的目的，原本是想请邓先生介绍自己去中华书局工作。不曾想，邓先生在仔细听完刘浦江的自我介绍后，当即决定将其调到由他担任主任的北大中国中古史研究中心。“当时邓先生想让他攻读研究生，可浦江认为当时并没有适合指导自己的教授，于是放弃了，选择在中心担任邓先生的助手。”牛大勇如今回想起来，以刘浦江对辽金史的研究，勉强找一名导师也不过是挂个虚名而已。
  
这件事之后，牛大勇在多个讲座及研讨会上遇见过刘浦江，从其发言中，他察觉到此人思维清晰，对全国高校历史学科实力强弱研究得很透彻。“在我当北大历史系主任时，学校请我推荐一名副主任人选，我心中第一名就是浦江。”即便当时牛大勇与刘浦江并不相熟，但他仍然推荐了这位自己长期关注的“小学弟”。
  
“刘浦江此前没有行政管理经验，当时系里担心他干不下来。”牛大勇认为这些担忧有些多余，“一般情况下，系里本科生、研究生管理工作分别由一位副主任管理，可我全交给浦江一人，干得好他就担得起这个职务。”2006年至2010年两人共事了4年，“能跟浦江搭伙做事，我很有成就感。”
  
○学生追忆
  
上“浦江哥”的课 犹如做“智力体操”
  
北大中文系有这样一首歌：“星期二的上午啊阳光灿烂；三教的铃声啊响起来了；刘浦江的头发啊竖起来了，他敲着黑板擦说呀，中文系的人就是没文化，中文系的人就是没文化……”这首歌唱的正是刘浦江。
  
身为历史系教授，刘浦江却常年为北大中文系本科大一新生开设中国古代史课程，成为“中文系最敬爱的老师”。成都晚报记者上网搜索发现，与他有过师生缘的学生纷纷留下怀念的话语，回忆那些年和“浦江哥”邂逅的青葱岁月。
  
“我一直觉得你们中文系的学生是比较没有文化的。”上过刘浦江课的学生对他这句话记忆犹新。每年开学第一节课惯性地来这么一句，于是整个教室惯性地一片哗然。陈恒舒，一个曾修过刘浦江两门课的“门外汉”，在听到这句独特的“开场白”时，尽管此前已有师兄师姐打了预防针，知道“浦江哥”是传说中的中文系“四大名捕”之一，有人甚至重修4次还未及格，但仍感觉十分诧异。
  
陈恒舒介绍，为了给学生打好基础，刘浦江尤其注意对学生古代文化基本素养方面的训练，比如他教授干支纪年法，会细致到纪月、纪日，坚持让学生读写繁体字。实际上，刘浦江的妻子张文就毕业于北大中文系。
  
陈恒舒说，想上“浦江哥”的课可不简单，他的课就像时光穿梭，上一分钟还在讲唐代农民起义，下一分钟可能因为某个逻辑联系就跳到了冷战时期的俄中关系，再下一分钟则能无缝连接到原来的命题。为了跟上他的思路，你必须手疾眼快，还须头脑敏捷，一堂课下来特别精神，仿佛做了一次“智力体操”。
  
有一堂课，“浦江哥”让每个同学轮流作报告，课中突然问一个刚考博来北大历史系的女生是否读过《隆平集》。这位女生躲闪迟疑的回答暴露了并未曾读过的真相，死寂的课堂上，“浦江哥”带着嘶哑的声音说：“作为宋史方向的博士，《隆平集》还是要读的。”
  
除了严格，“浦江哥”这位“名捕”对学生的前途尤为关心。学生何蕴琪回忆，“浦江哥”告诉我们，假如一个人能找到真正投身的事业，那是非常幸福的事情。有的人到40岁才找到，有的人一生都没有找到。这对何蕴琪影响深远，以至于其在很长时间里都走着和同龄人不同、可能更曲折的道路，“到现在我仍然是这个思想的信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