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国联军在恢复秩序、整顿治安的过程中，没有滥用刑罰。联军在天津的临时政府经过司法审判，公开处决过数十名拳匪，仅此而已[98]。联军对死刑判决的慎重，如果和对拳匪有深仇大恨而要讨还血债的教民比较，就显得格外突出了：“联军入京后，京津一带，拳匪为教民所杀者，不下数千人”[99]。联军执法的人道，甚至引起清廷留守官员的不满。瓦德西曾向德皇报告：“每每一种罪案，在吾国只加以三四个月监禁之处罰者，而在中国则竟以死刑处之。直到现在，此间刑部大臣，犹常常向着「北京行政委员会」（八国联军治理北京的机构 -- 引者注）诉说城中不靖之狀，与日俱增，尤其是美国区域之内，彼以为系因处罰过于轻微所致。因此，该大臣请將所获強盗窃贼，引渡于彼，彼当时常处以死刑。”[100] 八国联军占领北京后，“以京师地面辽阔，遂公议划界分段而治，广设巡卡，严定通行章程，以为暂安闾阎之计”[101]。“暂安闾阎”就是要百姓安居乐业。八国联军“广设巡卡，严定通行章程”，首先是对外国人（特别是联军官兵）的严格管制。“第一条：凡外国人不论兵民，如有在境内犯规者，即应命获送最近巡捕卡管押，由捕头缮函送交本国兵官，并将所犯之事及一干人证一并交案。第二条：每总巡捕卡，应设号簿开具被告洋人案件，并证人名色，以备查考。第三条：凡兵士及营役，除有护照外，不得擅离各所管辖之境（即是说，各国官兵只能在自己辖区内走动，若去别处，需有护照——即特別的通行证，可见对官兵管束之严 -- 引者注）……第五条：凡华人在上所开公共街道行走者，各国不得勒充苦工。”[102] 这个章程是联军严明军纪的一个例证。 美军在北京的指挥官其时发布命令：“禁止兵勇饮酒，并不许酒店烧锅卖与，致生事端”[103]。八国联军在天津的临时政府也发布“告谕”，允许民众酿酒、卖酒，但“只准卖与华人，仍不准卖给各国洋人”[104]。联军约束官兵，不可谓不严。酒店卖酒只卖给华人，不卖给洋人；如此公然歧视洋人而能够贯彻实施，是不是说明联军官兵是遵纪守法的？当兵的手里有枪，但是看来他们不会凭借武力，在酒店强取豪夺。 八国联军严明军纪，还包括严格管束为联军服务的华人。有些“在太君身边的人”（比如华人随军翻译）狐假虎威，招摇撞骗，利用他们职务的便利对百姓敲诈勒索。他们的劣行一旦被发现，联军即予以严惩。联军在天津的临时政府在成立之初就发布告谕，宣布凡以临时政府或军事当局名义征敛钱财，均属诈骗；要求民众检举揭发，以便严惩[105]。据时人回忆，八国联军对那些“倚仗外国人的势力欺害中国人的”查办得如此之严，以至于当时衙门里关押的竟以此类人为主[106]。临时政府在天津的《巡捕章程》也规定：“华人有劝外国兵加害于其本国人者，或因复仇起见及其余一切缘故在捕房诬告本国人者，一律严罚”[107]。这些事实有力地驳斥了八国联军“无恶不作”的谎言。一个对欺害中国人的行为严厉惩处的军队，一个对误导外国兵伤害中国人的行为严厉处罚的军队，豈会对中国人烧杀奸淫？ 北京居民回忆说：“当此时整个京城，虽然都被外国兵占据，但他们都有了治安的民事机关，地面渐就平复”[108]。“五城练丁，现已一律身穿号衣，头戴勇帽，在美界遍街巡逻，市面安堵（安堵：意为安定，安居 -- 引者注），皆美兵官梯儿曾一人之力，居民无不感悦”[109]。《申报》报导京都由乱入治的情况：“市中已贸易如常。乡人每挑运菜蔬等物入城，以博蝇头之利。守城兵毫不阻人出入”。 战乱之中，南粮北运受阻，粮食短缺。为了让民众有饱饭吃，八国联军开仓平粜。“京通各倉米石，经洋人开仓平粜，買者络绎不绝”；“联军已將北京倉米，售与贫人，索价甚亷”[110]。 联军指挥部对京都地区由乱入治并日趋繁盛、对城市卫生面貌的改善、对贫民救济措施的实施也颇为滿意：“现在最普通之印象，即北京市况于最近数星期以来，又复日趋繁盛……大多数商店，业已重新开门……我们更復尽力设法，以使华人渐为了解清洁之义。所有街上秽物，均须搬出城外，街灯之设，亦已实行……所有煙馆赌场，一律禁止。对于贫民，则特设汤厨二十处。并为彼等设置暖房若干，一如「柏林暖厅」办法。现在此间乞丐数目，比较前此太平时候减少。其原因系由于彼等所得劳金，甚为丰厚，蓋多数苦力，常从军队方面，获得工作机会故也。”[111] 八国联军在北京“特设汤厨二十处”，供给贫民免费食物，类似中国传统上救济饥民的“粥厂”，这不算太稀奇（尽管一个城市中“粥厂” 竟有二十处之多，令人矚目）。使人惊异的是，联军为无家可归者“设置暖房若干”，这在中国恐怕是开天辟地第一回（只有杜甫在诗歌中幻想过：“安得广廈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 华人对八国联军保境安民的信心，远高于对本国政府：“北京城里，因与中国官厅协力维持秩序之故，甚为安静。而且居民信任之心，亦復与日俱增。在明达华人方面，甚至于屡屡表示，深以联军离去为忧。蓋彼等相信在此撤退时期之内，势将为本地盗匪所利用，大加抢刧，陷于混乱。”[112] 联军统帅瓦德西“稔知中华习俗，人亦和平喜交际，乃建议招致京中绅士，参与安民善后各事宜，每日开会议事。一时士民颇颂之，争先往睹，王公大臣亦有参杂其间者。遍设警察巡逻各地，维持治安，由瓦分派绅士主持。除军、政系联军自主外，其余民事，均与绅士等商榷而后行。列名顾问者多至数十百人，俨然外国政府之上宾。”[113] 瓦德西到任后向德皇保证中止庚子之乱的浩劫：“余將用全力，务使前此余曾恭奏皇上之（中国战地）破坏荒芜情形，得一止境”[114]。为严明联军军纪，瓦德西命令联军在征战之中，“倘若该地秩序不久恢复，华人各归居所，又若倘遇新占之地，居民未尝出走，则吾人对于此项和平居民之私人财产，均须特别尊重；一切非法行动，均须严厉制止。”[115] 为了收揽民心，“不可令学士文人向隅”，瓦德西模仿中国的科举考试，在京师最大之金台书院举行考试。“报名应试者，涌如怒潮”，达三千人。瓦德西“亲临金台书院，考试诸生”；名列前茅者获得了奖赏（第一名是浙江人）[116]。古往今来在战争之中，外国军队在临时占领的敌国首都举行这种考试，瓦德西可能是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人。瓦德西得到中国士绅、平民的称颂，人们“争先往睹”，包括贵显无比的王公大臣，这仅仅反映了瓦德西个人的声望，还是代表了八国联军的声誉？ 在中国有一个流传甚广的关于瓦德西的传闻，就是这位联军统帅与京师名妓赛金花的关系。这是小报“花边新闻”和中国文人“名妓情节”的杂交产物，子虚烏有，荒诞不经。 赛金花（本名赵灵飞），苏州船妓出身，被状元洪钧买去作妾，随出任清廷驻外公使的洪钧去过欧洲。所谓她周旋于欧洲上流社会，被誉为“东方第一美人”，是国人对赛金花不着边际的吹捧。中国妇女传统上“大门不出，二门不迈”。据著名剧作家、历史学家齐如山介绍，“在光绪庚子以前，驻外国公使的夫人，绝对没有交际……何况赛乃一妾，而非正式夫人，因称呼关系就不会与人交际了。”赛金花又是缠足的小脚女人，在西方人眼中是个半残废的怪物，“不但交际不方便，且自己都认为见不得人，故绝对不会出头露面”[117]。 洪钧任滿回国后不久即去世，赛金花重操卖笑生涯。八国联军入京时，这个半老徐娘是个拉皮条的鸨子。赛金花与瓦德西素不相识，更无任何来往。“赛金花与瓦德西的故事，史家不予采信，但是它的各种版本流传之广，是值得我们追考其原因的。据清末和民国年间颇有争议的人物丁士源的《梅楞章京笔记》记载，联军司令瓦德西在南海紫光阁办公，赛金花在丁士源带领下女扮男装，欲以拜谒瓦德西为名游览南海胜景。因瓦德西不在，不克入内。第二天，丁将此事告诉钟广生和沈荩，钟沈二人‘遂各戏草一稿，一寄上海《游戏报》李伯元主笔，一寄上海《新闻报》张主笔，谓赛金花被召入紫光阁，与瓦德西元帅如何如何，说成活现逼真’。这就是赛金花与瓦德西所谓‘情事’的缘起。当时正是国家存亡之秋，而士人关心的居然还是宫闱秘史，还要听《后庭花》，没有现成的，就新鲜现制。”[118] 齐如山和赛金花熟识，庚子年间和赛经常见面。齐先生会讲德语，与驻京德军有商业往来。赛金花与德国人打交道，有时要请齐帮忙。齐如山“见过与赛金花在一起的军官都是中少尉阶级，连上尉都沒有”；因为上尉已是一连之长，“举止上便需稍微慎重”。“至于（赛金花）委身于瓦帅，那是绝对不会有的”。瓦徳西有联军总司令之尊，绝不可能嫖娼狎妓。有两次，齐如山看到赛金花和下层军官在一起。当远远看到瓦德西走过来，“与赛金花在一起之军官，很露出怆惶之色，商量躲避之法”[119]，生怕主帅看到他们和妓女在一起。这不仅证明了瓦德西的正派、威严，也说明了联军的军风纪和长官须作下属表率的传统（这与中国官越大，越可以胡作非为，恰成对照）。 八国联军在华的军事行动是克制的。庚子之乱中，灭洋、灭教在中国大地上有燎原之势，但联军的军事行动只局限在直隶（河北）省内，南至正定，北至张家口，东至山海关，西至山西省界。联军沒有在更大的区域内作战，非不能也，是不为也。这与单独出兵东北、大肆攻城掠地的俄国的行径迥然不同（对中国有侵略野心的俄国在战争爆发后，分南北两路出兵东北，击溃清军，剿灭拳匪，很快占领了东三省全境。本文所谓八国联军乃正义之师，不包括单独出兵东北的俄军）。实际上，联军占领首都、京津地区平定下來以后，拳匪在外地的烧杀抢掠、杀害教士教民的暴行并未终止，更有些是在清政府官员的煽动之下发生的。比如河南省的外国传教士曾向法国使馆求援，“称河北岑道，滑县吕令，安阳石令（‘道’即道台，‘令’是县令 -- 引者注），煽惑居民，地方大乱，拳匪各区游行，凡教士教民所馀财产复行焚毁，洋人性命深为可虑。”[120] 对这些骚乱、暴行，联军在相当大程度上依靠外交手段解决。对河南省的暴乱，法国公使通知“北京全权大臣”（即在京主持和谈的李鸿章、庆亲王），要求清政府平息暴乱，保护传教士和教民的生命财产[121]。 八国联军的另一个德政，是在平息拳匪之乱后，大力修复华北地区被拳匪严重破坏的铁路、车站、桥梁、电线、通讯等设施，为解除民生困苦、促进商贸活动、恢复中国经济做出了贡献。联军中除人数极少的奥军外，其他七国军队都有技术兵种，如铁道兵、工程兵、电技师、桥梁工兵等；他们在战后的恢复重建中发挥了重要作用[122]。或许有人质疑，洋人修复“洋设施”，是不是因为这些设施的产权属于他们？答案是否。所有那些现代化设施的产权均属于中国，非官办，即商办。联军修复铁路、桥梁、通讯等，是不是为他们在中国作战方便呢？否。联军攻克北京后，接到各地的“匪患报告”，获悉外地的传教士和中国教民仍在义和团的屠戮之中，遂（在必要时）派兵出击，征剿拳匪。这种解危纾难的军事行动，哪里容得先修铁路？联军出兵追剿拳匪是在（庚子年）8、9、10三个月，其时各条铁路线的修复工程尚未开始（津沽线除外）。大规模修复重建工程是在拳匪基本肃清的11月份开始的[123]。 联军修复铁路遭遇的一个重大困难是大量铁轨的遗失。义和团破坏铁路时，只將一小部分铁轨弯折毁掉，大部分铁轨其实被藏在附近的村落中。联军没有通过军事讨伐或勒令归还（否则惩办）的方式找回这些铁轨，而是用金钱奖励，让村民交出这些铁轨[124]。一支外国军队向当地老百姓“赎回”被抢走的国家资产，用此资产为那个国家修复重要的交通设施，这可否称为仁义之举？ 八国联军官兵与中国民众的关系可以和谐、亲近到什么程度，恐怕是当代不少国人难以想象的。齐如山在他的回忆录中谈到：“自外国兵进城后，皇帝是跑了，不但沒有一个办公的机构，连个私塾念书的地方都没有，彼时我们的本家亲友的子弟都来京，因此自己花钱成了一个很大的书房，除学中文外，算学、地理、 洋文等等都学，请了几个外国兵：有美国二人，法国二人，德国三人，各教本国文字，这些教员，都不要钱，只送些烟卷啤酒便足，也有以教他中国话，作为互換条件的。这个书房存在了两三年，因为北京大学及译学舘等成立，所有子弟都入了那几个大学，此书房才慢慢停办了，这个书房我得益处确不少。我除接续学点洋文外，我是偏重问他们国内社会中的零碎情形，可巧遇到一位德国管财政的官员，他是專门研究社会情形的，他知道的德国社会情形很多，于我自然是有极大的益处。”[125] 八国联军称不上是仁义之师，联军中也不是没有扰民的败类；或出于复仇心理，或源自私心贪欲。八国联军中有雇佣兵，素质较差，对联军的军纪也不无影响。比如英军中有大量的印度人，法军中有大量的越南人。但无论如何，八国联军的扰民行为和拳匪清兵大规模的烧杀奸淫不可同日而语。联军士兵抢掠盗窃财物有之，而浮滥杀戮强奸则无。“外国兵道德一定怎样高，固然不敢说，抢掠也是平常事，若说奸淫，恐怕还是很少的事情，而且在北京城里头，在長官的眼底下，又有各国军队的相形比较，哪一国都是要面子的。”[126] 这是親历者的见证；它难道不是蔡东藩对八国联军评价（“各國兵不免搜掠，卻沒有淫殺等情，比較亂兵拳匪，不啻天渊”）的最好佐证？蔡东藩的《清史演义》共有两处提到八国联军的军纪操守，均以赞扬为主。一处是上述的“比較亂兵拳匪，不啻天渊”；另一处讲：“當時聯軍駐京，多守規則，惟德軍較為狠鷙，苛待居民”。清史專家高阳的名著《慈禧全传》用二、三百页的篇幅描绘了庚子战争。对义和团的禍国殃民、清军的胡作非为，高阳作了大量的揭露；但是对八国联军的军纪操守，他没有一个字的贬斥。八国联军进京之后，北京的士绅给朝廷上书，报告京都的情况，也坦诚：“虽洋人入城，尚未十分扰害”[127]。 中外开始议和时，李鸿章与联军统帅瓦德西会谈。瓦德西坦率（但是有礼貌）地指出了中国军队的军纪败坏，不得民心：“此间华军无纪律者颇多，北方人民颇不愿有之”[128]。在另一次会谈中，瓦德西就不客气了：“现在危害中国良民之真正暴徒，不仅是尚未肃清之拳民；据我所知，即李氏自己部下之散为小队驻在省内各地者，亦复如此。现刻已经屡次证明者，即往往全村居民，一见中国军队將到，便全体逃走。反之许多村庄居民，对于联军之来，却极为热诚欢迎。”[129] 这是八国联军统帅的自吹自擂吗？事实是，类似的记载在中国人自己的历史文献中也屡见不鲜，如笔者前面引用的：天津民众“盼洋人入城，惟恐不速”；北京“百姓不堪骚扰，反眼巴巴的专望洋兵”。 和任何群体一样，害群之马总是有的。伤害人命、凌辱妇女的行为，八国联军中并非没有，但是仅为个别事例；而且一经发现，会受到严厉制裁。8月17日，在联军刚刚攻克北京的混乱、无序之中，一个美国水兵德怀尔（StephenDwyer）闯入居民家中，用棍棒欧打一个孩子，將其拖出门外，造成了孩子的死亡。他把男人赶出屋外，强奸了屋中的两名妇女。美军总指挥查菲将军（GeneralChaffee）对破坏军规军记的行为，执法如山，对犯罪者严厉制裁。德怀尔很快受到军法审判，被判终身监禁，关押在旧金山著名的恶魔島监狱[130]。 庚子战争——中国与所有的西方列强开战，是当时重大的国际事件，“全世界之眼光，皆注于此”。联军的身边有如影随行的记者。西方媒体向有“第四权”之称，以监督、批评政府为己任、为能事；即是说，联军是在各国媒体、国际舆论的监督之下。这种监督的严格，可以从北京西郊的一座白塔被联军毁坏所引起的轩然大波反映出来。 八国联军占领北京后不久，9月16日，美军和英军联合行动，清剿盘踞在北京西山八大处的大股拳匪。这次军事行动由美国將军威尔逊（Wilson）指挥。在战斗胜利结束后，英军指挥官拜楼（Barrow）將军以英国公使的名义，请求威尔逊批准，將一座耸立在山顶的千年（白瓷）古塔毁掉。威尔逊闻言大惊，表示他不能容忍这种野蛮的破坏行径。拜楼解释了英方的动机。他说中国人毁灭了我们无数的教堂，如果我们不以摧毁这座著名的白塔寺庙作为惩罚，中国人会认为，他们供奉的神比我们基督教的神要神通广大，不可战胜。威尔逊认为拜楼的理由匪夷所思，坚持不批准英军的请求。最后（为缓和与英国人的关系）威尔逊讲，明天清晨他將率领美军回北京，他的联合行动总指挥的职责也到此结束。之后，英国公使和英军指挥官所做之事，他无权干涉（处理中国事务，英国公使当然比联军的一个指挥官更有权威）。第二天美军回城后，英军炸掉了白塔。 联军摧毁北京郊区美丽的白塔立刻作为丑闻被世界媒体报道。在英国《倫敦时报》（TheLondon Times）驻中国记者的电讯报道中，毁灭白塔的罪责推到了美国威尔逊将军的头上，说是他下令破坏的。威尔逊闻讯后，向英国记者兴师问罪，要求他立刻纠正这个难以原谅的错误。这个事件影响恶劣。英国人带有迷信色彩的破坏行为，使英国军人和由他们代表的英国文明在西方盟国面前蒙羞[131]。 联军由多国军队组成，代表当时世界上最先进、文明程度最高的国家。它们之间无论在军功、战绩方面，还是军规、军纪方面，都在相互比较和监督。以一事为例。当时北京有一个天文观象台，位于徳军管辖区内。观象台上的一些天文仪器被德军和法军掠走，作为文物运回欧洲（其实这些仪器十之八九都是外国传教士设计、制造的，比如意大利传教士利瑪窦制造了浑仪、天球仪、地球仪等）。瓦德西在给德国皇帝的报告中说：“这些仪器无疑是中国人的财产，但是根据国际通行的惯例，它们可以当作德国的战利品；而且这也是对我们一个小小的战争赔偿。至于全部的战争赔偿，恐怕我们永远也得不到。”瓦德西的逻辑没有为他的同盟国接受。美国查菲将军写了一封措辞强硬的信，对德军的掠夺行为表示抗议。查菲在信中甚至讥讽说：在联军解救人道危机的征途上，并没有德国军队的身影[132]（德军主力是在联军占领北京后，才远道从欧洲而来）。两年之后，法国归还了它掠走的仪器。后来根据《凡尔赛条约》，德国也将这些仪器归还中国。 八国联军的监管者还包括它们国内的反对党和司法体系。西方国家的反对党，对政府（包括政府指挥的军队）的行为是用放大镜、显微镜（甚至哈哈镜）观察的。政府军敢在外国胡作非为，国内会吵翻天的，责任者没有好下场。德国社会民主工党就对庚子战争中的德军进行过尖锐的抨击。另外，国有国法，军有军规，军人不明来历的财物政府是有权没收的。其时法军“福尔利提督特装寄四十箱回欧，该箱至法国马赛时，该处海关奉谕將此等物件悉数扣留，蓋法国政府以为此非用兵时所应得之物，故有此举。”[133] 將军想吞下不义之财，谈何容易。 （未完待续） 注释 [1] 鹿完天:《庚子北京事变纪略》 [2] 史料来源于《维基百科》“义和团运动”条目以及著名作家、清史专家高阳的《慈禧全传》 [3]David Silbey:《TheBoxer Rebellion and the Great Game in China》（中国的拳民暴乱） [4] 左原笃介、沤隐 辑《拳乱纪闻》 [5] 侯宜杰:《义和团 — 在“灭洋”的旗帜下》 [6] 李杕:《拳祸记》下，“景州朱家河教难” [7]《景善日记》 [8]《维基百科》 “太原教案”条目，史料来源于罗惇曧的《拳变馀闻》 [9]Peter Fleming:《TheSiege at Peking》（围城北京） [10] 同上 [11] 史料来源于《维基百科》“太原教案”条目 [12]Peter Fleming:《TheSiege at Peking》（围城北京） [13] 王秀楚等:《清朝史料汇编》 [14] 柴萼:《庚辛纪事》 [15] 王秀楚等:《清朝史料汇编》 [16] 佚名:《西巡迴鑾始末》 [17] 罗惇曧:《拳变余闻》 [18] 胡思敬:《驴背集》 [19] 同上 [20] 戴玄之:《义和团研究》 [21] 黄鴻寿:《清史纪事本末》 [22] 佚名:《西巡迴鑾始末》卷二 [23] 唐德剛:《晚清七十年：义和团与八国联军》 [24] 佚名:《西巡迴鑾始末》卷二 [25] 张黎辉辑:《义和团运动散记》 [26] 柴萼:《庚辛纪事》 [27]《百度百科》“义和团歌谣” [28]Martin Miller:《China:Ancient and Modern》（中国：古代与今日） [29] 佚名:《西巡迴鑾始末》卷二 [30] 普特南•威尔:《庚子使舘被围记》 [31] 侨析生:《拳匪纪略》卷5 [32] 包士杰辑:《拳时北堂围困》 [33] 黎仁凯主编:《直隶义和团调查资料选编》 [34] 叶昌熾：《 缘督廬日记鈔》 [35] 杨典诰：<庚子大事记>，《庚子记事》 [36] 唐德剛:《晚清七十年：义和团与八国联军》 [37] 仲芳氏:《庚子纪事》 [38] 侯宜杰:《义和团 — 在“灭洋”的旗帜下》 [39] 普特南•威尔:《庚子使舘被围记》 [40] 佚名:《综论义和团》 [41] 柴萼:《庚辛纪事》 [42] 朱寿彭:《安乐康平室随笔》 [43] 徐绪典主编:《义和团运动时期報刊资料选编》 [44] 左原笃介、沤隐 辑《拳乱纪闻》 [45] 仲芳氏:《庚子记事》 [46] 林紓:《京華碧血錄》 [47] 普特南•威尔:《庚子使舘被围记》 [48] 林纾:《京华碧血录》 [49] 常青:《话说1900年：北京的浩劫》 [50] 佚名:《西巡迴鑾始末》卷二 [51] 杨典诰：<庚子大事记>，《庚子记事》 [52] 王秀楚等:《清朝史料汇编》 [53]《逆流而动，祸乱中华 —— 重评义和团运动》 [54] 佚名:《西巡迴鑾始末》卷二 [55] 仲芳氏:《庚子记事》 [56] 蔡东藩:《清史演义》 [57] 李希圣:《庚子国变记》 [58]Martin Miller:《China:Ancient and Modern》（中国：古代与今日） [59] 龙顾山人:《庚子诗鉴》 [60] 罗惇曧:《拳变馀闻》 [61] 陆士谔:《清朝秘史》 [62] 侯宜杰:《神拳义和团的真面目》 [63] 李希圣:《庚子国变记》 [64] 侯宜杰:《义和团 — 在“灭洋”的旗帜下》 [65] 唐德剛:《晚清七十年：义和团与八国联军》 [66]《维基百科》“湯若望”条目 [67] 康熙谕祭湯若望 [68] 冯学荣:《“侵华急先锋”的另一面》 [69]《基督教会在中国创造的多个第一》 [70] 侯宜傑:《神拳义和团的真面目》 [71] 张建伟:《最后的神话》 [72] 张建伟:《最后的神话》（辅仁大学、震旦大学是天主教会办的，非新教教会） [73] 简·亨特:《文雅的福音》 [74] 冯学荣:《“侵华急先锋”的另一面》 [75]《维基百科》“广学会”条目 [76]《孙中山全集》第二卷 [77]BBCChinese.com:“教皇在梵蒂冈加封中国圣徒” [78] 侯宜杰:《义和团 — 在“灭洋”的旗帜下》 [79]《义和团档案史料》(上) [80] 佚名:《天津一月记》 [81] 同上 [82] 同上 [83] 陆士谔:《清朝秘史》 [84] 仲芳氏:《庚子纪事》 [85] 梁启超：《革命驳议》 [86] 佐原笃介、沤隐 辑:《拳乱纪闻》 [87] 瓦德西1900年11月12日给德国皇帝的报告 [88] 陆士谔:《清朝秘史》 [89] 李希圣:《庚子国变记》 [90] 瓦德西1900年11月12日给德国皇帝的报告 [91] 佚名:《西巡迴鑾始末》卷四 [92] 北明: 重审八国联军中的美国(22)——附篇:“联军无扰紫禁城” [93] 佚名:《天津一月记》 [94]《齐如山回忆录》 第三章 义和团进京、洋兵进京、作生意时代 [95] 陳夔龍:《夢蕉亭雜記》 [96] 瓦德西1900年11月25日给德国皇帝的报告 [97] 佐原篤介:《八国联军志》 [98] 刘海岩:“八国联军占领期间天津若干问题考析”（这不包括在战场上消灭的拳匪） [99] 佐原笃介、沤隐 辑:《拳乱纪闻》 [100] 瓦德西1901年2月12日给德国皇帝的报告 [101] 佚名:《西巡迴鑾始末》卷三 [102] 同上 [103] 佐原笃介、沤隐 辑:《拳事杂记》 [104] 佐原笃介、沤隐 辑:《拳乱纪闻》 [105]《天津临时政府会议纪要》 [106] 齐如山：《关于赛金花》 [107] 佚名:《西巡迴鑾始末》卷四 [108]《齐如山回忆录》 第三章 义和团进京、洋兵进京、作生意时代 [109] 佐原笃介、沤隐 辑:《拳乱纪闻》 [110] 同上 [111] 瓦德西1900年12月27日给德国皇帝的报告 [112] 瓦德西1900年12月28日给德国皇帝的报告 [113] 许指严：《十叶野闻》 [114] 瓦德西1900年10月5日给德国皇帝的报告 [115] 瓦德西1900年10月5日给德国皇帝的报告 [116] 许指严：《十叶野闻》 [117] 齐如山:《关于赛金花》 [118] 陆建德:“赛金花的故事：关于腐败的想象” [119] 齐如山:《关于赛金花》 [120] 佚名:《西巡迴鑾始末》卷六 [121] 同上 [122] 佛甫爱加来、施米侬:《庚子中外战记》 [123] 同上 [124] William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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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6-9-20 08:0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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