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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对朝鲜战争的反思（第6稿修订版） 一、伐谋 二战尾声时，美苏协议以朝鲜半岛上的北纬38°线作为两国对日军事行动和受降范围的暂时分界线，北部为苏军受降区，南部为美军受降区。北、南朝鲜是美苏两国终结日本对朝鲜的占领状态后依据受降分界线分别扶持起来的两个政权。 1949年的4月金日成派特使向毛泽东递交了朝鲜劳动党致中共的信，主要内容是请求中共把解放军中的朝鲜师转交给朝鲜政府。这一请求得到中共的满足，毛泽东表示如果朝鲜半岛发生战争，中共将提供力所能及的一切援助，这可以说是“抗美援朝”的萌芽。当年6、7月份，两个朝鲜师整建制（共21000余人）地回到了北朝鲜。1950年初又有16000余名朝鲜籍解放军回到北朝鲜。这37000名经历过战争锻炼的朝鲜战士是金日成组建军队的骨干。有了骨干后，斯大林给了北朝鲜一批武器装备，其中包括150辆坦克。以中国提供的骨干和苏联提供的武器为基础，金日成组建了一支十几万人的军队，实力超过韩国军队。在金日成用速成法组建起来的军队中，各个层级都有苏军顾问，以致没有苏军顾问军队就无法正常运转，甚至进攻南朝鲜的战役计划都是苏军顾问团包办的，从这一点也可看出朝鲜战争的本质。 再从全球战略态势看，二战结束后呈现出美强苏弱的局面，表面上苏联军队庞大，但是苏联在二战中人员损失惨重，战后经济困窘，继30年代后出现第二次饥荒，总体上是一种头重脚轻、下盘不稳的状态。1948年6月至1949年5月欧洲发生的柏林空运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尽管苏联在欧洲手握重兵，近水楼台，但它封锁西柏林这一挑战行动还是失败了，西方阵营通过动用大量财力物力化解了危机，展示了自己的综合实力。苏联在近在咫尺的东欧都搞不出名堂，在美国全面控制的太平洋沿岸又怎么能搞出名堂呢？ 握着这支速成的军队，金日成满以为能够解放南朝鲜，于是发动朝鲜内战。在朝鲜半岛上金日成的军队占优势，但美军用庞大的海军和陆战部队控制着整个西太平洋，在这样的战略态势下金日成的风光注定不能长久，开战后仅3个多月，金日成就准备到中国当流亡首相了。在美苏争霸中苏联本来没有资格冒险，因为它的综合实力明显弱于美国，而且二战中失血过多，这是为什么美军仁川登陆后苏联不敢对等地直接出兵，也是中国参战初期苏联不敢派空军的原因。北朝鲜和苏联各有其战略研判的范围，如果说年轻的金日成想凭借半岛内的小优势一鼓作气统一朝鲜半岛还有情可原的话，那么老成的斯大林不顾苏联在全球战略形势中的弱势而企图挤占美国的战略空间则是利令智昏的冒险。 1949年，在“联共是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统帅部，而中共则是一个方面军的司令部。”思想指导下，中国的决策层选择了所谓“一边倒”的外交政策，倒向了东西方对阵中的苏联，这是后来参与朝鲜战争的政治前奏。美军仁川登陆后北朝鲜军队开始溃败，在不敢派空军协同中国出兵的情况下，苏联对中国的要求并不高，只是要中国接纳北朝鲜的流亡政府，苏联自知在朝鲜问题上失算，没能进一步只好退一步，退出朝鲜半岛。出乎苏联意料的是中国替它出了头，帮它维持了战略对抗的均势，因此苏联是中国出兵朝鲜的最大受益者。令世人大跌眼镜的是，10年后苏、中这两个意识形态相同的盟友竟然闹翻了，20年后美、中这两个意识形态相左的国家居然开始亲近了，三大国聚散离合的历史经历表明中国参与朝鲜战争并不是明智的选择。60年代末最高领袖让几个老帅研讨美苏两霸对中国的利害，结论是苏联的威胁大于美国，这是对出兵朝鲜决策的一个讽刺性结论。如果新中国走的是中立外交路线，就不会参与朝鲜战争，美苏都会看到中国在两强争霸格局中的重要地位，必然争相拉拢，利用这种拉拢，中国可以在相当宽松的环境中发展自强，在国家战略的内外两方面做到双赢。 1950年4月，斯大林首肯了金日成发动军事进攻的想法，这是为金日成发动朝鲜战争开的第一个绿灯，但同时强调金应征求中国政府的意见。5月，金日成到中国向中共通报北朝鲜将发动旨在统一半岛的战争，中共向苏联询问，苏联方面给毛泽东发电“这个问题最终必须由中国和朝鲜同志共同解决，如果中国同志不同意，则应重新讨论如何解决这个问题。”电报说的很清楚，中共是有否决权的，如果中共不同意，金日成就不能发动军事进攻。然而中共没有行使否决权，为金日成发动朝鲜战争开了第二个绿灯。不仅开了绿灯，最高领袖还积极地表示必要时将出兵支持朝鲜：我们打算在鸭绿江边摆上三个军，帝国主义如果不干涉，没有妨碍；帝国主义如果干涉，不过三八线，我们也不管；如果过了三八线，我们一定打过去。最高领袖的这个表态预示了“抗美援朝”的必然性，这一表态也道明了朝鲜战争的本质。决定中国打不打的红线是三八线，这一既定军事政策成为后来最高领袖定下出兵决策的根本依据。从周期上看，“抗美援朝”比朝鲜战争短4个月，但从实质上看，“抗美援朝”是朝鲜战争的主体，因为“抗美援朝”作为一种战争政策，在朝鲜战争爆发前一个月就已经诞生了。“抗美援朝”是宣传口号，其潜台词就是朝鲜战争。笔者把文章的标题定为《对朝鲜战争的反思》，而非《对抗美援朝的反思》，抓的就是这个本质。 有的体制内学者带着凡是论的紧箍，研究朝鲜战争几十年，研究成果是“朝鲜战争不应该打，但是抗美援朝战争不能不打。”如果朝鲜战争不应该打，那么最高领袖的“如果过了三八线，我们一定打过去”就是表错态了，“抗美援朝”作为一种战争政策就是错误的，又何来“抗美援朝战争不能不打”呢？ 最能印证1950年10月的“抗美援朝”与1950年5月的“抗美援朝”战争目标相同的就是准备参战的兵力变化。1950年6月25日，北朝鲜发动进攻后，中国政府的因应动作就开始了。7月2日，周恩来向苏联大使罗申表示：为应付未来朝鲜战争可能出现的复杂情况，中国政府准备在中朝边境集结9个师的兵力，如果美军越过三八线，这些部队将以志愿军的名义入朝参战。7月5日斯大林向中共发电：“我们认为，立即集中9个中国师于中朝边境，以便在敌人越过三八线时志愿军进入北朝鲜作战，这个作法是正确的。我们将尽力为这些部队提供空中掩护。”7月10日，保卫国防会议召开，通过了《关于保卫东北边防的决定》，决定组建东北边防军，从7月中旬到8月初，第十三兵团（含第38、39、40、42军）在中朝边境进行布防。8月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最高领袖表示：“如美帝得胜，就会得意，就会威胁我。对朝不能不帮，必须帮。用志愿军形式，时机当然还要选择，我们不能不有所准备。”8月5日最高领袖致电东北军区：“（东北）边防军各部现已集中，8 月内可能没有作战任务，但应准备于9 月上旬能作战”。8月18日最高领袖指示：“边防军完成训练及其他准备工作的时间可延长至9 月底，请你加紧督促，务在9 月30日以前完成一切准备工作。”8月下旬，朝鲜战场进入僵持阶段，战争的变数越来越大，代总参谋长聂荣臻写信给最高领袖，提出第十三兵团力量还显单薄，建议调第九兵团为第二线，第十九兵团为第三线，部署于山海关内机动地区，以备不时之需。最高领袖批准了这一建议，这是所谓“轮番作战”的萌芽。8月底，中央军委开会起草《关于加强边防军的决定》，决定将东北边防军兵力由原来的四个军逐渐增至十一个军三十六个师，并分为第一、第二、第三共三线部队，第一线为五个军；华东军区原准备渡海攻台的第9兵团和西北地区的第19兵团分别在十月底和年底集中，作为东北边防军的第二、三线部队，“轮番作战”进入准备阶段。 从中国的一系列因应步骤看，当北朝鲜军队进展顺利时，中国准备了9个师，预备小打；当战争的前景变得不可知时，中国准备了36个师，预备大打。这36个中国师是朝鲜战争扩大化的物质基础，如果说金日成的十几万军队是东方阵营向西方阵营发起挑战的第一梯队，那么这36个中国师则是东方阵营的第二梯队，当朝鲜战争扩大化的物质（第二梯队）和精神（既定战争政策）都具备时，朝鲜战争扩大化就成为一种必然。早在1950年8月底，在美军发起仁川登陆之前，中国出兵朝鲜就已经是一种必然了，虽然此时战火离鸭绿江尚远。 仁川登陆发生后，北朝鲜军队迅速溃败，1950年10月1日，朝鲜特使携金日成、朴宪永给毛泽东的信抵达北京，直接向毛泽东求援：“因此我们不得不请求您给予我们以特别的援助，即在敌人进攻三八线以北地区的情况下，极盼中国人民解放军直接出动援助我军作战！”同日，斯大林致电毛泽东：“根据眼下的形势，如果您认为能为朝鲜人提供援军，哪怕五六个师也好，应即刻向三八线开进，从而使朝鲜同志能够在你们部队的掩护下，在三八线以北组织后备力量。中国部队可以志愿者身份出现，当然，由中国的指挥员统率。” 10月1日夜，中央书记处紧急会议召开，最高领袖与周恩来、朱德和刘少奇讨论对策，周朱刘三人的态度都很谨慎，最高领袖的态度很明确：这件事要管。经过彻夜讨论，周恩来改变了态度，赞同最高领袖的出兵主张，朱德和刘少奇仍持保守态度，至今未曾有过朱刘二人主张出兵的记载。后来最高领袖曾说，在出兵朝鲜的问题上，中央同意的人只有一个半，一个指他自己，半个指周恩来。由于最高领袖具有最高决定权，10月1日的中央书记处紧急会议已经定下了出兵朝鲜的战争决策。因为最高领袖指示这次会议不作记录，会议的细节不得而知，但后人可以根据当时的政治、军事形势对这一决策作出评判。 2日凌晨，毛泽东紧急电告高岗、邓华：“(1)请高岗同志接电后即行动身来京开会；(2)请邓华同志令边防军提前结束准备工作，随时待命出动；(3)请邓华将准备情况及是否可以立即出动即行电告。”中国的战争车轮已经开始启动。10月2日召开书记处扩大会议，出乎最高领袖的意料，绝大多数高级领导人对出兵都持怀疑或反对态度，特别是军队的将领们几乎都对同美军作战表示没把握。林彪说：“我不赞成出兵，最好不出兵。如一定要出，那就采取‘出而不战’的方针，屯兵于朝鲜北部，看一看形势的发展，能不打就不打，这是上策。”虽然中国在北朝鲜发起进攻后就开始了军事调动，但10月1日的朝鲜战况与早先的预计已经大相径庭。“如果过了三八线，我们一定打过去。”所预计的局面是北朝鲜军队主力犹存，南方的军事力量占了上风，中国军队上前助一臂之力；而10月1日的现实是北朝鲜军队大部已经损失，中国军队赴朝作战就得担当主力，如果中国军队作战失败被赶了回来，就可能召致美军的报复性进攻，这是中国领导层大多数人对出兵谨慎保守的原因。 虽然不同意见很多，但开会只有一个目的：将出兵决策贯彻下去。最高领袖说：“出兵援朝已是万分火急，我们不能再议而不决。既然林彪说他有病不能去，我的意见还是彭老总最合适了。”最高领袖指示周恩来：“你明天想办法派一架专机，到西安接彭德怀来北京，我们常委明天做些准备工作，4日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4日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有的主张不出兵，有的主张暂不出兵，主要意见是"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最好不打这一仗"。彭德怀一句话也没说，据当时在场的秘书师哲回忆：“几乎所有的政治局成员都反对出兵”。10月5日上午，最高领袖派邓小平先行同彭德怀进行沟通，邓小平把上面内定彭德怀挂帅向彭作了透露，然后将彭德怀接到中南海面见最高领袖。彭德怀对最高领袖说：“苏联完全洗手，我们装备差得很远，只好让朝鲜亡国，是很痛心。”最高领袖问：“如果苏联援助得多一些、快一些，我们的装备改善得好一些，这场仗是不是能打？”彭德怀反复考虑后说：“这不是没有可能的，问题在于这种援助能够达到什么程度，空军能掩护到什么程度，这个问题解决得好，可以同美国军队较量一下。”最高领袖说：“今天下午政治局继续开会，请你摆摆你的看法。”彭德怀认同出兵并接受挂帅任务，出兵朝鲜在人事安排上已经妥当，下午的政治局会议就可以拍板决定了。 10月5日下午政治局扩大会议再次召开，能来的政治局委员都来了。会上仍有人主张不出兵或晚出兵，林彪说：“我看还是以加强东北边防为好，免得引火烧身”。但周恩来和彭德怀都作了支持出兵的发言，气氛开始向出兵的方向转变。会议的结果是最高领袖“我们认为应当参战，必须参战。参战利益极大，不参战损害极大。”的观点得到了贯彻，最终出兵决策得以通过，出兵朝鲜形成了国家决策。但仍有人从内心里是不赞成出兵的，散会后，林彪对最高领袖说：“主席呀，出兵弊多利少，事关重大。你要好好考虑呀，千万慎重。”周恩来、林彪被派到苏联要军援，在路上林彪给毛发了封很长的电报，再次劝毛回心转意，放弃出兵。彭德怀到沈阳召开13兵团会议，会后几个人找到彭德怀说：高岗也不愿出兵，你在西北为什么赞成出兵呢？出兵朝鲜20年后，中美开始外交亲近，对此林彪说了句“大好局面被耽误了20年”。 虽然在后来的几天里，因苏联空军支援问题上的扯皮，苏中双方决定中国暂不出兵，北朝鲜军政人员准备疏散，但10月13日，中国决策层敲定无论苏联空军支援落实得如何，中国都要出兵。军队是国家的重器，动之须慎重，战争是关乎国家前途的大事，决策须谨慎，出兵朝鲜的决策过程作为反面教材可供中国人长期反思。 10月1日夜的中央书记处会议上，最高领袖就定下了出兵的决心，促使他作出战争决策的因素有两个： 一是在1950年10月以前的一年多里，最高领袖始终对金日成以武力统一朝鲜的想法持支持态度，只是在时机上有不同看法而已。早在1949年的4月最高领袖就向北朝鲜特使表示如果朝鲜半岛发生战争，中共将提供力所能及的一切援助。1950年5月金日成到中国与最高领袖商谈时，最高领袖虽然明白金日成的计划与中国的统一进程相冲突，还是同意了金日成的进攻打算，而且有“如果过了三八线，我们一定打过去。”的重要承诺。在1950年10月1日，美军已经越过三八线，在金日成发出求救信，斯大林希望中国出兵的情况下，最高领袖自然要履行“如果过了三八线，我们一定打过去。”的承诺。10月2日出兵决策尚未贯彻时，毛泽东致电斯大林“暂不出兵”，斯大林回电：“我向您提出派五六个师志愿军的问题，是因为我清楚地了解中国领导同志曾多次声明，如果敌人越过三八线，就准备派几个军去援助朝鲜同志。”毛泽东先前关于出兵的承诺已经成了斯大林敦促中国履行承诺的依据。 二是美国第七舰队进驻台湾海峡。金日成发动进攻，台湾成了冷战的棋子，被美国捏住了。最高领袖决定出兵不光是为了帮别人，也有为自己国家的打算。最高领袖一贯奉行“你打你的，我打我的”这一军事斗争哲学，你美国进入中国的台湾，我就去朝鲜打你，来而不往非礼也。这种斗争哲学富于豪情与气魄，但浪漫主义有余，现实主义不足。中国的工业基础十分薄弱，军队的装备落后，如要大打一场，经济上、军事上都不具备条件，必须依赖苏联的供给，而苏联实力比美国弱，胆子比美国小，私心比美国重，无论客观上还是主观上，这座靠山都不那么可靠。 斯大林对毛泽东的思维也有所把握，他在回电中说：“基于以上同样的原因，美国最后将不仅被迫放弃台湾，而且还将拒绝与日本反动派单独缔结和约，放弃复活日本军国主义的活动及使日本成为他们在远东的跳板的计划。”当然斯大林的话与后来的事实完全相反。斯大林勉励毛：“如果中国只是消极地等待，而不是进行一场认真的较量，再一次使人信服地显示出自己的力量，那么中国就得不到这些让步。中国不仅得不到所有这些让步，甚至连台湾也得不到”。斯大林甚至放言：“我也考虑过，美国尽管没有做好大战的准备，仍可能为了面子而被拖入大战，这样一来，自然中国将被拖入战争，苏联也将同时被拖入战争”、“如果战争不可避免，那么让它现在就打”，而事实是当时无论在欧洲方向还是在远东方向，苏联在战略和军事上都表现得小心翼翼，苏联需要休养生息，根本没有实力和胆量与西方阵营来一场彻底的较量，如果它敢来一场大较量，将提前30年解体。 以往正统话语谈到“抗美援朝”必有一句“武装侵占我国领土台湾，把战火烧到了鸭绿江边”，这两个理由都站不住脚。 战火的确烧到了鸭绿江边，但是鸭绿江的那边，不是鸭绿江的这边。美国介入朝鲜战争时陆军只有约20个师，主要部署方向是欧洲，在这样的兵力和部署格局下，如果说美军准备入侵中国，纯属匪夷所思。美国当时既没有入侵中国的实际计划，也没有入侵中国的长远打算。意图进攻中国是重大的战略选择，如果属实会有很多迹象表现出来，而无论当时还是现在一点依据也看不到。中国的决策层作出出兵决策后，下发了一个《关于在全国进行时事宣传的指示》，其中有“(3)从北朝鲜缴获文件及其他方面证明，美国确有侵占朝鲜后进一步侵占我国东北的阴谋计划。(4)美国此种计划与以前日本对华侵略历史如出一辙，日本是第一步侵略朝鲜、台湾，第二步侵略东北，第三步侵略全中国。由于这一切，为了我国的安全，不能对美军侵朝置之不理。”这些臆造和想象的“证据”今天看来纯属子虚乌有。《指示》中还有“使人人对援朝表示积极有信心不怕困难，对美帝国主义表示不共戴天，使亲美恐美情绪与抗日运动中的亲日恐日情绪同样不能容身。”、“在报纸上应多发表反对美国扩大战争侵略朝鲜、台湾，反对亲美恐美”，就此开始了对美国的妖魔化，也开始了对民意的训导。随着毛泽东时代的结束，不计其数的指示已如过眼烟云，但这个添加了民族主义佐料的《指示》却始终在部分人群中发挥着作用。 “抗美援朝”伟大论的拥趸者最喜欢说的一个理由是保住了北朝鲜，中国就有了一个军事缓冲区，并以成语唇亡齿寒佐证。其实这个军事缓冲区对中国意义不大，中国最能威慑入侵者的是辽阔的疆域，众多的人口，以及新政权的“人民战争”思想，二战时一百多万日军陷在中国战场动弹不得，这个前车之鉴其它军事大国怎能不忌惮？不要说1950年时美国的20个师，就说上世纪70年代苏军在西伯利亚部署的100万军队，又能把中国怎么样？ 至于“武装侵占我国领土台湾”，只能理解为侵占了传统意义上的，但当时处于分治状态的中国，而非分治中的一方中国大陆，中国大陆政府的管辖效力没有到达台湾。第七舰队开进台湾海峡是国民党政府（可称作原中华民国遗留政权）邀请的，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仍属于国民党政府，从法理上讲，第七舰队开进台湾海峡不是武装侵占中国领土，而是干涉了中国内政。朝鲜战争和美国染指台湾是互为因果的，北朝鲜发动进攻标志着冷战升级为局部性热战，苏联拿朝鲜半岛作文章，美国自然就想到了拿台湾岛作文章。从军事角度看，在东亚，东方阵营在陆地上占据优势，西方阵营则在海洋上占据优势，台湾岛恰恰就是一个便于美国发挥海洋战略优势的目标。美国如果想挽救国民党政权，三大战役时出兵更有利，中共部队到达长江北岸时出兵也还来得及，等到国民党政权流落到台湾岛上再救就晚了，第七舰队开进台湾海峡表面上是要挽救国民党政权，实质上则是美国因应冷战升级而采取的战略对应措施，从国家统一的层面看，最高领袖选择“一边倒”战略是很不理性的。意识形态只是政治的一部分，从长远的国家利益出发，在国际体系中为本国选择一个合理的位置，在历史的风浪中稳妥地掌舵，这是对政治家的合理苛求。这方面西班牙的佛郞哥做得比较好，从西班牙内战和意识形态角度看，二战爆发后西班牙很容易滑向轴心国，从二战初期的形势看，如果西班牙加入轴心国，可以彻底斩断英国与中东远东的战略联系，能为本国争得很大的政治利益。但佛郞哥看得长远，在德国取得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军事胜利，大力拉拢西班牙入伙的情况下，拒绝了难以拒绝的诱惑，保持了中立。 美国对朝鲜战争的一系列反应展现了它的战略实力和军事能力，对于和美军作战，“这场仗是不是能打？”说明最高领袖在军事上是没有把握的，彭德怀的“这不是没有可能的”、“可以同美国军队较量一下。”说明他认为有可能打赢，而非肯定能赢。孙子兵法云：“夫未战而庙算胜者，得算多也；未战而庙算不胜者，得算少也。”，中国的军政领导人庙算很不明朗，怎么能急着出兵呢？孙子兵法又云：“胜兵先胜而后求战，败兵先战而后求胜。”，中国的决策者是先打过去再说，走了后一条路。孙子兵法还云：“非利不动，非得不用，非危不战”，中国参与朝鲜战争有好处吗？能达到战争目标吗？到了千钧一发的时候吗？“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最好不打这一仗”这一大多数人的意见是符合“非危不战”原则的，如果当时的决策层能按照少数服从多数原则来制定决策，中国与朝鲜战争无缘。 二、伐交 第二次战役后，战线又回到了三八线附近，一些国家开始斡旋和谈。1950年12月12日联合国大会政治委员会开会，13个亚洲国家的代表团起草了《朝鲜和平方案》，主张：“立即停火；中美两国军队撤出朝鲜；美军撤离台湾海峡；南北朝鲜军队解除武装，由联合国成员国组成的少量部队和联合国朝鲜委员会留在朝鲜，完成选举后撤走。”该提案以51票对5票（苏联、波兰、捷克斯洛伐克等国反对）通过。13国提案对中国是有利的，其中有“美军撤离台湾海峡”这一促使最高领袖作出战争决策的政治目标。而且必须注意的是，联合国的绝大多数成员都支持这一提案，这一提案代表了大多数国家期望和平的意愿。 第三次战役结束后，1951年1月11日联合国“朝鲜问题三人委员会”在13国提案的基础上提出解决朝鲜问题的五步方案：“１．立即实现停火；２．举行一次政治会议以安排恢复和平所应采取的进一步措施；３．外国军队分阶段撤出朝鲜，并采取措施以实现联合国关于在朝鲜建立统一政府的决议；４．在实现第三条步骤之前，制定出管理朝鲜和确保朝鲜和平与安全的临时性办法；５．由美国、英国、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四国代表举行会议讨论远东问题，其中包括台湾问题和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1951年1月13日，联大政治委员会讨论并通过了五步方案。 五步方案相比13国提案，增加了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虽然不提美军撤离台湾海峡（给美国一个下台阶），但四大国讨论台湾问题这一条已经承认了中国大陆政府的主体身份，谈判的最后结果必然是美军撤离台湾海峡。13国提案对中国有利，五步方案对中国更有利，这是发动第3次战役的效果，是军事上的有利态势（虽然是表现上的）在政治天平的一侧托盘添加砝码的效果。五步方案相比13国提案，对北朝鲜来说也更宜于接受，13国提案中的“选举”一项对北朝鲜不利，因为北朝鲜人口处于劣势，“南北朝鲜军队解除武装”这一条金日成也不能接受。五步方案在朝鲜半岛本身的问题上去除了具体措施，改之以“安排进一步措施”、“制定临时性办法”、“采取措施”等笼统的词句。 五步方案对中国的利益已经明确了，“由美国、英国、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四国代表举行会议讨论远东问题，其中包括台湾问题和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实质上是承认了中国在远东问题上拥有四巨头之一的地位，有了如此高的政治地位，不仅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不在话下，也为台湾问题的解决打开了方便之门。五步方案对朝鲜半岛本身的问题则给予了时间和空间，对北南双方均无偏袒，这是对朝鲜半岛历史与现实的尊重，对北南朝鲜来说也是宜于接受的。 对于五步方案美国表态赞同，1月17日中国政府却致电联合国：“先停战后谈判的原则，只便利于美国维持侵略和扩大侵略，决不能导致真正的和平，因之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不能予以同意。”中国的决策层主张先谈判后停战，实质上是想继续打下去，要战争不要和平。第三次战役后战线已经接近37线，金日成在领土上已经占了不小的便宜，和平提案已经包括保障中国政治利益的最重要的两条──台湾问题和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此时是结束朝鲜战争的最佳时机，也是中国名利双收的最佳时机，为什么中国政府还要继续打下去呢？答案就在于前文论述的“不能不打”的这场仗究竟是“抗美援朝战争”，还是金日成发动的朝鲜战争。 拒绝五步方案最终坐实了中国出兵朝鲜的战争目标，就是把斯大林和金日成的冒险空想达成实现，统一朝鲜半岛。这一战争目标从宏观上看不符合当时美强苏弱的战略态势，从微观上看东方阵营谋划已久的第一梯队的攻势仅几个月就被西方阵营的军事力量打垮，仓促间把第二梯队开上去替补，能保住北朝鲜政权的存活就不错了，怎么能奢望把西方阵营逐出朝鲜半岛呢？ 代表了众多中小国家意见的五步方案对中国十分有利，赞同五步方案就是与众多中小国家结成统一战线，而中国的决策层却把统一战线拱手让给了美国。拒绝五步方案使中国在法理上处于被动地位，在世界上失掉了大多数国家的理解和同情，中国的政治地位急速下降了。这是中国在朝鲜战争中政治博弈的转折点，由主动彻底转为被动，中国政府不积极对待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五步方案是一个极大的政治错误。探究一下当时最高领袖的思想状态，可看出三点：一是意识形态至上，国家利益居其次；二是在国际政治上只走大国路线，不走群众路线，只想着傍苏联，不愿搭理众多中小国家；三是军事上迟钝，第三次战役结束后已经出现攻守之势开始易位的微妙变化，最高领袖却混然不觉。从战略、政治、意识形态三方面评判，五步方案在战略上、政治上对中国来说都是十分宝贵的，唯独不符合意识形态原则。为遵奉意识形态而弃战略上、政治上的重大利益而不顾，是舍熊掌而取鱼也。 拒绝五步方案的后果是非常严重的，1月30日联合国大会第一委员会以44票对7票通过了美国所提的谴责中国为对朝鲜的侵略者的议案，这一方案的通过是东方阵营在联合国舞台上政治博弈的一次大失败，中国政府的国际声誉遭受了极大损失。5月18日第五届联合国大会通过美国所提的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实施禁运的提案，要求联合国会员国对中国禁运武器、弹药、战争用品、原子能材料、石油、具有战略价值的运输器材以及对制造武器、弹药和战争用品有用的物资。 三八线的划定为美苏两国在远东和朝鲜半岛的冷战格局奠定了基础，三八线成为美苏两国在朝鲜半岛对垒的既定分界线，实质上就是美苏在东亚的战略平衡线。美国在朝鲜战争中的错误就在于没有遵循节制原则，想再进一步，独占朝鲜半岛，在战略对抗中压苏联一头。如果它恢复三八线后止兵，在政治上、道义上收获已经很大了，军事上因为歼灭了北朝鲜军队的主力也很安全。中国介入朝鲜战争，把苏联失掉的这条战略平衡线恢复过来，已属难得，而要逾越这条线就超出了自身力量所能达到的范畴。 从国家利益的层面看，1950年10月“抗美援朝”的战争目标定错了，它应该与1950年5月的“抗美援朝”的战争目标不同。如果把挽救北朝鲜政权定为“抗美援朝”的战争目标，那么第二次战役后就可以停止大规模军事行动，及时转入政治博弈轨道，可能出现边谈边打的局面，但打的规模会小得多，在不把朝鲜战争的政治主动权和军事主动权让与美国的情况下，中国志愿军的伤亡会小得多，笔者估计志愿军至多再伤亡几万就能结束战争。如果中国以恢复三八线为出兵目标，就能取得军事和政治的双重胜利，付出的伤亡不到最后实际数量的四分之一，物质上的消耗也不大，尤其是在美苏对抗的战略格局中将获得一个比较合适的位置。 早在上世纪50年代，军内就出现对第三次战役后没有停下来表示遗憾的声音，近年来民间也出现很多这样的声音。确实是一个遗憾，但这个遗憾是必然的，不是偶然的。统一朝鲜半岛是斯大林、毛泽东、金日成在战争爆发前的共识，当第三次战役结束，东方阵营的军队又一次越过了三八线，“统一朝鲜半岛”这一既定目标又一次在前面招手时，东方阵营的军队是停不下来的，如果停下来发动这场战争就没有意义了。这个遗憾只证明了一点——“抗美援朝”的实质就是朝鲜战争。 三、伐兵 第二次战役是在对志愿军非常有利的情况下进行的，联合军以22万余人（其中美军7个师）在不知道中国军队大规模进驻朝鲜的情况下贸然北进，中国军队以38万兵力（30个步兵师，3个炮兵师）虚位以待。 在西线中国军队先以少部分兵力实施运动防御，至11月25日将“联合国军”引至预定战场，黄昏时志愿军发起战役反击。26日，38、42军占领德川、宁远地区，消灭南朝鲜军第7、第8师大部，打开了战役缺口。志司令38、42军分别向军隅里、三所里和顺川、肃川穿插，实行双层战役迂回，以切断美军退路。38军第113师于27日晚从德川出发，14小时进军70多公里，于28日8时到达三所里，切断了美第9军由军隅里经三所里通往顺川的退路。113师在三所里打退美军骑兵第1师10余次冲击，又抢占了龙源里。113师成功穿插到位，为西线达成战役合围创造了条件，志司令第113师坚守阵地，阻击南逃与北援之敌，令38军主力速向113师靠拢，令第42军速向顺川、肃川攻击前进，令正面四个军速向安州、军隅里方向进攻。29日、30日两天，第42军始终受阻于新仓里，延误了插向顺川、肃川的时间，志愿军未能实现战役合围，美第9军一部经安州、肃川退向平壤。由于轻装部队火力不足，113师无法有效控制龙源里附近的公路，美第9军辖下第2师两个团携200多辆坦克和汽车经公路成功南撤。 在东线联合军以5个师向北冒进，志愿军第9兵团集中两个军的兵力将美军陆战第1师主力及第7师1个加强团分别包围于下碣隅里、柳潭里和新兴里地区，虽然达成战术合围，但志愿军火力薄弱，补给困难，加之气候严寒，部队因冻饿出现大量非战斗减员，除集中5个团将新兴里之一部美军(第7师的约二个营)歼灭外，未能歼灭陆战第1师主力，其在美第3师接应下有序撤走。 第二次战役的战果是收复平壤，基本上扭转了朝鲜战场上的颓势。但有一点值得注意，就是在如此有利的战役态势下，没能成建制地大量消灭美军。如果第二次战役的作战对象是内战时期的国民党军队，肯定是场大歼灭战，打美军却打不成歼灭战，说明美军是与国民党军队截然不同的作战对象。 在中方的第二次战役记录中，毙伤俘敌3.6万余（其中美军2.4万余），志愿军伤亡3万余。美军的损失统计是值得推敲的，美军总共7个师，十几万人，如果第二次战役减员2.4万，减员比率约为17－18%的样子，属于中度减员，肯定会有部分建制部队几个月内无法再战，而事实是在一个多月后的第四次战役中，美军7个师一个不落地参加了进攻，而且表现得精神抖擞，向北推进了约百公里。反观中国军队，第9兵团的20军、27军因减员严重，无力参加第四次战役，只有26军能继续参战。志愿军伤亡3万余的统计排除了冻死冻伤等数字，这个数字高达4万，加上这个数字，志愿军在第二次战役中的减员总数不下7万，占投入兵力的18%，为中度减员，可见第二次战役中志愿军的人员损失无论在数量还是比例上都远高于联合军。 军级建制在一次战役后失掉再战的能力，这一现象在后来的第四次战役同样出现。在第四次战役第二阶段长达62天的防御作战中，志愿军第38、50、42、66四个军在美军的优势火力下苦熬，伤亡程度可想而知，在第五次战役的作战序列中这四个军全部缺席。第四次战役的伤亡对比统计同样不实，在中国官方的记录中志愿军歼敌5.3万余，自身伤亡4.2万余，第二次战役联合军陷于被动志愿军的损失尚且高于联合军，第四次战役联合军处于主动，志愿军的损失怎么可能少于联合军？相对志愿军38、50、42、66军全部缺席第五次战役，美军的7个师又是一个不落地上了阵，这说明了什么？ 可以说中方关于朝鲜战争每次战役的伤亡对比统计都是不真实的，不实统计的累计结果就是战后中国官方宣布歼灭美军39万，而事实上美军战斗伤亡加被俘失踪总共14.9万(包括北朝鲜军队的杀伤) ，因为无从得知北朝鲜军队杀伤美军的数字，即便把14.9万全部算作志愿军的战果，中国的官方记录也把它夸大为2.6倍。中国对志愿军战斗伤亡加被俘失踪的统计是39万，正好也是美军实际伤亡的2.6倍，如此中方每次战役后的伤亡对比统计水分有多大就一目了然了。志愿军各类人员损失到底有多少还是个未知数，洪学智在回忆录中说“牺牲了几十万”，朝鲜战争对中方人员来说没有前后方的划分，只有作战区域的不同，是否在后方从事运输、施工的人员也有较大数量的伤亡，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 为什么在朝鲜战场上中国军队无法大量歼灭美军，并且出现从未有过的伤亡呢？这就要深入探讨志愿军的短处和美军的长处。 在朝鲜战争的第一年，中国军队的弱点主要表现为三：打击能力弱、机动能力差、后勤补给不足。第二次战役志愿军不能大建制地吃掉美军，原因就在于已经拖住的不能尽快吃掉，相距不远的无法追上咬住，前两项弱点尽显。第三次战役时志愿军距后方基地已远，后勤补给薄弱的短处也显现出来，部队只能打7天，7天后则呈强弩之末。而对手后勤补给上的弱点被李奇微查觉到，志愿军被动地投入到事实上由美军发动的第四次战役。第四次战役中的砥平里战斗中，志愿军打击能力不足更加凸显，8个团围攻6000多人的美法联军，付出不小的伤亡仍不能吃掉对手。砥平里战斗表明志愿军不可能大建制地消灭美军，而这一点最高领袖和战区统帅在第五次战役后才认识到。 美军的长处则正好相反：打击能力强、机动能力强、后勤补给充足。第五次战役中美军反攻，志愿军有的军打阻击几天就撑不住撤下来，能撑下来的军战后要补两万新兵，伤亡之大令人咋舌；美军一旦形势不利，跑得很快，步行的志愿军追不上，一部美军如果被困，临近美军救援迅速，志愿军无法致敌于死地；面对经常缺乏粮弹的志愿军，美军却可以使用5倍于作战规定的弹药量。 回顾国内战争，那种“小米加步枪胜过飞机加大炮”、“铁脚板赛过汽车轮子”之类的话非常不妥，这种唯心主义口号起了强化盲目自大心理的坏作用。事实上在辽沈战役、淮海战役的每次歼灭战中，中共军队的大炮数量都超过了国民党军，战争的胜利既是意志的胜利，也是物质的胜利，二者是相辅相成的。面对新的对手，老的经验不灵是很自然的，只有尽快认识新对手的特点，才能在新的战争中少损失，多受益。 第二次战役西线战事结束后，12月8日彭德怀致电最高领袖：“不能给以歼灭性打击，即使能够越过三八线或取得汉城，也不宜这样做”、“拟在三八线以北数十里停止，让敌占三八线，以便明年再战歼灭敌主力。”代总参谋长聂荣臻看到彭德怀的电报后，也认为部队亟需休整补充，况且在第一线兵力上，中国军队也不占绝对优势，因而建议推迟两个月发动下一次战役，最高领袖采纳了彭的建议。但13国提案通过后，出于为统一朝鲜半岛作政治铺垫这一目的，12月22日中国政府声明反对13国提案。最高领袖改变了原定的志愿军休整2个月的计划，决定打一场废除三八线的政治仗，12月13日最高领袖给彭德怀发电：“目前美英各国正要求我军停止于三八线以北，以利其整军再战。因此，我军必须越过三八线。如到三八线以北即停止，将给政治上以很大的不利”。第二次战役是一场胜仗，但只是收复失地的胜仗，并没有消灭美军的有生力量。第一、二次战役后志愿军减员8万人，约占总兵力的五分之一，收复失地的同时后勤补给的距离也大大拉长，在这种情况下主动进攻很不明智。军事是为政治服务的，但在战争中军事上的得失又左右着政治的天平，不顾军事上的可行性硬让它为政治服务必然会带来相反的效果。 12 月19日彭德怀根据实际情况再次致电最高领袖：“两次大胜后，速胜和盲目乐观情绪在各方面都有增长。”、“据我看，朝鲜战争仍是相当长期的，艰苦的。敌人由进攻转入防御，战线缩短，兵力集中，纵深加强，对联合兵种作战有利。”、“得你13日复电后，现已遵示越‘三八线’作战。如无意外变故，打败仗是不会有的，但攻击受阻或胜利不大的可能性是存在的。”21日最高领袖致电彭德怀：“美、英正在利用三八线在人们中存在的旧印象，进行其政治宣传，并企图诱我停战，故我军此时越过三八线再打一仗，然后进行休整是必要的。”29日最高领袖发电催促彭德怀：“所谓三八线在人们脑子中存在的旧印象，经过这一仗，也就不存在了。”、“但如不打这一仗，从十二月初起整个冬季我军都在休整，没有动作，则必引起资本主义各国甚多揣测，民主阵线各国亦必有些人不以为然，发生许多议论。”、“如我军能照你们目前部署，于明年1月上半月打一个胜仗，争取歼灭伪军几个师及美军一部”。 第二次战役中国志愿军已经有不小的损失，发起第三次战役的各种客观条件均比第二次战役差，怎么可能取得超过第二次战役的战果？最高领袖在电文中不切实际的乐观表明他对敌方长处缺乏认识，对志愿军的短处也没有足够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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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8-3-15 08:05: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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