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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2012年9月，32岁的我带着10岁的儿子到澳洲探亲。整整一年时间，我每天穿着从国内带来的廉价衣服，提着自备的午餐，坐城际列车到离居住地有10公里路的坎布斯镇的一家旅馆做清洁工，工作单调乏味，辛苦劳累。 在国内，我是西南化工研究设计院的一名工程师，尽管工资不高，但工作轻松，生活稳定，若不是先生催我到澳洲来陪读，恐怕这会儿己经是高级工程师了。不过，只要我先生在新南威尔士大学攻读完博士学位，便可谋到一份年薪10万澳元的白领工作，并有望获得“永居”，到那时，我就可以松一口气了。 然而，就在先生即将戴上博士帽的时候，我们的感情生活却触礁了。 2014年的初夏，先生突然一反常态，常常晚归甚至不归，儿子的功课也无暇过问。他说是写论文太忙，所以我不大在意，仍忙于打工养家。直到有一天他将离婚协议书递到了我面前，说他爱上了他的博士导师苏珊娜，并与她有了孩子。 我尽管伤心至极，但也没有大吵大闹，我向先生提出了一个条件：与苏珊娜见一面。 见面安排在悉尼唐人街的大富豪酒楼。比我大一岁的苏珊娜气质优雅，脸上难觅一丝皱纹。尽管说话不多，但35岁即为澳洲名牌大学博士导师的自信却明显地写在脸上，她用一种居高临下的目光注视着我，墙柱上的镜子映出了我憔悴苍老的脸。 我在离婚协议书上签了字，接受了苏珊娜付给我的10万澳元“赔偿金”，毕竟儿子上学还得要钱。离婚后，我报考了麦尔顿理工大学的工程管理硕士，并另寻了一份保险推销员的工作。从此变成了单身母亲，发誓只为自己而活。 我忙得脚跟不沾地，但生活的目标明确多了：用一年半的时间攻读完学位，然后觅一份像样的工作，买车、买房、使儿子得到最好的教育……当然，争取获得“永居”也是我的目标之一，这是我在澳洲安营扎寨的必要条件。也许是因为我的真诚与流利的口语，我的保险业务做得还算可以，挣的钱省着花，足以支撑我和儿子的基本开销。渐渐地，我走出了离婚的阴影，心想着攒够了钱，就把儿子送进精英学校。 还没等我实现愿望，我却感到儿子偏离了我为他设计的人生轨道，不仅将头发染成金黄色不说，鼻梁上还架着一副大墨镜，有时甚至故意将裤带、袜带等露出来。 12岁生日时，他磨着我给他买了一台笔记本电脑，此后成天听流行乐，打游戏，成绩一落千丈。我说他说的急了，他便翻翻白眼说：“这是澳洲，不是中国，你不能干涉我的人身自由！” 一听他小小的人儿竟说出这种话，我心里一惊，到澳洲后，一天到晚为生存而忙碌，竟忽视了对儿子的教育。 我开始注意儿子的行为。跟踪了几次后发现，儿子的朋友全是华人孩子，他们独来独往，从不跟其他族裔的孩子打交道。彼此交谈时手舞足蹈，讲话中英文掺杂。一个个打扮得古里古怪，或独耳挂环，或单脚穿袜，或文臂，或将嘴唇涂成“黑乌鸦”。 放学或周末，他们常常到学校附近的中央火车站和贝尔蒙公园一带玩耍，不到天黑不回家。到学校去问老师，他们也只是说：“我们不管学生的校外活动，只要没违反学校有关规定，我们就不能过问。” 专家详细询问了情况，分析道：“孩子虽然生活在澳洲，但却因肤色种族而被视为’异类’，因此产生自卑心理。若不及时疏导，他们就有可能下意识做出’反抗社会’的行为，比如扮酷、装嬉皮、自成‘独立王国’、尝试师长们不准干的事等等。 专家的一番话说得我十分紧张。其实这些还不足忧，忧的是某些华人社区极易搞到毒品，万一儿子跟着吸毒怎么办？我当机立断的减少工作投入，放慢学业进度，用更多的时间来管教儿子。 可是，无论我怎样苦口婆心地劝说，眼泪流了几大筐，儿子也只是反复的说：“你们到澳洲来，只管自己打工、读书、找情人、离婚，什么时候问过我的感受？还是我那些哥们好，在我孤独寂寞时，给我安慰和帮助！”终于有一次惹得我气不打一处来：“你说你那些哥们好，你就去跟你那些哥们过好了！” 儿子听了也不回嘴，背上背包转身就走，整整一天都不见踪影，直到天黑他还没回家，我慌了神。后来才从他的一位同学口里得知，他到一位哥们家“搭铺”去了，于是连忙赶去好说歹说才把他哄了回来。 二 一天下午，我下班后去超市购买生活用品，然后乘城市火车回家。刚进车厢，就撞见儿子和一个华人女孩并排坐在前面，两人搂搂抱抱，还旁若无人地拥吻，俨然一对恋人模样。周围的乘客竟也是一副见惯不惊的样子。我心里一股火起，眼泪都急出来了，但还是强忍着没去打扰这对“小鸳鸯”。 下车后我去干洗店取衣服，回到家看见儿子已经在厨房里削土豆准备晚饭了。只要见我不在，他就会动手做饭，这一点让我很欣慰。我心中的怒火熄灭了一点，尽量用和缓的口气问道：“你今天和谁一起坐火车回家？” 儿子抬头望了我一眼，又继续边削土豆边说道：“你又跟踪我啦？” 我继续追问，儿子不耐烦了，猛地甩下手中的土豆：“我跟我女朋友一起回的家，怎么样！” 见他一副桀骜不训的样子，我心中的怒火又窜了上来：“不许跟大人顶嘴！我平时是怎样教育你来着？” “这是在澳洲，恋爱不犯法！” “咱们是华人，华人有华人的传统道德标准！别人是别人，你是你！我就是不准你这么早就恋爱！” “那你为什么要带男友回家呢？” 我十分惊诧，使劲回忆了大半天，才记起我曾邀请过同事进屋喝咖啡，现在竟被儿子当作挡箭牌。我再也压不住心中的怒火，冲上去狠很甩了儿子一个耳光。 见儿子脸上冒出一个红肿的手印，我后悔得要命，忙向他道歉，并当即端来一盆凉水给他敷面。然而还没等我将毛巾放到他的脸上，就听得街区警笛大作。几分钟后，邻居带着警察敲开了我家的房门。 儿子脸上的掌印是我“虐待未成年人”的罪状，警察们不由分说的将我带到警署。尽管我写了保证书，交了罚款，并找我的一位华人朋友作了担保，但儿子还是被送到了少年避难所去。 “直到你儿子愿意回家，你才能去接他，如果再出现虐待现象，我们将取消你的监护权！”我被警署这样警告。 三天过去，我始终没得到接儿子回家的通知，到第十天时，我终于按捺不住，决定到少年避难所去看个究竟。 怕惹麻烦，那日我特地乔装打扮了一番。少年避难所并非想象的那样戒备森严，有家庭问题的孩子只要声明一句，便可随时进去“避难”。那里风景优雅，配备有篮球场、图书馆等场所，除了食宿免费之外，与普通的寄宿学校并没有多大区别。如此宜人的环境，还没有家长管教，孩子们自然不愿回家。 虽然化了妆，但正在踢球的儿子还是一眼就认出我来。毕竟母子相依为命这么多年，一提到回家，他没有犹豫，立即跑到管理老师那儿去说明想回家，然后同我一起驱车离开。 路上，我问儿子为什么这么久都不回家，儿子告诉我说：“这儿太好玩了！可以不上课、不做作业，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他兴奋得手舞足蹈，一副沉浸在玩乐之中的模样。我却为此发了愁，大陆新移民在海外唯一的优势就是读书，现在孩子“自由”得连书都不想念了，这可怎么办？ 因此，我花了一笔我要打整整一年工才能挣到的“巨款”，将他送进北岸的一所精英学校。我还特地将家搬到房租贵一倍但离学校近的地方，以方便儿子上学。我手里没有多少积蓄，只得动用了苏珊娜给的那笔“赔偿费”，心中满是无奈。 三 进了精英学校，儿子对一切都感到新鲜，加上“贵族学校”的那份优越感的激励，头一学期他很认真努力，与他的那些哥们基本上断了联系。儿子本就聪明，在国内学校学习时底子也打得厚，到期末时，他己排到了班级前十名。 2016年3月中旬，刚开学不久，儿子提出了想要一辆二手车的要求，原因是他即将满14岁，该学会自己开车了。想想有道理，我便爽快地答应。周末，我带着他到二手车行去买了一辆七成新的“荷顿”。他当即开着刚买来的车驶上了高速公路。直到这时我才知道，儿子早就跟他的那些哥们学会了开车，我心里不禁掠过一丝阴影。 取得L牌驾照后，儿子便常常开车出去兜风，整天不回家。放假时还要“远征”墨尔本、黄金海岸等地。尽管我心里十分担心他为此耽误学业，但自从那一次被抓去警署后，我再也不敢“教育”他了。 一天，儿子到卡市(悉尼著名的华人聚居区)玩耍，深夜了才回家。我顿时心里一惊，那可是个毒品窝窝。我装着没事似地问他： “卡市好玩吗？” “好玩，在那儿歌舞厅里演出的尽是香港的明星！” “你哪来那么多钱买门票呢？” “同路的哥们替我买的……”儿子见说漏了嘴，立马不吱声了，任我怎样追问都不开口，追问急了，他便上床蒙头睡觉。 当晚，我失眠了，实在睡不着，便悄悄去翻儿子的车。我在车厢翻了个底朝天，在驾驶座下面发现了一个塑料袋，扯出后，十来颗圆溜溜的药丸滚了出来。我的头“嗡”的一声大了，顿时瘫坐在地上。怒火和悲哀在胸中交织，我忘了这是半夜三更，更忘了我留在警署的“保证”，拎着那个塑料袋径直上楼。 我叫醒儿子：“这是什么？” 他沉默。 “你怎么能这样？”我的眼泪像河水一样决堤而出， “不过几粒摇头丸，就把你给吓成这样！我那哥们……” “你还提你那些哥们，你早晚会把我气死！” 儿子不再说话，穿上衣服就往外走。我见状，死死地拽住他。 “你这一走，就别再给我回来！”正在我们拉拉扯扯之际，远处响起了警笛声，我马上松开了手，儿子也停住了脚步。 这一次，无论我怎样申辩都没有用，警署以“虐待成立”暂时取消了我对儿子的监护权，儿子这次也不是被送到少年避难所，而是送到警署选定的一户人家。 一段时间后，我想儿子想得厉害，就偷偷跑到那户人家外徘徊。一天，我刚在街边停好车就看到了他，顾不得多想，我急步跑了上去。我们母子二人紧紧地拥抱在一起，儿子告诉我说这户人家对他很好，但他想回家。我还得知那包摇头丸并不是他的，而是他朋友为躲避父亲检查而藏在他那里的。我看着在我怀里哭成泪人的儿子，无奈又酸楚。 然而第二天，我却接到警署的通知：“因你私闯民宅，教唆未成年人抵制警署决定，因此将取消你监护权的时间延长三个月。” 我又急又气，却无可奈何。突然，我脑海里划过一道闪电：我想回家，回中国。刹那间，我被艰辛磨蚀的记忆复活了，我想起了家乡小镇淳朴的民风，和谐的邻里关系以及相同的价值观念，甚至连原来我不太认同的严格的学校教育，也使我倍感亲切。 这时的我还有两个月才毕业，于是一门心思扑到“最后的冲刺”上。有一个洋文凭，回国好找工作。怕节外生枝，我不敢再去见儿子，只托他的同学给他带去一个纸条：“等妈妈攻完学位，我们一道回四川去！” 本以为儿子不愿回国，没想到的是，他居然爽快地答应了：“分别两年多，也不知我们班上的几个好同学考进重点中学没有？我在澳洲也呆烦了，换一个环境也许好些。” 2017年11月，我处理好了自己的事务，和儿子一道办好手续，登上了回国的航班。回国后还有很多路要走，但我并不后悔。因为不管怎样，我都还是一个母亲。 口述 | 林娟 整理 | 欧阳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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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8-3-21 17:56: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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