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产能要“动真格” 习李释放最强烈信号

sunrade

中共高层的频频表态和严厉措辞预示着，化解产能过剩这个老大难问题要在今年“动真格”了。3月5日，李克强在任总理以来的首份施政报告中对产能严重过剩行业喊话“真正压下来决不能反弹。”此前，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曾四次批示产能过剩，认为“决不能采取不作为、把问题往后拖的办法，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扬扬止沸不如釜底抽薪，拖下去的结果可能是总爆发、大爆发、‘硬着陆’。”这句话可以视作本届政府对化解产能过剩表达的决心。

李克强在报告中说，“今年要淘汰钢铁2,700万吨、水泥4,200万吨、平板玻璃3,500万标准箱等落后产能，确保“十二五”淘汰任务提前一年完成，真正做到压下来，决不再反弹。”2013年中国环保部给出的“十二五”落后产能淘汰任务是：2015年再淘汰炼铁1,500万吨、炼钢1,500万吨、水泥（熟料及粉磨能力）1亿吨、平板玻璃2,000万重量箱。被点名的这三大行业正是近年来产能过剩的重灾区，而且已经调控了很多年，却收效甚微。此次调控任务的加码和时间的提前，似乎说明中共对过剩产能的容忍度已经大大降低。

产能过剩已经成为横亘于中国经济面前的一道关隘，但是，一轮又一轮地试图根治这一毛病的努力过后，现在看来效果并不能令各方满意。针对产能过剩的调控，似乎正进入一个越调越严重的怪圈。除去久远的1996年的那轮针对钢铁投资的限制，自2003年开始的调控算起，如今落后产能名单的上的名字，已从最初的钢铁、水泥、电解铝三个行业，大幅增加到了目前的19个行业。

今年年初，超日太阳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倪开禄留下数十亿债务“外逃”传闻一度引起轩然大波。尽管1月4日倪开禄回国打破其“跑路”传言，但超日太阳资金链紧张问题也随之暴露出来。在光伏行业整体困境面前，超日太阳显然只是“冰山一角”。数据显示，中国最大10家光伏企业累计债务已高达1,100亿元，此外还有数目庞大的应收账款，光伏企业的财务危机更显严峻。造成光伏企业高应收账款运营、资金链紧张的罪魁祸首在于产能严重过剩，而非行业本身问题——毕竟巴菲特还出手25亿美元投资美国的太阳能产业。

产能过剩的坏影响不言而喻。就企业来讲，会导致净利率降低，负债增加，从而导致银行不良资产增加，最终把银行业也拉进泥潭。更为严重的是，产能过剩的发展使企业的投资预期下降，而解决的出路无疑会需要合并关闭一些工厂，但这将导致大量失业。显然，这已经远远超出了经济学的范围。

一般意义上，新增产能的速度远快于落后产能的淘汰速度，是造成产能过剩的原因。十多年前，中国也曾出现过产能过剩，但更多是周期性原因，在周期谷底时确实会呈现产能利用率偏低的问题，但由于中长期的潜在经济增长率并未下行甚至更高，产能利用率很容易随着经济复苏而强劲回升。但是，中国当

前产能过剩现象的成因却更为复杂。既非简

单市场经

济条件下供大于求的情况，亦非经济危机期间的暂时性的产生严重产能过剩，而是伴随中国制造业恶性扩张导致的产能泡沫，一定程度上，是经济方针和政策失误所导致的经济结构畸形。

有专家指出，中国之所以陷入产能过剩怪圈，就是因为政府对企业经济行为的过度干预，部分产业政策脱离实际，影响了企业正常的投资决策。有例为证，FT中文网在2013年6月的一份报道中指出，对产能过剩的诸多行业，来自中国各级政府的补贴，就贡献了30%的工业产出。

在去年9月份召开的一次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习近平指出：“中国的产能过剩，除了市场经济盲目性的原因外，还有政府干预的原因。这恐怕是我国特有的现象。一些地方采取税收减免、土地优惠、财政补贴、降低能源资源价格甚至不惜放宽环境、社保标准等招商引资。土地不仅是零地价，甚至倒贴；不仅争外资，还要争内资；不仅沿海争，中西部的偏远地区也争。全国几十个省、几百个市、上千个县都这么干，产能过剩是必然的。”而他认为，地方这么做，既与“帽子”即政绩观有关，也与“钱袋子”即财政收入有关，是干部任用体制和财税体制改革不到位带来的结果。

而这已经是习近平在不到一年时间内第四次批示产能过剩问题。在2012年12月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指出，要充分利用国际金融危机形成的倒逼机制，把化解产能过剩矛盾作为工作重点，总的原则是尊重规律、分业施策、多管齐下、标本兼治。此后，在2013年4月、7月，习近平多次强调要做好产业结构调整，化解产能过剩。

习近平在上述会议上提出要从政绩观上解决问题，引导干部树立正确的政绩观。这说明高层已经在做出改变。习近平“不再以GDP论英雄”的表态，可能就是在颠覆各级官员久已养成的政绩观，而产能过剩这一多年难

能否最终根治，则将会成为他们是否真正领悟到高层意图的那面镜子。

化解产能过剩也可能成为撬动整体经济结构调整的那个支点。在经济发展初期，一定的产能过剩有利于应对经济周期的剧烈波动，但严重的产能过剩则反映出政府规划不利、调控不当以及市场内需不足等问题。去产能“牵一发而动全身”，这一过程实际上是政府重新给自己定位，并按照市场供求关系的变化来调整产业结构以及区域规划的过程。产能过剩做支点，市场机制做杠杆，撬动整体经济结构调整可能是习李这对搭档最期望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