敢问圣上：中国百余年历史到底证明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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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中国国王在欧洲学院展示他的新装，但是，满堂的西方人都知道国王其实什么也没有穿，为了中欧双方的友谊，大家选择了沉默。只有一个小孩子道破了天机：噫，这位中国国王怎么是光着身子？
圣上突然就成了演说家，这不，他又到中欧学院秀了。
他要告诉欧洲人什么？
圣上说：“1911年，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旧的制度推翻了，中国向何处去？中国人苦苦寻找适合中国国情的道路。君主立宪制、复辟帝制、议会制、多党制、总统制都想过了、试过了，结果都行不通。最后，中国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他还说：“独特的文化传统，独特的历史命运，独特的国情，注定了中国必然走适合自己特点的发展道路。我们走出了这样一条道路，并且取得了成功。”他又说：“总之，观察和认识中国，历史和现实都要看，物质和精神也都要看。中华民族5000多年文明史，中国人民近代以来170多年斗争史，中国共产党90多年奋斗史，中华人民共和国60多年发展史，改革开放30多年探索史，这些历史一脉相承，不可割裂。脱离了中国的历史，脱离了中国的文化，脱离了中国人的精神世界，脱离了当代中国的深刻变革，是难以正确认识中国的。”
圣上无非是说，咱们今天可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了，中国用三十年走完了人家几百年才能走完的路，所以，可以说，咱们可以说是功成名就了，成功了！也就是说，咱这个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成功了。中国搞特色社会主义不但成功了，而且从历史过程来看，中国只适合于搞社会主义，其它各种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都搞过了，都证明不行。
这次圣上的演讲相当于对民主政治、对于宪政做了最终宣判：胎死腹中！因为从官方渠道来说，圣上为最高审判官。
不过本人认为，我们不能因为圣上是中国最高统帅，就无条件地视其的观点为正确。至少，圣上的上述这些观点在逻辑上是很大问题的。
比如，他说中国五千年历史，从盘古开天地至今都是一脉相承的。这种说法含混得很。中国的历史从时间上来说，自然是连续的，不是一段一段分隔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自然是一脉相承的。但仅从时间上来说一脉相承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如果从社会性质上来说，从氏族社会至今天的所谓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就难言什么一脉相承。难道说社会主义制度与封建王朝之间也是一脉相承的？如果是这样，从辛亥革命至解放战争，数十年仁人志士的奋斗又有什么意义？圣上喜欢强调这种一脉相承，上次他甚至对于中国改革开放前后三十年也强调不能相互否定，现在将这种不能否定的历史范围一下子扩大到了整个中华文明史了。
又比如，他说“脱离了中国的历史，脱离了中国的文化，脱离了中国人的精神世界，脱离了当代中国的深刻变革，是难以正确认识中国的。”这段话里我们不知道圣上所说的“正确认识中国”，是指认识中国的什么，不过从全文的主旨来看，我想主要是正确地认识当今中国所走的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个问题。但是，我在圣上的演讲中也看不出中国的历史、中国的文化、中国人的精神世界究竟与这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什么必然的联系。
最让人不明白的是圣上那一段话：“中国人苦苦寻找适合中国国情的道路。君主立宪制、复辟帝制、议会制、多党制、总统制都想过了、试过了，结果都行不通。最后，中国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首先，这段话拿来比较的东西是不对等的，“君主立宪制、帝制、多党制、总统制”是国家权力机构的形式，而“社会主义”则是国家性质，两者并不是同类的东西，岂可拿来对比。再说了，“议会制”与“多党制”与“总统制”之间并非互斥的关系，它们之间是有穿插的，比如“多党制”可以采用“议会制”，也可采用“总统制”。我不知道这篇演讲稿是不是圣上本人的作品，如果是其它人所作，可知此作者对于国家权力类型这一方面的常识比较缺乏。
好罢，姑且不要过细纠缠于那些政治上的概念，从主旨上理解圣上的这一番演讲，他的主要意思是历史经过试验，证明了中国只能走社会主义道路。这里，圣上混淆了三组概念的区别：“历史事实”及“历史的合理性”、“历史事实”与“历史的必然性”以及“历史现实”与“历史未来”。圣上今天是社会主义中国的最高领导人，他的逻辑是：因为现在中国是搞社会主义，所以中国只能选择社会主义，所以社会主义是中国唯一正确的道路，所以未来中国也只能是走社会主义道路。按照这种逻辑，德国二战期间希特勒也可以这么说：今天德国是纳粹时代，所以德国只能选择纳粹，所以纳粹是德国唯一正确的道路，所以未来德国也只能走纳粹的道路。按照这种逻辑，北韩的金正恩也可以如法炮制金氏独裁帝国的历史合法性和未来的永恒性。因为存在，所以合理，因为合理，所以不得改变。这种逻辑实质上就是强盗逻辑，它贯穿了中国数十年历史教科书的主线。我们知道深圳联防队员在民工面前公然强奸他的妻子的故事，这也是一个历史事实，你甚至可以说这是那位男性民工的历史选择：在当代这个社会里，一个骣弱的民工在当地强势联防队员面前，目睹妻子被强奸难道不是他的唯一选择么？但你能说这个历史是合理的吗？
因为时间不可倒流，历史自然无法重来，因此所谓“存在既合理”的观点简直无法被证伪。你说某种道路不合理，那你走另外一条试试？可是你无法重试，当然你无法证明历史的不合理性。如此一来，是不是历史便没有了天理，没有了正义和公正？
当然不是如此，否则岂非太悲惨了。作为最高智慧动物的人类，造物主让我们统治了这个星球，我们岂能如此无能、如此昏惑。昭昭日月，天理尤存，人类历史的合法、合理性和进步性的衡量只有一个标准，那就是看是否朝着人类更加文明的方向发展。文明与野蛮相对、民主与独裁相对、互助与互害相对、诚信与欺诈相对。在这个标准面前，没有什么民族和国家会有例外，会有什么不可触犯的特色。
因为民主总是照顾到更多民众的意志，所以人民的选择肯定是民主而不是独裁，是多党而不是一党，是和平竞争而不是枪杆子说话。所以历史的合理性的评判，从可操作层面上来说，我们就要看是不是人民的选择。凡不是人民的选择的历史便是不合理的历史，凡不是人民所选择的道路便是邪路。
那么好罢，让我们也来看看中国近百年的历史，看看人民的选择到底是什么？
1895年5月2日，公车上书，揭开了戊戌变法的序幕，至9月21日光绪帝被慈禧囚禁止，号称百日维新。是中国士大夫和知识分子为了救国图强发起了制宪立法改革运动，鼓吹中国实行君主立宪，得到了开明皇帝光绪的支持，但触及了皇权的利益，在那个时代，以慈禧为首的皇族保守势力仍然过于强大，维新失败。
1911年10月10日中国同盟会掌控下的新军在武昌起义成功，打响了推翻清帝国的第一枪，2012年元旦孙中山在南京宣誓就任临时大总统，2月12日清宣统皇帝下诏退位，清帝国土崩瓦解。4月1日，孙中山辞去大总统职位，由袁世凯任大总统。至袁世凯复辟帝制止，这段时间，大概便是圣上在演讲中所提到了总统制。
2012年袁世凯就任中华民国总统后，以宋教仁为首的国民党提出多党派竞选，由国会中多数党进行组阁。1913年首次国会选举国民党在国会中获得压倒性多数席位，宋教仁成为中国历史上首位公选的执政党领袖，3月20日，宋教仁在前往北京实施组阁的途中，在上海火车站被人枪杀。至此，国民党放弃了议会竞争政治的做法，开始了枪杆子夺取政权的二次革命。此事件，大概是圣上在演讲中所称的议会制。事实上，议会制根本就是胎死腹中，从未出现过。
1912年袁世凯在就任中华民国大总统后，受不了内阁及国会对其权力的限制，1915年12月称帝，在国民党为主的各地声讨中，被迫于1916年3月了消帝制，6月袁世凯忧惧而死。复辟帝制闹剧不过三个月便终结。
从1916年袁世凯死亡之后至北伐战争胜利的1927年国民政府定都武汉的11年间，是中国历史上军阀混战的时代，但代表国家政权的北洋军阀政府倒是实行了中国自辛亥革命以来的唯一一段内阁议会制。对于这一段历史，评价迥异。有人称此阶段是中国近代以来最为黑暗的时期，有人称此段时间是近代以来中国是为开明的时期。
1927年国民党北伐成功，政治上统一了中国，国民党政府成为中国官方合法政府，至1949年迁台，统共22年时间，被反对党称为独裁政权。此独裁政权在1949年终于实施了第一次全国性的选举，但为时已晚，终被中国人民抛弃，流亡台湾。
1921年7月1日中国共产党在上海成立，1927年南昌起义，开始了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至1933年，红军总数达到33万人，但是很快被国民党军队围剿后，至1936年在日本入侵华北前，中共中央及红军被压缩至陕北一隅，总数不过三万之众。1937年7月7日芦沟桥事变，全面抗日战争开始，至1945年8月14日，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止，中共武装力量从3万人壮大到了两百余万。而同时，国民政府军则从抗战前的四百余万人锐减至两百多万人，原本实力悬殊的对比变成了势均力敌的对立。此时，毛泽东发表了《新民主主义论》，提出了建立美国式的多党竞争的民主宪政国家的诱人口号，与国民党的一个主义、一个领袖、一个党派形成鲜明对照，大获人心。最终，国民党民心尽失，在战场上节节败退，逃往台湾，退出了中国大陆的历史舞台。
1949年10月1日，共产党取得政权，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始了土地改革运动，落实耕者有其田的政策，大快人心。两年后，又开始将分给农民的土地收回，开始了合作社、人民公社、大跃进、文化大革命运动，至1978年止，中国经济近乎崩溃，全国人民回到赤贫地步，宣告了计划经济和人民公社的失败。1978年，十八位农民以“托孤”的方式，冒着极大的风险，立下生死状，在土地承包责任书上按下了红手印，创造了“小岗精神”，拉开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序幕。1993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部《公司法》发表，开始了私人资本的合法化，此后三十余年，中国经济取得持续高速增长，GDP总量一路攀升至全世界第二位，仅次于美国。
我们认真回顾从1895年5月2日戊戌变法至2014年4月1日圣上在中欧学院演讲之日止，中国近119年历史，真正由人民自主选择的历史关头只有寥寥的4次：
辛亥革命算一次，彼时清政府早已腐朽没落到了极端，无可救药了，可谓人人欲诛之，不亡天理难容。只等有人开个造反的头，剩下的便是摧枯拉朽了。人民抛弃的是皇权，选择的是共和和民主。
第二次是北伐战争，军阀混战，民不聊生，人心思定，统一政权，专注民生当是民心所向，所以，北阀军也是所向披糜，一路高歌。这一次民人选择的是统一和和平，抛弃是分裂与战乱。
第三次是解放战争，短短的四年时间，共产党靠人民的支持，国民党因执意独裁而众叛亲离，流亡台湾。这一次，人民选择了共产党是选择了共产党所承诺的民主和共和，也就是美国式的民主宪政，抛弃的是独裁和一党专政。
第四次是1978年开始的农村改革和此后不久的工业企业改革，这一次是基层民众自主抛弃了计划经济体制，选择了私有制经济因素。
我们可以知道，中国人民真正的自由选择，没有一次与所谓的社会主义有关。从1950年开始的社会主义改造至1978年人民公社的终结，这段时间代表最为正统的社会主义，没有任何人民的自主选择可言，纯粹是在阶级斗争的高压政策之下强行推行的产物。从土地改革开始，利用暴力没收私有土地开始，便将私有财产与罪恶划上了等号，与阶级敌人划上了等号，在此种红色恐怖之下，真正做到了“阶级斗争一抓就灵”，此后的一切打着社会主义旗号下的行动都是在阶级斗争为先导的方式下展开的，没有任何抵抗，只有服从。
中国百余年的历史清楚地表明，人民，或称为民众的自由选择，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尽相同，但总的包括了民主、共和、统一、和平、宪政、多党制、市场经济，抛弃的东西也不尽相同，但总的包括了皇权、独裁、战争、一党制、分裂、计划经济。
再看看119年期间，那些政治制度是经过试验的，试验的结果如何？
君主立宪制，叫百日维新，时间只有一百天便终结，但终结的力量是慈禧为代表的极端保守皇族势力，正好说明君主立宪制是封建皇权的死敌，由此说明它是具有巨大进步意义。这种制度在当时没能持续下去，并不能代表它便永远地不适合中国。可以说，没有百日维新对于中国社会的启蒙，十六年后的辛亥革命是不可能那么顺利成功的。
辛亥革命后中国结束了封建社会制度，1912年开始了资本主义制度的试验。至国民党政权逃离至台湾的1949年止，在中国大陆实行了37年之久，期间可以分为两个时期，第一期是1912年至1915年的总统制，第二时期是1916年至1949年的总统议会制。两个时期虽然执政者及执政党派不同，但国家的资本主义性质是一脉相承的。资本主义制度在中国试验期长达37年，但真正和平建设时间一年也没有，自始至终没有一天不是战争。1927年之前是军阀混战，1927年至1937年是国共两党十年内战，1937年至1945年是国共日三方的八年战争，1945年至1949年又是国共两党内战。1949年将介石溃败台湾，不是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失败，而是独裁政治在中国的民心尽失。
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自1950年社会主义改造开始，至1978年人民公社的废除，试验时间长达28年之久。这段时期虽然由于国际上冷战的关系，中国采取了闭关锁国的做法，但国家内部保持了28年的和平，没有一天的战争，但是最终结果是经济走向崩溃，民不聊生。
1978年到今天，按照官方的说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时期，中国的经济总量从全世界末流一跃成为全球第二大。也是圣上引以自傲最有力的证据。但平心而论，这种经济上的高速增长，实在与所谓的社会主义没有太大的关系，得益于三个因素：第一是借助了资本的力量和市场经济的魔力；第二，得益于国际贸易，借助了全球经济一体化的；第三，得益于新的工业革命和技术革命。归结两点，一点是改革，改革了所有制，在社会主义制度中转入了资本主义的基因；一点是开放，加入了国际经济循环，享受到了世界技术革命的红利。离开了改革开放，保持毛时代传统的社会主义制度，要取得如此的成就完全是白日做梦，不亡国就不错了，还想国家复兴？所以，最近的三十余年，实践再次证明了资本主义更加适用于中国，我们引进了资本主义基因，结果：用了三十年时间走完了西方国家几百年的历程！
因此，回顾中国近代及现代百余年的历史，我们自豪地发现中华民族自主选择的东西与地球村的其它村民没有什么太大的不同，我们并没有拒绝普世价值，中国人民历史上自主选择的也是“和平”、“民主”、“资本主义和市场经济”、“宪政”、“多党制”，所抛弃的也是“战争”、“独裁”、“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一党专制”。百余年各种制度、各种国家权力形式试验也证明中国照样能够实行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照样能够实行宪政和民主，同时也证明毛泽东时代的那种社会主义的失败。如果硬要将近三十年来的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说成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话，我得承认，这种社会主义在中国获得了初步的成功。但是，要想继续成功下去，中国须与国际接轨，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中“特色”的成分要减少，因为我们不能违背天理、不能违背公理、不能违背人类本性和良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