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中国政治之父”，却鲜有人知

ace

近现代史前沿




“政治”作为经用之学，得益于严复；但成为现代科学，则得益于他。他是中国第一位政治学院士，横跨政、史、哲三大领域，被称为“最后一位通儒”，凭一己之力改写了中国学术史；他被誉为“中国限政之父”，他提出的“限政即法治”，成为理解现代政治的第一原则。


▲萧公权

按理说，这位大家应该家喻户晓，但因一次“选择”，他被很多人遗忘。他，就是萧公权。

政治学者包刚升叹惜道，他的著作本该奉为圭臬，却遭到冷落；复旦教授刘建军也不止一次地说道，“现当代中外政治学家中，萧公权是最出类拔萃的一位”。

在今天，重新发掘萧公权，不仅是为了认识这位被遗忘的大家，更是为了对政治有更深的理解，而他至少有四大洞察，每个都极具启发。

native advertising

洞察一

激进思想能去除糟粕

但也会抹杀精华



▲萧公权（站者）与堂兄萧蘧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时，萧公权正身处风暴眼之一的清华。作为清华翘楚，他被推举为“五四”代表，换作其他人，成为代表大概率会热情投身“五四”，但萧公权却始终缺乏兴趣，对“打倒孔家店”“完全西化”等观点，更抵触万分。

他认为这种观点，去除了糟粕，也抹杀了精华。萧公权当时曾自嘲“反动”，但这实际上是保守主义思想，赞同循循改善，反对激进改革。即使是曾经热衷西化的胡适，最终也回到了和萧公权一样的立场。

洞察二

要杜绝唯一权威

但要保留基本共识



▲萧公权曾求学的密苏里大学

1920年，萧公权求学于密苏里大学和康奈尔大学，当时，伴随英美等国家的兴起，“多元政治论”成为主流，认为权力应该是分散的，不应该存在无所不包的权威。这种观点似乎是“绝对正确”的，但萧公权却冒大不韪，对它加以批判。

在他看来，我们当然要避免唯一的权威，但如果社会的观点过于多元，没有“公意”的话，社会必然走向分裂。这种观点在当时是绝对的异类，但在百年后回首，今天的民意撕裂、共识丢失、甚至国际局势动荡，无不印证着萧公权的洞察。

正因这份超越百年的预言，被萧公权反驳的政治多元论者、“哈耶克的真敌人”拉斯基，都盛赞他“才力与魅力甚巨”。

洞察三

要想发展“限政”

只能与西方接轨


▲1948年，第一批院士合照，三排左四为萧公权

native advertising

1931年，在“九·一八”的炮火中，中国知识界掀起激辩。梁漱溟、钱穆等大家疾呼，要从传统文化中挖掘“限政”思想，只要改造传统，民主便能破茧而出。但萧公权掷地有声地指出，中国两千年的历史，没有现代意义上的限政，更遑论民主。

1940年，萧公权完成力著《中国政治思想史》，这本书从晚周纵贯到辛亥革命，把握了中国政治最根本的底层逻辑。他发现，中国古代虽然有“民贵君轻”等思想，但这些思想的核心，仍然是维护君主统治，而非分权制衡。如果把中国的“限政”寄托在这些思想上，不仅无法革故，更难以鼎新。

凭借这份警醒与深刻，萧公权被评价为“中国限政之父”，1948年他成为中国第一位政治学院士，但不久便离开大陆……

洞察四

“皇权不下县”不是自治

只是帝王的策略


▲晚年萧公权

作为“乡土中国”，乡村一直是各界关注的焦点。很多学者认为“士绅共治”的体系，让中国自古便存在“自主治理”传统。但萧公权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古代的“皇权不下县”，绝非现代意义上的自治，只是中央集权在技术限制下的妥协而已。

1960年，萧公权倾注多年心血完成学术巨著《中国乡村》，被盛赞为“继韦伯《儒教与道教》之后，论述中国最重要的学术成果”。书中深刻指出，真正的自治必须基于法律程序，不能依赖帝王的统治策略。这一论断彻底打破传统认知，揭示了古代中国“自主”与现代民主自治的本质差异。

凭借《中国乡村》，萧公权荣获美国学术团体协会颁发的“人文学术卓越成就奖”，成为首位获此殊荣的亚洲学者。而颁奖词堪称萧公权的最佳概括：“融合中西两个伟大学术传统的菁华”。

要想读懂中国政治的昨天、今天和明天，最好的办法就是认识萧公权。然而，因为一次“选择”，萧公权虽在国际上声名远扬，在国内却被遗忘了半个世纪，他的《中国政治思想史》、《中国乡村》，更历经重重难关，才得以在大陆面世，由于内容太过“尖锐”，不少书友感叹“能出版堪称奇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