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皇可知 -​​ 什么是纯洁性吗？

孙维邦

习皇可知 -​​ 什么是纯洁性吗？

不知纯知识的纯洁性，何来的政党的纯洁？不知政党的纯洁是什么，又如何来保证实际政党的合法性？

一辈子什么都不干，专事读书也读不完书单所晒的那些书，新时代的最高马主义所说，“要保持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纯洁性”，老孙不能不问：习皇知什么是“纯粹的纯洁性”，什么是政党的纯洁性，什么是马主义政党（即共产党）的纯洁性吗我有把握地断言：？他回答不出！

“什么是纯洁性”所问的是字面涵义，即是不含任何​​杂质的纯知识。“要保持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纯洁性”却是祈施或命令，是意志的使用，可意志只能用为肯定或否定，并不必然包含对“纯洁性”的知性觉解。只要生物都先天被赋予了满足生存的倾向性，只要能说话倾向性就被话语所意识，成为意志，意志就能祈施或下达命令。但命令所涉及的内容是知识，知识就非意志能有效，而是知性课题。日常说的聪明或开明是指能自觉用知性来矫正意志。这就有一个“保持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纯洁性”，这命题是否经了知性的有效矫正？这对习皇来说还是未知的X.

若问习皇，肯定他回答不出。因习是位不能自抑只下命令，不知回答所下命令在内容上做为知识是真是假的蛮汉。当然，他见了苹果不至于判断为他物，见了鹿也知那是鹿，渴了也一定喝的是水......这是因苹果，鹿，水都是实物。实物有形有象可直观，只要经验了的就不会判错。但“马主义政党的纯洁性”所问的却是非物质性而是思想的性质。政党是人的盟约，所问就是盟约即意志的性质，意志性质的纯不纯所问是个思想问题。思想只可被“思”不能被经验 - 谁都未见也过未触摸过政党的性质，因政党的性质是内在而不是外现的，只可由思维来“思辩”。

比如“方圆，大小”的桌凳，肉眼能直视，被直观的是实际的桌子，凳子的方圆，大小，并非话语或概念所涵思想的“方圆，大小”。桌子，登子的方圆大小属形象世界，是感性的对象。概念所涵意义的“方圆，大小”是思想，思想就不是感性能直观，而只能被思维。世上只有方圆，大小的东西，并无做为思想的“方圆，大小”，‘方圆，大小’之做为思想只存在于思维，只可被‘思之’而不能被感官面对。

什么是“思”呢？思就是因思想无形态只能通过语言外壳被反映，由外壳所反映的思想只能按照逻辑的原则来思维，不能由感性来印象，所以只有通过慨念思维才能被展开。

虽然思维必须通过概念，但概念并不出于思维，而是出于知性。又所以思维并不能保证概念联结在关系上的严密与确实，因人的意识被实践的不可间断所掩盖，也就是被日常理性所忽略。

因人类意识的构成有三项，被先天赋予的是感性，感性的功能是受激必应，所以命之为感应。感应即被动地接受剌激并留下映象的能力。

其次是知性，知性是对剌激造成的印象做出比较，舍弃或加以组织，自动产生出把印象抽为概念的能力。可见知性是确定真假或对错的能力。所谓真假就是概念与其所反映的对象或思想的相不相符。因知性就是产生概念以反映对象刺激所造成的印象，当然就是辨别知识的真假的能力。

最后是理性（即思维）能力，理性只管着思维，以构成较完整的成条理的知识。理性的功能是只要有了概念，它就非对概念发动思维不可。而思维是对不同概念关系的严密联结，对概念关系的联结必须先由知性审察每一概念的涵义真不真。但对概念关系的联结实际所联的还是概念，关系的严不严密只能在思维过程里被思维到，不能在字面上显现出来，所以绝大多数的人只自觉到对词汇的联结，并不能自觉去审察词义。

这如作家们作品，首先要造句，沉从文，周作人，林语堂，梁实秋，贾平凹，三毛，赵孔谦等总是先正确地解词，而后才能造出精致的句子，给人以美的感觉。而大多数作家却一心扑在编故事上，并未做学问的自觉，其作品只能是通俗读本，造不成鲜明的治学个性。所以文学创作的最高境界是形式之美，而一般作品只求故事的动人。可见人类理性是被理性本身所驱动，是人的内心的一种特别需要，综合总是不自觉地占了先，而更重要的分析就未受足够的重视。如习皇及栗战书们说的话都是未经知性鉴别真假的支持，而瞎造臆想的句子。

即使是我的批判对于他们来说也济是琴对牛谈。为什么还要谈呢？因我与王丹，王军涛，严家琪诸先生一样，自觉到由八九民运开启的这场浩大而持久的反共产斗争，实际上是一次自然人的心智的升化运动，亦即他们几个人命之为是“第二次新文化运动”，这个概括的所得非常精致而准确。

有了以上的分析就可见“要保持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纯洁性”是一个未经知性判别真假的思维成果，即构成这个思维的诸概念在关系上不是准确而恰当的，未从习皇的个人智慧里获得有效联结。这个思维成果含有未经知性判明真假的概念的关系，就被思维匆匆联结成成果了。做为思维成果它在实际上是无效的，却被皇上的意志不许讨论的规定为最高有效性。

悲乎，我的中华！
壮哉，“第二次新文化运动”这个命名的提出！

本节只搭了一个架子，并没能实际触及习命题的错误，即纯粹的纯洁性是中心语，政党的纯洁性经了一般意义的即字面意义的限制，这个限制必须不成为纯字面意义。的纯粹性的损害而马主义政党是第二次的限制，这个限制与纯知识的纯洁性处在了相矛盾的关系中，无法通过修正而吸收这个命题内含的矛盾，所以中国社会既无改革的任何可能，也无用民族大和解来实现严格普遍性制度的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