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学界对特朗普路线的判断 正在出现惊人调转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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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纵横





✪ 维杰·普拉沙德（Vijay Prashad）

三大洲社会研究所

Tricontinental: Institute for Social Research

✪ 刘骐源（译）

【导读】上任一月，特朗普颠覆了美国近一个世纪以来处理内政外交的方式。有分析指出，从内外交困的泥沼中，特朗普已找到一条驾轻就熟的“利益化一切”的破题之道。近年来，西方自由主义建制派以民粹主义概括特朗普及欧洲各种保守势力的崛起，然而这些以“人民的名义”登台的新一批政治精英，却似乎在践行一套和新自由主义并不相悖的政治行动，无论是国内福利政策的缩减，还是面对全球事务时的钱权逻辑。这意味着，以民粹主义定义“右转”政治既遮蔽了现实的复杂性，也阻碍了对民粹主义与新自由主义之关系的深入理解。

本文作者维杰·普拉沙德指出：“民粹主义”一词自19世纪诞生以来就是一个充满误导性的模糊概念。流行的叙事把民粹主义的兴起与新自由主义的破产结合起来，在反精英、反建制的相似结构下，笼统地囊括了本世纪初大量相互冲突的意识形态。

本文将当代民粹主义政治分为“特殊类型的极右翼”与“北大西洋选举左翼”两大类：前者表面诉诸民族主义经济政策，实则与新自由主义经济与军事议程深度绑定；后者试图通过选举政治挑战紧缩政策，却缺乏有制度根基的社会民主力量。他指出，虽然二者口头上都反对新自由主义，且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欧美政治的选举版图，却并不具备明确的意识形态或足够的政治实力来真正超越现行制度——新自由主义中心地带的强制性国家机器早已驯服异见，技术官僚统治消解了阶级动员空间，而选举制度本身更倾向于服务原子化的中产阶级而非工人阶级。

更重要的是，它们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政治主张，而“民粹主义”这一模糊的统称，将混淆左右翼的本质差异，通过将左翼降格为“另一种民粹”，从而消解其反体制的合法性，最终遮蔽资本主义危机的根本性矛盾，使新自由主义秩序在左右翼的“伪对抗”中悄然延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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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原载《文化纵横》2025年第1期，原题为《“民粹主义”的误读与左翼的困境》，仅代表作者观点，供读者参考。

“民粹主义”的误读与左翼的困境

在过去十五年里，“民粹主义”这一概念卷土重来。近四十年来，人们普遍认为，新自由主义共识在观念上已大获全胜，由此塑造出的以欧美建制派为核心的新自由主义中心地带（neoliberal centre）是当今世界体系的主宰。纵然政府更迭，也不会对这一政治体系造成实质改变。当出现无法被这一体系囊括、但又具备政治活力的新政治力量时，英语世界的话语将其统一称为“民粹主义”。

“新自由主义共识”这一概念在今天需要被进一步拓展。在20世纪90年代，它被称作“华盛顿共识”，包括以下几个核心面向：认可资本主义制度的永久性，缩减国家在提供社会福利和商业监管方面的职能，扩大强制性的国家机器以防止任何对当前世界体系的挑战，承认美国在世界体系中的主导地位。传统意义上的社会民主党（左翼）和保守派（右翼）都不知不觉地进入了自由主义的中心地带，并基于对这一共识的支持模糊了传统分歧，为后政治、技术官僚的未来创造了可能。新自由主义中心地带并非源于一个政党，而是生发于多个政党之中，它们都遵循新自由主义的原则，尽管在起源上可能存在差异。例如苏联解体后，美国民主党和共和党在20世纪90年代都抵达了新自由主义中心地带；而对于欧洲而言，当社会民主党和基督教民主派都以新自由主义共识自我标榜时，他们之间的差异也开始消弭。

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第三次大萧条”持续至今。在此期间，新思潮在新自由主义中心之外开始酝酿，并对这一共识思想发出挑战。从特殊类型的极右翼到北大西洋选举制度下诞生的左翼，这些政治力量开始被人们称为“民粹主义”。如果当前的建制是新自由主义中心地带，那么任何挑战它的存在都可被视为民粹主义。自19世纪以来，“民粹主义”这一术语一直充满了误导和模糊性，这种状况延续至今。因此，本文希冀能够厘清新自由主义中心地带、特殊类型极右翼以及北大西洋选举左翼（North Atlantic electoral left）等概念。

▍特殊类型的极右翼

当下这种对 “民粹主义”的使用第一次出现是在21世纪初，用于描述在欧洲，特别是东欧出现的特殊类型极右力量。这种政治倾向的一个早期案例是成立于2001年的波兰法律与正义党（PiS）。这一党派在2005年大选获胜，一跃成为议会多数党。PiS主张加强国家对天主教和经济发展的干预管理，从两个方向（社会和经济）来抵抗欧盟的新自由主义共识（主要指社会自由主义、经济自由化和开放市场思想）。这种在波兰兴起的思潮也席卷了匈牙利（维克多· 欧尔班创建匈牙利青年民主联盟，最初于1998年作为中左翼力量崛起，随后放弃新自由主义，转向保守的匈牙利民族主义），而后蔓延至奥地利（约尔格·海德尔将奥地利自由党从中间立场转变为反移民和保守的民族主义）。这一新现象传播至欧洲各地，从意大利的马泰奥·萨尔维尼的北方联盟到法国玛丽·勒庞的国民联盟（前称国民阵线）。欧洲议会中的这些政党时而联合，时而分化为不同的党团，例如“民族和自由欧洲党团”“身份与民主党团”。它们的分分合合说明这些特殊类型的极右翼政党既普遍持有一致意见，又存在着重大分歧，有时候仅仅是个性与自我表达的冲突就能使它们分道扬镳。这些政党与新自由主义中心地带的主要区别在于它们公开宣扬保守主义，主张某些民族主义经济政策，并且口头上对欧洲一体化持怀疑态度。

然而，这些政党上台执政后并未从根本上打破新自由主义共识，因为它们中的大多数都继续放宽商业管制，紧缩公共服务，并且对欧盟市场敞开怀抱。它们既没有在欧洲议会也没有在国内议会提议过采用强有力的经济保护主义或社会福利政策，或是步英国脱欧的后尘开展本国的脱欧计划。当欧盟官员制定有关欧洲市场整合或更加平衡的预算政策时，这些特殊类型的极右翼政党便会欣然应允。在经济政策上支持新自由主义共识的同时，这些政党也并未挑战使欧洲依附于美国整体政治议题的大西洋安全安排，尽管偶尔会对欧洲国防安全安排有所质疑——主要是针对北约。大多数由特殊类型的极右翼政党执政的国家，都在这一北大西洋联盟中找到了自己的舒适定位（意大利总理乔治亚·梅洛尼就是一个很好的案例）。大多数极右翼政府都支持华盛顿的安排，认为欧盟国家的军费开支应至少占GDP的2%，同时应为北约做出更多贡献。当美国希望欧盟国家谴责俄罗斯并减少与中国的经济往来时，以极右翼政党为首的国家基本上都接受了这些要求。在许多欧盟国家中，特殊类型的极右翼与新自由主义势力联合组建政府，或吸收过去的新自由主义政客加入他们的行列。至少在经济和国防安全政策方面，这些政治势力之间并没有本质区别。

如果特殊类型的极右翼并没有与新自由主义共识形成决裂，那么他们为什么被称作“民粹主义”？新自由主义中心地带以“自由主义”作为区分的中轴，那些特殊类型的极右翼被认为是反自由主义的，但其实他们自己是脱胎并致力于自由主义的。的确，这类极右翼固守极具保守性的宗教信仰（反堕胎、反女权主义、反同性恋）和所有的传统主义观念（其根基在于以父权制为核心的家庭和教会，这些力量转化为对社会中强势男性领袖的信仰），这些都与左翼自由主义和主流自由意志主义相背离。然而在其他非自由主义方面（限制言论自由并赋予安全部门更大的权力），他们和新自由主义共识所差无几。“民粹主义”一词被认为区分了民粹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然而，所谓的自由主义思想早已不是传统的自由理念（言论和结社自由），而是生活方式上的自由主义，一种作为中产阶级的社会选择的自由主义。因此，“民粹主义”一词更像是选举时的动员口号，而非严格划分政治派别的分类范畴。

这种选举时铺天盖地的口号动员在美国最为典型。研究民主党、共和党的政治记录，我们可以发现两党的政治目标和实践比我们想象的更加接近。或许两党的执政风格以及它们在作为社会选择的自由主义上存在重大差异，尤其是在唐纳德·特朗普上台后，“民族主义经济”现如今成为共和党的特质，但是，两党在新自由主义共识上却几乎一致。两党对术语“自由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使用都带有强烈的情感色彩，将民主党称为“自由主义者”（共和党将其与共产主义者画上等号）对共和党而言有利可图；而民主党则称共和党，尤其是特朗普为“法西斯主义者”，以此在选举动员中获得优势。这一术语使用策略让双方都可以推进各自的选举进程，但是由于运用方式的情绪化和偏激，这两个术语都不能用来科学地阐明两党的政治立场。







“法西斯主义”一词已经成为一个在选举中非常管用的道德枷锁，但它不能帮助我们恰如其分地理解特殊类型极右翼。无论是意大利还是德国的法西斯主义，他们都想中止民主选举制度，并且用一整套国家镇压机器来摧毁工人运动和共产主义制度。但今天这些极右翼力量的诞生并不像百年前的法西斯主义，不是为了打击工人阶级斗争和共产主义运动，也不是因为他们对民主制度本身存在任何异议——在如今的大西洋核心地区并不存在此类针对资本主义的威胁。这些特殊类型极右翼的出现，是为了保卫资本主义制度免遭新自由主义中的“自相残杀”，确保在第三次大萧条中迷失方向的人们保持对资本主义制度的信心。他们誓言要“掐住经济的咽喉”来让它创造就业，但事实上没有能力做到这点。对于很多人而言，这些极右翼不像新自由主义中心地带一样否认危机，而是承认危机的存在，这一事实本身就足够了：至少他们看到了自己的苦楚在极右翼政治家们的演说中有所反馈。这些极右翼政治家并不会给人们的日常生活带来实质的改变，并且最终会成为他们所在政治派别的负担，虽然这件事还没发生。

由于新自由主义中心地带已经充分发展了强制性国家机器来训诫愤怒的民众，这些特殊类型极右翼只需运用合法的镇压机器即可达到目的，而无须创造新的非法暴力手段（这类极右翼仍会使用“顺势疗法”般的小剂量暴力来打击左翼和工人运动的士气，但他们也明白，如果使用过多暴力，会使中产阶级转而反对极右翼，甚至将部分中产阶级推向左翼的怀抱）。这种特殊类型右翼以人民的名义发号施令，但其政策并不服务于人民。

▍第三次大萧条期间的北大西洋选举左派

在第三次经济大萧条爆发后的几年里，一股新兴左翼力量开始在大西洋两岸崭露头角。长期担任北伊斯灵顿议员的杰里米·科尔宾（Jeremy Corbyn，生于1949年）在2015年参选并赢得了英国工党党魁之位。而来自佛蒙特州的民主社会主义者、参议员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生于1941年）同样赢得大量支持，并在2016年参加美国大选。在这一形势下，英国工党和美国民主党均被视作社会民主政治向新自由主义中心地带高歌猛进的重要例证。托尼·布莱尔曾坚持要求工党删改党章第四条（关于国有化），并且将工会在党内决策的作用边缘化。与此相呼应的，是比尔·克林顿通过新自由主义的民主党领导委员会掌控民主党，该委员会抹去了工会和社会运动联盟在党内的话语权。然而，到第三次大萧条爆发时，工党和民主党可用来讨论未来发展道路的制度空间已荡然无存。桑德斯的动员在党内毫无受众，与此同时，科尔宾在工党内的领导地位被不断削弱，最终被党派扫地出门。桑德斯和科尔宾的经历都证明，这些党派机构已经彻底为新自由主义中心地带所侵蚀，并且不允许有任何理念背离。此外，在桑德斯初选失败和科尔宾被免职后，没有遗留下任何大规模组织，只有一些小型残余，例如美国民主社会主义者组织和英国“动力”组织（Momentum）。

2012年，激进左翼联盟在希腊成立；2014年，“我们能”党（Podemos）在西班牙成立；2016年，“不屈法国”（La France insoumise）在法国成立。曾隶属于建制党派的部分政治家们和新自由主义中心地带的左翼建立了广泛的联盟战线。很快，这些对选举获胜争夺的尝试被视作“左翼民粹主义”，尤其2015年激进左翼联盟在希腊赢得大选、“我们能”党在西班牙的地区和全国选举中取得重大突破时。这些党派都是围绕单一领袖建立的——亚历克西斯·齐普拉斯（生于1974年，他领导的左翼政党联盟参与并形成了激进左翼联盟）、巴勃罗·伊格莱西亚斯（生于1978年，领导“我们能”党，其党名来源于“力量”(poder)和“民主”(democracia)一词），以及让-吕克·梅朗雄（生于1951年，离开社会党后，通过左翼和环保力量的联盟创立了“不屈法国”）。与“不屈法国”不同，激进左翼联盟和“我们能”党如流星一般在政治天穹上闪耀而过，迅速陨落。与其说这些党派有明确的意识形态主张，不如说在第三次大萧条早期希腊和西班牙迅速降低的生活水平为它们带来了通过选举上台执政的天赐良机；在欧盟坚如磐石的新自由主义中心地带面前，上述两党的力量都如螳臂当车。不管是激进左翼联盟还是“我们能”党，都不能形成坚固的政治战线来抵挡欧洲中央银行（ECB）的紧缩性政策。“不屈法国”并未当选执政党，所以没有步上述两者的后尘。然而，假如梅朗雄在2017年总统选举中获胜（他以19.6%的得票率排名第四），想必他的政府也会在布鲁塞尔的欧盟官僚和法兰克福的欧洲央行银行家面前踌躇无措。

这些政治组织都脱胎于大规模的抗议活动：英国的“反学费和削减全国运动”（2010年）、美国的“占领华尔街”（2011年）、希腊的“愤怒公民运动”（2011年）、西班牙的“15-M运动”和“愤怒者”（2011年），以及法国的2011年反紧缩工人罢工，后者在2016年演变成“站立之夜”运动。一定程度上，这些运动所蕴藏的潜能为后来出现的选举主义（即选票至上论）所把控。但是它们既没有能力推进这些异质运动的政治诉求，也没能融入这些选举政党中。例如，“愤怒者”中的强烈反欧盟情绪并没有被激进左翼联盟或“我们能”党所继承；与此同时，“不屈法国”也并非黄马甲运动（2018）的发起者，这场运动打破了法国的左右阵营划分。这些大规模抗议示威的核心诉求是与新自由主义中心地带政治彻底决裂，因为这一政治将紧缩性政策强加于这些国家的工人阶级和部分专业中产阶级（professional middle-class）之上，然而它们最终产生的政治组织却并不具备明确的意识形态或足够的政治实力，来与新自由主义共识彻底决裂。

在这里面，或许部分原因是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民主在选举制度的制度安排中，倾向于支持中产阶级。绝大多数环大西洋国家的投票日并不在假期，而且投票也不具有强制性。关于投票日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宗教差异：大部分受天主教传统影响的国家在周日举行投票，而受新教传统影响的国家则不然。此外，几乎所有国家都不会在选举日提供免费公共交通。再加之其他障碍，工人阶级很难大规模地参与投票。这导致社会主义者仰赖的阶级基础——工人阶级，出现较高的弃权率。在过去十几年的全国大选中，欧洲国家的弃票率大约为30%。然而，一些更加翔实的数据反映出某些重大问题：在不平等更为严重且农渔业劳动力占比更高的国家，投票率低于平均水平；而不平等程度较低且服务行业发达的国家投票率更高。既然工人阶级的弃权比重更高，所有组织——特别是那些反对紧缩性政策，但未必为工人阶级发声的政党——就会倾向于为那些面临严重不稳定工作的挑战，且对社会传统感到不满的低收入中产阶级、中产阶级学生提供服务。这些事务开始成为北大西洋左翼组织的重要任务，相比建设工人阶级力量传统，它们与选举主义（electoralism）更加紧密缠绕。

▍“民粹主义”类别

新自由主义中心地带为特殊类型极右翼和北大西洋选举左翼的崛起创造了多种条件。

第一，第三次大萧条。由于青睐金融资本并强制推行私有化、商品化、放松经济监管的经济政策，2006~2007年的信贷危机非但没有找到出口，整个北大西洋世界的经济增长也疲软无力。由于不愿与金融寡头权力和科技巨头的社会影响力作对，新自由主义中心地带将长期紧缩性政策的矛头对准工人阶级和中产阶级下层。不稳定、没有未来和职业发展前景的工作愈加普遍，工人阶级工作的“优步（Uber）化”成为常态。这一处境削弱了工会力量，并意味着工人阶级作为一个阶级，其中坚力量逐渐消散（如工会大厅、社区中心，以及用于学习和医疗的公共机构）。毫无保障的工作时长与轮班、传统工人阶级机构日益消失的境遇与娱乐数字化的背景相交织，人口出现高度原子化。一个无法建立自身政治机构的工人阶级，很难在媒体由新自由主义中心地带掌控的复杂现代社会中清晰阐述自己的主张——即便是那些能够被阐明的观点，在这样的媒体环境下也无处容身。

第二，技术官僚。解除了真正的工人阶级政治挑战后，新自由主义中心地带开始构想技术官僚形态的理想政府。不管选举结果如何，新自由主义中心地带找到了在议院席位减少或任期碎片化的情况下依然维持权力的方式（在某些情况下，例如在意大利，人们用“技术官僚政府”这一术语来描述这类政府。在过去的十几年这种情况经常发生，最近一次是2021~2022年的马里奥·德拉吉政府，2024年在法国也出现了类似状况，即米歇尔·巴尼耶政府）。传统社会民主党人虽然不支持紧缩性政策，但面对威胁时，它们往往被迫与极端中心（extreme centre）结成联盟，以对抗特殊类型极右翼。事实上，技术官僚型政府为极右翼的兴起提供了生长土壤，这些极右翼倚仗工人阶级和下层中产阶级来挫败政府决策和民主进程。这些进入政府部门的技术专家们几乎全都来自接受新自由主义熏陶的上层中产阶级，传统右翼和社会民主党人凝结成新自由主义中心地带的过程，正是一个从大众政治走向精英政治的过程。尽管他们身披自由民主的羊皮来行使权力，但这一套技术官僚政治站在了民主的对立面，这才是导致民主精神被抛诸脑后的主要原因。

第三，技术官僚的解决方式。从20世纪90年代早期到2007年第三次大萧条初，在大概至少一代人的时间里，新自由主义中心地带的政府都拒绝任何越出其共识的政策讨论，并忽视社会议题的公众参与。在财政和信贷危机以及新冠疫情最严重的时期，北大西洋世界里几乎看不到公众行动。当“保持社交距离”这一口号在北大西洋地区变得普遍时，印度喀拉拉邦首席部长、共产党人皮纳拉伊·维贾扬决定用“物理距离，社会团结”这一更好的口号取代它。在共产党执政的喀拉拉邦，成千上万的志愿者挨家挨户走访，确保居家隔离的人们得到生活物资——这在绝大多数需要仰赖国家或者私营部门来提供商品或服务的北大西洋国家几乎是不可能的；民众的去动员化，即工人阶级旧社区的解体，在新冠疫情期间变得格外明显。与亚洲相比，欧洲和美国的志愿与公共服务提供率更低，这很大程度上要归因于充满不确定性的工薪待遇、紧缩性政策，还有由技术官僚以及私营部门控制、宣称会为人们提供商品与服务的国家。

特殊类型极右翼和北大西洋选举左翼打破了新自由主义中心地带的两个传统：

第一，不论是极右翼还是北大西洋选举左翼都自视为工人阶级和下层中产阶级的代言人，并试图将他们重新带回政治舞台。上述两股力量都试图与这些阶层结盟，因为他们在多个政治周期未参与投票，但其人数众多足以影响任何选举。唐纳德·特朗普在共和党内地位的迅速攀升便是最好例证，他利用新获得的基层支持将共和党转变为一种特殊类型的极右政党。正是由于这种面向工人阶级和下层中产阶级的政治转向，政治观察员们将这两种截然不同的现象都称为民粹主义。

第二，极右翼和北大西洋选举左翼都不同程度地真诚希望与新自由主义政治议题决裂，并寻找解决措施来应对永久性紧缩政策造成的破坏性局面。这种伪决裂（极右翼）和未遂的脱离（北大西洋选举左翼）都反映出两者在新自由主义共识的边界外行事。极右翼利用反紧缩政策话术创造了一种叙事——尽管这种话语与事实迥异——它声称正是新自由主义的亲移民政策导致了经济紧缩，而采用强硬的反移民立场才能让国民经济回归正轨。这种无稽之谈歪曲了反紧缩政策观点，但是它的确吸引了新的选民，也提供了脱离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方案。另一方面，尽管北大西洋选举左翼从真正的反紧缩性政策立场出发，但是它最多也只能提倡一些社会福利政策，来修复早已坍塌的为工人阶级和下层中产阶级提供服务的国家机构。仅仅是在新自由主义边界外试水，就足以让特殊类型极右翼和北大西洋选举左翼被冠以“民粹主义”的称号。

尽管对于特殊类型极右翼和北大西洋选举左翼而言，无论从经验实证抑或理论范畴的角度，“民粹主义”这一术语都令人不满，但因为这些截然不同的势力打破了新自由主义传统，他们便都被冠以上述称号。“民粹主义”这一术语或许只有在界定一种可能的“后新自由主义”政治时才有效，但不足以进一步说明这种必然决裂的可能性。

▍左翼的历史主义

“左翼”并非一个抽象概念，而是由一系列在不同历史背景下推动某些重要原则的历史力量构成。左翼原则有两个核心要素：其一，资本主义无法解决其承袭、引发、再传染的弊病；其二，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制度阻碍历史发展的关键解药。

各类左翼力量与特殊类型的极右翼毫无交集，因为这些极右翼力量完全反共产主义，并且孕育于法西斯主义和种族主义右翼的最黑暗一隅。用同一范畴来界定左翼和特殊类型极右翼，是一种剥夺左翼政治合法性的诡计。这是一些关于全球左翼的总体性观察。而北大西洋左翼所处的特定局势需要一些经验和理论性的澄清。北大西洋左翼——不论选举性质还是非选举性质，继承了以下重大挑战：

第一，在苏联解体后，北大西洋左翼陷入严重危机，引发一系列毁灭性结果，如1991年2月这一地区最大的共产党——意大利共产党解散。此次危机不仅影响到共产党左翼阵营，也对各种受托洛茨基和无政府主义启发的派系团体造成冲击。它们的弱点包括：对自己在社会中的角色定位缺乏清晰的意识形态认知；在没有苏联的情况下，宗派主义毫无用武之地；当社会主义变成海市蜃楼式的愿景时，大量政治骨干因参与社会主义运动不再有吸引力而流失。一些左翼政党在这一时期幸存了下来，如比利时工人党（PTB）、法国共产党、希腊共产党（KKE）和葡萄牙共产党，而德国的共产主义者和左翼社会民主主义者在2007年合并成立了左翼党（Die Linke）。这些党派在本国议会中维持了一定席位，但凭借自身实力已经不再能抗衡新自由主义共识。

第二，在新自由主义共识期间，社会民主党人与他们对社会福利救济的承诺渐行渐远。他们不仅放弃了自己的历史使命，而且还代表有产富人进一步削减工人阶级和下层中产阶级的社会福利。正是因为社会民主党人的放弃，左翼不得不一边承接捍卫社会福利的任务，一边努力打造独立的工人阶级力量以超越现行社会制度。它需要被迫扮演一个复杂且混乱的角色：一方面捍卫福利制度，另一方面争取去改造体制本身。对于被新自由主义紧缩性统治所摧残的工人阶级而言，捍卫社会福利在当下至关重要，但这意味着左翼很大程度上要把精力从“改造”转向在资本主义体系中捍卫社会福利。

第三，随着时间推移，原先左翼之间的差异逐渐消失，出现了在斗争和选举联盟中进行联合的新趋势。这一现象在法国尤为明显，“不屈法国”与法国共产党（PCF）在2024年议会选举中结成了联盟，而西班牙共产党也与“我们能”党合作，随后又与2022年成立的联合平台（Sumac）结盟。这些联盟建立的历史源远流长，例如葡萄牙共产党曾参与过1978~1987年的“联合人民联盟”和自1987年以来的“统一民主联盟”。这些联盟中的困难在于，各种社会运动（从生态团体到社会正义团体）倾向于主导联盟的议程，而左翼未能有效主张争取超越现行制度的重要性。社会运动在不同阵地针对不同议题进行群众动员的作用至关重要，然而，它已经受到非政府组织逻辑的影响，侧重于局部政治，而非反资本主义框架。同样，没有社会主义政治意识的身份政治，会将上述联盟的阵地和纲领吸纳进自由主义之中。团结很重要，但在很多情况下，这些团结建立在以左翼不得不舍弃某些根本原则的基础上。

第四，冷战时期的反共思想在北大西洋两岸依然根深蒂固，并且被重新用作一种武器来打压任何试图重新讨论社会民主路线的人——例如扩展社会福利。此外，新自由主义中间地带和特殊类型极右翼的核心共识之一，就是坚持冷战时期的军事使用和对民族解放战争的打压。例如，北大西洋左翼通过致力于结束以色列对巴勒斯坦的种族灭绝，获得了一定的社会支持，冷战时期的反共攻击形式因此就被重新激活，用以约束任何主张和平、反对战争的人，左翼承担了其主要的压力。特殊类型极右翼在西方军事力量的运用上与新自由主义共识紧密相连，这也说明它与现存权力秩序之间的近似性。反之，左翼与北约在思维方式上的决裂，将自己放在了西方政治舞台的特殊位置。

将北大西洋选举左翼与特殊类型的极右翼都称为“民粹主义”是错误的。这两种形式——左翼和极右翼——与新自由主义共识的距离不同。更重要的是，它们在如何看待新自由主义中间地带的方式上存在显著差异，正是这一点揭示了它们的深刻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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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該是西方馬克斯派的觀點。
Quote from its Website: "At Tricontinental: Institute for Social Research, our work is about building knowledge from the experience of social and cultural transformations wrought by popular struggles. The main epistemological basis for such an approach to knowledge is derived from Karl Marx’s ‘11th Thesis on Feuerbach’: ‘philosophers have hitherto only interpreted the world in various ways; the point is to change i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