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飞夺泸定桥”史实的三篇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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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火机
“飞夺泸定桥”的人和事
大渡河上只有一座桥，叫泸定桥，建于十八世纪初叶，是四川通往西藏的要道。其实，在泸定桥根本没有战斗。
中央红军往北去与张国焘会合，行进到四川中西部时，面临天堑大渡河。陡峭的山谷中，五月下旬喜马拉雅山的融雪卷起奔腾咆哮的激流掹浪，漩涡密布，河床布满尖利的岩石，使涉水无法想像。河上只有一座桥，叫泸定桥，建于十八世纪初叶，是四川通往西藏的要道。这是一座雄伟的吊桥，全长一百零一公尺，宽两公尺多，十三根粗大的铁索连接东西两岸，九根作桥底，每两根相距一尺左右，上面铺着木板做桥面。
红军“飞夺泸定桥”是后来长征英雄史诗的代表，美国作者索尔兹伯里（Harrison Salisbury）的《长征》（The Long March）一书封面一书封面，赫然就是这座桥。美国记者斯诺一九三六年采访了毛以后写道：过泸定桥“是长征中最关键的时刻”。“木板有一半给抽掉了，从岸边到河中心只剩下光溜溜的铁链。在东岸的桥头，敌人的一个机关枪阵地正对着他们，它的后面是由一团白军把守的阵地……谁能想到红军会发疯似的试图从光铁链上过河呢？可是红军却偏偏这样做了……头一个战士中了枪，掉到下面的水流里，第二个也掉下去了，接着是第三个……敌人把煤油扔到桥板上，桥板开始燃烧起来。这时，大约有二十名红军战士用双手和膝盖匍匐前进，把手榴弹一个接一个地扔进敌人的机关枪阵地。”
其实，在泸定桥根本没有战斗。红军五月二十九日到达时，泸定桥没有国民党军队把守。从国民党军队的大量来往电报、部署可以看出，长征故事中说的守桥的国民党二十四军第四旅李全山团，其实并不驻屯泸定城，而在远处的化林坪一带。驻扎泸定的是步二旅旅部，旅长余松琳。红军到来前夕，该旅就离开了，被派去五十公里外的康定。泸定、康定并属的西康地区专员六月三日的通报也表明，步二旅“集中康城附近”，不在泸定。当时国民党无数通讯没有一份讲泸定桥打了仗，只提到红军在去泸定桥的路上，和离开泸定桥之后，有几次小型遭遇战。红军先头部队到桥边时，指挥部设在离桥不远的天主教堂里，向河对岸已无国民党军的泸定城打炮。当地人大多是天主教徒，其中一位妇女家里开豆花店，就在红军所在的桥边，红军还住在她家。一九九七年这位妇女已是九十三岁高龄，但头脑十分清晰，她对我们讲红军“阴一炮，阳一枪地打过去”，然后“慢慢过完桥”，过桥时“没有打”。
有的木板是被损害，可能有拆去的。九十三岁的老太太记得红军来借老百姓的门板去铺桥，有的人家交出了宝贵的棺材盖子，队伍过完后老百姓各自去认领。泸定桥只有一次剩下光溜溜的铁链，那是拍宣传长征的电影《万水千山》时。
过桥时红军没有一人伤亡。首批过桥的二十二名战士，在六月二日过桥后，每人得了一套列宁装、一支钢笔、一个碗和一双筷子。他们中没有一个人受伤。其他红军过桥时也没有伤亡。周恩来的警卫员描述周听说有一匹马掉在河里淹死了很着急，问过桥的指挥宫杨成武：“人有没有受损失？”当听说没有时，周又问：“一个都没有？”答覆是：“一个都没有。”
大渡河上还出了个神话，即“强渡大渡河”，在泸定桥南七十五公里的安顺场。那里渡口宽阔，没有遮掩，红军渡了足足一个星期，在国民党侦察机的眼皮底下。但同样，无一伤亡。国民党部队再无能，凭借天险优势，也不至于让红军毫无伤亡吧。
一九四六年，一位英国作家问彭德怀过大渡河的事。彭委婉地说：“那是很早以前的事了，我也记不清了。我们过了那么多河——金沙江、湘江、乌江、长江……我记不清了，记得有人掉在河里。”他对战斗或桥起火之事不置一辞。有两三个人命丧此桥，朱德夫人和我们访问的九十三岁老人都说是红军修桥时，年久失修的桥板突然折断，他们失足掉下去的。
“飞夺泸定桥”纯系虚构。邓小平在一九八二年对美国总统卡特的国家安全顾问布列津斯基亲口说：“这只是为了宣传，我们需要表现我们军队的战斗精神。其实没有打什么仗。”
以上来自《炎黄春秋》2010年第03期《“飞夺泸定桥”的人和事》

邓小平讲“飞夺泸定桥只是为了宣传其实没有打什么仗”
转自网络 作者不详 向原作者致敬
查阅资料，意外地发现，关于泸定桥之战的回忆，竟然有两种截然对立，可能同假，却很难同真的叙述。
第一种叙述：泸定桥是红一军团的红四团（团长王开湘，政委杨成武）下的二连连长廖大珠率领22名突击队夺取的；
第二种叙述：泸定桥是红三军团的红十三团（团长彭雪枫、政委李干辉）下的侦察连指导员覃应机带领12名勇士夺取的。
第一种说法比较流行，大家已经耳熟能详了。第二种说法好象一直受压制，但从未被压服。覃应机在1991年出版的回忆录《硝烟岁月》中，再次强调，泸定桥是他们红十三团侦察连拿下来的，不是杨成武的红四团夺取的。下面是我从他书中摘录的一段文字：....见到彭雪枫团长，他说上游有一座泸定桥，只有敌人的一些地方部队把守，我们决定从那里过河，他令我连务必在下半夜赶到泸定桥附近待命。我和韦杰即带上部队急行军，向泸定桥方向前进。天已经黑了。又下着雨，道路难走，部队又有些疲劳，我们便点着火把走。下半夜，我们按时赶到了泸定桥桥头附近的天主教堂。桥头已被我兄弟部队占领，彭雪枫团长骑马先到了天主教堂。我们一到，彭团长便亲自向我们交代任务，要我连组织突击队，天亮以前突过泸定铁索桥，占领对岸右侧的高地。我们从手枪排里挑选出11名侦察员，加上我共12人，组成了突击队。这11个人中，有一个同志叫蔡树礼，是湖南人；另外10人都是广西人，他们是韦尤、韦日由、黄先木、覃日用、黄仪、黄雨等，另外3位同志的姓名我已经记不起来了。当时我们每人除了手枪之外，各人尽量多带上手榴弹，有5个侦察员还各带一支步枪。佩戴整齐后，我即带队来到桥头的冲锋出发地。韦杰则带领连队，准备好就地筹集的竹筏、麻绳和从教堂里临时拆下来的板凳、桌椅板、床板、门板等材料，待命行动。拂晓的时候，部队开始总攻击。在强大的火力掩护下，我们12个人飞奔上桥头，冲向桥面。桥上被烧的木板还在燃着火焰，铁索在摇晃，几乎要把人甩下桥去。我大喊一声：“同步前进：”桥身减少摇晃，我们一阵风地向前冲，灼热的火焰闪开了一条火路。我们冒着弹雨，迅速接近对岸桥头，向敌人扔了几颗无柄手榴弹，就穿过燃烧的桥头，追赶逃跑的敌人。敌人向泸定城方向跑远了。我们留下3个同志牵制敌人，我和其余同志立即登上桥头右侧的高地，占领了制高点，掩护部队过桥。我们12个人，胜利完成了任务。我们之中有6个同志被不同程度地烧伤了。我们挑选来的突击队员，都是经过长期革命斗争锻炼和考验的老侦察兵，有高度的阶级觉悟，他们都是在山区里长大的农民子弟，还在家里劳动的时候，赤脚爬山攀崖、过沟越涧，走吊桥独木桥，都已经不在话下，所以能够胜利地突过泸定铁索桥。（第62-63页）这段描述里面，天主教堂、铁索桥、城在对岸等等，表明覃应机所说的地方为泸定桥无疑。但是他讲的故事，不如杨成武讲的曲折紧张有趣，少了许多诸如一昼夜行军240里、打着火把与对岸敌人赛跑等情节；攻桥的时间也对不上，杨成武版本是凌晨到达泸定桥，下午4时开始攻击，傍晚5点多结束，而覃应机版本则是拂晓开始攻击，天亮前得手；此外更加引人注目的是，覃应机对敌情的描述，与杨成武截然不同。
杨成武早期回忆录，声称对岸“驻着两个团的敌人，山坡上修筑了严密的工事，机枪集中在桥头附近，不断地向我们扫射，迫击炮弹也连珠般地飞过来。”
覃应机则说，他们早已侦查清楚对岸只是少数地方杂牌部队，所以，夺桥行动从一开始就只安排了12个人冲锋，扔了几颗手榴弹，敌人就跑了。红军没有伤亡。
两种说法比较，覃应机的版本，与陈云1935年向共b产b国际做的汇报，吻合较大一些。
却说红军在控制泸定桥之后，中b共中央在泸定城举行了会议，史称“泸定会议”。这个会议决定派遣陈云到上海去恢复白区党组织工作。此后陈云就在天全县灵关殿离开长征队伍，作为中央代表去上海。同年9月，又奉命离沪赴苏，参加中b共驻共b产国际代表团的工作。10月陈云向共b产国际作了关于红军西征情况的汇报。汇报纪录稿长期尘封在共b产国际档案中，1996年被发现，后全文发表在中b共中央《党的文献》2001年第4期。
在1935年的汇报中，陈云谈到了大渡河战役中的安顺场之战和泸定桥之战，这是我所找到的有关资料中最早的一份。关于安顺场之战，陈云提到有5个人受伤；泸定桥之战则不同，陈云未提伤亡，描述也比较戏剧化：
我们派出一个最优秀的连队作为前锋, 他们双手抓住铁索前进。我们终于找到了木板, 大家在前锋连掩护之下爬过了桥。敌人见红军战士如此顽强, 大声喊道: “好啦, 我们投降。”随即便交出了武器。
(《党的文献》2001年第4期第20页)
然而再到后来，情况就不同了。红十三团覃应机方面的比较平淡的叙述，被中b共所忽略；而红四团杨成武方面的比较惊心动魄的描述，则受到亲睐，被大肆宣扬。
一个有意思的问题是，中b共宣传文字中此种厚此薄彼的区别待遇，是从什么时候起，在什么背景下开始的？
红四团飞夺泸定桥的故事，我能追溯到的最早文字，是彭加伦写的《飞夺泸定桥》，大约成文于1936年。彭加伦在长征时任红一军团政治宣传科科长，他写的文章，自然一切功劳都说成是本军团的，只字不提红十三团有什么贡献。
说起此文的背景，很可玩味。1936年7月初，燕京大学美国讲师、记者斯诺来到陕北采访，这被看作是一个向外宣传，特别是向外国人募捐筹款的好机会。8月5日，毛泽东和军委总政治部主任杨尚昆联署，发起征稿，要求各人在长征经历中，“择其精采有趣的写上若干片段”：
“现因进行国际宣传，及在国内和国外进行大规模的募捐运动，需要出版《长征记》，所以特发起集体创作。各人就自己所经历的战斗、行军、地方及部队工作，择其精采有趣的写上若干片段。”
“文字只求情通达意，不求钻研深奥。写上一段即是为红军作了募捐宣传，为红军扩大了国际影响。”
此一征文活动，三个月内共收到稿件200余篇，50万字，由丁玲、成仿吾等人参与编辑，最后由军委总政治部宣传部部长徐梦秋负责统稿成书，共挑选回忆文章100篇，歌曲10首以及附录等，题名《红军长证记》（又名《两万五千里》）。
既然是为了宣传募捐，自然是故事越精彩有趣、越曲折紧张、越惊心动魄越好。因此上，毫不意外地，彭加伦《飞夺泸定桥》一篇，成为描述泸定桥之战的首选。而斯诺著《红星照耀着中国》中对泸定桥之战的绘声绘色的动人描写，许多都则取材于此。
由于斯诺的再传播，彭加伦讲述的故事，遂成为对外宣传的主调。不过，相当长一段时期内，即使是红一军团人员内部不同人员讲述的故事版本，仍然有相当抵触。最突出的是，宣传科长彭加仑的叙述，又比杨成武的回忆显得惊心动魄不少。例如对岸敌人人数，杨成武回忆录说有两个团，彭加伦则夸大到了“两个旅以上”，红军是以一个团对付两个旅！又如伤亡问题，杨成武的早期回忆，说22个人都冲过了桥，进城与敌人展开巷战，未提有人伤亡；彭加仑则声称死亡三人，斯诺更绘声绘色地描写这三人在桥上中弹，落入河中。这个问题，直到杨成武1980年代写《忆长征》和《回忆录》等书时，才改变了说法，称三人阵亡，大约是为了与流行宣传取得一致的缘故。可惜，就在杨成武最后出版的回忆录中，前后叙述仍不一致：前文刚说了22人都过了桥，接着补充说有三人阵亡，过了两段，又说22人过桥后，每人得了一套列宁装等奖励。
然而，无论有多少不通之处，从此以后，红四团的飞夺泸定桥故事版本，就压过了红十三团的版本。红十三团虽然不服，却也无法扭转宣传大局了。
“飞夺泸定桥”纯系虚构。邓小平在一九八二年对美国总统卡特(Jimmy Carter)的国家安全顾问布列津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亲口说：“这只是为了宣传，我们需要表现我们军队的战斗精神。其实没有打什么仗。”

信力健：飞夺泸定桥里神话多
　　红军长征中有很多神话，“飞夺泸定桥”应该是其中之一，在现在的小学课本中，关于此事的开头是这样的“1935年5月，北上抗日的红军向天险大渡河挺进。 大渡河水流湍急，两岸都是高山峻岭，只有一座铁 索桥可以通过。这座铁索桥，就是红军北上必须夺取的泸定桥。 ”这种神话甚至连一些外国人都深信不疑：美国作家索尔兹伯里在其《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一书的封面，赫然就是这座桥。而美国记者斯诺一九三六年采访了 毛以后写道：过泸定桥“是长征中最关键的时刻”。“木板有一半给抽掉了，从岸边到河中心只剩下光溜溜的铁链。在东岸的桥头，敌人的一个机关枪阵地正对着他 们，它的后面是由一团白军把守的阵地……谁能想到红军会发疯似的试图从光铁链上过河呢？可是红军却偏偏这样做了……头一个战士中了枪，掉到下面的水流里， 第二个也掉下去了，接着是第三个……敌人把煤油扔到桥板上，桥板开始燃烧起来。这时，大约有二十名红军战士用双手和膝盖匍匐前进，把手榴弹一个接一个地扔 进敌人的机关枪阵地。”活灵活现，神乎其神！
　　那么，泸定桥究竟是怎么样一座桥呢？泸定桥坐落在泸定县城西大渡河上，该桥始建于清康熙44年，建成于康熙45年（1706年）。桥长103米，宽3 米，13根铁链固定在两岸桥台落井里，9根作底链，4根分两侧作扶手，共有12164个铁环相扣，全桥铁件重40余吨。这样一座铁索桥，亲眼见过的人都会 得出这样的结论：别说对面架了一挺机枪，就是让红军战士顺着铁索爬过去，也是一件高难度的事情。但是当年的红军确实从泸定桥上走过，由此摆脱国民党部队的围追堵截，并最终逃出生天。那么，他们是怎么过去的呢？是不是象教材说的那样“号手们吹起冲锋号，所有武器一齐开 火，枪炮声，喊杀声，霎时间震动山谷。二连担任突击队，22位英雄拿着短枪，背着马刀，带着手榴弹， 冒着敌人密集的枪弹，攀着铁链向对岸冲去。跟在他们后面的是三连，战士们除了武器，每人带一块木板，一边前进一边铺桥。　突击队刚刚冲到对岸，敌人就放起火来，桥头立刻被大火包围了。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传来了团 长和政委的喊声：‘同志们！为了党的事业，为了最后的胜利，冲呀！’英雄们听到党的号召，更加奋 不顾身，都箭一般地穿过熊熊大火，冲进城去，和城里的敌人展开了激烈的搏斗。激战了两个小时，守城的敌人被消灭了大半，其余的都狼狈地逃跑了”，似乎红军 士兵都是神仙变的不成，一个个都刀枪不入？当然不是。  
　　历史真相是：在泸定桥根本没有战斗。红军五月二十九日到达时，泸定桥没有国民党军队把守。从国民党军队的大量来往电报、部署可以看出，长征故事中说的守桥 的国民党二十四军第四旅李全山团，其实并不驻屯泸定城，而在远处的化林坪一带。驻扎泸定的是步二旅旅部，旅长余松琳。红军到来前夕，该旅就离开了，被派去 五十公里外的康定。泸定、康定并属的西康地区专员六月三日的通报也表明，步二旅“集中康城附近”，不在泸定。当时国民党无数通讯没有一份讲泸定桥打了仗， 只提到红军在去泸定桥的路上，和离开泸定桥之后，有几次小型遭遇战。红军先头部队到桥边时，指挥部设在离桥不远的天主教堂里，向河对岸已无国民党军的泸定 城打炮。当地人大多是天主教徒，其中一位妇女家里开豆花店，就在红军所在的桥边，红军还住在她家。一九九七年这位妇女已是九十三岁高龄，但头脑十分清晰， 她对我们讲红军“阴一炮，阳一枪地打过去”，然后“慢慢过完桥”，过桥时“没有打”。至于桥上的木板，有的木板是被损害、也可能有拆去的。九十三岁的老太 太记得红军来借老百姓的门板去铺桥，有的人家交出了宝贵的棺材盖子，队伍过完后老百姓各自去认领。因而，过桥时红军没有一人伤亡。首批过桥的二十二名战 士，在六月二日过桥后，每人得了一套列宁装、一支钢笔、一个碗和一双筷子。他们中没有一个人受伤。其他红军过桥时也没有伤亡。周恩来的警卫员描述周听说有 一匹马掉在河里淹死了很着急，问过桥的指挥宫杨成武：“人有没有受损失？”当听说没有时，周又问：“一个都没有？”答覆是：“一个都没有。”
　　那么，为什么守桥的国军一枪未放就将泸定桥交给红军呢？这实际上是四川军阀的自保之术。
　　1935年1月，红军由遵义地区北进，准备在泸州与宜宾之间渡江长江，在川北或川西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四川军阀刘湘任命潘文华为长江南岸“剿匪”总指挥， 对潘面授机宜：“黔北的红军只要不危及我们的政治生命，我们就虚以周旋，保存实力，决不对抗。一句话，就是要阻止红军进入川境。万一入境，如系假道他去， 则开放进路，切不可截堵。”刘湘喘息未定，1935年5月蒋介石飞往重庆，以一纸手令剥夺了刘湘的军事指挥权。６月薛岳部到达成都附近，此前为堵截红四方 面军而由甘入川的胡宗南部也已控制了川北地区，这就形成蒋介石嫡系部队把握四川的局面，川军与蒋介石的矛盾很快尖锐起来。1935年6月－8月，除杨森、 刘文辉两部外，川军大多数部队都集结在成都周围地区，以拱卫成都，以防被各个击破。蒋介石迭令川军各部向红军占据地区迅速推进，但川军各部均徘徊不前，拖延观望，以保实力。至于刘文辉的24军和杨森的20军也基本上采取了尽量避免与红军作战的方针。当红军尚在云南时，参谋团即严令刘文辉部在大渡河上筑碉坚守，但刘文辉当时新败于刘湘，刘原来有二十万军队，此时只剩下两万余人，刘文辉所占领的西康省的地盘也在逐渐缩小，就连他的老部下刘元瑭，也被中央军所收买。以这样的实力，如果他再与红军对垒，那么无疑是自寻死路，军阀没有了军队，就没有了一切。这了保存实力，刘部奉行“只守不攻，尚稳不追，为保实力，追开野战”的方针，并未严厉督促部下修筑工事，直到红军抵达泸定桥的前晚，守桥部队才赶到桥边，开始“动手撤除桥板，构筑工事。”但是即使如此，红军攻下泸 定桥也是痴心妄想。
　　事实上，刘文辉部根本没有打算守卫大桥，当敌人还在对岸准备过桥时，守卫大桥的两个团朝天胡乱开了几枪就跑得没影了。事后守卫大桥的川军解释为什么要提前撤离，据说当时红三团已从下游渡过大渡河，并立即向泸定桥挺进，为免腹背受敌，守桥官兵才撤退的。但是从军事角度看，这个撤退有点儿戏，即使大桥不能守住，至少有时间炸掉大桥，奇怪的是守军并没有这样做。唯一合理的解释是，守军与红军已经达成某种协议。刘文辉部在红军逼近时只是象征性地抵抗一下，实际是放红军一条生路，如果以后红军壮大了，刘也多了一条退路。后来国民党兵败大陆，刘文辉反戈起义，并官至林业部长，未尝不是对他这一放水举止的酬谢。
　　总之，所谓的飞夺泸定桥，其实是一出自编自演的神话故事。事实上双方根本就没有交火，这也就不难解释为什么所谓的22勇士过桥后居然毫发无损了。类似的神话故事还有很多，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神话故事的真相终将大白于天下。
　　据说，邓小平在一九八二年对美国总统卡特的国家安全顾问布列津斯基曾谈及“飞夺泸定桥”，他是这么说的：“这只是为了宣传，我们需要表现我们军队的战斗精神。其实没有打什么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