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国联军乃正义之师（2）－1

徐文立

八国联军乃正义之师（2）

刘淇昆

(六) 在庚子之乱和其后的战争中，中国民众被义和团和官军涂毒、祸害；“灭洋”的大屠杀、大破坏使国家经历了空前的浩劫。是八国联军攻占北京、击溃清军、剿灭拳匪之后，恢复了正常的社会秩序。“解民于倒悬的”竟是外国军队，这不也是战争史上的奇观吗？

八国联军在中国烧杀奸淫、无恶不作，这是中国人从小就被灌输的众多谎言中相当突出的一个。此乃中国人的自欺欺人。烧杀奸淫、无恶不作的确有其人，但不是外国联军，而是中国人自己。在庚子之乱和随后的战争中，“兵匪焚掠京师”，“都门内外，教民骨积如山，血流成渠”[1]。“兵匪”者，清兵拳匪是也，凿凿见证，史不绝书。在本文的开始，对庚子之乱中义和团（及清兵）大规模的烧杀淫掠已经作了简要的陈述；下面补充一点细节。

在直隶（河北省），庚子（1900）年5月12日，义和团在涞水县高洛村大开杀戒，匪首张德成亲自指挥。该村有三十四户人家信奉天主教。拳匪趁信徒下午在教堂里望弥撒时闯进去，大杀大砍，将（一名）外国传教士和华人信徒全部杀死。然后去教民家，不分男女老幼，斩尽杀绝。接着搜索财物，放火烧屋，三十四户人家一百四十余人无一幸免[2]。5月中旬，在省会保定府，七十多名基督徒被残杀，许多村庄被义和团抢掠、焚烧，村民纷纷弃家逃难[3]。5月底，在卢保铁路（卢沟桥至保定）服务的外国工程师和眷属36人为逃避拳匪杀戮，雇船由保定逃难去天津，途经雄县小龙王庙，被拳匪截杀，六人遇难，七人受伤[4]。6月1日，直隶霸州县“圣若瑟会”的外国修女领着教会收养的22名孤女，为逃避义和团的杀戮、凌辱，逃亡到固安县地界，不幸落入团匪之手。义和团在各个村落贴出广告，公然贩卖这“二十二名黄花闺女”，“非常便宜！售完即止！”。在任丘县，六百八十名天主教徒惨遭义和团杀害。青县义和团首领王之臣率万余团民进入沧州，“凡地方富室，概指为洋教，焚劫杀掠，凶横异常”[5]。7月中旬，义和团和清军制造了“景州朱家河教堂惨案”，屠杀中国天主教徒两千五百多人、外国神甫两人。枪杀、刀砍、火烧，手段凶残，妇孺皆被难[6]。

清政府封疆大吏中的头号刽子手是山西巡抚毓贤。西太后曾这样批复他的奏章：“予命凡洋人无论男妇老幼，皆杀之无赦”[7]。“6月，山西义和团焚烧教堂，山西巡抚毓贤登高望到火光称‘天意也’并禁止清军救火。有英国教士逃出，对群众说：‘昔晋省大旱，吾输财五六万，活数千人。今独不能贷一死耶？’被清军杀害。一英国妇女抱着儿子跪下，说她施医每年救活数百人，请求饶过她和儿子。被士兵击倒，和儿子一起推入火中活活烧死。7月，毓贤派士兵守太原城门，禁止教士出入，又将教士老幼囚禁在铁路公所。7月9日，毓贤将这几十名教士及其家属妇孺押至抚署，杀害英国教士及家属男女老幼三十余人及仆役二十余名，枭首示城门，剖心弃尸，积如丘山。又驱赶法国天主堂修女二百余人，至桑棉局，迫令背教，皆不从。毓贤下令斩为首二人，令修女饮两人的血，有十六人将血饮下。毓贤下令将这十六人䌸悬高处，迫其他人背教，皆不从。清军士兵又掠走貌美的修女几十名，但都不屈，最后全被杀害。”[8]

庚子年7月9日发生的惨案在国际上以“太原大屠杀”（Taiyuan Massacre）著称；中国人称其为“太原教案”。这个事件有两个鮮明的特点。一是在同一天的同一地点，那么多人惨遭杀害。二是一个省的廵抚亲自操刀，参与大屠杀。浸信会的一个信徒目睹了在巡抚衙门的这场屠杀，他提供了更多的细节。“首先被带上来的是英国浸信会的传教士Mr Farthing，他的妻子紧紧抓住他。Mr Farthing轻轻地把妻子推开，走到行刑者跟前，跪了下来，一言未发。刽子手一刀砍下了他的头颅。紧接着被杀害的是Mr Hoddle，Mr Beynon，Lovitt博士和Vilson博士，他们的头颅都是被刽子手一刀斩断的。巡抚毓贤这时候显得不耐烦了，嫌杀人的速度太慢。他让他的卫队协助去砍杀其余的人；他的卫士个个佩带长柄的重劍。接下来被杀害的三个传教士是Mr Stokes，Mr Simpson和Mr Whitehouse。Mr Whitehouse被一刀斩首，但是前两个受难者被刴了好几刀，人头才滾滾落地。杀完新教的男性传教士之后，妇女被带了上来。Farthing夫人手拉着她的三个孩子，孩子们紧紧依偎着母亲。刽子手挥刀砍下母亲的头颅，孩子们也被一一砍头。刽子手以杀人为业，砍头只需一刀；而那些卫兵杀人手法相形见拙，有些妇女人头落地之前，要被接连不断地刀劈劍砍。Lovitt夫人被带上刑场时，戴着眼镜，手中牽着她年幼的儿子；直到受刑时她牽着孩子的手都未放开。她对周围的人讲：‘我们到中国，带来的是耶稣基督的福音；我们对你们沒有任何伤害，只给你们带来好处。为什么你们如此对待我们？’一个士兵夺去了她的眼镜，连砍两刀，Lovitt夫人人头落地。当所有新教传教士被杀害之后，罗馬天主教的教士被带上来。留着长长白胡鬚的主教问巡抚毓贤，为什么他做这种伤天害理之事。毓贤二话不说，拔出佩剑，狠狠朝主教的臉上砍去。鲜血喷涌而出，染红了主教的白胡子，接着他被梟首。主教之后，神甫和修女们一个个被砍头。之后，Mr Piggott 和他的传教团队从附近的牢獄中被押到刑场；Mr Piggott和Mr Robinson 仍然戴着手铐。Mr Piggott在刑场上向周围的人群布道，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他的头被刽子手挥刀砍下。Mr Robinson也从容就义。Piggott夫人一直牽着她儿子的手，至死没有放开。母亲被斩首之后，儿子遭到同样的酷刑。这个团队的其他妇女和两个女孩子，都被同样地杀害了。”[9]

仅在7月9日一天之内，毓贤就在他的巡抚衙门杀害了33名外国新教传教士及其子女、12名天主教传教士（以及华人基督徒）。传教士遇害之后，他们的衣服、戒指、怀表被掠走，他们的头颅被悬掛在城门示众[10]。曝尸一天之后，中国教民將被“剖心弃尸”的外国传教士秘密埋葬；五天后200名教民为此被处死，随后大屠杀在山西全省展开。到8月底，总计有159名（外国）新教传教士（包括46名儿童）和12名天主教传教士在山西被屠杀；在该省北部共有15000到20000名中国教民被杀害[11]。

9月中旬，当西太后“西狩”经太原时，她向毓贤详细询问了当地“灭洋”的情形。毓贤得意地禀告：“奴才布下了天罗地网，把洋鬼子杀了个鸡犬不留”。西太后极口夸奖：“你干得漂亮，就是要从山西彻底铲除洋鬼子！”[12]（虽然其时清廷已经开始向外国求和，镇压义和团）。

毓贤在巡抚衙门杀害的，主要是外国传教士和他们的孩子；而义和团杀戮的，以自己的同胞为主。义和团任意诬指他人是“二毛子”，想要谁的命就要谁的命。大清臣民，上自王公卿相，下至倡优隶卒，在拳匪面前都不免战战兢兢。义和团“鉴别” 二毛子的方法是所谓焚表：“匪中规例，凡不肯自承二毛子者，即为焚香，取黄纸烧之，如纸灰不升，即目为真二毛子，必杀无赦。”[13] 凡被焚表“鉴别”之人，十之八九难逃一死。

不同于一般百姓，义和团是敢于犯上的。御林军“虎神营”的翼长阿克丹（二品大员）因为曾经入教，被义和团斩首示众。安徽提督姚氏（从一品官）身着官服在京城大街上，仅仅因为让拳匪“弗得妄言（杀洋人）”，即死于拳匪刀下。“姚身携三百金及金镯、马匹等物，咸入匪手。姚亲友等有来抚尸恸哭者，均为匪所杀。”[14] 工部尚书陈学棻到衙门视事，一伙拳匪罗唣而至。陈尚书责备他们“无状”，“匪怒以刀砍之”，既而开枪扫射，陈尚书和其他三名官员倒在血泊之中，当场毙命[15] 。武毅军统帅聂士成几乎是庚子战争中唯一认真抵抗过联军的清军将领。因为他弹压过拳匪的杀人越货、肆意破坏，拳匪对他恨之入骨。就在聂将军身先士卒、与联军奋战方酣之时，拳匪闯入他家，将他的老母、妻子、女儿绑架而去。亲兵报到阵前，聂将军大怒，分了半营人去救家人。拳匪丧心病狂，与外国联军合击聂军，聂将军中炮阵亡[16]。拳匪打算拿聂将军“戮尸”，因联军追来，仓皇逃命，才未得逞[17]。德国军人用红毯子覆盖聂将军的遗体，将遗体交还清军。付都统庆恒是端王载漪的亲信，因为私怨遭拳匪的毒手，一家老小十三口被拳匪折磨至死，“斩脛断脰，合室陈尸”[18]。“宁河人王燮……为京城左营游击，拳匪执而剮之，焚其余骸”[19]。津京两地，拳匪在街上行走时，遇到文官坐轿，喝令下轿，武官骑马，喝令下马；而且必须脱帽，在路边肃立。如果不从，白刃相向[20]。

义和团杀“二毛子”竟然杀进了皇宫禁苑。在端王载漪带领下，拳匪闯入深宫。大师兄在西太后面前趾高气扬地宣称：宫里也有二毛子，得查验，连太监、宫女都要验。西太后问他如何查验，答曰：如果是二毛子，只要在额头拍一下，就有十字纹出现（意指基督教的十字架）。西太后迫于情势，让他们验了一些太监、宫女。6月25日，载漪、载勋、载濂、载滢四兄弟率拳匪六十多人闯入光绪临时居住的宁寿宫，口称寻找“二毛子”，当面“呼帝为鬼子徒弟”，欲加害光绪帝，被西太后阻止[21]。

诛杀“一龙，二虎，三百羊”（一龙：光绪帝；二虎：庆王奕劻和李鸿章；三百羊：三百清廷官员）是义和团肃清政府中二毛子的“宏图”。他们认为清政府官员只有十八人可以免杀，其余皆不可留。义和团的这个“非常之事”，原定在毁灭北京的外国公使馆、杀尽洋人之后即付诸实行[22]。是八国联军粉碎了他们的图谋。

“兵匪焚掠京师”是义和团、清兵祸国殃民的高潮。庚子年6月7日起，义和团大举进京，致使“红巾满都市”。义和团“随处设立拳厂，坛场触目皆是”；坛场甚至进了王府、皇宫。“此时端王庄王都有大师兄随侍，随时表演特异功能。据说李莲英曾引拳师去颐和园表演，并于六月九日护驾还宫。太后对拳艺大为折服，并亲自习画‘灵符’”[23]。6月9日董福祥的甘军入城；这支“回子兵”军纪败坏，恶名远扬；“由是兵匪遂合而为一，益肆无忌惮，任意焚掠”[24]。当时义和团营中流行的顺口溜“吃面不搁酱，炮打交民巷；吃面不搁醋，炮打西什库”就是他们攻打东交民巷使馆区和西什库教堂的自供状。“逢吃教者，无论男妇老少，随意杀在当街矣，无人过问。教民之屋，无论市房住宅，任意焚烧毁折，无人敢救。”[25]“崇文门内，尸如山积，灯市口、勾栏胡同、大栅栏、珠宝市等处，被害尤甚”[26]。“拿起铡刀片，好把鬼子砍。练好义和拳，洋人变泥滩”[27]。“市区内属于七个外国传教士机构的三十四所住宅、十八座教堂、十二所男童学校、十一所女童学校、四所职业训练学校、十一个药房和七间医院，均被义和团摧毁。英国外交官在西山造价高昂的新别墅以及（在西山）属于教会的三十三个产业被焚毁殆尽；里面的财物被附近的村民抢掠一空。”[28] 6月21日清廷的《宣战诏书》发布后，“各处喧传开战谕旨，匪势愈张，如河决山崩，莫可抵御矣”[29]。

在义和团的恐怖杀戮之中，公使舘的外国人自发组织抢救队，冒死去市区拯救中国教民和他们的家人。6月16日晨，他们去天主教西礼拜堂救援。“教堂火仍未熄。其附近小胡同中，多为教民家属所居，拳匪到处搜杀，被杀者已不少，有数胡同尸骸遍布，当此六月暑天，臭味难闻，使人不能久留。男女老幼之尸，堆置一处，有裂成数块者，有身首异处者，有已死者，亦有半死者，尚微微伸动，其象尤为可惨。予等渐集难民于一处，其数愈集愈多，有妇女经此恐嚇，成为瘫痪者；有须臾之间，全家只余一人者；狂呼不已，似成疯颠。予等头上均滿汙血迹，有数人已不能耐，无一人料及，來到此地，乃见野蛮残忍之情形，至于此极也。”[30]

义和团滥杀无辜到何等程度，御河桥上的屠杀可見一斑。团匪“拥三百余人于御河桥，皆手刄之”。一个团匪在认出一个熟人后高喊：那个人我认识，他不是二毛子，别杀他。持刀杀人的团匪回答说：他死后在阴间入教吧，这样就不寃了；手起刀落，將那人杀害[31]。义和团连教会慈善机构收容的伤残者和婴幼儿都不放过。例如团匪將栅栏墳塋、嬰孩院、养病院一併焚毁，“所留看堂之大嬰孩二十余人、工人十余人皆死于匪手”[32]。此外，义和团大规模烧杀抢掠信奉伊斯兰教的回民，声言非要吃回民的人肉馅不可[33]。义和团还仇恨上海人，因为上海华洋杂处，十里洋场。“义和团见南人必问曰：尔上海人乎？若应之曰然，则枪刃交下矣。”[34]

京城的妇女遭受到拳匪、清兵骇人听闻的淫辱、杀戮。“常见奉教妇女途行时，遇义和团即跪下，率被拉去斩之”[35]。“庚子夏天发生于北京的奸和掳，则禁军、甘军也是首恶啊！妇女被奸被杀的无法统计。”[36] 英《泰晤士报》驻华首席记者莫理循（Morrison）的日记记载：“暴民们用恐怖手段和大屠杀来迫使基督徒放弃信仰……还把他们家中较漂亮的女孩卖了当妓女”。出生在中国的英人普特南·威尔（即B.L.Simpson）在《庚子使舘被围记》中谈到，在他参加的一次使馆人员去市区救人的路途上，“忽有一法人失足而跌……跳起惊呼，盖其足下卧一中国之妇女，缚以绳索，身已半焦……微微呻吟。彼拳匪真残忍已极，捆此妇人以火烧之，抛至路旁为照路之用”。原來这个妇人被 “点天灯”了，拳匪用（活人的）人油作照明用。

奸杀以发泄兽性，抢掠以财入私囊。居屋中“凡存有洋货等物，搜抢一空，饱载而归，谓之净宅”[37]。“凡有富厚之家，指为教民，则所掠无算”[38]，连京城的侯门王府亦被殃及。大学士徐桐视灭洋“为数千年来第一快事”、“要以洋鬼子之皮衬其轿”[39]，但团匪抢劫起来是六亲不认的。团匪闯进他的府第，掳劫其家眷。徐桐“见势不佳，不得已长跪团匪头目之前，始免一死，惟房屋、什物付诸一炬矣”[40]。军机大臣王文韶的府弟被焚毁。尚书孫家鼐家居东单头条，被洗劫一空；“其公子所存仅一短衫，下体尽祼，而匪犹未滿，以枪拟尚书，令交出黃白物（即金银 -- 引者注）”[41]。尚书徐用仪和立山“其邸第即为拳匪抢劫一空”[42]。

“京畿村市，无论民教，概被团党抢劫焚毁。村民扶老携幼，争先逃难，哭声遍野。”[43]“团匪现在无论好歹，并不问在教及不在教者，悉遭杀害，已有数十处村庄居民，均已逃往他处避难，故各村业已人迹一空”[44]。民众在逃难途中仍难逃厄运。团匪对“所有行囊包裹，无论巨细，逐件搜查。稍有金珠银钱洋货之物，尽数扣留，轻则空身释放，重则解送庄王府究惩。贫苦小民或可捐资卖放，富厚之家无一幸免，性命依然未逃，钱财大半荡尽。”[45]

义和团的另一项“专长”是放火。放火不仅是他们发泄仇恨、肆意破坏或者趁火打劫的手段，而且是他们“作法” 以扬威的骗局。“其诈人之术，以发火为最长”[46]；以至于“見火起之处，即知彼拳匪所到之处”[47]。纵火之前，拳匪“以刀槊向人屋上指画，又向土中作符篆状，众齐声呼曰：‘照！’火立发”。其实拳匪“预伏人于屋中，施火油以应之”[48]。6月16日义和团在前門外大柵栏焚燒“老德記”洋貨鋪和“屈臣氏”洋药店。烈火乘風勢蔓延，拳匪以火听其指挥而不许扑救，结果沖天火焰延烧三日不灭，把最繁华的前門大街一帶焚成废墟。千余家鉅商大鋪、7千余間民宅化为灰烬；正阳门城楼亦被燒塌（国人后来把正阳门城樓被毁栽到了八国联军身上）。京師二十四家铸銀厂全部被焚毀，所有钱庄银行被迫停业。通货既无，市场交易全部停止[49]。“自此以后，无日不火光燭天，非焚教堂，即焚教民之居室”[50]。“京师城内两翼地面，城外五里地面，所有教堂及教民住户房产等，焚烧殆尽。”[51]

义和团无法无天，嚣张到了纵火焚烧清政府各部的衙门。政府的吏、户、礼、兵、刑、工六大部，史料上明确记载被义和团焚烧的就有吏部、礼部和户部衙署。“自各部衙门被焚后，诸京官纷纷出京”逃避匪乱[52]。至于焚毁中国海关办事处、邮政局、外国银行，更是不在话下。截止到8月15日联军破城，史料明确记载的京城大火就有71起；几乎所有损失惨重的焚烧事件都是在义和团涌入并占领北京的六月份发生的[53]。

清军也不甘后人。“二十六日（公历6月22日-- 引者注）九点钟时，各街巷闻枪声忽作，叫嚣哭喊之声，无异雷震。是为官兵劫掠之始。是日，各京官住宅及殷实富户无不被掠一空。其先至者，蜂拥入室，以刀破箱，出衣物于庭中，拣佳者取以去。甫去而他兵又至，则取其次者。约七八起而衣物告罄矣。其银票等物，亦必搜攫净尽。其或闭门不纳者，兵即逾垣而入，放枪无数以恐吓之，然后饱掠以去。设与争论，即被击毙。如所掠尚不满意，即火其居。一时满街塞巷，无非抢物之兵丁。而儿啼女哭之声，尤使人闻而心碎。街市间尸骸横卧，亦难数计。顾各处虽多被抢，尚不及住居附近东交民巷一带之甚。盖与使馆为邻，故受祸尤惨也……是日命妇之为兵戕害者亦有数人，小民更难数计。”[54] 7月15日，“由棋盘街东廓起，东郊民巷、东城根、御河桥，皇城根、东单牌楼，王府井一带，官民住宅铺户货产，俱被武卫各军枪击火焚”[55]。8月15日联军破京，清军和拳匪溃逃前大肆抢劫，饱掠而去：“各路武卫军队，也四散奔逃。还有这班义和团，统已改易前装，大肆抢掠。可怜溃兵败匪，挤做一糟，百姓不堪骚扰，反眼巴巴的专望洋兵。”[56]

庚子之乱是北京空前绝后的浩劫。拳匪、清兵两个月的恣意暴行、烧杀抢掠，使京城尸积如山，血流成河。天熱尸腐，臭氣燻天，全城鬼哭神嚎。京都“数百年精华尽矣”[57]。当八国联军进入北京时，外国记者看到的是：“所有的地方都已经被义和团拳民和中国人毁坏殆尽。这个事实可以向人证明，北京已是一座废墟之城。各处的外国人或基督徒，或者任何同情外国人，同情中国基督徒或有财产的中国人都被屠杀了。”[58]

义和团祸国殃民，恶贯满盈。在八国联军的清剿之下，拳匪作鳥兽散。匪首张德成在天津陷落前夕，“亟席卷所有逃去”[59]；后于河北省王家口因勒索巨款被百姓围攻，白刃齐下，剁成一堆肉[60]。匪首曹福田逃亡中潜归故里（河北静海县），被村民绑缚送官，凌迟处死[61]。

庚子之乱是世界近、现代史上規模最大、手段最兇残的宗教迫害和排外杀戮。据著名汉学家、历史学家费正清考证，仅山西省就杀了250多个洋人，欧美传教士全部罹难。中国基督徒的牺牲尤为惨烈。仅直隶（河北）一省，历史学者估计约有两万教民被杀[62]。义和团疯狂屠戮的并不限于外国传教士和本国教民；死于屠刀之下的大多数人都是普通的民众、官绅。“拳匪之杀教民也，谓之二毛子，其实十九皆平民”。仅在北京一地，义和团就屠杀了十几万人[63]。

对这场史所罕见的浩劫、杀戮，国人不仅无忏悔之心，反而振振有词：中国人痛恨洋人传教，因为那是为帝国主义侵略“打头阵”；中国人痛恨“二毛子”，因为他们仰仗洋人的势力，横行乡里，欺侮同胞。凡是对基督教文化和基督教信仰者略有了解的人，都清楚那是欺人之谈。传教士的使命是传播“信耶稣，得永生”的福音。说传教士负有政治使命，是帝国主义侵略的“先遣部队”，是不值一驳的谎言。那些皈依基督教的华人，“考察史实，绝大多数教民皆为安分守己的良民”，“据《清末教案》所载1842至1861年各省封疆大吏8次所奏之案，各地皆未发现教民有不法行为”[64]。入教以谋私利在所难免，尤其是在刚刚皈依时。其绝大多数是穷人，教会的慷慨施舍（衣、食、医药、教育）对他们有巨大的吸引力。初时被‘利’吸引，逐渐为‘义’感化。基督徒的平均道德水准高于常人，是不争的事实。教会也决不会纵容信徒在社会上为非作歹。至于那些不远万里来到中国的传教士，他们含辛茹苦、 涉险犯难、传播福音、热心公益，诚为可钦可敬的仁人志士。特别是早期的传教士，“至明末清初，尤其是清初，耶稣会士（Jesuits）奉教廷之命来华传教……都是些圣洁（holy）而有殉道精神的学者……经过教廷选拔而为宗教献身的圣徒”[65]。他们当中的一位杰出代表是德国天主教神父湯若望。这位博学的传教士对中国的历法修订、火炮制造、采矿冶金技术均作出重大贡献。他的声望如此之高，官居一品，封赠三代；生前被孝庄皇太后认作教父[66]，死后被康熙帝赞誉“垂不朽之荣”[67]。

外国教会和传教士在中国传教的同时，大力兴办慈善和教育事业，救助窮人，普及教育，传播科学知识。教会慈善事业的普救众生，从下面的一个事例可见端倪。1892年，庚子之乱爆发的八年之前，察哈尔省（今河北北部）发生大饥荒。在饥荒初起的第一个月内，当地的基督教堂就收养了一千五百名被丢弃的婴儿[68]。中国历史上，无论是官方还是私人，谁在饥荒之中，在短期内收养过这么多弃婴，如同天使，拯救过这么多幼小的生命？中国的第一所医院、第一所育婴堂、第一所孤儿院、第一所聋哑学校、第一所盲童学校、第一所疯人院、第一所西式学校、第一所现代化大学、第一所女子学校、第一所女子大学、第一所科技学校、第一个印刷所、第一个出版社都是基督教会创办的[69]。第一个帮助中国一些少数民族创造文字的，也是基督教会 [70]。中国的第一张全国地图和（各省）分省地图是外国传教士（兼科学家）用九年时间为康熙帝绘制的[71]。“一八七七年，基督教传教士在中国设立‘学校教科书委员会’，出版各类现代教育教材五十九种，三万册。是为中国民间新式教育教材的最初源泉。到一九一四年，基督教新教在中国开办的学校共有四千一百多所，其中有震旦大学、辅仁大学等高等院校，学生总数为十一万三千名！也是到一九一四年，天主教在中国开办的学校共有八千零三十四所，绝大多数为初等学校或理工学校，学生总数达十三万二千八百五十名！从蒙学、小学、中学到大学，不是別的，正是西方來的教会和传教士为中国形成现代教育科学体制开辟出前进的道路。”[72] 另外，有悖于“女子无才便是德”的中国传统文化，“传教士在推动中国妇女的早期教育方面有卓越的表现”[73]。近百年来，国人在教会学校接受教育，尔后成为社会栋梁之才的不计其数；孙中山、宋庆龄、袁隆平、李政道、杨振宁、丁肇中、马寅初、王稼祥、林森、冰心，不过是其中的几例[74]。

大力兴办教育、扶貧救災之外，开办医疗卫生事业、传播西医西药，教会身体力行；禁止蓄妾、提倡天足、反对早婚、提倡女权、戒烟禁赌、劝娼从良，教会孜孜不倦。传教士在中国传播的不仅是“神爱世人”、“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基督教教义，而且是西方文明和先进的科学技术。把中国从中世纪喚醒的“西学东渐”，传教士实为开路先锋；中国初识“德先生”（民主）、“赛先生”（科学），传教士是介绍人；中西文化交流，传教士是开拓者。近代中国最有影响的出版机构——广学会，是英美传教士创办的。“广学会的书籍对清末维新运动和清末新政产生很大影响；自光绪十六年（1890年）到宣统三年（1911年）共约400种，初版、重印合计共达100多万册。戊戌变法时期光绪皇帝为了解西学和参考西法，找来阅读的129种新书中，其中89种为广学会出版。”[75] 孙中山如此评价西方传教士对中国的历史性贡献：“吾人排万难，冒万死，而行革命，今日幸得光复祖国。推其远因，皆由有外国之观感，渐染欧美文明，输入世界新理，以至风气日开，民智日辟，遂以推倒恶劣异族之政府，盖无不由此观感来也。而此观感，得力于教会西教士传教者多。”[76] 庚子战争一百年之后（公元2000年），33位在中国殉道的外国传教士和87位殉难的中国基督徒被教皇保罗二世庄严“封圣”（册封为圣徒）[77]，就是对他们崇高的历史评价。

清末民初，义和团是“邪教”、“土匪”、“劫盗”乃朝野的共识。1949年之后，“黑手高悬霸王鞭”，拳匪也翻身了，被吹捧为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英雄、斗士；庚子之乱被吹嘘为“威震中外的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试问，义和团“灭洋”的大屠杀、大破坏、大抢掠与“反侵略”有何相干？至于说到义和拳民的作战表现，如果说清军在庚子战争中常常是一触即溃，拳民则是未触先溃，望风而逃。实际上，战争开始以后，绝大多数拳民仍在到处打洋教、发洋财，烧杀抢掠，根本没有投入抵抗联军的战斗[78]。拳民“日以仇教为名四出抢掠，并不以攻打洋兵为心”[79]。偶上战阵，义和团“临阵以童子为前队，年壮者居中，老师师兄在后督战，见前队倒毙，即反奔（转身逃跑 -- 引者注）”[80]；所以死在战场上的，以童子为主。拳匪首领张德成一次在天津率大队人马出战；“洋人果出，仅三人，各执枪向团。团即反奔，途中自相语曰：天雨矣，可以回家种地矣，似此吃苦何益？次日即散去大半。”[81]“团每战必败，或问故？团曰，每战輙见洋人队中，有赤身妇人立于阵前，致法术为其所破。”[82] 联军攻占天津，“所有拳众，都脱去了红衣，撕去了符咒，手执大日本顺民，大英国顺民，大法国顺民，大俄国顺民，大德国顺民等旗号，争着跪接洋兵了。那些红灯照，也都脱去红衣，逃入娼寮当婊子去了。”[83] 当八国联军兵临北京城下时，“义和团外乡之人，连夜逃遁，在京之人，改装易服。一日一夜之间，数十万团民踪迹全无，比来时尤觉迅速也”[84]。梁启超对义和团作过这样的概括：“拳匪其先帕手持刀，树扶清灭洋之旗者，其后联军入京，即相持顺民旗作乞怜之状。”[85]

更令人齿冷的是，国人把义和团、清军令人发指的暴行栽到八国联军的头上，京城的满目疮痍竟说是八国联军烧杀抢掠的结果。这种栽赃是徒劳的。要说抢劫，天字第一号的抢劫目标应该是皇宫御苑；要说奸淫，皇宫御苑也是妇女集中的所在（联军破京时，西太后只带极少数宫眷仓皇出走）。但是联军对紫禁城、西苑、颐和园等皇宫御苑是特别加以保护的。“联军入城后，以救护钦使（即外国公使 -- 引者注），保卫宮禁，搜捕拳匪为宗旨，均竭力举行”[86]。出于对中国和中国政府的尊重，联军进京时沒有攻占紫禁城。“各国公使及驻京联军最老将领协议之结果，将该禁城划在占领区域以外”[87]。清宮不仅未遭兵灾，而且保持了皇室的尊严。宮中由才具过人的瑜贵妃主持，内务府承命而行，宮中事务处理得井井有条。宮中的妃嫔在养尊处优之余，还缝制棉衣，派人送给“西狩”的两宫，所谓“承直膳房依例进，寒衣纫就寄西京”[88]。

“联军举德大將瓦德西为统帅，入居仪鸾殿（仪鸾殿在西苑，不在紫禁城 -- 引者注），整队入宮。见穆宗瑜妃，犹致敬礼。殿宇器物，戒勿毁掠。逮回銮时，尚无恙也（到西太后、光绪回到北京时，宮中安然无恙 -- 引者注）……初，太后藏金宮中，闻达三千余万，联军护存之。及还宫，金无恙，太后则大喜。”[89] 瓦德西信守了他对德国皇帝的承诺：“余將用全力，以使一切由德接管之房舍物件，均常妥为保存。”[90]

紫禁城由日、美两軍负责严加保护。它们制定了“游览紫禁城章程”（只参观紫禁城内的三大殿，不包括后宮），共八条，其中规定：“一、凡文武官员，及各国士商，应持有联军各军管带官之信函，准于每礼拜二，礼拜五等日，自午前十点钟，至午后二点钟止入内，二点钟以后，应请各位退出。二、按前条所开之管带官之信函，应请于前两日预投，或致美提督，或致日提督。函中声明系某官居长，及应偕行人数……”[91]。保安措施可谓严密。

八国联军占领北京后，京都的情况牵动人心。全国各地的报纸，每天在头版的重要位置都有关于联军在中国的各类消息和京津地区情况的报导。从庚子年8月中旬联军破京，到次年7月联军撤离北京，在长达一年的时间里，在信誉卓著的中国民间报纸《申报》的千百篇报导中，没有一篇提到过八国联军对紫禁城皇宫有抢劫行为。“《申报》中不仅没有关于八国联军抢劫行为的报道，而且有与之相反的、更加明确的、关于联军无扰紫禁城及颐和园的报道。例如，1900年9月8日，联军进京后不到一个月的时候，《申报》以‘京师近况’为标题，明确指出：‘各国联军入京之后，并不扰及颐和园及禁城各处’”[92]。

蔡东藩的《清史演义》记述八国联军攻占北京，特别指出联军的行止与乱兵拳匪有天淵之别：“日本兵先从东直门攻入，占领北城，各国兵亦随进京城，城内居民，纷纷逃窜。土匪趁势劫掠，典当数百家，一时俱尽。这北城先经日兵占据，严守规律，禁止骚扰。居民叨他庇护，大日本顺民旗，遍悬门外，可为一叹。各国兵不免搜掠，却没有淫杀等情，比较乱兵拳匪，不啻天渊。紫禁城也亏日兵保护，宫中妃嫔，仍得安然无恙。”（蔡东藩作为“一代史家，千秋神笔”，他的历史演义被公认为通俗的中华通史）。

实际上，八国联军自大沽海口登陆之日起，其军纪、操守就与清兵拳匪判然有别。“传闻大沽砲臺为洋人所踞，自海口至塘沽，遂为洋人运兵之路。洋人在塘沽市廛无扰，鸡犬无惊，较城中（指天津 -- 引者注）安静。城中恶团（指义和团 -- 引者注）蹂躏，盼洋人入城，惟恐不速。”[93]

八国联军出兵之前，中国北方地区被义和团、清兵祸害，几成人间地狱；百官徒跣，生灵涂炭。联军攻占天津、北京以后，平息暴乱，整顿治安，拳匪的红色恐怖方告终结，社会才由乱入治。有北京市民对联军指挥官这样表达内心的感受：“你们外国兵，來到北京，真可以算是来救北京人，否则北京人还不知多死若干。照这情形说，我们实在应该欢迎你们。”[94] 京城的治安恢复后，近畿各州县还有义和团勾结土匪、溃卒胡作非为。联军对这种情况不滿，提出交涉，希望清政府地方官切实负责，维护治安。顺天府所属州县，遂一律设防自卫[95]。联军也在必要时出动；“华人常赴北京请求保护，因各处拳民渐已化为盗贼队伍也，因此曾派小队前往围攻各该处地方”[96]。“联军赴各处剿匪，到处土人，无不欢迎”[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