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 - 维护国际秩序靠口水更靠实力 (雪 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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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好和平，在大多数时候或许是美德，但在一些关键时候，也意味着迂腐、逃避和绥靖。近代以来，我们这个民族因此吃亏不少，相比之下，日本人看得要“透彻”许多。1876年，李鸿章与日本使臣森有礼会谈时说：“两国和好，全凭条约”，“恃强违约，万国公法所不许”;而森有礼却干脆宣称：“和约没甚用处”，“国家举事，只看谁强，不必尽依著条约”，“万国公法亦可不用”。

　　奉行实力主义和实用主义的“町人(幕府时代的商人)根性”，塑造了日本外交的实用性。日本人不承认有唯一正确的价值体系，也不认为有绝对正义。这种日式“变脸功夫”，在甲午战争、日俄战争和两次世界大战中，乃至今日，都表现得淋漓尽致。

　　李鸿章后来对此有深刻反省：“国际上没有外交，全在自己立地，譬如交友，彼此皆有相当的资格，我要联络他，他也要联络我，然后够得上交字，若自己一无地位，专欲仰仗他人帮忙，即有七口八舌，亦复无济于事。”

　　1879年，恭亲王和李鸿章曾委托来访的美国前总统格兰特，帮助调停因琉球问题而日益对立的中日关系。美国的调停被日本拒绝，格兰特给李鸿章先后写了两封信解释，并明确提出：“我甚盼中国自强。”而他的助手杨格将军在写给李鸿章的信中坦率指出：“中国若不自强，外人必易生心欺侮。在日本人心中，每视中国懦弱，为所求无不遂者，彼看不起中国，则无事不可做。日本以为不但琉球可并，即台湾暨各属地动兵侵占，中国亦不过以笔墨口舌支吾而已……中国如愿真心与日本和好，不在条约而在自强，盖条约可不照办，自强则不敢生心矣!”他更指出：“中国之大害，在弱之一字，我心甚敬爱中国，实盼望中国用好法，除弊兴利，勉力自强，成为天下第一大国，谁能侮之？”

　　中国近代思想家梁启超，也深刻认识到外交的根基在于实力：“夫手段狡狯，非外交家之恶德。各国并立;生存竞争，惟利是视。故西哲常言个人有道德，而国家无道德……内治不修，则外交实无可办之理。”

　　这一切，到了毛泽东笔下，表述得最为简洁和精辟：“落后就要挨打”。而摆脱落后，绝非仅仅需要依靠经济、军事、科技等硬实力，还应当包括软实力，如内政清明、朝野齐心、战略清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