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接受德媒采访 拒绝配合西方批中共

忙里偷闲

中国作家莫言在获得诺贝尔奖后首次正式接受西方媒体采访，莫言在接受德国媒体《明镜周刊》采访时，拒绝在许多敏感话题上批评中共。

《明镜周刊》2月26日刊登了上周三对莫言的采访，本来计划仅仅是很短时间的采访，最后被延长至2个小时。记者在一系列敏感话题上追问、诱惑莫言，希望莫言能够批评中共，但莫言大多时候在为中共辩护。比如，莫言说，文革是个人的错，不是共产党的错。

记者首先就莫言的笔名发问，“莫言”意思是不说话，莫言选择这一名字，是不是说将在公共场合说话看得非常严肃，或者是羞于在公共场合说话，特别是不愿意跟记者沟通？

莫言回答说：“我不喜欢发政治声明，我是一个忠实的作家，当我在公开场合发言时，我会立即问自己是否能够清楚明白的表达清楚，你们通过阅读我的书《蛙》可以很清楚我的政治观点。”

记者问莫言如何看待中国的计划生育，即一胎政策影响了10亿多人时，莫言并没有直接回答，他说：“作为一个父亲，我一直认为，每个人都希望拥有尽可能多的孩子，但是作为一个官员，我不得不违背这一原则，一个孩子足够，无需更多（one child, no more）。中国的人口问题不是那么容易解决的，我可以确信的是，没有人被暴力阻止拥有一个小孩。”

当记者追问《蛙》一书中的情节与他的观点不符时，莫言说，书中描写的是，他的阿姨作为一位妇科医生几十年看到的高密不可告人的一些事情，而且还包括了其他医生以及他自己亲眼所见的一些事情，他在冲动之余才动手写下来的。

莫言在谈到文革时说，每个人都认为自己是受害者，但很少有人扪心自问，“我伤害到别人了吗？”莫言谈到他11岁加入红卫兵，公开批判他的老师，还说到自己当时是因为嫉妒别人的成就、才能或者是运气，后来甚至要求妻子为了自己的前途堕胎，莫言说：“我有罪。”

当记者再次问，医生尽管清楚地知道他们错误，为什么依然如此严格地执行中共的一胎政策？

莫言将此归结为是他们那一代的精神体验，他说，有些人已经意识到文化大革命是一个错误，但他们同时也意识到中共正在纠正这一错误。

记者又追问说，因为文革，你被迫中断教育，然而你却是党员，记者的潜台词是想问莫言，中共致使你中断教育，你又为何入党呢？

莫言并没有直接回答问题，他说，中共有8,000万名党员，我也是其中的一员，当我还在部队时就于1979年入党，我认识到文革是个别领导人的错误，中共本身是没有错的。

当记者问及有人批评莫言在重庆“唱红打黑”期间赞扬薄熙来时，莫言表示，那些批评者曲解了他写的有关薄熙来的诗，特别是在他获得诺奖后，那些人用“鸡蛋里挑骨头”的态度看待他。

当记者暗示说莫言作为中国作家协会的副会长应该为还在羁押中的刘晓波说话时，莫言表示，他曾公开表示希望刘晓波能够尽快重获自由，但立即招来批评之声，他对于一次又一次的就此表态感到非常厌烦。莫言说：“如果我决定说话，没有人可以阻拦我，但如果我决定不说话，即使是有刀架在我脖子上也不能令我开口。”

当记者提到艾未未指责莫言与中共非常亲密，脱离中国现实，不能代表中国时，莫言反问记者，哪些人能代表中国？是不在中国大陆的艺术家？大学教授？为中共官媒说话的还是哪个知识分子宣称能代表中国？莫言确认他自己没有这样做，他反问艾未未能不能代表中国？莫言认为，能代表中国的只能是那些农民和工人。


(木炎 编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