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从“政治家族”手中收回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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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昊

政治就像一个黑洞，一旦你被它所吸引，就将终生无法摆脱，直到被看不见尽头的权力斗争所吞没。这个黑洞不但可以吞没空间，甚至可以吞没时间。在中国，许多家族千百年来累世的命运就是从事政治，一代又一代年轻人肩负家族的使命投入王朝的兴衰更替。他们创造历史，同时也被历史碾压而过。
历史上最有名的政治家族是陇西李氏。秦国大将李信是这个家族的佼佼者，之后这个家族在1000多年的时间内人才辈出，从未退出过历史的中心舞台。家族成员身上蕴藏着汉民族的勇气基因，李广、李敢、李陵祖孙三代名将，皆纵横塞北。李广一生冒险无数，匈奴闻之色变；李陵率步兵五千，敢挑战单于八万骑兵。
大唐王朝的创始人也自称来源陇西李氏（当然，历史学家对此存疑），并以功绩赐姓李，将李氏家族的联系越出血缘。这是历史上陇西李氏的辉煌顶点，但同时盛极而衰，开始走向覆亡。以军功为传统的李氏家族的克星是一个女人，无数李氏皇族子孙死于其手。我们至今还经常在电视上看到这个叱咤风云、但胸部会被某些部门剪掉的女性形象。李氏最终随大唐王朝的倾覆而灰飞烟灭。
如果把世家理解为豪强，那就把他们看简单了。这些家族以政治为业，其教育传统、经济条件和礼法门风使得读书子弟成为治国人才，练武者跻身帝国主将。以各个世家大族为核心，还形成了各种各样的官僚派系。而在地方，宗族祠堂担负了比中世纪欧洲教堂更多的功能。包括慈善、信仰、司法、教育、甚至还有经济管理，深具社会自治的价值。世家的影响不但行于庙堂之上，也及于江湖之远。
此种情形与中世纪英国的贵族制多有类似。而且，和贵族为荣誉而战的传统一样，士族阶层也不惜为其名教理念而殉身。明末的山东新城王氏在明朝灭亡时，家族精英几乎全部殉难。先是崇祯五年清兵攻济南，王象复及其子与夔部勒家人乘城拒之，父子及亲友死难。崇祯帝自缢于煤山后，王与胤与孺人于氏子士和同自缢死。这颇有点类似于波旁王朝被法国大革命倾覆后，巴黎贵族纷纷输诚，真正坚持战斗到最后一刻的都是来自布列塔尼这些经济不发达、但却保留了更多传统的贵族世家。
历史上强悍如陇西李氏、刚烈如新城王氏的家族不胜枚举，两汉、三国、两晋时期这些世家乘乱世成为历史的主角。晋皇族司马氏避难江东，就是因得到江东豪族顾氏和北方豪族王氏的支持，才能建立东晋政权。皇帝司马睿甚至真诚地拉着王导一起接受大臣的朝拜，时有“王与马 共天下”的说法。东汉刘秀能够统一天下，所依靠的最坚强后盾，正是通过联姻、乡谊而结为一体的南阳豪族集团。其所加封的“云台二十八将”中南阳人多达十一人。
如此强悍的世家大族既是皇权统治的支柱，也是其威胁。两汉魏晋南北朝时代，中央和地方政治均为这些家族所把持。有些家族甚至可以决定皇帝的归属。至于霸有天下而称帝的家族也不胜枚举。西汉就亡于外戚兼王氏家族的掌门人王莽。不过，也正是从东汉政权消灭王莽后，皇权开始了大规模的收权行动。
在专制制度下，因为最高权力的唯一性，皇权与世家之间形成了死结。所谓死结就是不死不休的权力斗争。在皇权与世家大族的千年斗争中，除少数时期达到了两者的平衡外，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从西汉开始，凡掌权的人君必杀士族，而士族坐大也会架空皇权。一直到帝制灭亡，也没有解决这个问题。不过，总体上的趋势是：世家的力量不断趋向衰微，而皇权则逐步加强，直到全面专制的降临。这当然是历代皇室努力的结果。历史上皇权向政治世家收权的方式大致有三种：屠戮、科举、小组。
几乎所有的皇帝都会以反结党营私为名，严厉地防范政治家族的挑战。通常的情况下，皇帝不会孤军作战，而是寻找有力的奥援替代这些“专业治国”者。在缺乏自信的皇帝那里，宦官常常是最佳的选择。东汉士族在十常侍发起的党锢之祸中损失惨烈；明朝的东林党人也因与魏忠贤为敌而多罹灭族之祸。当然，宦官专权甚至比世家篡权为祸更烈，但为政治斗争计，皇帝就是离不开宦官。以宦官、外戚为工具对高级官员的杀戮和灭族，未尝间断。至于那些主动参与政治斗争的家族，必须在政治圈投下赌注，同时承担巨大的风险。雍正、乾隆时期文字狱兴起，吕留良等一代大儒及其家族都是受害者；因与政治走得太近，明清大族长洲申氏，太仓王氏，海宁陈氏、查氏，都在政治斗争不断被绞杀。即使被传为美谈的“杯酒释兵权”也是以皇帝武力为后盾，并非哥们义气的结果。
不过，真正造成士族没落的，还不是皇权借宦官或锦衣卫手起刀落，而是庶族借科举崛起。科举的本意就是皇帝借以培植自己的“专业治国”势力。无论是唐太宗说的“天下士皆入吾嗀中”，还是后来殿试制度形成的“天子门生”传统，都表明皇家要直接控制科举取士的态度。靠科举而不是裙带举荐而出仕的文官，冲破了以往士族垄断仕途、“专业治国”的局面，但他们随即又形成新的家族势力。清初禁止结社，人们更加依赖血缘纽带，科举家族为了自保，也多通过联姻巩固势力。康熙年间，科举文官集团开始结党，各拥皇子。兴盛一时的江南曹家，就因跟错了主子，被雍正目为八哥党而抄家。
更直接的打击家族参政的方式是借秘书小组夺权。康熙设立南书房，雍正设立军机处，都是以皇帝的秘书班子替代削弱了内阁大臣会议或八王议政，从满洲贵族、高级汉臣手中收回权力。皇帝借直接办事机构架空六部和地方的传统，甚至影响到了民国时期的党国政体。
从政治家族兴起的角度来看，古代中国和中世纪英国颇有相似之处，但结局不同。在英国是贵族压制了王权，并以《大宪章》作为二者权力的边界，从而确立了共和与法治的根基。共和意味着天下是大家的,不是某一个家族的，即使是皇族；法治则意味着，国王不过是所有贵族中最高贵的一个，但也必须服从一个更高的法律权威。来自共和与法治的力量，在革命剧变中同时保全了王室和贵族，直到今天。
而在中国，皇权与世家之间的死结一直没有打开。皇权在大多数时候能够主动收权的原因是，中国的世家、士族等只不过是一个松散的统称，他们之间从未像英国的贵族那样形成自己明确的政治主张。士族取得权威后通常是篡位，而不是逼皇帝签什么《大宪章》；而皇帝则通过屠戮、科举和小组，不断地消灭士族。但问题是，作为中央和地方唯一成型、具有组织能力的政治家族，实际上在中国具有政治支柱作用（和英国贵族在政治上的功能是一样的）。这就不难理解，中央集权会因消除异己的成功反而丧失了活力。当皇权的正统地位不断强化，到清朝甚至形成了绝对专制统治时，政权的内核实际上已被掏空，而皇权与世家两者相互殉葬的命运就不可避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