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协平：去留与荣辱——《南渡北归》笔记（1）

徐文立

去留与荣辱——《南渡北归》笔记

                                作者：段协平

摘要

有人说多一个人看奥威尔，就多了一分自由的保障。窃以为这句话也适用于《南渡北归》：多一个人看《南渡北归》，避免再出现“五七反右”和“文革”那样的悲剧就多了一份保障。

　　1948年底，国民党输掉大陆已成定局，只好布局退守台湾。国民政府发出训令：“科学教育界能搬迁的人、财、物尽量搬迁，先以台湾大学为基础，而后慢慢站稳脚跟，以达‘求生存、图发展’的目的”。对国民党来讲，黄金、贵重文物的搬迁不是问题，成问题的是那些士林名流的去留行止。他们知道，在这个问题上，共产党也没有闲着。一场关乎人心、人才的争夺战开始打响。

　　争夺战的重点是当时中国教育文化的重镇平津地区。在蒋介石的直接领导下，时任国民政府教育部长朱家骅和傅斯年、杭立武、蒋经国、陈雪屏等要人于南京紧急磋商谋划了“平津学术教育界知名人士抢救计划”细节办法，并拟定了“抢救人员”名单：一，各院校馆所行政负责人;二，因政治关系必离者;三，中央研究院院士;四，在学术上有贡献并自愿南来者。

　　听风观涛，平津地区学人内心五味杂陈。

　　回想1937年7月末，北京沦陷，何基沣将军撤离北平时面对学生曾喊出了“同学们!北平——我们一定会打回来的!”的誓言。因此，在随后按照国民政府教育部统一安排而撤离平津的教育文化界学人，虽也“南渡”长沙继而转赴昆明，爬山涉水，晓风残月，心情悲壮，但也怀揣再回来的希望。好不容易熬到“王师北定中原”且“北归”了，书桌前还没坐稳当，内战爆发，江山易色，学人中许多人又不得不再次面对“南渡北归”。而这次“南渡”，眼下是南京，实则东渡台湾——许多文物、典籍等国之重宝正仓皇运往那里。南京只是个中转站。但以挟抗战胜利之师之威，大陆尚且不保，台湾者何?去国有期，还乡无望，对久居北平的学人来讲，水木清华，沙滩红楼，燕园塔影，还有那熟悉的京腔京韵，胡同小院，各种人脉，都将成为过去，不是轻轻地挥一挥手就能离开的。至于所谓“北归”，对平津地区乃至举国学人来讲，实则是个“留”的问题，留在大陆。但留下来，是福是祸，很多学人心里没底。“南渡”(南去)还是“北归”(北留)，大家都处在十字路口。

                        十字路口——南去

　　1948年底的北平，已被挟辽沈、淮海及天津战役声威的解放军团团围住，唯一的进出口，先是南苑机场。该机场被解放军控制后，就只有城内临时修建的东单简易机场了。

　　第一位被“抢救”的对象当然非白话文运动之父、新文化运动的领袖、拥有30多个荣誉博士的胡适莫属。南京方面急电北大秘书长郑天挺，令其迅速组织胡适等重量级知识分子火速南下。号称平津教育界“定海神针”的胡适，面临着一个必须抉择的急迫问题——是留，还是走?

　　鉴于胡适在中国政学两界不可忽视的巨大存在，共产党方面也加紧了对他的统战工作。早些时候已弃教职出走清华园，秘密潜入解放区等待出任中共高官的吴晗，指派嫡系找到胡适密谈，劝他留在北大，不要跟着国民党乱跑找死。

　　胡适毫不动心，冷冷地回了一句：“不要相信共产党的那一套!”并让来使告诉吴晗三句话：“在苏俄，有面包没有自由;在美国，又有面包又有自由;他们来了，没有面包也没有自由。”

　　共产党高层没有放弃，改为直接向胡适喊话。据时任北大教授兼东方文学系主任季羡林回忆，解放军兵临城下，“我到校长办公室找胡适，商谈什么问题。忽然撞进来一个人——我现在忘记是谁了，告诉胡适说解放区的广播电台昨夜里专门给胡适的一段广播，劝他不要跟着蒋介石集团逃跑，将来让他当北京大学校长兼北京图书馆馆长。我们在座的人听了这个消息，都非常感兴趣，都想看一看胡适怎样反应。只见他听了以后，既不激动，也不愉快，而是异常平静，只微笑着说了一句：‘他们要我吗?’短短的五个字道出了他的心声。看样子他已经胸有成竹，要跟着国民党逃跑。”

　　1948年12月14日，蒋介石两次亲自打电报催促胡适飞南京，并派专机迎接。胡适临行前，派人劝好友、辅仁大学校长、与陈寅恪齐名的史学大师陈垣同机飞南京，陈垣不从。不但陈垣不从，胡适的小儿子胡思杜也表示暂留在亲戚家，不随父母南行。

这一拒绝让胡适夫妇大为吃惊。

　　1941年，胡思杜投奔在美国当大使的父亲胡适进入美国学校读书，1948年回国，成为北图的一名职员。据胡适办公室不挂名的秘书邓广铭回忆说：“当时胡思杜不愿意随胡适南飞，他刚从美国回北平不久，对国内这几年的情况不熟悉。他说：我又没有做什么有害共产党的什么事，他们不会把我怎么样。”因事涉紧急，胡适无法也无力在短时间内做通儿子的思想工作，只好随其自便了。

　　胡适认为，陈垣这样的人物可以舍弃，但像陈寅恪这样具有自由知识分子气节与风骨、三百年乃得一见的史学大师，无论如何也要拉上，随即托邓广铭找陈寅恪。陈颇为干脆地回答：“走。”还说：“胡先生因政治上的关系，是非走不可的;我则原可不走。但是，听说在共产党统治区大家一起吃小米，要我也吃小米可受不了。而且，我身体多病，离开美国药也不行。所以我也得走。”真正的原因或可从时任清华中文系代理主任浦江清的日记中寻找：浦劝陈寅恪不要离开清华，“我告诉他，都是中国人，中国共产党人未必就是俄国共产党人。学校是一个团体，假如多数人不离开，可保安全，并且可避免损失和遭受破坏。他认为我的看法是幻想。”1980年代末，冯友兰在《怀念陈寅恪先生》一文中认为：“静安(王国维)先生闻国民革命军将至北京，以为花落而春意亡矣;不忍见春之亡，故自沉于水，一瞑不视也。寅恪先生见解放军已至北京，亦以为花落而春意亡矣。故突然出走，常往不返也。其义亦一也。一者何?仁也。爱国家，爱民族，爱文化，此不忍见之心所由生也。不忍，即仁也。孔子门人问于孔子曰：‘伯夷、叔齐怨乎?’孔子回答说：‘求仁而得仁，又何怨。’静安先生、寅恪先生即当代文化上之夷齐也。”冯氏之言，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陈寅恪突然出走的不易之论。

　　1948年12月15日，胡适与陈寅恪等乘机离开北平。在行前的匆忙慌乱中，胡适给北大秘书长郑天挺和汤用彤等人留下了一张便签：“我毫无准备地走了。一切的事，只好拜托你们几位同事维持。我虽在远，绝不忘掉北大。”这是胡适与他倾注了半生心血的北京大学的最后辞行，此一去竟成永诀，再也没有回到这块令他梦牵魂绕的古城旧地。

                                                     

　　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本来能够与胡适一起走。12月14日晚上，敦福堂教授将胡适第二天要乘飞机南下的消息打电话告诉了梅先生。据当事人张起钧讲，“凡是那时身在围城中的人，当可知道大家是如何焦急的渴望离开这围城。尤其长春围城的惨状，大家谈虎色变。何况还有政治立场问题。因此敦先生预料：梅先生闻讯后一定大喜若狂，立即行动，哪知梅先生在听到此事，并弄清这架飞机并不是接他之后，他竟无动于衷，一如平日缓和低沉的声调，说是他不预备去。虽经敦先生一再告以时局的危急，错过这架飞机，可能不会有机会，但他始终若无其事的谢绝了这建议。后来政府接梅先生和各教授的飞机来了，他才把一切事安排妥帖后，从容不迫的提着一架打字机，拿着两本书走上飞机。”

　　梅贻琦于1948年12月21日离开了他执掌17年的清华南去。先生德高望重，抗战期间，由北大、清华和南开大学组成的西南联大，名义上是梅贻琦与蒋梦麟、张伯苓三常委主持工作，实际主持日常工作的只有梅贻琦一人。期间，梅贻琦从保护学生的立场出发，曾不止一次地保护过包括吴晗在内的很多左派学生，给共产党留下了不错的印象。因此，很多人对他不顾吴晗奉周恩来之命发来的“挽留”函电，无视设在张家口的中共电台广播中关于“北平各大学唯有清华校长梅贻琦可以留任，请务擅离”的示好与劝告而出走很不理解。

　　梅贻琦学生辈、清华校史研究专家黄延复说：梅的出走“是主动，不是被动的;是自觉，不是盲目的;是坚定，不是犹豫的。”黄延复解释：“梅离开大陆，是他的文化立场和教育理念使然。对他来说，既是必然的，又是必要的。而且，恰恰是从这件比较容易引起敏感的事情上，才能窥察出他超人之处——头脑的清醒，决意的果断，以及对于自己的理念或为人原则的执著和坚守”。梅贻琦一个很要好的友人问他为什么不留在大陆，梅贻琦说：“我若留在大陆，只有两种可能，一是当傀儡，一是当反革命。因为这两者都是我不愿意做的，所以必须离开。”出身清华的林从敏在谈到梅贻琦出走时说：“事实上梅师决不能留下，更不能主掌清华。梅师一生尊重学术自由，不干涉教授与同学个人的政治思想，这个原则怎能与中共笃信的马、恩、列、斯……与毛语录的理论共存?”对于中共于张家口发“挽电”一事，梅的秘书赵赓飚认为是一种“劝降”行为，“先生闻此，认为一向未曾左倾，今日闻此类似诬蔑之词，对政府同仁，殊有无法表白之苦。”

　　梅贻琦从容南下，还有一个重要目的，揽住清华在美国的基金。他曾有国共南北划江而治的幻想，因此也有在福建或广州等地另建清华的计划。无奈国民党在大陆大势已去，梅贻琦的梦想遂成为泡影，不得不另谋它途。事实上，后来在台湾新竹建立的清华大学，就是这一构想的延续。

　　被誉为南开大学之父的张伯苓没有被忘记。1949年11月底重庆易手前几天，蒋介石父子接连三次劝在重庆的张去台湾或美国，费用不用操心。张以“衰老多病，不利远道飞航”表示谢绝。实际上是周恩来早就托人传来话，要他不要走。张伯苓是周恩来的恩师。1950年5月，在周恩来的安排下，张伯苓夫妇搭乘飞机由重庆到北京。

　　在这场对平津学人的“抢救”计划实施过程中，国民政府想要的平津学人与实际到南京的差距较大。“名单上有的，不想南行”，这也罢了，令南京当局想不到的是，就在眼皮子底下，原决定中央研究院各所人员全部迁台的计划没有几人响应。只有傅斯年(字孟真)主持的史语所在迁台事宜上表现得的较为积极。主要原因，一是傅斯年一手造就的史语所具有曾国藩缔造的湘军“兵随将转”的政治格局和习性，二是济南城被共产党军队攻陷后，山东图书馆长王献唐被扫地出门，流浪街头。王氏在学术界属于德高望重的前辈，抗战期间流亡李庄四年之久，与史语所同仁建立了深厚的感情。闻知这位学界耆老的悲惨遭遇，众人在潸然泪下的同时，也联想到自己日后的命运，遂下决心离开即将被共产党占领的大陆。

　　傅斯年是“五四运动”期间的学生领袖、1919年5月4日学生游行队伍的总指挥，属于无党派人士，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学术界重量级大腕。傅与曾在北大图书馆工作过的毛泽东有一面之缘，至于与蒋介石，有所谓在蒋介石面前翘起二郎腿大言炎炎之说，私谊甚笃。尽管如此，傅却绝不以私害公，曾以如椽之笔，把蒋介石的大舅哥宋子文和连襟孔祥熙先后从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的宝座上轰下去，人称“傅大炮”。傅斯年良好的社会形象和巨大影响，想必毛泽东是了解的。因此，1945年7月，傅斯年与黄炎培等6人去延安，毛泽东专门约傅斯年夜谈往事，并因傅斯年所请，写了条幅相赠：“竹帛烟销帝业虚，关河空锁祖龙居。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算是一段佳话。

　　但这番私谊丝毫没影响傅斯年的价值判断。他从来就不认同共产党的主张。延安之行更坚定了他的理念。从延安回到南京后，据罗家伦说，傅斯年认为当时延安的作风纯粹是专制愚民的作风，也就是反自由、反民主的作风…..他痛恨同去的人没出息，说章伯钧是由第三党去归宗，最无耻的是黄炎培，把毛泽东送他们的土织毛毯，珍如拱璧，视同皇帝钦赐饰终大典的陀罗经被一样。傅斯年对他们说：“你们把他看做护身符，想借此得保首领以殁吗?”

　　1948年12月17日，在南京的北大同学会五十年校庆会上，傅斯年以慷慨悲歌的语气道：“以北大五十年历史创造自由主义成新的精神为基础，认为过去虽未能获得现政府之扶助，但未来共产主义如有所成就，对自由主义将更加摧残。”

　　因此，与胡适不同，共产党压根儿就没想到要做傅斯年留下的工作——包括与傅斯年具有同样立场的学人，如蒋梦麟等。

　　蒋介石为“抢救”平津学人费尽心机，但终究形势比人强。一方面，共产党在建立民主自由新中国方面一系列的宣示，是那样的坚定、动人、诱人，在战场上又节节胜利，批判的武器和武器的批判运用得左右逢源，得心应手，一方面是国统区民生凋敝，物价飞涨，民怨沸腾，人心之向背，胜负之形势，非智者也不难判断。因此，在国民政府1948年3月选出的包括郭沫若在内的81名院士中，有59位选择留下来，只有22位选择了“南去”，其中10人去了台湾，其余远走美欧等国，令蒋介石大失所望。

　　去了台湾的，倒未必如我们早先说的去给蒋介石政权陪葬，比如与鲁迅有深厚友谊的李济。李济也是中央研究院院士，为中国考古学继往开来作出了划时代的贡献。1948年底，他拒绝陶孟和等人三番五次的劝阻，毅然决然地押着他视若生命的国之重宝的文物渡过波浪滔天的台湾海峡，毫发无损地在基隆港安全登陆。安顿好后，第二天，史语所的人就在他的带领下，步行到圆山做遗址调查去了。旅居海外的张光直教授认为，李济不去美国，不留大陆，到了台湾，至少是为了一种责任和一个学者的文化良知而来。他既然把国之重宝运抵台湾，作为这批宝藏的发掘者与保护、研究者，就理应负起相应的责任，并把这种责任与国家民族的学术命脉联系起来。也正是为了这一责无旁贷的历史使命，李济进入80岁高龄后，用英文写成了一部全方位总结安阳殷墟发掘的具有经典意义的划时代著作《安阳》，先后在美国和日本出版，为悠久辉煌的中国文化和这个文化孕育出的中国学者争得一世界性名誉。

　　至于想走而没能走成者，大概不乏其人，不再赘述。

　　整个盘点下来，去了台湾的教育学术界有名望的学人不算多，但有胡适、傅斯年、梅贻琦、蒋梦麟等士林盟主、学界巨无霸跟随，还是给蒋介石挽回了些面子。

                                            　　十字路口——北留

　　大陆学人，听从南京方面安排，有机会和条件的去了台湾。而选择留在大陆，各有各的考虑，情况比较复杂，大致可以分为五类。

　　第一类人，追求进步，向往光明。他们对国民党的统治由失望而不满，对共产党民主自由进步的主张由衷地赞成拥护，早就萌发了弃暗投明的心思。已做了中研院院士的陶孟和就属于这种情况。抗战期间，陶孟和以无党派人员和自由知识分子的身份，出任国民政府参议员，开始涉足政界。随着对国民党政权认识的逐渐加深，随着主持多项农村经济与社会状况调查，陶“左倾思想日益强烈”。1949年5月，竺可桢由杭州潜往上海，听任鸿隽、陈衡哲夫妇说：“陶孟和颇赞成共产，近来大发议论”云云。

　　因此，当中央研究院决定迁台时，时任该院社会调查所所长的陶孟和明确反对，毫不客气地对朱家骅说：“搬不搬要同全所同仁商量，以多数人意见为依归。”面对朱家骅的步步紧逼，陶孟和给社会所的同仁打气说：“朱家骅是我的学生，我可以顶他，他不敢把我怎么样。”此时的陶孟和决心拉着手下兄弟弃暗投明。

　　与陶孟和有相同思想的是曾昭抡、曾昭燏兄妹。曾昭抡是曾国藩的后人，幼承庭训，饱读诗书，1920年考上庚款留学生，进入美国著名的麻省理工学院化学工程系学习，3年修完4年课程。后转攻化学，1926年获该校工学院博士学位。与俞大絪婚后，出任中央大学教授，很快就兼任中央大学化工系主任。这位熟练掌握英、德、意、俄等五种语言的天才化学家，抗战期间就做原子核能的研究，并撰写了《原子与原子能》一书。在从事教育与科研的同时，他以充沛的精力和热情研究军事战略，对中日战争、盟军与德意法西斯军队的战事，从武器装备、战略战术、各将领的特长与弱点、各国军民士气等方面，发表了200篇以上的军事评论。1944年6月，曾昭抡正确地预测了盟军将在诺曼底登陆的具体位置和时间。1945年1月，应《正义报》约请发表谈话，明确回答，欧洲战事将于“上半年结束”。同年五月，在谈到盟军何时进攻日本时，认为“最早当在今年八九月份……战争的结束，也许并不在远。”曾昭抡这一预言，引起了国民政府军政当局高度关注，而战争的实际进程，很快证实了这一预言的正确。《燕京新闻》对此专门作了评价：谓曾昭抡“虽为一个化学家，但对政局、战局的分析和综合，都可以与任何专家媲美。”

　　1945年8月上旬，美国向日本投放两颗原子弹而迫使日本投降。曾昭抡9月9日在《正义报》发表文章：《从原子弹说起》，提醒国民党当局，“原子弹的发明，的确在武器制造史上，开辟了一个新时代。”对原子弹的研究“急起直追，此刻正是时候，要不然，恐怕机会就要错过了。”时为弹道学专家、国民政府国防部要员的俞大维，在中美联合参谋本部参谋长魏德迈中将处，看到了美国关于原子弹研制的秘密文件《史密斯报告》。与俞大维友善的魏德迈私下表示中国也可以研制这类超强威力的武器，并可以派人到美国学习。俞大维听闻大喜，就此上报军政部长陈诚和最高统帅蒋介石。蒋遂令陈诚和俞大维负责筹划组织。俞大维受命，认为原子弹的研制最为重要的是物理、化学、数学三门学科，而这三科出类拔萃的人才都集中于西南联大。于是，俞大维首先把目光集中到他最了解并有姻亲关系的曾昭抡身上。曾昭抡何等人物，立即推荐了西南联大物理学教授吴大猷、数学教授华罗庚两位国内一流的科学家。曾、吴、华三教授与陈诚、俞大维经过研究，很快就制定出成立研究机构、派人才赴美学习的计划和方案。这个方案很快得到蒋介石允准，并拨款五十万美元作为这一计划的前期资金。随后三教授分别做赴美考察准备并挑选了随行的青年才俊唐敖庆、王瑞駪、朱光亚、李政道、孙本旺及在美学习的徐贤修等。这一行动的代号是“种子计划”。

　　这一有计划、有组织的行动，不仅是国民党原子弹“种子计划”的开端，更是新中国原子科学史上的重要篇章，后来我国科学家在西部大漠引爆原子弹，真正的源头就是从这里开始的。

　　曾昭抡于1948年底由美国转入欧洲考察、讲学并一直没有放弃对原子弹研究。翌年回到香港，给弟子王瑞駪去函云：“原拟即返北平。到此得悉东北华北局面异常紧张，友人坚劝勿行，乃暂时留下，再做第二步打算。”其间，已经迁往台湾的陈诚、俞大维等人，给曾昭抡安排了一个“饲料公司”(实为核研究机构)经理的职务，并催其速赴台就职，以便进行“种子计划”的研究。中共方面得此情报，加紧对曾做工作。其实，曾昭抡早就与国民党离心离德，此前还动员过自己的小妹曾昭燏与妻子一起投奔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呢。所以北京方面一招手，他就毫不犹豫地抛弃台湾亲友。1949年3月19日，周恩来派人秘密接应，曾昭抡独身一人乘船返天津(夫人俞大絪在港陪母亲治病)，3月27日抵北平，重返北京大学，被任命为化学系主任兼北大教务长、校务委员会常委。1951年，曾昭抡被中央任命为教育部副部长兼高教司司长，1952年出任高教部副部长，1955年兼任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所长。夫人俞大絪回京后，与她的胞妹、北大西语系教授俞大缜同台授课。一切看上去都很美好。

　　曾昭抡小妹曾昭燏在南京光复后筹建中央博物院工作中显示出卓越的才干并立下了汗马功劳。她之所以在1949年坚决留在大陆，有三方面原因，一是对倾注了自己全部心血的南京博物馆感情太深，难以割舍，其次是受兄长曾昭抡的影响，对新中国充满向往，三是共产党也把当时手握中央博物院实际权柄的曾昭燏作为重点争取对象，派叶剑英夫人曾宪楷，利用与曾昭燏的姻亲关系，做了大量政治思想工作。当时，曾氏家族及亲友已有许多人在大混乱中出走台湾或香港，这些人都劝其随同前往，曾昭燏不为所动。傅斯年赴台前特地约谈曾昭燏，劝其一同到台湾大学教书或做专门的学术工作，并谓像曾昭燏这样的家庭出身与社会关系，若留在大陆绝不会被共产党所容，曾昭燏同样予以拒绝。

　　1949年4月23日，解放军占领南京。对于这一天的情形与感受，曾昭燏回忆道：“我们凭着窗栅，看国民党匪军，从南京最后的溃退，我们以万分兴奋严肃的心情迎接着新时代的来临。”4月24日，曾昭燏与留在南京的同事一起站在大门口，迎接解放军一个排的官兵进驻博物院筹备处。新中国成立第二天早晨，已经被南京军管会任命为新成立的中央博物院筹备处院务委员会常务委员的曾昭燏，率全院同事在博物院大殿前升起了第一面五星红旗。1950年3月，遵照中央文化部令，中央博物院筹备处正式改名为国立南京博物院，曾昭燏被任命为副院长，主持院务日常工作。曾昭燏在日记中写道：“这有无限前途的博物院的新生，也是我自己事业的起始。”

　　马寅初也是中研院院士。在抗日期间蒋介石送来名片，用委员长的名义请他赴宴。马老对来人说：“委员长是军事长官，我是个文职，文职不去拜见军方!再说我给委员长讲过课，他是我的学生。学生不来拜见老师却叫先生去拜见学生，岂有此理!他如真有话说，叫他来找我!”蒋又派人游说：“委员长说了，您是他的老前辈，既是老师，又是浙江同乡。委员长推荐您任财政部长，或者是中央银行行长。”马老笑道：“你们想弄个官位把我嘴巴封住，办不到!”来人说：“那么，请马老先生买些美钞吧，政府批给您一笔外汇，这可是一本万利的生意啊!”马老答道：“不，不!这种猪狗生意我不做!我不去发这种国难财!”来人只得灰熘熘走了。1940年，马寅初在陪都重庆，严正抨击蒋介石政权的战时经济政策，惹恼了蒋介石，因而被捕并被关入了息烽集中营，1942年出狱。以如此立场和经历，马寅初安有不留下来之理?共产党建政后也没有亏待他，被先后委任以浙江大学、北京大学校长。只是因为1957年发表““新人口论”方面的学说惹怒了当局而遭到批判，1960年1月4日，被迫辞去北大校长职务。此后长期蛰居寓所，撰写探索中国农业经济规律的巨著——《农书》，至1965年完成初稿，约100万字，在文化大革命中，被付之一炬。(摘自百度)

　　在“留北”学人中，还有不少小字辈。他们中除了前文提到的胡适儿子胡思杜，还有傅斯年的侄子傅乐焕。傅斯年抵台后，曾多次致函电召其在英国学成后赴台湾大学或史语所就事，但傅乐焕认为国民党不足以成事，而共产党才是值得信赖的，遂断然拒绝了傅斯年的邀请，于1951年返回他想象中的自由幸福的大陆。

　　第二类人，对共产党不甚了解，对国民党更不感冒，“两害相权取其轻”，留下来似乎更靠谱些，经典的说法有三。

　　“难道共产党还能比国民党更坏吗?”此其一。比如罗常培，曾为西南联大校委会成员、中文系主任，1948年秋从美国回到北大，被任命为北大文研所所长。罗常培在美国的女儿罗慎仪后来在整理父亲留下的文件时，发现当时有三方面争取他。一是中共地下党，北大哲学系的汪子嵩，转达上面意见，叫他留下来;二是耶鲁大学聘请他做终身教授;三就是台湾。罗女儿说，记得当时有个说法，难道共产党还能比国民党更坏吗?况且代表中共的汪子嵩曾向罗表示，保证他今后学术研究的自由，罗也就不再心有旁骛。

　　“共产党也需要教书匠”，是为二。叶企孙持此说。叶在抗战期间曾任中央研究院总干事，后任西南联大理学院院长，清华大学“特种研究事业”委员会主任。抗战胜利后，西南联大常委梅贻琦、傅斯年频繁往来于重庆、南京、北平之间办理“北归”复校事宜，叶企孙被国民政府教育部指定代理清华大学校长、西南联大常委并主持联大校务，成为事实上的西南联大“一把手”。期间，国民政府为实施“种子计划”物色青年才俊公费出国留学，叶企孙力荐李政道并成行。多年后，李政道颇为感激地说：“叶师不仅是我的启蒙老师，而且是影响我一生科学成就的恩师。”

　　1946年秋，清华大学复员回到北平，叶企孙担任校务委员兼理学院院长，是除梅贻琦之外清华第二号实力派人物。1948年底，梅贻琦离开北平南下时想拉上叶企孙一块走，并有了与叶共同到福建省利用海外保存的清华基金建立清华大学基地的打算。但叶企孙经过一番摇摆、观望，认为“自信作孽无多，共产党也需要教书匠”，决定既不接受美国某基金会邀请去海外，也不南下，坚持留了下来。北平和平移交后，冯友兰、吴晗先后主持了清华大学一段时间的工作，后清华大学校务委员会奉命改组，由叶企孙出任主任委员，成为清华园的“一把手”。但他这个“一把手”并不为人所看好。据与叶共事几十年的一位清华老教授说：就叶的性格和思想而言，属于敦厚学者型人物，性温口呐，“似不能言者”，且有牢固的自由思想和独立精神，并不适于混迹“仕”位。虽曾几次代理校务，但那只是因为他的声名与学术地位少有人与之匹敌使然，而且多属于维持和留守性质，真正长期搞行政工作，既不是他的特长，也不是他的愿望。至于政治，更是他一向避之唯恐不及的。当年在重庆任中央研究院总干事时，身为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的朱家骅不止一次拉他入国民党，都为其所拒绝，一直作为无党派人士立足学界。他独善其身，终身不娶，视学生为儿女。

　　既然政治不是叶企孙这位“不谙新事理、新逻辑”的人所能玩得了的，其悲剧性的命运就不可避免。

　　三是“我又没有做什么有害共产党的什么事，他们不会把我怎么样。”这是胡思杜的原话。与胡思杜有相同想法的不乏其人，比如邓广铭、郑天挺。1949年1月20日，傅斯年正式就任台湾大学校长，从那时到1950年初，他一直没有忘记继续拉拢大陆学人赴台。据留在北大的邓广铭说：傅斯年“此后便经常以朱家骅的名义给北大郑天挺先生打电报，号召北大教授到台湾大学去任教，有时也指名道姓，说要某某去。记得点过张政烺先生的名，也点过我的名。当时郑先生问我去不去，我说，要论和傅先生的师生关系，我应该响应他的号召，到台湾去。不过，傅先生与蒋介石关系密切，所以跟他去。我与蒋介石没有什么关系，不愿跟他到那孤岛上去。我还和别人开玩笑说，如今国民党的军队是不战、不和、不守，我的态度是不死、不降、不走。我没有做过蒋介石的官，和国民党没有任何关系，为不着为他们尽节殉死。我和共产党没有仇恨，我在大学教书，人民政府是否让我继续教下去，当然还很难说，但这并不是一个投降不投降的问题。我不跟傅先生走，也不跟国民党走，决意留在北京大学。”

　　当年北大文科研究生、后来成为哲学家的任继愈在谈到郑天挺去留问题的一个片断中说：“郑先生接受我党的指示精神，坚守岗位，安心迎接解放，北大的绝大多数教授在党的影响下没有南逃。当时的一些高级知识分子，虽说不上对共产党有多少了解，但对国民党几十年的日暮途穷，倒行逆施，毫无希望，是十分清楚的。有一次有事到办公室，正遇上有位清华教授和他通电话，问他走不走。郑先生用安详稳定的口气，慢条斯理地说：‘不——走。’”就郑先生当时的地位和条件，假若要走，自是近水楼台，但他还是留下来了。

　　第三类人，家人都在大陆，故土难离，亲情难舍;也认定大陆解放，百废待兴，正是用人之际，报效祖国，将大有可为。持这类想法者，多年轻气盛，诗人气质，理想化色彩较重。特别是留学海外者，向往新中国，归心似箭。穆旦夫妇和陈梦家夫妇就属于这样的情况。

　　穆旦原名查良铮，诗人，与金庸为叔伯兄弟。1935年7月，18岁的穆旦自天津南开中学考入清华大学外国语言文学系，1937年抗战爆发后随清华师生长途跋涉到暂设于衡山的长沙临时大学文学院就读，后跟随闻一多、曾昭抡等师生组成“湘黔滇步行团”，跋涉三千里到达云南昆明西南联大外文系继续学业，1940年毕业后留校任助教。1942年2月，响应国民政府青年知识分子参军入伍的号召，报名参加了中国远征军，亲历了中国远征军在缅甸与日军血战及随后的“滇缅大撤退”，走出了九死一生的“野人山”。抗战胜利后，穆旦辞去军职，回到北平家中闲居并准备出国留学，期间曾供职于上海国民党中央通讯社、联合国世界粮农组织救济署驻南京办事处等机构。1949年赴曼谷联合国世界粮农组织任英译员，同年8月由曼谷赴美，进入芝加哥大学英语系攻读英国文学。1949年与望族出身的周与良在佛罗里达州结婚。1950年，国内大局已定，穆旦夫妇决定，一旦周与良获得博士学位，就一同返回祖国大陆，为新中国服务。为此，穆旦在攻读英美文学的同时，有意识地选修俄罗斯文学课。穆旦当年从长沙步行昆明，曾创造了一路背诵一部英文词典的奇迹，因此，在不长的时间里，他的俄文阅读能力就超过了美国本土的俄文研究生。在学习英国和俄国文学的同时，穆旦试着把自己的诗译成英文在美国一些报刊发表，居然很受读者欢迎，并引起诗歌评论界的注意。1952年，由美国诗人赫伯特.克里克莫尔主编的《世界名诗库(公元前2600——公元1950年)》，收入了穆旦的《饥饿的中国》和《诗八首》。这部《诗库》仅有两位中国现代诗人入选，另一位是担任过中科院文学研究所所长的何其芳。

　　也就在这年夏初，周与良获生物学博士学位。未久，穆旦夫妇受到了台湾大学的邀请函，几乎同时，亦收到印度德里大学的聘请书。当时美国南部一些大学经常到芝加哥大学选聘教师，留美对他们夫妇并不难，但他们还是决定回到祖国大陆，其缘由是夫妇双方的父母兄弟姐妹等亲属都在大陆，回国后在各自的专业上也能开创一番新天地。在穆旦心目中，牵挂和梦想更多的还是他热爱的诗歌创作与翻译外国文学作品，并认为中国的诗歌若想来一次“文艺复兴”，非得借鉴外国诗歌的长处和新的意境不可，而自己无疑是这项伟大使命的承载者与新垦土地的播种者之一。

　　但此时返回大陆不是件容易的事。据周与良回忆：“当时留学生拿的都是国民党政府的护照，又正值朝鲜战争时期，美国反华反共情绪正旺，且我为理科博士毕业，美国政府根本不批准回中国大陆。”为此，她找到一位律师，花钱向移民局疏通，周的导师也向移民局写介绍信，“证明‘此人所学与化学武器无关，对美国国防没有危害’，加之我们夫妇称回国是定居香港，才最终获准回香港。而国内亲属已替我们办好香港入境手续。”遂如愿以偿。

　　陈梦家的情况与穆旦差不多。当闻一多于1927年到中央大学任文学院院长时，刚满16岁的陈梦家以同等学力考取这所大学法律系，同时开始创作新诗，并很快成为闻最得意的门生。在闻一多热心指点下，具有“少年天才”之称的陈梦家步上了诗歌与戏剧创作之路，且很快成为新月派后期群体中的一员健将。第一次淞沪抗战爆发，中央大学法律系毕业不久的陈梦家，满怀爱国热情，与三位同学一道星夜兼程，奔赴上海近郊前线，加入十九路军抗击日寇的侵略。3月底，随着战事日趋缓和，陈梦家回到南京，旋受闻一多邀请赴青岛大学任教。后在闻一多的影响下，陈由诗人一变而为甲骨文研究者，并在短短十几年内就成为时所公认的古文字学家、青铜器研究专家、历史学家、考古学家，在业内独树一帜，取得了当世学者难以企及的辉煌成就。闻一多曾对好友梁实秋不止一次地激赏：“一个有天分的人而肯用功者陈梦家算是一个成功的例子。”

　　1944年9月，陈梦家自西南联大携年轻妻子赵萝蕤赴美留学。赵萝蕤是燕京大学宗教学院院长、基督教理事会亚洲主席、全国闻名的杜甫专家赵紫宸唯一的女儿，自小在家受到中西文化的熏陶，能诗善文，且弹得一手好钢琴，是燕京大学的校花。陈梦家在芝加哥大学东方学院讲学一年，开课内容为中国古文字学，赵萝蕤则进入芝大英语系攻读。就当时的陈梦家而言，此次赴美讲学只是个名分，主要目的是为收集百年来流散到北美和欧洲的中国铜器资料。陈氏在讲学与随后逗留北美的三年时间里，长途跋涉，历尽艰辛，遍访美国的公私藏家所藏殷周铜器，并远赴加拿大多伦多安大略省博物馆，收集并记录所藏安阳、洛阳两地出土的铜器。稍后又飞越大西洋，访问英、法、瑞典、荷兰，收集流散欧洲的中国铜器资料，摄取图片，打制铭文拓片，记录器形尺度与流传经过。1947年，陈梦家将几年来收集到的资料汇编成《美国收藏中国铜器全集》，以英文说明稿打印数份，分别留存与寄送朋友并做回国准备。对这段经历，赵萝蕤在一篇短文中回忆说：“在美国三年中，他就是为了这个目标而努力奋斗。从第二年开始他遍访美国藏有青铜器的人家、博物馆、古董商，然后回到芝加哥大学的办公室整理所收集到的资料，打出清样。多数私人收藏家都是富贵之家，否则谁买得起一件、两件，乃至数件精美绝伦、价值昂贵的中国青铜器呢?梦家是无所顾忌的，只要是有器之家，他必然要叩门的。他和所有藏家、古董商、博物馆几乎都有通信关系，并留有信件存底。他胜利地完成了他尽全力想要完成的工作。”又说：“在美国的三年中，除编写庞大的流美铜器图录外，他还用英文撰写并发表了《中国铜器的艺术风格》、《周代的伟大》等文章，并和芝加哥的凯莱合编了《白金汉所藏中国铜器图录》。”

　　任务完成后，陈梦家回绝了芝加哥欲长期聘其执教并留美定居的邀请，毅然决定先赵萝蕤一步归国，重返清华大学。他如愿以偿，出任了清华中文系教授，并在校内筹建了藏品可观的文物陈列室并自兼主任。

　　陈氏在海外工作期间，曾得到古董巨商卢芹斋的鼎力相助。1947年应即将归国的陈梦家提议，卢氏向清华大学文物陈列室捐赠了洛阳金村出土战国时期青铜重器嗣子壶，陈氏将其带回国内。这一行动，被视为对复员后的清华大学全面复兴所做的贡献之一。

　　1948年冬，赵萝蕤完成了芝加哥大学英国文学专业的博士论文答辩，来年6月即可在著名的洛克菲勒教堂登台接受博士学位。此时中国内战已进入最后阶段，平津局势紧张，赵萝蕤怕万一国共两党形成对峙局面，再现历史上南北朝割据情形，很难抵达北方，与家人团聚和服务于燕京大学的心愿成为泡影，遂毅然决定放弃学位提前乘船回国。

　　1948年12月31日，赵萝蕤乘船到上海。此时解放军围城正紧，许多人千方百计逃离围城。赵萝蕤却反其道而行之，想方设法要冲进围城。

  

　　经过一番努力，赵萝蕤终于搭上了一架给傅作义“剿总”司令部运粮食的飞机飞往北平。当飞机抵达天津上空时，被中共军队发现，当即用高射炮射击，飞行员沉着冷静，避开炮火抵达北平上空，于天坛一片柏树丛中安全降落。三个星期后，守城的傅作义部开出城外接受中共改编，赵萝蕤趁机出城，赴清华园与陈梦家相会。未久，赵萝蕤被聘为燕京大学西语系教授，系主任。为扩大西语系阵容，赵萝蕤报请校长陆志伟批准，邀请尚在美国的巫宁坤归国到燕大任教。

　　1951年上半年，尚未完成博士论文的巫宁坤接受巫宁坤的邀请离开芝加哥大学，于7月初来到旧金山等船返国。时已获得芝加哥大学博士学位、正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任助理研究员和讲师的同学好友李政道闻讯前来帮忙收拾行李。7月18日早晨，巫宁坤登上了驶往香港的邮轮，李政道专程前来送行道别。就在二人相互道别的瞬间，巫宁坤突然有一种莫名的伤感和不祥之兆涌上心头，一句话冲口而出：“你为什么不回去为新中国工作?”李政道似乎没太在意，笑笑说：“我不愿让人洗脑子。”巫宁坤似有感觉，但没有放在心上，也就一笑了之。令巫宁坤没想到的是，二人再度相会竟是20年后的北京饭店国宾馆。作为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的李政道自是中国政要的贵宾，而巫宁坤的身份则是一个刚从牛棚里放出来“内部控制”的“牛鬼蛇神”——他是在报纸上看到李政道回国的消息后，向领导讲明情况获得恩准而来的，也仅仅在宾馆匆匆见了一面。

　　第四类人，持“一动不如一静”的想法。在这方面，陈寅恪最为典型。本来，陈寅恪先生已经随胡适到了南京，后从上海转往广州。此时奉命主持史语所和台湾大学的傅斯年数次致信陈寅恪，请其赴台到史语所与台湾大学任职。陈寅恪心理复杂，犹豫不决，始终没有对这位老友的邀请作出答复。陈氏当时的心境和真实想法，后世研究者已很难窥知，唯可沿着历史脉络和陈氏性格推想的是，假如陈寅恪响应傅斯年的呼唤登船赴台，一旦孤岛失守，一家老小又何以自处?而落入作为“解放者”出现的中共军政人员之手，又情何以堪?当年杨武之(杨振宁父亲)随梅贻琦南下到了上海，被中共接管后的清华就把他一脚踢开，自己随胡适南下，也不可能有好果子吃。既感到国民党不可靠，对共产党也不太感冒，在进退维谷中，陈寅恪在“一动不如一静”的心理作用下，于观望中没有迈出生命中的最后一步。

　　陈寅恪留下了。与杨武之的命运不同，陈寅恪的名气实在太大，大到使一切当权者都不便或不敢在政权尚未站稳脚跟之时，就将其当做一个可有可无的黑色足球踢出圈外——1949年底，毛泽东访问苏联，与斯大林会晤时，对方突然问起陈寅恪的行踪，毛泽东感到意外，询问详情，才知斯大林在写《中国革命问题》时，曾引用了陈寅恪著作中的很多材料。毛泽东不知陈寅恪是何方人士，遂立即表示回国查询后再呈报。当夜，一份特急密电发往北京，相关人员迅速行动，这才知道陈寅恪没有去台湾，而是流落到了岭南大学。自此之后，陈寅恪的身影进入了中共最高当局的视野。

　　与陈寅恪有同样考虑的，是他的好友吴宓。吴宓在留学美国期间，与陈寅恪、汤用彤被誉为“哈佛三杰”。1942年，任教西南联大的吴宓被聘为“部聘教授”。按当时规定，部聘教授，每个学科在全国范围内只有一人。因此，在群星灿烂的学人中，也只有陈寅恪、吴有训、吴宓、曾昭抡、徐悲鸿、李四光、汤用彤、胡小石、苏步青、茅以升、黎锦熙等16人享此待遇与殊荣。但由于各种原因，吴宓在西南联大生活得并不愉快。1944年9月，吴宓由昆明而成都燕京大学，与老友陈寅恪相聚一校，度过了一段虽然生活同样艰苦但内心愉快的时光。一年后，陈寅恪应牛津大学邀请前往讲学并治眼疾，吴宓则去武汉大学执教。随着解放军南下的日子迫在眉睫，特别是得悉从欧美回国的陈寅恪已经就职岭南大学，吴宓遂应聘四川大学，并与主办成都东方文教学院的王恩洋约定，到其院义务讲学，目的是从王恩洋研修佛教，“慢慢地出家为僧，并撰作一部描写旧时代生活的长篇小说《新旧因缘》，以偿多年的宿愿。”

　　但在去成都路上“因行途不便，遂止于渝碚，而在私立湘辉文法学院任教授，并在梁簌溟主办之私立勉仁文学院讲学。此时，宓仍是崇奉儒教、佛教之理想，以发扬光大中国文化为己任。”(吴宓日记)基于这个考虑，吴宓放弃了1948年赴美讲学的机会，放弃了1949年2月去香港大学的机会。1949年10月，钱穆在香港来信，力劝他到港与自己和知友们办一东亚文学院，还寄来章程和课表，吴宓也谢绝了。到了台湾的傅斯年曾致函吴宓赴台任教，吴宓也未应允。正当他还一厢情愿地做着美梦时，1949年11月30日重庆改天换地。吴宓只好在重庆多所学院任教，1950年10月，最终落脚于由当地多所学院组成的西南师范学院。

　　与陈寅恪、吴宓不同，冯友兰在“动”与“静”的考虑上，恐怕主要与他的性格和人生哲学有很大关系。熟悉冯的人评价，“冯友兰天性具有的捣糨糊、和稀泥的处事哲学与‘骑墙’性格……在许多问题处理上，冯往往出于自身名利的考虑”。当年西南联大的学生、后为著名生物化学家、中科院院士的邹承鲁在答《科学文化评论》杂志记者问时，记者问他“西南联大的先生里您最欣赏谁，最不欣赏谁?”邹承鲁说，“最佩服的是陈寅恪，最不欣赏的是冯友兰。”同是西南联大学生的何兆武在评价邹承鲁时说，“这话说来似乎有点不敬，不过当年我们做学生的大多对冯友兰印象不佳，主要还是政治的原因。冯友兰对当权者的政治一向紧跟高举，像他《新世训》的最后一篇《应帝王》鲜明地表现出想做‘帝王师’的心态。在我们看来，一个学者这样做不但没有必要，而且有失身份。(何兆武《上学记》)此公后来特别是‘文革’时期所做的一切，都可从他早年这些脉络中寻出影子。”

　　夏鼐和郭宝钧在“动”与“静”方面的考量，似乎主要在个人学术发展方面。留学归来的夏鼐学问广博，但在业内毕竟是晚字辈。到了台湾，面对李济、董作宾、石璋如、高去寻等当年亲自参与安阳殷墟发掘的几座高山，要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几乎难于上青天。聪明过人的夏鼐尚且如此，被“海龟”们不放在眼里的土学者郭宝钧，其学术前途自然可想而知。而一旦留在大陆，面对的将是高山坍塌，丘陵与坟包同时崛起的境界。在新的制高点上，放眼学界将是一马平川，无人与之匹敌。夏鼐打定主意后，在一片纷乱中回到家乡猫了起来，静观时局，等待命运转机。1950年底，他应邀自温州老家来到北京，出任新组建的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在郭沫若和郑振铎的领导下，与郭宝钧等“开展了中国田野考古学的新天地”。

　　第五类人，大概就是上帝的安排了。1948年12月13日，解放军进驻清华园，进逼北京城。整个平郊炮声隆隆，硝烟弥漫，北京古城危在旦夕。忧心忡忡的梁思成成天站在校门口向南眺望，倾听着远处阵阵炮声，一边来回转圈，一边自言自语地道：“这下子完了，全都完了!”意思是说北平有文物价值的建筑将全部毁于战火。出乎意料的是，不久，几位头戴大皮帽子的解放军代表由张奚若陪同来到梁家，请梁思成、林徽因在军用北平地图上表明需要保护的古建筑与文物存放地点，以便在攻城中加以保护。梁思成夫妇为之感动而留在了清华园。

　　1948年底，李济携妻与唯一的儿子、时正在上海同济大学读书的李光谟登上“中鼎”号军舰，押运一批重宝渡过台湾海峡，抵达基隆再转赴台北。按照李济的计划，其子到台湾后可进入台大读书，继续完成学业。但年轻的儿子李光谟在台北住了三个月后，觉得此地人多嘈杂，社会治安混乱不堪，没有什么可看、可玩的地方，一度心情比较郁闷。正在这时，李光谟收到了上海同济大学几个同学的书信，希望他回到大陆一起学习。年轻的李光谟为同学们友情所吸引，征求父母同意后，只身一人重返大陆。令一家人意想不到的是，随着战争形势急转直下，李光谟再也没有回台湾的可能了。

　　在海峡两岸纷乱动荡的特定历史阶段，还有一些不为人知的明争暗斗和黑幕，影响了一些人的去留。据说当时傅斯年很想邀请哲学名家朱光潜到台大任教，但他手下的文学院院长沈刚伯怕朱光潜到台后，对自己的地位形成威胁，暗中作梗，把邀请信息暗中压下，秘而不宣，直到大陆完全解放，朱光潜才得到消息。按朱光潜后来的说法他没有去台之意，但就当时的情形，纵然想抽身起程也已经无能为力。

　　不要忘记刘文典。此公牛气冲天，曾因与蒋介石公开过招而名噪一时。由于吸食烟土的嗜好等原因，在学人“北归”时，刘文典滞留于偏远的云南昆明。他连北平这一文化和学术中心都没心思去，更不用说去台湾了。至于潘光旦教授，就恐怕跟与傅斯年的恩怨有关了。傅斯年向来不把潘光旦一派人物视为同志、同类或同族。1948年选举中研院院士时，傅斯年将他拉下。你去你的台湾，我留我的大陆，大路朝天，各走一边，这大概应该是潘光旦合乎逻辑的想法。

　　20世纪四十年代末，在人才争夺战中，国共双方都没有忘记海外留学人员。经中共统战人员秘密做“思想政治工作”，赵元任与李方桂都动过回大陆的念头，但他们所在的美国学校当局不愿放人，二人亦未再固执己见。与赵、李不同，据中国科学院估算，当时散居海外的中国科学家大约有5000余人，到1956年底有2000余名科学家陆续返回大陆，但后来的遭遇大概是他们没有预料到的。

　　人生经常面临命运的十字路口。在这个十字路口，通向奴役的路标上，写着天堂，通向人间的路，一眼望去，山重水复，乌云密布。何去何从?有的人选择价值，有的人选择时务，有的经不住诱惑，改变了初衷，也有脑子一热，率性而为的。至于鬼使神差、阴差阳错了的，也不鲜见。更多的是从众，随大流，情况千差万别，最后的结局也就天上地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