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日索赔运动或将引爆中国首次全民公决

转摘

民间兴起对日索赔运动

（记者周志诚）


【提示：一九七二年的《中日联合声明》未经过人大讨论通过，因而成为一个具体涉及如何保证人民参政议政的尖锐问题。人们预感到，中国民间的对日索赔运动最终将会导致政治问题。】


全国人大会议上的敏感提案


一九九二年三月初，在北京举行的全国人大七届五次会议上，安徽代表王工等近百名代表向常委会提出了一项令中共当局极为敏感的议案，要求日本直接向中国民间战争受害者赔偿一千八百亿美元的损失。这项提案虽由王工领衔提出，但却出自中国老龄科研中心的童增和中国管理科学院的武建东等人的研究成果。据悉童增已发表了由他草拟的一部中国战争赔偿法，旨在为对日索赔寻找法律依据。此后不久，中共总书记江泽民和外交部长钱其琛在接受外国记者采访时也多次提到，中国政府将不再限制民间对日索赔的动向，但继续遵守中国政府宣布放弃战争赔偿的《中日联合声明》。这种圆滑的说法的本身就意味着中共内部对这一问题还有争议，而先前曾遭受当局迫害的民间对日索赔运动的活动家们便藉此机会再度跃跃欲试。


一九九一年二月二十八日，著名律师李国机曾到上海中级法院为该市最后一名“六四”案件的被告人鲍戈进行辩护。这名来自上海医科大学的案犯被作为学潮案件的压轴审判似乎有些不妥，因为其情节轻微的简直令人惊讶。当李国机律师打开鲍戈的案卷时立即意识到这个案件的背景不同寻常，因为绝大部分案卷材料都是关于对日索赔问题的，而起诉书里却只字未提。果然开庭过程犹如过场戏，从辩护到判决仅十五分钟，鲍戈当庭获释。这也许可以算是中共当局曾经严厉镇压过民间对日索赔运动的一个有案可稽的例证。那么，中共当局为何要镇压这一爱国运动呢？恐怕仍是出于防范引发国内民主化浪潮的考虑。


一九四九年中共通过暴力革命夺取了政权，此后又频频发动政治运动镇压不同政见者，这使提倡自由民主的西方国家大为愤怒，因而直至七十年代初，中国在国际上仍处于孤立境地，包括日本在内的许多国家只承认退居台湾的国民党政权。于是，争取加入联合国便成了中共外交工作的重点。日本当局当然不肯放过这个可能会迫使中共放弃向日本索偿数千亿美元战争赔款的机会，他们知道，只要使中共首脑在这场政治交易中作出让步，就不用担心中国民间的反抗情绪，因为中国老百姓是不敢公开反对当局的。不出日本所料，中共领导人果然无视人大的宪法地位，不经大人讨论便在宣布与日建交的《中日联合声明》中正式放弃了战争赔偿。但是，由于这项声明损害了中国的国家利益和民间战争受害者的利益，而且又是专制决策的悲剧产物，因而留下了一个政治上的“后遗症”。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人民要求民主的愿望越来越强烈，这个“后遗症”便随时可能与其它病症同时并发，这使得中共当局倍感不安。


对日索赔得到北京当局默认？


正当一九八九年北京爆发呼吁释放魏京生等政治犯的签名运动之际，持不同政见人士鲍戈与湖北的李固平、福建的林信舒、南京的侯占清以及上海的夏经芳等人率先成立了“中华全国对日索赔民事债权人同盟”，就这样，原先一直秘密酝酿着的对日索赔运动便凭借着民主浪潮而终于走向公开。不幸的是，在“六四”以后，中国公安部为了清除政治隐患，立即将这个所谓的“非法组织”无情镇压了，几名主要成员皆被以冠以反党罪名而实行拘禁审查。然而由于其影响实际上已经扩散开来，因此将民间对日索赔运动扼杀于萌芽状态的做法根本无法奏效。就在鲍戈仍被关押期间，全国人大代表刘彩品、黄顺兴等人已在其他代表中争取支持，准备正式提出对日索赔议案；与此同时，海外几个华人社团也一再呼吁中共当局释放大陆索赔运动的活动家；另外，上海海事法院也被迫受理了一宗香港中威轮船公司的对日索赔案。一九九零年新华社《半月谈》记者在一篇内参文章中披露了河南襄城公安机关以“反革命团伙”罪名拘捕“花岗事件受难者联谊会”成员的事件，引起了中央有关部门领导的注意，不久耿谆等十几名“案犯”全部获释，随即获准赴日向“鹿岛建设总公司”进行索赔交涉。一九九一年夏，北京青年学者童增发表了一篇探讨民间对日索赔问题的文章，试图从理论上将政府间的战争赔偿与民间的受害赔偿区别开来，以说服当局不必压制民间的索赔活动。到了一九九二年三月，王工等人联名向全国人大常委会递交了对日索赔议案，可以看作是一个具有标志性意义的转折点。然而，对日索赔要作为一种民间运动来进行，多少总要受到当局的种种限制，因而仍然潜伏着可以引起冲突的因素。


鲍戈的勇敢挑战


一九九二年是《中日联合声明》发表的二十周年，中共当局以不要求日本就其战争罪责向中国道歉的原则性让步，邀请日皇明仁前来访问中国。中共领导人将日本在“六四”以后率先退出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制裁看成是友好的表示，于是决定进一步推行亲日政策。而此时野心复萌的日本，却正在积极争取成为联合国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并再次出兵参加国际行动，军国主义势力又在国内重新抬头。日本著名的政治活动家石原慎太郎居然公开声称，国际上对日本在二战中侵占亚洲国家的指责是不尽公正的，并断言“南京大屠杀”是中国人编造出来的欺世谎言。日本首相宫泽喜一也就中共领导人邀请日皇访华一事提出了苛刻条件，这个条件要求中国人民对日皇的访问要一致表示欢迎，而且还要使日本人民都感到满意。中日两国当局的这些反常举动，无疑会激起中国民间对日索赔活动家的愤怒，出狱不久的鲍戈立即针锋相对地摆出了咄咄逼人的架势。


今年八月中旬，鲍戈托人到日本驻华大使馆送去一封给日本天皇的信，信中要求日皇在访华时必须向中国道歉。该信内容先后由日本共同社、美国之音、美联社和《朝日新闻》作了披露。


九月下旬，《读卖新闻》又报道了鲍戈给日本国会的一封公开信。鲍戈指出，已故中共领导人宣布放弃战争赔偿的决策，“根本就经受不住国内全民公决的政治考验”。他还预言日皇不作道歉的无理行为将“激怒中国人民和将来的中国民主政府”。


九月十七日，台湾、美国和日本数家报纸抢先报道了鲍戈准备在“九一八”日军侵占中国东北纪念日向当局申请游行的消息。鲍戈声称，他将对中共在“六四”以后颁布的游行法规进行一次全面的考验。


九月十八日，上海警方奉命强行“传唤”鲍戈，而第二天一早，美、日、港、台新闻界就向全世界发布了这一惊人的消息，国际人权组织闻讯后立即开会呼吁释放鲍戈，然而事后警方却矢口否认拘捕过鲍戈。上海电影演员铁牛目击了警方抓人的场面，当时鲍戈奋力撞开警车车门，向围观的同情者们大喊道：“我要日本天皇向中国道歉，他们就来抓我。只要我还活着，就决不允许任何人出卖这个国家的利益！”


鲍戈获释后又表示，他要求日皇向中国道歉的决心是不可动摇的，并声称他将在日皇踏上中国国土之时开始绝食，如果日皇在离开中国的那天仍未向中国道歉，他就自焚。消息一经传开，无数群众便纷至沓来，劝说鲍戈放弃自杀的念头。全国人大的台湾代表刘彩品女士也打去电话说：“鲍戈，你是一个很重要的人，我求求你不要死！自杀是一种逃避，我会看不起你的。”


民间索赔委员会在北京成立


与此同时，一个号称拥有三十万人签名支持的民间对日索赔委员会在北京宣布成立，该组织的发言人童增代表中国民众正式发出了要求日皇明仁道歉的呼吁。十月上旬，美国纽约对日索赔同胞会也召开大会，作出同样的呼吁。另据外电报道，北京大学数名学生在九月中旬曾向日本驻华使馆递交过一封抗议信，其中一人已遭到警方的拘捕。


鲍戈激动地对记者们说：“准备自焚的我，将要点燃的不仅仅是我自己，很可能将点燃又一场爱国民主运动，甚至点燃整个中国。”他再一次大声疾呼：“我命可亡，国不可辱！”


面对这一严峻的政治形势，中共当局连忙赶在国庆节之前向部分省市的厅局级干部下达了指示，着重强调要防止在日皇明仁访问中国的时候爆发大规模抗议活动。真是“山雨欲来风满楼”。


对日索赔将导致政治问题


人们已经预感到，中国民间的对日索赔运动最终将会导致政治问题。一家日本报纸则干脆用醒目标题称鲍戈是“再燃民主化的先锋”。中国许多人大代表本来就对人大在中国政治生活中的实际作用感到不满，而一九七二年的《中日联合声明》偏僻又未经过人大讨论通过，因而这又是一个具体涉及如何保证人民参政议政的尖锐问题。


日本新闻媒介已就日皇访华问题进行过多次民意调查，而中共当局却严厉压制国内人民公开发表自己的真实见解，这一鲜明对比反应了两种制度下人民合法权益受到尊重程度的截然不同，而一度传闻即将出台的中国新闻法依旧难产，这不能不使要求言论自由的新闻界人士感到愤怒。“六四”以后，中共当局曾一再向人民保证将进行政治改革，这个许诺至今却仍未兑现，而目前重新掀起的经济改革浪潮，又势必激发起人们要求改革政治体制的强烈愿望。所有这些。都是中共在十四大召开以后所必须面临的课题。由此看来，民间对日索赔问题实际上已远远超出了其原来特定的范畴。


（摘自《争鸣》月刊一九九二年十一月号第28页至第30页）

禁制下的反日潮

（记者黎燕）


【提示：日皇访华当天，河北大学和天津大学共派出二百多名学生上京示威，南京大学也有六百学生准备到北京和上海的日本使馆和领事馆示威，但都在火车站被阻。与此同时，山东大学和南京大学有数千学生和教职员工在校内举行集会示威，要求日皇向中国人民道歉和赔偿。】


这边厢，铺上了红地毯，鸣响了发发礼炮，中共正在隆重欢迎日皇明仁飞抵北京访问；那边厢，几乎是同时发起了集会，抗议日皇访华和要求日皇“道歉”、赔偿之声相继爆发。----这就是十月二十三日日皇访华第一天发生在中国的事。


日皇驾到，烽烟四起


尽管中共对日皇访华十分紧张，严加防范，但是，二十三日，中共不愿看到的事还是发生了。


----上午，山东大学三千多名教职员工和学生举行集会，通过了要求日皇对二次大战侵华罪行向中国人民道歉和赔偿等三项决议。


----河北大学和天津大学共派出二百多人，打出“清算日本军国主义”的横标，准备上京示威，但在天津火车站被阻。


----南京大学收集了一百五十万人的签名，这天派出六百学生，兵分两路，一上北京，一去上海，准备到日本使馆和领事馆示威，但在火车站被江苏省委书记劝阻。与此同时，南京大学两千多学生在学校示威，挂出横幅，要求清算日本军国主义的罪行。


----西安五所大专院校的学联（官方批准的）共同提出不欢迎日皇来西安访问。对此，陕西省省委倾巢而出，深入院校做工夫。


中共担心出现新的民主运动


以上只是大陆民间情绪和诉求的一次小小的爆发。其实，围绕着日皇访华，几个月来中国大陆早已掀起了一股要求日皇就二次大战屠杀中国人民进行道歉和向日索赔的浪潮。这股浪潮，由于受到中共的百般压制，有可能导致新的民主运动。


最近两个月来，中共一直在日皇访华问题上承受着民间越来越大的压力。


中共收到抗议信函近三万封


在十月初召开的十三届九中全会上，鉴于对日访华、对日本政府的立场有不少中委、中顾委、中纪委持反对态度，十月八日中央政治局召开的扩大会议，对日皇访华作了规定：“接待要隆重，国内报道要低调，思想认识要统一，保卫工作要周全。”


尽管如此，民间的反日呼声还是一浪高过一浪。


为了迎接日皇访华，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北京市委、上海市委、西安市委、陕西省委承认来自国内的压力很大。以下数字见诸国务院办公厅十月十五日简报中：九月以来中央和有关部门接到有关团体和个人，包括海外政治团体和华侨、留学生来信来函有二万六千多封，要求日皇访华时就日本侵华作出公开道歉。发函提出上述要求的团体和个人，有来自中央部、省级的干部，有地方党委、团组织、工会，有以企业、单位名义的，有学校的教职员工、学生会，有退休的老干部，有现役军官，还有受害者和受害者的亲属。


十月三日，有八十五位全国政协、全国人大代表和地方政协委员给中共中央写信，表示日皇访华向中国人民、中国政府道歉是完全应该的，人民政府有责任向日本政府表达中国人民的意愿。


九月底，北京有多所大学校长和院长（据国家教委说是二十一所）向江泽民、李鹏、杨尚昆、万里写信，表示不少人民、学生对政府不要求日本公开就侵华战争道歉、不就民间造成损失作出赔偿，从法理上、民族感情上都说不过去。信中提到，中日友好世代相传是正确的，但必须对日本侵华给国家、民族造成惨重的破坏向人民和子孙后代有个明确又能接受的政策。


索赔团体五十多个


至十月初，向中央和地方申请登记的关于向日本就侵华战争赔偿的团体和组织就有五十多个，其中有“中国民间对日索赔委员会”、“亚洲民间对日索偿联合会”、“华北地区对日索赔办事处”、“南京受害者索赔特别委员会”、“全国受日本侵略受害者联合会”、“全国对日索赔团结委员会”、“对日索偿行动委员会”等。


据公安部门透露，一些地区已经有计划地准备在得不到日本政府公开道歉时对日本驻华使馆、领事、日本官员住宅发动攻击。有传单向政府提出：是爱国主义者还是投降主义者，就看对日本政府应否就侵华作出公开道歉的态度。


反日情绪笼罩民间


据国务院办公厅消息，经过多方调查，民间的确潜在一股对日本侵华造成惨重破坏要求作出合理赔偿的强烈愿望，对日本近几年来在经济上的渗透和影响也表示强烈的反感。高层承认，如果处理不当，可能会激发全国大部分地区的反日浪潮，随时有可能演变为一次新的政治事件。


北京、天津、上海、西安、武汉、南京、大连、沈阳等地进入十月以后都有团体和组织向当地提出举办学习中华民族抗日历史讲座，讲解日本侵华史。南京已发起全省、全市的签名运动，提出就昔日南京大屠杀向日索偿和抵制日货。


中共中央书记处在十四大会议期间召开各省、自治区、市负责人会议，乔石着重提出要善于引导、善于疏导、耐心工作，注意社会上因日皇访华而激发的对日本侵华造成灾难的愤慨情绪，指出如果处理不当，将会发生麻烦。乔石说，要把这项工作作为重要的工作抓实。只有社会稳定，才能全面落实党的中心工作。会后上海市委书记吴邦国、陕西省委书记张勃兴等即打电话回去，下达乔石的指示。


（摘自《争鸣》月刊一九九二年十一月号第30页至第31页）

鲍戈冯英子致函日揆索赔

促访华时就战争罪行道歉

【本报综合报道】中国异见人士鲍戈及上海著名作家冯英子周四联名致信北京日本大使馆转交日相桥本龙太郎，要求他下月访华时就日军战时罪行向中国人民道歉，正视中国民间索赔呼声，以及到南京向南京大屠杀的死难者亡灵致哀和忏悔。


要求付诸全民公决


同时，二人还上书北京民政部，要求正式注册由鲍戈担任主席、冯英子任顾问的“中国对日索赔全民公决倡导会”。两人表示，中日建交后中国政府主动放弃对日索赔只是当时政府的意思，违背中国人民的意愿。他们认为，通过全民公决的方式，可确立索赔立场的合法性。


桥本有意到北大演讲


鲍戈在九一年开始创建上述组织，也曾在九二年日本天皇访华及九四年日相访上海期间发动绝食抗议，但多次被拘留和被警察殴打，九四年更因从事此活动及其它人权活动而被判劳教三年。对此，鲍戈表示，他只是履行战争受害人民的基本权利及宪法赋予的公民基本权利，用不着害怕。


与鲍戈联名上书的上海名作家冯英子，现年八十三岁，曾主编香港《文汇报》、上海《新民晚报》等多份报章杂志，也是上海市政协常委。近年来多次公开发表支持民间战争受害者向日本索赔的文章和致日本当局的公开信，十分引人注目，社会反应强烈。


另外，日本首相桥本龙太郎九月四日至七日访问中国时，有意在北京大学演讲或与市民及知识分子对谈。日本官员说，桥本在演讲中强调，日中关系对亚太地区的安定是重要的。桥本预定访问大连和沈阳，他较早时表明只参观东北战争纪念馆，而不到南京访问。


（摘自《东方日报》1997年8月15日）

倡导全民公决，推动政制改革

鲍戈重组对日索赔团体

作者：李志远

1997年8月15日是日皇裕仁发布结束侵略战争的《终战诏书》52周年。在此前一天，中国民间对日索赔运动的发起者、著名异议人士鲍戈，同上海著名作家、原香港《文汇报》主编、《新民晚报》副主编冯英子一起，联名致函北京中国民政部，要求批准成立一个非官方团体----《中国对日索赔全民公决倡导会》，立即引起传媒关注。观察人士认为，在中共“十五大”即将召开之际，民间政治势力向北京当局提出全民公决的问题，意在表明在许多重大政治问题上，中共有违民意，难以得到多数民众的认同。

记得1993年3月，正当中国第八届人大会议在北京召开前夕，鲍戈通过世界传媒发表了一封呼吁以全民公决方式彻底解决有关中日战争赔偿问题争议的公开信。当时，此信虽是发往人大的，然而却被放在中共政治局的会议桌上几经传阅，人大代表们反而无缘得见。鲍戈向记者指出：1972年中共在《中日联合声明》中代表中国放弃战争赔偿要求的决定是违宪的。他说：“中共的这一决定，过去不敢提交全国人大审议表决，现在也根本经受不住国内全民公决的政治考验，将来也必将激怒中国民主政府。”他还公开表示，为了迫使当局准许就对日索赔问题举行全民公决，他将号召各地民间团体联合发起一个名为“北京大进军”的盛大请愿活动，同时赴京请愿，再燃民主运动。

时隔四年，鲍戈在遭受囚禁迫害之后仍未改初衷，继续领导着“人权呼声”全国委员会和“中华全国对日索赔民事债权人同盟”这两大组织，广泛开展政治活动，并公开宣布计划要在将来成立“公民大会党”。这次鲍戈改组“中华全国对日索赔民事债权人同盟”，创建“中国对日索赔全民公决倡导会”，并邀请在知识界颇受尊崇的冯英子老先生担任总顾问，表明他对自己拥有民众支持的自信态度并未因漫长的牢狱岁月所消磨。由此也可以看出，民间对日索赔运动日益对专制势力形成政治压力，成为推动政治改革的一股力量。

（摘自《中国之春》月刊总第168期一九九七年九月号第44页）

徐邦泰：“鲍戈是真正的人民代表”

【本报旧金山讯】中国民主联合阵线主席徐邦泰看了大陆公民鲍戈要求就向日索赔一事举行全民公决的公开信后，写下《鲍戈是真正的人民代表》一文。全文如下：

俄国诗人涅克拉索夫有这样两行诗：

你可以不成为诗人，
但你必须成为公民。

对日索赔运动发起人鲍戈就是一名中国真正的公民。去年十月，日本天皇明仁访问中国，鲍戈和福建、上海、河北、北京、山东、西安、南京等地的活动人士发起了一系列抗议活动。当他最后准备以绝食、自焚来迫使日皇向中国道歉时，结果遭到了软禁。但是，鲍戈没有停止行使他的公民权利。

正当北京将召开第八届全国人大之时，鲍戈于三月八日向全国人大发出公开信，呼吁就战争赔偿问题举行全民公决。他认为全民公决是解决对日索赔问题的根本出路。他向记者表示：“现在只有通过全民公决，中国才有可能挽回遭受战争损害的整体民族利益。而且，全民公决还能为中国铺就通向民主宪政的路。”看来，鲍戈不仅是名真正的公民，更是一位真正的人民代表，

我相信，坐在人民大会堂里的两千九百七十七名“人民代表”中，大多数人从心底里赞成鲍戈的主张的。事实上，在去年三月的人大会议上，律师王工等近百名代表曾联名提出一项议案，要求日本直接对中国的战争受害者赔偿一千八百亿美元。

十三年前，我和胡平等朋友，为争取“竞选”人民代表的权利，曾付出过一些代价。如今，鲍戈虽然不是什么代表，却不畏险恶奔走呼号，他的勇敢确实令人敬佩。

（摘自《世界日报》1993年3月11日）

民间对日索赔成为政治运动

     
作者：王维勇

中国民间第一个自发成立的要求日本赔偿战争损失的团体----“中华全国对日索赔民事债权人同盟”，已改组成为“中国对日索赔全民公决倡导会”。这一动向表明，最初由民间的战争受害者进行的对日索赔活动，已经逐步演变成为要求废除一九七二年《中日联合声明》中关于中国放弃向日本索偿战争损失的承诺的政治运动。八月二十四日，这个刚改组成立的新团体的临时主席鲍戈和顾问冯英子，联名致函中国民政部，要求给予该团体合法地位，这无异于一种政治挑战。
   
当年中国当局在决定中日战争的赔偿问题时，违反了中国宪法所规定的决策程序，事先没有交付全国人大讨论表决，因而留下了“后遗症”。放弃战争赔偿，在当时仅仅有助于日本在北京和台北选择外交承认关系时尽早打消疑虑，而中国为此所付出的代价却是极其惨痛的。既然中国当局已放弃战争赔偿，那么民间的对日索赔呼声便经常使他们深感不安。原先，对日索赔还只限于“慰安妇”等民间受害赔偿的个案上，当局尚可保持沉默，之后一百多名人大代表又提出了一个对日索赔议案，此举虽遭压制，但当局已从中认识到民间的不满情绪是无法平息的，此后便开始采取疏导政策。如果民间的索赔呼声能被当局所利用，借机向日本施压，成为处理中、日、美三角关系中的一个政治筹码，就不会使中共烦恼了。但是事与愿违，由于日本根本置之不理，以及中国国内越来越多的人不断对当局放弃赔偿的决策质疑发难，这就很难预料其结果是否会在国内引发一场新的政治风波。
   
鉴于一九七八年中日两国议会批准的《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宣称，中日两国应严格遵守一九七二年的《中日联合声明》的各项原则，包括中国放弃战争赔偿的承诺。因此，要改变这项条约，除非中国以全民公决的方式来推翻，否则日本方面是决不会认同和让步的。然而，在共产党所完全控制的中国，究竟能否允许人民起来挑战执政党的重大决策？答案当然是否定的。看来未来的斗争将围绕全民公决问题而展开，而全民公决问题又将牵扯政治体制上的层层危机。因此，民间对日索赔运动的现实意义要比其历史意义更为深远。
   
（摘自《北京之春》一九九七年十月号 总第五十三期 第9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