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的福气

中国工农红军

毛主席自小以天下为己任，轻名淡利。

全天下穷苦老百姓能过上好日子，是他最大的愿望。

建国后，国家百废待兴，一穷二白，在生活方面，毛主席做了很好的表率作用。

日常生活起居用品，他都是能省则省，常常是一些东西用得实在不能用了，也舍不得扔掉。

据在他身边工作过的同志回忆：解放初的一天，中央机关的行政处长拿来一份图纸，要给毛主席翻修房屋.

他当即予以严厉批评：“全国人民捐钱捐物支援前线，你为什么就不想想前线而只想到我的房子？我在这里多点一盏灯都舍不得，你就敢花那么多钱？”

毛主席反对一切特权思想，尤其反感突出个人、脱离群众的做法。


一、坚决不让给自己铸铜像
新中国成立初期，有些省、市召开的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和后来召开的人民代表大会，多次提出为毛主席竖立大铜像或授予毛主席最高荣誉勋章等提案，均被他回绝。
1950年5月20日，沈阳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为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决定在市中心修建一座开国纪念塔，并拟在塔上铸毛主席铜像。

为此，市政府致函中央新闻摄影局，请求代摄毛主席全身像。

毛主席在来函“修建开国纪念塔”旁批：“这是可以的”；在“铸毛泽东铜像”旁批“只有讽刺意义”，同时在新闻摄影局的公函上正式批复：“铸铜像影响不好，故不应铸。”

1950年9月20日，毛主席得知湖南正在为他修缮韶山故居和修建从长沙通往韶山的公路，马上写信给湖南省委负责人黄克诚等：

据说长沙地委和湘潭县委现正在进行在我的家乡建筑一所房屋并修一条公路通我的家乡。如果属实，请令他们立即停止，一概不要修建，以免在人民中引起不良影响。是为至要。

1950年10月27日，在北京市第二届第三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通过的送请政府“建议中央考虑在天安门前建立毛泽东大铜像”的提案上，毛主席批示：“不要这样做。”

广东省人民代表大会有代表提出，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授予毛主席最高荣誉勋章的提案。

中共中央华南分局于1954年8月4日给中央电报请示，大会是否可以通过此提案并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提出。

毛主席8月6日告邓小平：“请即复不要通过此项提案”。

直到“文革”期间，毛主席仍反对为他塑像，他曾于1967年7月5日批示：

此类事劳民伤财，无益有害，如不制止，势必会刮起一阵浮夸风。请在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讨论次，发出指示，加以制止。

与此同时，毛泽东对国内某些单位和群众给党中央、给他致敬、祝贺、送礼等做法，一再严加制止。

1951年12月25日，他在中共中央转发中办秘书室工作报告的批语中，加写了这样一段话：

在这个报告中，所说某些党政机关，动员群众写致敬信、发祝贺电以及机关团体和群众给中央送锦旗送礼品的事情，不但是一种浪费，而且是一种政治错误。

毛主席投身革命几十年，领导过世界上最大的国家、最大的政党和最多的人口，但他却没有留下任何家产。

他留给人民和子孙后代的是为人民无私奉献的精神、廉洁奉公的公仆形象和“粪土当年万户侯”的无产阶级领袖气派。



二、退还公粮，切实减轻农民负担
农民和农村问题始终是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根本问题。
谁能够解决农民问题，谁就能够控制农村，谁就能够统治中国，就能使中国长治久安。

农民和农村问题始终是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根本问题。

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毛主席始终关注着农民问题、土地问题，并进行过多次系统调查研究，对贫苦农民怀有真挚而深厚的感情，且一直关注农民的负担问题。

在延安时期，毛主席从警卫员口中知道了农民诅咒他的事后，经过认真细致的调查，发现1940年、1941年粮食征得过多，老百姓负担太重，所以产生了怨恨。

这让毛主席深深感到边区农民的不易，如果再不减轻他们的负担，党和边区政府就要失去民心了。

为了扭转这种局面，毛主席一方面号召整个边区和各抗日根据地“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另一方面采取党外人士李鼎铭提出来的“精兵简政”政策，整顿党、政、军各级组织机构，精简机关，充实连队，加强基层，提高效能，节约人力物力。

经过艰苦奋斗，陕甘宁边区人民渡过了经济上最困难的时期。

与此同时，农民的负担明显减轻，干群关系也大为改善，边区的安定局面进一步巩固。


新中国成立后，毛主席依然重视农民的负担问题。

1950年2月，政务院规定在新解放区征收公粮的比率，即：

不到农业总收入的百分之十七。地方人民政府附加公粮不得超过正粮的百分之十五，即国家征收公粮一百石，地方附加公粮不得超过十五石。

政务院《关于一九五二年农业税收工作的指示》规定：

晚解放区已经完成土地改革的地区，一九五二年应施行统一全额累进税制，累进税率从百分之七到百分之三十止（一律不准再征附加税）。

这样，就可以切实减轻大多数农民的负担。

1952年10月14日，陈云报送毛主席一份关于青浦县小蒸乡农民情况的材料。

这个材料是北京师范大学附中的一名学生暑假回家时，遵陈云之嘱作了一点调查后写成的。

材料反映了由于接连三年农作物歉收、征粮比率过高和人多地少，造成农民生活普遍困难的情况。

10月15日，毛主席看完材料后，立刻批给谭震林（时任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三书记），强调：

陈云同志所得青浦县小蒸乡的情况，很值得注意，兹寄上请阅，并请抄寄苏南区党委。

他还说：

据薄一波同志说，他在上海时，已知浙江、苏南两区去年征粮太重，华东局决定退还农民一部分。不知此事结果如何？两区共退了多少？解决了多少人的问题？今年收成如何？征粮数是否大大减轻了？

为了彻底解决这个问题，毛主席向谭震林提出了自己的具体建议：

召集两区负责人及两区若干典型县的县委书记到华东局开一次专门会议。在开会前，由你派出两个调查组，一个往浙江，一个往苏南，直到几个县的乡村，调查十几个乡，专门调查农民公粮及其他负担的实情，以为会议讨论的根据。

最后，毛主席强调指出：

过去因负担太重无以为生的农民，必须切实解决救济问题；今年征粮必须不超过中央规定的比率，大大减轻民负。

美国哈佛大学历史学博士龚忠武在他的《中国向农村的贫穷开战》一文中写道：

中国广大的农村是中国社会的基础，从古到今，谁能够解决农民问题，谁就能够控制农村，谁就能够统治中国，就能使中国长治久安。当然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早就敏锐地看到了中国政治上的这个诀窍，这个千古不易的中国历史规律，所以中国共产党胜利了，国民党失败了。


三、废除贵族学校，严厉杜绝特权阶层出现
在古今中外的历史上，社会中的诸多不公平，往往与特权阶层占有过多的社会资源相关。
在封建社会，“一人得势，鸡犬升天”的情况屡见不鲜。

对于共产党来说，党员干部必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决不允许新的贵族产生。

在这方面，干部子弟是一个特定的群体，他们虽然不是党的干部，但所处的家庭环境，也使他们具有一定的“能量”。

一般来说，干部子女教育得好，在社会上能够对党的形象产生积极的影响，反之则会起到十分消极的作用，损坏党的形象，并给社会造成危害。

对此，毛主席一贯强调严格要求干部子弟，防止干部子弟特殊化。

他认为，那些娇生惯养、吃不得苦的干部子弟，不仅是温室里的花朵，而且是“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的“汉献帝”，有些还是扶不起来的“阿斗”，非常危险。

新中国成立初期，相关部门设立了一些“干部子弟学校”，为干部子弟集中提供教育。

据记载，在干部子弟学校，有学生不听老师的话，和老师顶嘴，甚至骂老师。

有的学生还说：“反正老师不能开除我，我爸爸还管着学校哩！”

1952年6月11日，北京市委就中小学生费用负担及生活情况给中央和华北局报告说，目前中小学生所负担的费用，对于劳动人民的家庭和低薪制工作人员来说，是相当重的。

目前中学的人民助学金标准低，名额少，小学根本无助学金。

为了改善这种状况：

计划接管全部私立中小学，公私立中小学一律免收学杂费。

报告还说：

目前干部子弟学校中，学生所得待遇极不一致，一是学校之间伙食费和津贴费的标准高低不同，二是同一学校之内又有大灶和中灶之分。

干部子弟入普通学校的设有公费生，其公费补助按家长革命历史和职位分为三等。

上述差别对干部子弟和一般学生都影响极坏，应该改变。


6月14日，毛主席看到报告后非常重视，当即批给周总理，写道：

(一）如有可能，应全部接管私立中小学。

（二）干部子弟学校，第一步应划一待遇，不得再分等级；第二步，废除这种贵族学校，与人民子弟合一。

请酌办。

1953年，周总理视察101中学时，明确提出：

干部子弟不能变成提笼架鸟的八旗子弟。

两年后，所有干部子弟学校被通令逐步转型为普通中小学，并向其他家庭背景的学生敞开了大门。

1959年6月，毛主席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并联系苏联的经验教训，指出：

我很担心我们的干部子弟，他们没有生活经验和社会经验，可是架子很大，有很大的优越感。要教育他们不要靠父母，不要靠先烈，要完全靠自己。

在严格要求子女方面，毛主席是以身作则的。

他女儿李敏和李讷考上大学后，吃住都在学校里，与大家一样睡上下铺，吃简单而清淡的菜，只有周末才回一趟家，和大家一样挤公共汽车。

由于学校离家远，警卫们有一次瞒着毛主席，派车去接她们。

毛主席得知此事后非常生气。

他严厉地批评了警卫和女儿，并要求决不允许再用公车接送。

1963年1月4日，他在给李讷的信中说：

你痛苦、忧伤，是极好事，从此你就有希望了。痛苦、忧伤，表示你认真想事，争上游、鼓干劲，一定可以转到翘尾巴、自以为是、孤僻、看不起人的反面去，主动权就到了你的手里了。没人管你了，靠你自己管自己，这就好了。

总之，严格要求子女和家属，是干部作风的重要方面，也是保持党员干部清正廉洁的要求。


四、好人不怕群众，群众不害好人！
1953年2月16日，正月初三。
深夜23时3刻，大雪飞舞，毛主席乘专列来到阔别25年之久的武汉，考察农业、手工业和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等情况。

在考察工作之余，毛主席故地重游，观看了东湖、红楼等景点。

时值春节，武汉三镇热闹非凡。

2月18日，雪后初晴，毛主席又来到黄鹤楼，考察武汉长江大桥桥址线。

随后，毛主席想去登他熟悉的蛇山。

负责警卫的同志为难地说：“那边人太多，怕不安全。”

毛主席笑着说：“人多怕啥，坏人是极少数，我们要相信群众啊。为了不惊动群众，我们出其不意，就过去了！”

一路上，毛主席兴致勃勃，非常开心。

登上山顶后，他看到一位老人正在卖湖北风味的煎豆腐，便走了过去。

来到老人面前，毛主席问他生意好不好，买的人多不多。

老人一时没有意识到站在自己面前的竟是毛主席，只是感到亲切、和蔼，便高兴地说：“我的豆腐好吃，买的人可多哩！”

毛主席仔细打量了老人的豆腐担子，发现老人的棉衣有的地方破了。

于是，他就关切地问：“你家里还有什么人，日子过得好吗？”

老人回答说：“家里还有老伴和孩子。解放了，日子越来越好了，啥也不缺。趁过节，我再卖点煎豆腐。”

听了老人这样的回答，毛主席才放下心来，脸上露出欣慰的笑容。

当毛主席准备同卖豆腐的老人握手告别时，一直站在旁边的两个小姑娘仿佛从梦中醒来，询问毛主席的警卫：“叔叔，他是毛主席吗？”

当得知确实是毛主席时，两个小孩顿时激动万分，边跑边喊：“毛主席来啦！毛主席来啦！”

一下子，蛇山上的群众从四面八方向毛主席身边涌来。

警卫员看人越聚越多，担心毛主席的安全，便说：“主席，看样子今天是庙会，人特别多，就别往前走了吧？”

毛主席说：“怕什么，好人不怕群众，群众不害好人！”

在人山人海的群众中，毛主席缓缓下了蛇山，向江岸走去，登上一条渡船，依依不舍地向大家挥手告别。

在渡船上，毛主席向陪同人员笑着说：“真是下不来的黄鹤楼哟！”
这句话，是有深意的。

1927年春，毛主席在大革命最危急的时候登上黄鹤楼，站在蛇山头，俯瞰长江，写下了一首《菩萨蛮·黄鹤楼》：

茫茫九派流中国，沉沉一线穿南北。烟雨莽苍苍，龟蛇锁大江。黄鹤知何去？剩有游人处。把酒酪滔滔，心潮逐浪高！

那时候，也是“下不了的黄鹤楼”，留在毛主席心里的，是伤痛的记忆。前后对比，有着天壤之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