遒真言实：《抗美援朝：世界史上最荒唐最窝囊最无耻最卖国的战争》（十一）

徐文立

遒真言实：《抗美援朝：世界史上最荒唐最窝囊最无耻最卖国的战争》（十一）

——“抗美援朝”图个啥？养了一只白眼狼

从前述可知，毛泽东发动“抗美援朝”战争，根本没有考虑历经几十年战乱苦难深重的中国人民，也没有考虑多灾多难的中国。那么，他为什么要让中国充当愣头青充当敢死队与伸张正义维护世界和平的全球头号强国以及联合国军血拼呢？

如前所述，从根本上说，毛是父命难违——对斯大林唯命是从。但极具讽刺意义的是，

当中国奉命发兵侵韩以后，联合国马上讨论决议，将定义新中国为侵略者之际，苏联本可以一票否决，可是苏联代表却又在最后投票时缺席！致使该决议顺利通过！从此，中共党国背上了侵略者的臭名（侵略策划者苏联毫发无损），在国际社会陷入十分孤立的境地，失去了长达几十年国家发展的宝贵时间。中共党国究竟图个啥？短短十几年后，又与苏联剑拔弩张，并且险遭核袭击，中共党国究竟图个啥？

特别是朝鲜——

“抗美援朝”，顾名思义，重在“援朝”——也就是说，他要为邪恶朝鲜两肋插刀。可是，朝中最终却反目成仇。即使是黑帮，是不是要思量思量：你究竟图个啥？——毛后时代，社会主义阵营分崩离析，马列主义信誉扫地，昔日欺骗世人的锦绣外衣早已破碎，金氏家族父传子子传孙，惹是生非胡作非为，邪恶本质暴露无遗臭名昭著，玩恩主于股掌之中。然而，中共依然支持援助流氓朝鲜，究竟图个啥？

一、为了朝鲜——发动战争的侵略者，中共党国不惜血本倾力相助

（一）史无前例的无私军事援助

如前所述，战前毛泽东将全副武装的三个师另两个团（6.9万重兵）送给了金日成，旋即成为朝鲜的主力部队。

1951年1月，中国又为金日成输送了10万名朝鲜族战士，重建溃败的朝鲜人民军。

还无偿赠送了大量军事装备：

    1961年7月11日，签订《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 ，中国又承担了武装对抗苏联保护朝鲜的责任。

（二）前所未有的无私经济援助

1、战前

中共对朝鲜的经济援助，始于建政之前——1949年，中共东北占领区即主动调集大米和玉米开始支援朝鲜。　

2、战时（1950—1953）

战时中国援朝物质高达14亿卢布（约合94514.8亿人民币——旧币）。1953年金日成访华期间与中国签订了《中朝经济及文化合作协定》，中方明确表示“将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时起，截止1953年12月31日这一时期中国政府援助朝鲜的一切物资和用费，均无偿地赠送给朝鲜政府。

2、战后（1953—1958）

    《中国对朝鲜"坚定支持"背后的历史真相》（360网2013.2.20）：

    战争一结束，中国便开始大规模援助朝鲜进行战后重建。中国的援助力度非常大：（1）、为了更进一步援助朝鲜，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决定于1954至1957年4年内，再拨人民币8万亿元（旧币，折合人民币新币8亿元），无偿地赠送给朝鲜，作为恢复国民经济之费用”。同时规定，在1954-1956三年内，中国自费收养22735名朝鲜难民儿童，并赡养负责教育这些儿童的7186名朝鲜公民及其家庭成员。（2）、除资金援助外，中国还向朝鲜提供工业设备（织布机、蒸汽机车、车皮）和煤炭和生活消费品等。仅1954年中国便向朝鲜出口了13万吨粮食（1953年为20万吨）、4000万米棉布（几乎等于朝鲜1955年的总产量）、60万双鞋和30万套棉装和大量的粮食等。（3）、中国几十万志愿军还为朝鲜提供了大量无偿劳动力，支持其战后重建。据志愿军司令员杨勇1958年的报告说：“8年来，据不完全统计，我们共帮助朝鲜人民修建公共场所881座，民房45412间，恢复和新建大小桥梁4263座，修建堤坝4096条，全长43万公尺，修建大小水渠2295条，长达1218.71公里，进行田间劳动8.5亿坪，送粪1314.6万担，植树3608.65万棵，运送粮食物资63853吨。此外，志愿军官兵节衣缩食，以粮食2126.05万斤，衣物58.9万件，帮助部分驻地人民渡过灾荒，还为朝鲜人治病188.39万人次。”

在朝鲜经济重建的最初之年，中国做出的无偿援助承诺，在金额上已经超过了苏联与东欧国家的总和（苏东合计不超过22亿卢布，而中国则超过30亿卢布）。

4、中国大饥荒时期（1958.10—1961）

在世界经济史的黄金时期（1949—1973）中共党国爆发了五年毛祸大饥荒，1960年死亡最惨烈。1961年开始进口粮食，灾情有所缓解，但整体经济形势仍然十分恶劣。1961年，中国农业总产值较1960年下降2.4%，轻工业总产值较1960年下降21.6%，重工业总产值较1960年下降46.5%，财政收入较1960年减少37.8%，国家财政出现10.96亿元的赤字。

就在尸骨如山苦难深重的大饥荒时期，由于毛泽东挑衅，中苏友好同盟关系破裂，中共党国的外交重心由反美帝转向反苏修——不自量力不顾人民死活的毛泽东同时向全球两大超强国家“剑拔弩张”。为了争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领袖，撒钱交友外交变本加厉.

1961年初，由于特殊困难，中国对朝鲜的煤炭供应出现了延误。1月20日国务院下达紧急通知抢运对朝鲜的出口煤。通知要求自1月21日起到1月底，采取紧急措施，由黑龙江省每天保证双鸭山特原煤2500吨，辽宁省每天保证抚顺中块煤500吨，山西省每天保证大同中块煤500吨，再加上不在计划内的河北省开滦煤矿每天保证开滦焦原煤1500吨发运朝鲜。同时由铁道部配合运输。国务院发出指示：对朝鲜出口的煤炭，一吨不能少。为了防止拖欠现象再度发生，1月底，国务院下达一季度对朝出口煤炭计划通知时，特别强调：朝鲜钢铁工业生产所需焦煤一向从中国进口，如果中国对朝焦煤出口工作做得不好，会影响朝鲜钢铁工业的生产，影响朝鲜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因此，“对朝鲜出口焦煤是一项政治任务，是一项重要的国际主义的义务。”于是，中国有关部门全力以赴，尽其所能。1961年底朝鲜向中国提出增加煤炭供应的要求，中国决定于12月底预交1962年煤炭出口额中的8万吨给朝鲜。为此，外贸部、冶金部在全国范围内进行紧急调拨：由开滦煤矿供应洗煤3万吨，峰峰煤矿供应焦原煤1万吨，双鸭山煤矿供应焦原煤2.5万吨，抚顺煤矿供应块煤1万吨，大同煤矿供应块煤0.5万吨。朝鲜的这一突然要求打乱了中国自己的生产计划，为了调拨这8万吨煤炭，中国不得不削减国内企业的用煤数量，从冶金部直属企业的用煤量和国内各用户的煤炭数量中划拨解决。为确保8万吨煤炭及时运送，外贸部还协同煤炭部、铁道部制定具体运输计划，以保障煤炭能够如期运抵朝鲜。中国对朝援助不仅要保证数量，还要保证质量。1961年7月，金日成来华签订《中朝友好条约》期间与周恩来谈话中提及中国出口朝鲜的煤掺有石头、存在亏吨等现象，周恩来立即嘱咐主管对外经济援助工作的方毅过问，并提议双方“作个协议，设备质量不好，货物质量不好，技术人员工作不好，请随时通知，我们随时调换”。对于不好的设备，中国“该返修的要返修，该调换的要调换”。这与苏联拉来旧机器敷衍朝鲜形成鲜明对比。鉴于中国经济援助保质保量且有求必应，朝鲜提出的要求越来越多，中国竭尽全力仍不能完全满足朝鲜的需求。1961年底，朝鲜副首相李周渊率团秘密访华，目的是进一步向中国寻求经济援助。朝鲜提出需紧急订货钢管3000吨，1962年贸易再需25000吨，另外还要10万个纱锭。周恩来表示，中国的钢管也缺货，有些还要从苏联进口，最后答应提供一半。至于10万纱锭，中国实在拿不出货，只能请朝鲜派人来中国拆迁已经停产的纺织厂。李周渊走后，中国开始落实拆迁10万纱锭一事，决定在邯郸、石家庄、郑州三市新建的棉纺织厂中挑选拆迁部分设备以供应朝鲜，经朝方实地考察后，最终决定拆邯郸三厂、五厂的126000锭的棉纺全程设备(包括附属设备及器材)供给朝鲜。

5、中朝蜜月时期(1962-1964.10)

    1962年——中国大饥荒的最后一年，已经破裂的中苏关系急剧恶化。为了拉拢朝鲜，中国进一步加强了对朝经济援助。因此经济利益的考量被进一步忽视。在这年1月召开的七千人大会上，国家计委和财政部对1962年工农业生产计划和财政预算作了压缩，但仍存在30亿元赤字的缺口。而且对苏联尚有12亿旧卢布的欠债未还，然而在1月的中朝1962年度相互供应货物谈判中，中国还是爽快地答应将朝鲜1961年对中国贸易中欠交的商品一笔勾销。中国的慷慨受到朝鲜人的赞许，认为这才是兄弟之举。由是，年中朝鲜方面得寸进尺又提出同中国签订长期贸易协定的要求，中方旋即作出安排。10月11日，周恩来飞赴平壤，就中朝贸易的一些原则性问题与金日成达成一致。10月底，李周渊率领朝鲜政府贸易代表团访华。在双方关于长期贸易协定的第一次会谈中，主管经济工作的李先念副总理就交代了中国的谈判方针：“凡是我们办得到，又是朝鲜需要的，我们一定办；朝鲜需要，我们技术或其他问题没过关的，就向你们谈清楚，待以后过了关再办。我国今年情况比去年好，相信明年会更好，但还有些困难，为了满足朝鲜的需要，我们尽量挤。”在谈判中，朝鲜希望中国能够满足朝方对砂糖、棉纱、钨砂等商品的需求，并尽量多接受朝方提供的石墨电极、炸药、石墨等。这些商品原本按照计划都是要出口苏联的，现在苏联不要了，只能请中国帮助吸收。至于中国希望进口的有色金属，朝鲜则说因为发展这些有色金属得到了苏联的援助，因此产量的70%需要提供给苏联，以苏联的需要为先，估计1965年以后能满足中国需要。对此中方也表示了理解。中国出口朝鲜的商品，有些按成本计算亏本很高，但考虑到是朝鲜工业发展的必需原料，中方便全部满足了朝鲜的要求。如石膏和硫黄，朝鲜在五年内的需求量很大。按成本计算，中国每出口一吨仅能收回成本价的20%—25%，并且由于劳动力缺乏，中国的生产很不稳定。无论从经济核算的角度看，还是从生产状况的角度看，这两项商品都是中国不应该出口和不应当多出口的。但是中国考虑到这两项商品都是朝鲜发展“七年计划”所必需的重要原料，如果不供应会影响朝鲜的生产和发展，因此中国克服自身困难，全部满足了朝鲜在长期贸易中对上述两个商品的要求。对于给予朝鲜的贷款，中国本来就没指望能够收回。周恩来在最后的谈话中说：“贸易上能够平衡当然好，万一不能平衡，就和去年一样，可以从贷款中支付，也可以留转到下一年度。”至于贷款归还问题，“你们不要放在心上，如果到时间有困难，不能还，可以延期。”周恩来还告诉李周渊，实际上中国并没有把朝鲜和越南的贷款还款列入预算收入，而是列入了预算支出。11月5日，中朝两国政府签订1963年至1967年相互供应主要货物的协定、1963年相互供应货物议定书、朝鲜使用中国贷款议定书和中国向朝鲜提供成套设备和给予技术援助的议定书等五个文件。朝鲜方面对此结果非常满意。中国方面则将中朝长期贸易协定的签订视为对修正主义者的一个打击。对中国而言，在签订中朝长期贸易协定时很少考虑自身的经济利益。正如外贸部所总结的，中国对外经济关系总的原则就是“经济要服从政治”。1963年，朝鲜向中国提出以3万吨大米换6万吨小麦的要求，原因是朝鲜大米在资本主义国家销路不好，卖不出去。鉴于当时中国国内小麦尚不够供应，如要供应朝鲜，中国只能从澳大利亚购买。外贸部经请示中央后决定同意交换。这样一来，小麦的买价、运费、保险费加在一起，中国要亏损外汇16万英镑。中国政府非但没有要求朝方补偿外汇亏损，还主动提出连同朝方大米的运费中方也一并负担。此外，在履行协定时，朝鲜方面经常根据自身需求更改计划或突然提出新的要求，给中国有关部门和企业造成了很大的工作困难和经济损失。对此，中国不仅一一满足朝方所有要求，并且主动承担因朝鲜肆意变更计划而造成的经济损失。1963年4月28日，朝鲜贸易省提出，撤销中国援助的金笔厂、闹钟厂、制罐车间、油墨厂四个项目，理由是朝鲜需要集中力量建设军工企业和解决吃穿用问题。但这些项目多数已经完成设计，有的设备已经造好。对外经济联络总局报告中共中央，拟同朝鲜协商，如果确实不要，则全部由中方自己处理，设计和设备制造等费用，朝方也无需承担。周恩来批示同意。1963年11月5日，朝鲜驻华使馆提出：根据金日成首相最近指示，朝方拟提前建成针织厂，并在年内把部分生产流水线安装好。为此，要求中国提前交货，于年底前交付棉毛机139台，摇纱机39台，包缝机85台和缝纫机42台。中国对外经济联络委员会要求轻工业部最大限度满足朝方的要求。在向中方提出援建针织厂的要求后，朝方又多次反复更改所需原材料和设备的数量。关于供应朝鲜织物车间帘子布设备机物料的数量，中朝双方已于1963年7月22日商妥，9月7日朝方却要求将机物料数量由原来的1年用量改为3个月用量，中方表示接受。12月10日朝方又来电，要求继续按照原定清单供应。为满足朝方要求，中国成套设备出口公司特致函针织对外工程公司指示尽力予以安排。同样，关于供应朝鲜针织厂的设备清单，双方也已于1963年7月22日商妥，而9月7日朝方要求撤销清单中的煮纱锅等8项设备。中方表示接受后一年多，朝方又来电，要求中国继续供应已经撤销的3项设备共29台。中国依旧答应尽力予以安排。1964年12月15日，就在中国援助朝鲜的纺织设备初捻机和复捻机即将交货之际，朝方突然提出削减订货数量，中方没有办法，只得同意。

6、苏朝关系改善时期(1964.10—1965)

1964年10月赫鲁晓夫下台，苏联对亚洲事务给予更多关注，在增加对越援助的同时，也重新恢复了对朝援助，苏朝关系显著改善。为了争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领袖，毛泽东则进一步加大了拉拢朝鲜、越南的力度。1965年，中朝两国签订了两份经济协定：一份是中朝1966年相互供应货物的议定书，一份是中国向朝鲜无偿提供物资的协定和提供贷款的协定。1965年12月中旬，为商讨中朝1966年相互供应货物协定事宜，外贸部副部长李强带着拟定的“备战物资草案”前往朝鲜，告知中国决定无偿地向朝鲜提供50万吨小麦、30万吨石油和300万美元的自由外汇。中国如此慷慨出乎朝鲜意料，金一副首相表示万分感激，说朝鲜“只有靠中国，无别人可靠”，并对朝鲜在经济往来和贸易中亏欠中国很多债深感歉意。金一还反复对中国大使表示，“在我们最困难的时候，中国人民一向给我们物质上道义上的援助，这是我们永远不会忘记的。”“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为反对现代修正主义，捍卫马列主义的纯洁性，我们应团结，共同对敌，这也是一个重要的任务。”在与李强会谈后，朝鲜又提出三个要求：第一，300万美金不必作为无偿援助，可以作为贷款，3年后归还；第二，朝鲜大米卖不出去，想请中国帮忙，明年用英镑收购5至10万吨；第三，英国人不让朝鲜人进入香港，希望中国帮助朝鲜在香港做生意。12月底，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前往朝鲜签署中国向朝鲜无偿提供物资的协定和提供贷款的协定。金日成在与李先念的会谈中，抱怨苏联在进口商品中坚持要有色金属、苹果、鱼类，给朝鲜人民生活造成影响，对于中方所提供的支持大为称赞，直言中国是在帮助朝鲜还债，中国在长期协定中克服自身困难每年供给朝鲜的钨砂，朝鲜炼成高速钢卖给苏联1万吨，折成2000万卢布，抵消一部分因贸易逆差产生的贷款。谈到中朝关系，金日成说：中朝两国是兄弟，将始终共命运，将来一旦有事，还要并肩作战。没有任何因素能使中朝关系改变。现在帝、修正在掀起反华运动，企图孤立中国。我们同中国站在一起，坚决进行反对孤立中国的斗争，并有决心准备同中国一起受孤立。至于对苏联的看法，金日成承认中朝两党的认识不同，但强调朝鲜“反修的基本立场是不变的，今后也会同中国站在同一立场上进行斗争”。但这时，朝苏关系也因为苏联重新恢复对朝援助而开始升温。1965年2月，苏联总理柯西金访朝，大谈苏联对越南的军事援助，说美国是侵略性的国家，还承认过去反斯大林不对，以后不再攻击斯大林了。柯西金访朝后，苏联开始重新向朝鲜提供机器设备，大量苏联专家也进入平壤。朝鲜隆重地接待了苏联代表团，在宣传中强调朝苏友谊是在长期斗争中凝成的，进一步肯定苏联新领导人和苏联在反帝斗争中的作用。对于中国，朝鲜仍旧保持友好关系。1965年10月28日，金日成接见中国人民代表团时说：“今后在朝鲜发生战争，我们还是要向你们求援的，要共同战斗的。毛泽东同志说过，中国东北是我们的后方，全中国也是我们的后方，这一点我们是坚信不移的。”朝鲜左右逢源在中苏之间开展等距离外交，两面受益。

韩国国防问题研究所专家洪成彪认为，若没有苏联和中国在50～60年代的无私援助，朝鲜不可能在“和平建设竞赛”中全面超过韩国。

1966年中国爆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由于中国在外交领域采取的极“左”路线，以及中国国内红卫兵、大字报对朝鲜的攻击批判，中朝关系再次跌入深渊。

7、文革后期——1970年代

1970年代，在中苏的大力援助下，朝鲜经济已相当繁荣。彼时全球一流贫穷国家——中国，陡然发现朝鲜已是“电灯电话，楼上楼下”的时代——中共宣传的共产主义理想社会景象，朝鲜民众的生活通过多部电影传到中国，电影展示的朝鲜全民免费医疗、免费教育和免费住房制度令中国人羡慕不已，当时甚至有不少中国朝鲜族人移居朝鲜。

　　尽管如此，1970年代初，中共党国调整外交政策，还是在极为困难的条件下重新恢复了对富裕朝鲜的援助。1971年9月6日，中朝在北京签订无偿提供军工成套大项目的协定，确定中方提供33型潜艇全套部件和图纸，并帮助朝鲜建设可年装配4艘潜艇的工厂。援朝潜艇项目被称为“13号工程”，它是中国在20世纪70年代实施的第二大援外工程，金额和规模仅次于援建非洲坦赞铁路。

8、毛后时期

1980年代，邓小平反对不顾自己国家利益的无私援朝，但仍维持一定的援助。在苏中共同援助下，1991年朝鲜对外声称国内人均产值为2460美元（该年中国是356美元）——远远超过中国。未几，随着苏东巨变社会主义崩溃，朝鲜经济迅速下滑一落千丈。

实际上，朝鲜之所以能度过近20多年“苦难行军”岁月，中国的无私援助起到了巨大作用。从1991年开始，中国成为对朝援助的主要支柱，每年向朝输送50万吨石油，占朝鲜进口石油总量的80％。负责对朝输送石油的中朝友谊输油公司在鸭绿江两岸间建成11千米的输油专线，供给量由设在丹东马市村的供给协调基地决定，朝鲜从中国进口石油不仅价格大大低于国际市场价，而且通常都是延期一到两年再付款。中国对朝援助主要以粮食、化肥、石油为主，朝中年贸易额约在20亿美元左右，相当于朝鲜年度GDP的10％，中国毫无争议地成为朝鲜最重要的贸易伙伴。1998年朝鲜50周年国庆时，中国还向其提供了8万吨重油的无偿援助。据韩国国政监察资料表明，1999～2002年，中国向朝鲜提供175万吨石油，并呈逐年增加趋势，即便是受朝核危机冲击最严重的2003年，中国援朝石油量仍达到472167吨(价值7646万美元)。至于粮援，1994年7月，金日成死后，中国一次性向朝鲜提供10万吨粮食的无偿援助，被朝中社称赞为“兄弟情深”。对朝粮援使中国从2005年起一直位居世界三大粮食赞助国之列，排在前两位的是美国和欧盟。据世界粮食计划署统计，2005年，中国援朝粮食达53.1万吨，占当年国际对朝粮援的92％。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还帮助朝鲜改善道路、港湾、电信等基础设施，使朝鲜国内建设少了后顾之忧。韩国国家情报院证实，2004～2005年，中朝共签订2.5亿美元的投资协议，这些资金集中帮助朝鲜开发武山、稷东等矿山。2006年，中国对朝投资总额达1.13亿美元，占朝鲜吸引外资总量的97％，这些投资大多用于平壤西区火力发电所和北昌火力发电所的设备更新，所需设备完全由中国厂商负责。

请看2000年中国对朝鲜的物资援助的部分清单：大米：80批次，计5000车皮，16万吨；原木：60批次计2000车皮10万方；原油：200批次，计7500灌车30万吨；大豆：20批次计500车皮12000吨；原煤：130批次计5000车皮18万吨；水泥10000吨；各种工业机械200千套。此外，过关军民物资包括：载重卡车500辆；红旗轿车20辆；空调器1000台；电脑200台；食用油20万升；生猪5000头；耕牛2000头；啤酒2000箱.,
   

此外 还有每年固定的38亿美元现金援助!!!

（以上资料，主要引自《中国对朝鲜经济援助内幕》、《六十年代初中国给了朝鲜多少经济援助》等文章）

可以说，没有中国的援助，朝鲜简直难以生存。

2016年举世皆知，朝鲜发展核武器，也是在中国援助下进行的。

二、流氓国家朝鲜忘恩负义恩将仇报

   

朝中以及金日成毛泽东之间的问题，根子在金日成身上。他是斯大林确定的代理人，而毛泽东培养的朝鲜干部却是他的政敌。金日成心目中的主子只有一个人——斯大林，没有二主子。也就是说，他只愿做斯大林的儿子，不愿做斯大林儿子毛泽东的儿子。

金日成这种思想在战前已经流露了出来。1949年5月13日与毛泽东会谈，传达了斯大林的指示：“现在的形势与过去不同了，北朝鲜可以开始行动；但是，这个问题必须同中国同志和毛泽东同志本人讨论。”。次日经斯大林来电证实以后，毛泽东表示同意援助朝鲜，指点金日成在战争打响以后应该注意的问题.这时，金日成听不进去毛的唠叨，也谢绝了中国的援助，当着毛的面，大大咧咧对苏联驻华大使罗申说：“现在一切都好了！”

在这种思想指导下，朝鲜是如何对待中国的呢？

（一）战时，1950年12月，延安派二号人物、军事骨干武亭被撤销中央委员并被永远开除党籍。

（二）战后，1955年4月在劳动党第十次中央全会上，金日成激烈批评延安派的朴一禹、金雄、方虎山等人，指责他们搞宗派主义小集团，延安派第三号人物朴一禹被开除出党，后被处死。1956年8月，延安派第四号人物崔昌益遭批判，后或死于狱中。金日成指责反对派人物已经形成了“反党集团”。随后，朝鲜内阁副首相尹公钦、职业总同盟(总工会)主席徐辉、文化部副相金刚、建材局长李弼奎等延安派领导干部感觉形势不对，便悄悄潜往中国。随后，朝鲜劳动党召开了中央全会以“从事反党活动”为名开除了这四人的党籍并撤销他们的一切职务。此即朝鲜所谓的“八月事件”。

（三）1958年，朝鲜大清党。延安派头号人物金枓奉被开除出党，1960年被处死（亦有说法认为其系在某农场病死）。

当时，一些亲苏亲华派高级干部出逃到苏联中国。金日成追杀到苏联中国，跟苏中要人。中苏商量后，找金日成谈，劝他算了。金日成提出的条件是中国把志愿军撤了。这样达成一个协议，中国在1958年底以前把部队都撤走，朝鲜对几位逃到中国的高级干部不再追杀。

（四）中国志愿军撤出朝鲜半年后，即1959年7月，朝鲜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写的《朝鲜人民正义的祖国解放战争史》出版。书中根本没有“彭德怀”三个字，“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只出现了一次（188页），志愿军的6个兵团、29个军、129个师番号全没有，400多个团番号出现1个——而且仅仅1次，有姓有名的最高军阶的中国军人，是连长杨根思。

反而，书中如是吹捧金日成和朝鲜人民军：

（133页）在最高司令官金日成元帅卓越的战略指导下，很快地作好反攻准备的朝鲜人民军，同中国人民志愿军一起，进入了战争的第三阶段。（144页）江东、成川一带的朝鲜人民军第二战线部队，配合追击敌人南下的我部队打击敌人，11月6日解放了美国侵略军暂时侵占的共和国民主首都平壤市。（146页）在收复平壤市后，最高司令官金日成元帅祝贺全体人民、人民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并号召人民军部队更加快进攻速度，加强敌后游击战争。（151页）特别地，第二战线人民军部队配合前线的反攻英勇作战，使从清川江和长津湖畔往南逃跑的的敌人不能停在中间地区转入防御，对我军一举解放北半部起了巨大的作用。（152页）朝中人民部队的反攻作战的胜利，特别是第二战线人民军各联合部队的敌后战斗的胜利，显示出了最高司令官金日成元帅的卓越的战略领导的英明性。（171页）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部及时识破敌军的企图，制订了相应的作战方针：在整个战线进行机动防御……。朝中人民部队根据这个方针，从1951年1月25日起进入了第四次战役。（238页）根据金日成元帅的指示，在朝鲜战场所进行的坑道防御战，是在军事艺术史上完全新颖的。（285页）美帝国主义者在朝鲜战争中所遭受的军事政治道德上的沉重失败，使好战成性的美帝国主义者不得不在朝鲜人民面前屈服。（286页）美帝国主义企图征服我们真正的祖国——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狂妄的侵略计划终于破产了，朝鲜人民所进行的正义的祖国解放战争以我们伟大的历史性胜利结束了。

   

    （五）志愿军撤军以后，金日成又觉得面对美军不踏实，要与中国签订一个条约，保证一有情况，中国志愿军随时能回来。《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简称《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1961年7月11日由周恩来、金日成在北京签订，1961年9月10日互换批准书并生效。根据其第七条第二款规定，“在未经双方就修改或者终止问题达成协议以前”，《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将一直有效”。——这一年，朝鲜还向中国提出了领土要求(这个问题，后面另有专题论述)

(六)1966年文革爆发，举世震惊。红卫兵狂呼口号：“毛主席是全世界人民心中的红太阳！”还到处张贴大字报，扬言要逮捕走资派金日成。金当即下令捣毁志愿军烈士陵园，将烈士碑统统打烂，包括毛岸英的纪念碑也被砸得粉碎。同时，在边境挂起高音大喇叭，大骂中共无耻，大喊：“金日成主席是我们心中的红太阳！”。更甚的是，在鸭绿江江心筑起大坝，将水驱往西岸，给中国造成水灾。中国人也挂起大喇叭，骂金日成是“朝修”。在中国一方，一直是红卫兵和造反派叫骂，官媒始终沉默，但是两国关系已严重恶化。

此事，毛泽东有错在先。

（七）朝鲜关于停战的宣传是：“……我们英勇的人民军战士，在我们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的率领下，与1952年的7月13日晚9时，坚决而勇猛地发动了最后一场‘金城战役’，全歼美韩军八万余人，收复土地178平方公里，并迫使美方最终在板门店与我们签定了停战协定。战后，双方以三八线为基准，各往后划了两公里的非军事区域……”

（八）现在的朝鲜出版物竟然向旅游者如此“解说”数百万志愿军的抗美援朝：“伟大的祖国解放战争期间，中国人民给予一定的援助，数量不多的志愿人员组建志愿军，但由于志愿军没有接受伟大领袖的统一指挥，所以毫无战斗力，一打就逃。”

（九）从2003年开始的由中国任会议主席的“朝鲜问题六方会谈”，朝鲜、中国、俄罗斯本应作为一个阵营，但朝鲜阳奉阴违地盘算利害得失，数次不与中方提前打招呼就单方面宣布退出，使中国陷入尴尬境地。

（十）2006年7月5日，朝鲜为对抗美国对其印制假美钞、贬卖毒品等流氓国家行为进行金融制裁，违背与中俄达成的导弹试射承诺，示威性的试射了10枚包括大浦洞在内的各型导弹，使半岛局势骤然紧张起来。中国急派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回良玉作为特使前往朝鲜，狂妄的不知天高地厚的金正日竟拒不接见，表示了对中国党和政府的极端蔑视。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刘建超只好尴尬地告诉媒体：“虽然中朝还是拥有传统友谊的邻国，但是现在的朝鲜并不听中国的话。”

（十一）2009年6月13日晨，安理会一致通过1874号决议，对朝鲜表示“最强烈谴责”，要求朝鲜今后不再进行核试验或使用弹道导弹技术进行任何发射。中国投了赞成票。但是，此后，朝鲜又悍然进行了多次核试爆。

（十二）2009年8月美国前总统克林顿访朝，金正日暗示，“北韩之所以退出六方会谈，旨在摆脱北京的羁绊而已，并非针对美国。他希望直接与美国会谈，双方建立对话关系；一旦美国改变对北韩的政策，平壤将随时调整外交政策。如果美国对北韩施以援手，北韩将成为对 抗中国的最坚强堡垒。”。会谈中，金正日的副手故意说漏嘴地流露，北韩核导弹打不到美国，却可以往西边打，“我们在西边的国土也需要保”。

**

毛泽东、中国共产党，你们无视正义罔顾中国利益，坚持援助邪恶朝鲜独裁王朝，究竟图的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