质检总局原巡视员擅自参加美公司面试被党内严重警告

忙里偷闲

　   据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消息，4月24日，中央国家机关纪工委对中央国家机关违反组织纪律和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的典型案例进行了通报。
　　两起典型案例为：国家发改委国防动员研究发展中心主任(试用期)杨玉英在2013年春节前授权办公室工作人员使用公款购买面值500元的购物卡27张，总价值13500元，分送给主管部门有关人员。杨玉英受到党内警告处分和延长试用期的组织处理，收受购物卡相关人员已将购物卡全部上交或补退现金。

　　国家质检总局国际合作司原巡视员赵宝庆驻美工作期间，未向主管部门和领导请示报告，擅自参加美国某公司的面试，后其回国并提出提前退休申请，在拿到退休通知次日即与该公司签订了正式工作合同。赵宝庆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并从该公司离职。

　　通报要求中央国家机关各部门进一步严明党的纪律特别是组织纪律，引导党员干部强化纪律意识，自觉落实八项规定精神，在遵守党的纪律上走在前、作示范；各级党组织要加强组织管理，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切实增强党性，切实遵守组织制度，真正把组织纪律内化于心、外践于行；各级纪检组织要切实负起监督责任，坚决查处违反党的纪律及八项规定行为，通过严肃执纪，形成震慑，使党的纪律和“八项规定”真正成为带电的、不可触碰的“高压线”，让党员干部对党的纪律和 “八项规定”“不敢违”“不想违”。

　　通报称，自去年以来，中央国家机关纪工委加强对违纪违规案件的通报，先后向中央国家机关各部门通报了2013年中央国家机关报批、报备的5起典型案例，在《纪检工作情况》上对交通运输部、农业部、商务部严肃查处违反八项规定的典型案件进行了反映。

　　今年年初，纪工委就查办的中国经济时报社河南记者站原副站长郗永丰违纪违法典型案件进行了媒体曝光并召开警示教育会。下一步，还将开通举报电话和网络举报信箱，方便和引导群众举报中央国家机关和党员干部存在的违纪违规问题，进一步加大典型案件的曝光力度，切实做到发现一起、查处一起、曝光一起、教育一片。

　　新闻加点料

　　新闻连连看：外企与政府部门交往的那些事儿

　　外企在中国最让人头疼的就是潜规则

　　据南方周末报道，最令洋人感到头疼的，是中国的潜规则，如“关系”。“10年前，关系可能会帮助你走得很远，所谓‘关系可以通天’在一定程度上是真的。”在中国从商已15年的葛国瑞说。

　　但关系也要付出很大成本去维系。外企经营中要处理的关系纷繁复杂，“从安全检查到质量检验，甚至消防，里面有各种寻租空间。”在某家著名跨国公司从事政府关系工作的范鹏(化名)说，“怎么应对？我们只能尽量‘摸高’，直接接触高层，部委是相对较好的打交道对象，但再往上又存在变数。”

　　有一些“入乡随俗”的外企在攀关系时越过了界，包括摩根大通、西门子、朗讯、可口可乐、百事可乐等外企，都曾身陷贿赂丑闻。案发后，外资企业往往受到本国处罚。

　　“随着监管规则和监督机构的不断强化，这种现象已经改变。”葛国瑞说，“今天，关系可能帮助你获得与某官员会面的机会，但不一定能带来你想要的结果。”

　　长期从事企业政府关系工作的欧华榕也认为：“近些年，企业政府关系的重点已不再是拜会领导人，而是将公司商业目标与中国政府和相关行业部门关注的重点靠拢，如设立研发中心、帮助建设创新型社会以及开展各种企业社会责任项目等等。”

　　这些做法，被称为“讲故事”。例如，某家销售建筑防火材料的外企，进入中国之初并不急于推广自己的产品，而是采取了“帮助中国的方式”，让负责公共安全、消防工作的官员对其产生兴趣，并将优势技术和专家团队提供给政府共享，以此拿下中国市场。

　　当然，讲故事并不容易，讲给谁听、怎样讲，都有大学问。“中国是世界上商业环境最复杂的国家。在垂直领导体制下，各种利益方交织在一起。”葛国瑞说。

　　在葛国瑞看来，中国的政党、中央和地方政府、媒体、非政府组织，乃至消费者，都被整合到垂直的权力之中，这种复杂性令外企在处理各方利益关系时感到颇为棘手。“在有些国家，你可以只经营公共关系，不用太理会政府的意见；但在中国，必须综合起来操作。”

　　雇用中国人与政府沟通

　　在美国，如果企业要找一位政府官员，那么他必须接电话；而在中国，如果官员愿意和企业聊，便堪称幸运。外企们不得不广泛借助各种力量，通过“条条小道”接近政府，消除与政府之间的信息不对称。

　　最直接的策略是雇用中国人从事政府关系工作。“外企一般最喜欢聘请的是前政府官员，或者高官的家人。”范鹏说，这两类人群在政府内部拥有广泛的人脉，对权力运作的规律有着更深入的体察。

　　以一家外资医药企业为例：美国辉瑞制药在华公共事务总监冯丹龙是民国爱国将领冯玉祥的孙女，她同时也是上海市人大代表。

　　但并非所有企业都能请来这些人物，这便孕育出一种在外企和政府之间扮演中介性质的产业，规模颇为庞大。

　　一些公关公司、咨询公司，专门为外企提供政策咨询。“我们所做的，是研究中国的政策环境，帮助外企勾勒出在华的利益版图，告诉他们谁可能影响他们的利益，谁拥有决策权，他们就会明白：应该和谁对话，用何种方法去打动那些不同的群体。”葛国瑞说。

　　此外还有大量游走于灰色地带的掮客，利用政府资源牟取利益。“这些人专门在圈子里混，一旦外企出了什么事，便去告诉外企：你应该怎么做，我有资源帮你们搞定。”长期观察政企关系的“游说观察”网站创始人吴东说。

　　当然，外企也有自己的通道，如商会，葛国瑞本人即是中国美国商会副主席。

　　对较敏感的问题，企业不方便亲自向部委抗议，商会可以走到前台：我们的成员公司对于某领域的政策透明度很关注。这可以避免政府官员对单个公司产生负面印象。

　　有时，外企会借助使馆帮助解决麻烦。“但一旦使馆介入，地方政府会将之解读为政治施压，反而会影响企业与政府的关系。”吴东说。

　　另一种接近政府的渠道是社会团体——比如作协、记协、红十字会等等。在葛国瑞看来，“他们可以算是半个官员，有着很好的官方渠道影响政府决策。”

　　利用好官员的子女们

　　据华商报报道，去年8月，摩根大通被曝因雇用中国高官子女遭遇美国政府调查。

　　此前，美国司法部和证交会的海外反腐涉及中国，多是行贿，引出人们对国际企业在中国“入乡随俗”现象的思考。摩根大通被调查则是另一种情形，通过雇用一些高官子女，编织更为深厚的社会关系乃至政商关系，手段更巧妙，收获恐怕更丰厚。

　　报道说，有迹象显示，越来越多的中国官员子女选择了在更具国际性和开放性的金融行业任职，包括基金、投资银行、国际性咨询机构等，使得美国海外反腐机构关注这类雇用行为是否存在资质问题和利益输送。

　　我们并不妄猜调查的结果，以及上述“迹象”的普遍程度。对这种调查，有的人可能还有理由质疑是否歧视，是否认为华人不应该进入美国金融业。海外企业，或者直言之国际资本，业务遍及全球，布局“充满机会”的中国，完全可以理解。握有重权的官员，不仅拥有丰厚的社会关系资源，更拥有影响乃至决定政策的能力。海外企业对一些官员子女的雇用就算完全合乎规范，即使排除背景的因素，也不形成利益输送，也难免瓜田李下之嫌。《新京报》报道里就有人分析称，公司雇用官员子女并不违法，但若受雇者资质不符要求，或者该公司此前未获得相关业务，而雇用高官子女后却带来业务，那么就会引起监管部门的注意。

　　如果海外企业对官员子女的雇用，确因看中了他们在拓展中国业务上的特殊“能耐”，那么这就是严重的市场公平问题。报道说，摩根大通因为雇用中国一些高官子女，接到来自相应高官所在行业的大单。前不久，中国调查英国药企葛兰素史克在华行贿行为，一时也引起人们对外企在华雇用背景深厚的官员子女进行高层公关和行业公关的的议论。

　　这些外企本身并不缺乏严格的管理，以避免内部腐败行为的发生，但在中国市场上往往行走在“内方外圆”的轨道上，将社会关系利用和行贿作为重要手段。某种意义上，这固然显示了权力腐败和行业腐败蔓延到了大致什么样的广度和深度，也足以表明没有任何企业应该被先验地置于“可信”位置。

　　在关注市场公平时，人们一般看到了权力滥用的恶和国企垄断的恶，而对民企、外企也一样会利用行贿等手段去谋取利益未予足够关注。但实际上，如果说国企可能养出贪赃的蛀虫，民企、外企则会充当贿买权力的主角。垄断市场往往容易制造市场不公平，用财色去贿买权力同样制造着市场不公平。

　　权力用以自肥，国企可以通过垄断得利，民企私企能够行贿获得利益，国际企业在华行贿官员以获取市场份额，或者雇用一些官员子女拓展中国业务，大型跨国企业的“感情投资”，可能影响到一定级别的权力，不只是做几笔大单，有时候极可能是为了影响到社会政策和产业政策。如果能够使这些政策朝有利于其企业利益的方向发展，无疑是它们愿意去做的。而且，它们对权力人物的“感情投资”，对一些官员子女的雇用，可能使权力无法做出有利于民众的决定，失去自主决策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