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分子与流氓及流氓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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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提出警惕极权回归的清华大学教授许章润被停课到重庆大学副教授唐云遭学生揭发被撤销资格，代表了社会对习禁评的看法。最近遭到处罚的还有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前讲师柴晓明。3月21日，他被南京市国安以“涉嫌颠覆国家政权”监视居住。只是不知大刀砍到自己头上，坚持马克思主义砍到别人头上，是否会反思。
知识分子与流氓及流氓政权
中国的网络已经十分稳定地复制了中国TV的道路，步入了中国式的雾霾之中，在制度的笼子里，被理论强拆着，从特色走向了特色，从自信走向了自信。于是，废墟与禁区比翼连理，相得益彰；于是，牌坊与青楼携手并肩，龟蛇相望；于是，自信版的阿Q和真理版的赵高联袂共舞，风情万种，仪态万方。也许被强拆的感觉很幸福吧，也许很多人很快感吧，但我真的不觉得好玩，所以懒得上网了。这也有个绝大的好处，就是有更多时间重读那些被冷落了很久的旧书。读书多是学生和知识分子的事。我不是学生也不是知识分子，读书只是一种消遣，一种排解孤独的方法，只是为了听取一些故事用以填补这无聊、无趣的时间的空洞。
我注意到了一些关于知识分子的故事，很有意味。
俗语说：“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这句话道出了一个深刻的命题，道尽了历史的惨痛，道尽了文明演进过程的惨烈，它在拷问人类：笔杆子和枪杆子如何对话？
与枪杆子对话不是知识分子的厄运，而是他们的宿命，是他们注定必须完成的课题之一，这是鱼肉与刀俎的调情，结局掌握在支配着枪杆子的对手手里，遇到什么样的对手是造化的安排，只要不遇着流氓就算幸运。遗憾的是，他们往往倒霉得很。
中国的知识分子，只是读书、做学问还不行，必须入仕或依附于官僚阶层，于是他们构成了士大夫的主体，与流氓狭路相逢是必然的，直面或者逃避是两难选择。
在中华文明的发展史上，春秋战国时期文化相对自由，知识分子的运气很好，期间产生了一批大家，群星闪烁，中华文明得以奠基，这是一段黄金时期。到秦始皇完成了大一统之后，文化被统掉了自由的翅膀，说话的权利被关进了笼子，知识分子的运气有了不同的气象，于是有了知识分子与流氓的第一次摩擦，于是有了焚书坑儒的开创性壮举，从此拉开了专制政权下知识分子的悲喜剧序幕，开始了中华文明的没落和皇权文化的崛起。
偏是知识分子都迂腐得很，一厢情愿的以为政权应该尊重文化，不自量力的认为自己能够引导人类文明，总是理由不充分的相信鸡蛋能撞倒坚固的高墙。虽然，这正是他们的可敬可爱之处，但只是可敬可爱有什么用呢？他们是上天的使者，却难以得到上天的眷顾！
汉灵帝时代，就有这么一群以知识分子为主的士大夫，他们构成一党，受着天下人的敬仰，相互标榜，互送美称，分封“三君”、“八俊”、“八顾”、“八及”和“八厨”等名号，企图占领朝堂，对抗流氓，意欲改良朝政，造福天下，永葆汉室，一时声势显赫。但是，在14岁的大流氓汉灵帝眼里，他们什么也不是，小流氓太监曹节轻轻一句“相举群辈欲为不轨”就将他们送进了地狱。这些党人，在去地狱的路上，上演了一部部感天动地的故事，令人唏嘘不已。比如“八顾”之一范滂，听说督邮吴导接到诏书，关上房门，抱着诏书在床上哭泣，众人疑惑不解，便说道“必为我也”，就去自首。县令见到他大吃一惊，解去县令印信，要与他一起逃亡。范滂拒绝说：“滂死则祸塞，何敢以罪累君，又令老母流离乎！”范滂的母亲来和他诀别，对他说：“汝今得与李膺杜密齐名，死也何恨!"范滂跪着接受了母亲的教诲，再拜而别。八顾之首张俭逃亡，困急窘迫，看见人家就投奔请求收留，大家无不敬重他的名望品行，冒着家破人亡的危险收留他，因窝藏他而被诛杀的有十多人，受他牵连而遭到逮捕拷问的人遍及全国。他曾逃到好友孔褒家，正好孔褒不在，16岁的弟弟孔融把他窝藏起来。事情泄露，张俭只身逃走，当局收捕了孔褒、孔融，但不知道该判处谁。孔融说：“接纳张俭并将他藏匿家中的是我，应由我坐罪。”孔褒说：“张俭是求助于我的，不是弟弟的罪过。”而孔融的母亲说：“家里的事，由家长负责，我应当承担罪过。”一家三口竞相赴死。八顾之一夏馥听说了张俭逃亡的事情后叹息说：”自己作孽，应当自己承受，何必白白地牵连良善之人。一人逃命，使万千人家受灾祸，何必活下去！”竟羞愤得剪掉胡须，逃入山林，隐姓埋名，做烧炭工去了。我总觉得张俭的逃亡方式，与我地下党败露后的逃跑风格十分贴近，可能是群众路线的最初实践吧。
不走运的中华知识分子，还有另一群极出名的人物，他们便是竹林七贤和兰亭名士，所谓的魏晋风流的代表者。这是一群令日月肃颜、风云易色的人物，完成了一部真正的悲剧。在这里不需要同情，不需要歌颂，也不需要非议，只需要记住，记住这文化的一脉。当流氓政权的屠刀落下的时候，文人只能以血和气节祭奠他们的信仰和尊严了。既然悲剧不可避免，文化的劫难则是注定的，这是人类的不幸。让他们的名字在文化的长空永存吧，让他们为我们证明，文化终不会为暴力所征服，更不会被灭绝，它能改变世界。
中华民族，也有一些相对幸运的知识分子。就在不太久远的民国时期，那时候的中华似乎没有进行文化大一统管制，因此成就了文化的辉煌。那个时期的统治者，虽然在政治上不够稳定，在文化上却功德无量，使我们拥有了胡适、鲁迅、蔡元培、陈寅恪、老舍、傅雷等等一大批巨匠，实在是民族之幸、文化之幸。遗憾的是，这一批人的幸运只是局限在前半生，后半生里的他们命运就有不同了，比如说老舍、吴晗和胡适的死和生，比如说陈寅恪、沈从文和林语堂的苦和乐，真是悲喜两重天，真是两个时代的写照，在此就不必细说了。这是一块敏感的让人痛苦的伤疤，长在我们记忆的深处，是中华文化黑暗惨痛的一页，不忍回忆，没有勇气翻看。
比较而言，外国知识分子的运气似乎要好些，虽然极端倒霉的也有。比如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知识分子运气不错，法国《百科全书》派的运气也不是太差，他们的学说因为有孕育的土壤而可以生长，有言论的自由而可以传播，历经坎坷终于成功，文明战胜了蒙昧，科学战胜了野蛮，民主战胜了专制，人类从此进入新的纪元。启蒙运动和文艺复兴的丰功伟业是真正的丰功伟业，是如何肯定都不会过分的。狄德罗、卢梭、伏尔泰、但丁、莎士比亚、塞万提斯、哥白尼、伽利略、贝多芬、达芬奇等等一大群光辉伟大的名字，闪耀在异国的上空，照亮的却是全世界，从那时到现在人类一直在受惠于他们。人所以称为人，伟人所以称为伟人，他们给与了最真实、最有力的说明。他们使我们知道文化对人类是多么重要，良知对人性是多么重要！文化自由，就会有文明进步，良知健全，就会有民主正义，而流氓及其流氓政治不是反人性、反人类的吗？
但是，知识分子未必都有良知、有独立精神或高贵的独立品格，也未必不是流氓。学富五车而没有人格，满腹经纶却没有品行的人不是常常见到吗？至于学问不够却满处招摇撞骗的所谓知识分子就更多了。我同意这么一种说法：“知识分子比别人有更广泛的思考背景，由此更普遍的责任，这固然不错，但这种情况也可能产生反面效果。有些知识分子自以为参透了世界的奥秘，把握了人生的真理，便企图框范天下，结果制造恐怖甚至谋求独裁，历史上很多丑恶的独裁者都是知识分子出身。”学者型的流氓的确更可怕。
流氓可耻，知识分子可怜，但是当知识分子成为流氓或流氓势力的附庸则是可怜又可耻。有学问的流氓更具有迷惑性，他们制造流氓政治或邪恶的理论，鼓吹或构建流氓政权，最终造就流氓国家。在流氓的国度，威信靠枪杆子维护，自信靠刀把子维系，视生命如草芥，让妖魔与谎言横行，任正义和良知泯灭，而文化成为流氓的口红，胜似婊子浓妆淡抹的胭脂。历来，流氓贪财，贪女人，但最贪婪的绝对是权力，对权力的追逐犹如瘾君子对白粉的痴迷，不惜以命相搏，甚至打着人民或爱国主义的旗号制造战乱、制造恐怖致使生灵涂炭、人鬼不分。但流氓也有重量级别，不是个个都位高权重，真正能形成气候乃至操纵政治权柄的流氓知识分子并不多，他们中的多数没有能力做流氓大哥，只能辗转于各个流氓势力之间，随时更换主子，而对主子不忠，活得体面风光，都是或至少看起来都是风生水起的人物。他们是流氓的狗，是以文字或知识为工具，为流氓效力的流氓狗。他们屁颠屁颠的跟在主子的身后，极尽舔菊之能事，闻见屁臭就陶醉，听见屁响就唱歌。他们的数量很大，势力很大，力量也很大，他们爱好围攻，擅长狂吠。我们经常听到他们特色的声音：嚣张，得意，变声又诚惶诚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