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为什么我们会放下根源不追，而专注于实际？

孙维邦

四）为什么我们会放下根源不追，而专注于实际？

因为心中的道德律是看不见摸不着的，而任何实际事件都在空间中，空间直接就是形态：长宽高、上下左右前后，大小方圆都是空间性。是人的感性可加经验的，纯知识没有可显现的“象”，属于形而上，只能思辩不能直观。空间中的事实有形有态，是科学的势力所能解释。而我们又总是感觉在先知性用于后，这就使做为根源的纯知识逃避在批判之外。可见我们整个民族尚未达到理性的批判水平——因我们没有近代史。近代史的意义即意大利文艺复兴以来人对自身的追问，传统文化是追问“世界是什么”这个外向问题，文艺复兴开启了对自身的解放：“我有些什么能力，能干什么和不能干什么？”，这一持久而深刻的自身解放、觉醒运动。

以上曾举洛克的例子，他与五、六个朋友（当时的精英），在克塞特宫研究道德与宗教问题，发现各方面的问题都讨论不下去，被迫停下。洛克想到：“在着手考察这些问题前，应先考察我们自已，因为知识就是用自己能力来来考问问题，假如我们的理性还未达到理解问题的水平，又怎么能解释问题呢？看看我们有哪些能力，哪些是我们能理解的，那些是我们还不能解释的”。为此而制定了《人类理解论》的创作提纲。经了二十多年的努力，终于完成了哲学史上这部划时代的巨著。

从这里就可看出：既是人在知识，那就必须先有能知识的能力，否则又怎么去知识，这便是西方哲学的转向——从传统哲学追问“世界的本源”这个外向问题，转到“对自己能力的内在追究”。即由笛卡儿开创的理性史和伽里略为标志的科学史。西方文化从追问“什么‘是’什么”，转向到用自身能力对对象的认识。

当我们的祖先终于承认洋洋大国不是世界的中心，落后于西方。但西学东渐的进程所关注的却是“坚船利炮纺织机”这些形而下的“器物”，器物是“末”而非“本”。没有意识到社会制度才是科学繁盛的“根本”。当先祖们意识到制度的重要性超过器物的利便性，又陷于了“未意识到文化的敞开性和哲学的批判精神，才是最终的有效于一切的“本”。

拿我们的西学东渐与日本的明治维新相比：我们学的是器物的功利，虽枝叶茂盛却是“末”。日本人学的却是西方文化、哲学的“本”。虽然中山先生的活动奠定了五族共和，实践上也算成功，但我们没有文艺复兴所开辟的思想解放运动。马主义的臭屁在他的故乡无波无澜就被抵制了，连一层微澜也不曾留下。但已共和了的我国却被俄国流氓那一声炮响便以共产名义复辟了帝制。

就因我们的文化或哲学不是“求真理”而是“求成功”，“求成功”就是共产主义的最终理想。我们的哲学是出于农耕的伦理道德，但西方学术却是追问世界本源的认知。从存在、本体，进入到人类理性的认识论。西方的学说有分类学、逻辑学，就为西方的长足进化提供了肥沃的环境。初看我国儒学的“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的伦理远远高出西方对世界根源追求。我们的祖先把西方的“爱知慧”当作不谐一顾的枝叶，只有自己才是挟泰山而越北海的“真学问”。其实我们的道德伦理丢掉的是“认识论”这个根本，是对“是什么这个一切事物的根源的回答”。我们的文化没有认识论传统，我们的传统不是回答“是什么”而是回答“我应该如何”。所以就没有抵御马列主义入侵的智慧与体魄，使亚洲的第一共和轻而易举的复辟了习包子这个阿Q式皇帝。就因我们没有一次波澜壮阔的思想解放大潮。

我们不懂只有真理才能放之四海而皆准，不论什么时代什么国都严格有效。因“理”天然趋扑“真值”。所以只有普遍价值的“道”，才可能造成持久的和平与正义。共产党追求的是成功，成功的方法可以是破坏性的，如兵圣孙武、孙膑，他们的“圣”就“圣”在诡道上。诡道邪术也！西方的近代史所求的却是普世真理。为“真理”而“真理”的追求，才是普遍又必然的正途。

只有真才能致善，只有善才必然为美！

对共产主义和共产党这个知识做出其根源、途径及界限的批判，才是对真理的追求，这追求才是治国理政的不可动摇的基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