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信任危机 习近平如何解“人走政息”之忧

忙里偷闲

山西大同市长耿彦波调离引发的市民跪地挽留事件还在持续发酵。由此事牵出的一系列问题，比如“人走政息”论、中国特色的官场生态等，均成了比耿彦波去留更值得关注的焦点。此外，习近平上台后重点抓的党建能否取得实效，长久以来官民信任危机能否破解，期待中的信用政府会否在习任期内实现，诸如此类的疑问从耿彦波事件中似乎都找到了思考的源头和出口。

“人走政息”积重难返

何为“人走政息”？单从字面意思来理解，就是当官的人走了，他所施行的新政也就随之告停。放在耿彦波一事上便是，“民心工程”开工了，换一拨领导，是否还能全力保障、加速推进？房屋被征收，一把手调任，是否还能得到妥善安置、确保回迁？大同市民之所以聚集起来跪地挽留耿彦波，其实一定程度上已经笃定会“人走政息”，所以感情不约而同地集体爆发，正是这种焦虑的外在表现。

不管是大同的“民心工程”，还是其他地区新政牵扯到城建规划，原本应该是依法行政，法律才是各项政策措施的支撑和保护。任何个人，即便身居高位、要职，也很难力挽狂澜独立完成。但缘何已经有明文律法作为前提来保障的政策，还是会引起民众的广泛担忧？甚至于不惜跪地挽留前任？

问题的关键也在于此。从为官一方的角度来看，为官一任，都想有自己的政绩留下来，都想在上任之初燃起自己的“三把火”。一旦上任之初便开始理旧账，极有可能因旧账本身失落民心和问题重重而给自己的新政抹黑。所以，为了有效规避这一险关，在挑起烂摊子以保持政策连续性和另立门户大展宏图之间，很多官员顺理成章地选择了后者。这一点，上至中央，下至地方，几乎成了通用法则。比如中国历任最高领导人，都有自己的政治遗产：毛时代的毛泽东思想、邓时代的邓小平理论、江泽民的“三个代表”、胡锦涛的“科学发展观”等。只不过，地方官员对政绩的权衡，不是高屋建瓴的思想理论，而是停留在可见的出快拳、搞短期套现上。

当依法行政的连续性变成了空头支票，民众的“人走政息”担忧便不再是杞人忧天。长此以往，带来的直接恶果便是官与民信任危机的严峻化。从以往一系列的群体性事件以及官民冲突中，早已可以窥探出这一危机的严重性。大同市民的此次集体跪拜，不过是为早已伤痕累累的官民信任图谱再添了一刀。

构建信用政府从企业“开刀”

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企业无信，则难求发展；社会无信，则人人自危；政府无信，则权威不立。早在2003年，习近平主政浙江期间，就曾提出了“信用政府”的构建思路。虽然当时所言主体是浙江，不过所涉内容却是放之天下而皆准。习近平倡议，“我们一定要高度重视信用建设，努力打造‘信用浙江’。打造‘信用浙江’，就要进一步强化政府信用，提升企业信用，建立社会信用；就要进一步健全信用制度，强化信用监管，倡导信用文化，营造信用环境；就要以企业为主体，建立包括信用信息、信用评价、信用激励和师范惩罚机制在内的社会信用体系；就要充分发挥政府在信用建设中的表率作用，树立诚信的形象，建设‘信用政府’”。

从习近平此番讲话中，可以得出的一个化解信任危机的结论是：以提升企业信用为基础，政府只在其中扮演表率作用。因为企业是实体建设的具体实施者，保障了企业的信用建设，就相当于从源头上遏制住了信用危机的滋生。再加上政府的诚信形象和表率作用的助推，“信用政府”的形成便不再遥远。

如此看来，如果习近平能延续2003年的信用政府构建规划，能将浙江经验放大至全国范围推而广之，类似“人走政息”的情况或将能有效减少。反过来看，如果民众“人走政息”的心理阴影不除，官员搞短期套现的政绩观不改，习时代信用政府的构建还是会如水中月、镜中花。

与习近平信用政府建设思路殊途同归的一种观点认为，要想有效规避“人走政息”，就得向具有政治可行性的法治化轨道靠拢。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也正因为此，习时代信用政府的构建，从此处入手，也不失为明智之举。不过，与法治化这一略显空泛的解决之径相比，向企业“开刀”，则更为具体化。中国当前的舆论生态，在官员一次次因腐败、暴力维稳而消耗民意后，已经变得主流与民间之间欲壑难填，鸿沟不断拉大。如果有企业来作为缓冲地带，不仅能纾解民众对官员的积怨，还能在一定程度上分散政府因信任危机而承受的重压。

回归耿彦波一事上，如果民众对政府存有信任，就不会出现“人走政息”的焦虑，已经有依法行政保障的政策连续性，也不需要附带着大同市政府“五个凡是”的承诺。耿彦波们值得肯定，民众跪地挽留所求为何，同样值得深思。如果此事在信息洪流中很快被湮没而没有引起当局的足够反思，才是远比民众跪地未能留住耿彦波更为悲哀的。



(泉野 撰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