惊人相似的历史回忆：那些后悔支持希特勒的寡头(图)

夏小雨

《大西洋月刊》








他是世界上最富有的人之一。他通过重工业赚到了第一桶金，之后通过媒体赚到了第二桶金。1933年1月，为了一个政治交易，亚尔弗雷德·胡根贝格（Alfred Hugenberg）提供了选举资金，使得阿道夫·希特勒（Adolf Hitler）能够成为德国总理。在胡根贝格与希特勒达成协议之前，他的一个亲密同事曾经警告他，这将是一个他会后悔的交易：“有一天夜里，你会发现自己穿着内衣在部长花园里逃避逮捕。”

在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初，希特勒的“品牌”对于资本家和企业精英来说是大忌。他的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National Socialist German Worker's Party）不仅是强烈的民族主义者，而且毫不掩饰其社会主义立场——真正的“工人党”。其25点的政治纲领明确针对银行家和金融家，呼吁“打破利息的束缚”，还针对战时生产中获利的工业家。利润将被国家无偿没收，公司高管将被指控为叛国罪。纲领第13条明确要求：“我们要求将所有现有企业国有化。”

在整个20年代，商人更愿意把政治赌注押在保守、中立、亲商的政治家身上，如中央党、巴伐利亚人民党或是右翼但明确支持商业的德国国家主义者。因此，国家社会主义者不得不通过会费、街头募捐和希特勒集会的门票来获得大部分资金。例外的是一些社交名流——维多利亚·冯·迪尔克森（Viktoria von Dirksen）、海伦·贝希斯坦（Helene Bechstein）、艾尔莎·布鲁克曼（Elsa Bruckmann）——她们对希特勒着迷。但最重要的例外是弗里茨·蒂森（Fritz Thyssen）。

蒂森是德国主要工业财富的继承人，是纳粹运动的早期资助者。他在1923年秋天参加了一次啤酒馆集会后第一次见到希特勒。“当时我意识到他的演讲天赋和领导群众的能力，”蒂森在1941年的回忆录《我资助了希特勒》中回顾道，“然而，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他的会议秩序井然，他的追随者几乎具有军事纪律。”蒂森按自己的估计，他向党提供了大约100万帝国马克——今天相当于500万美元——还帮助资助了慕尼黑宫殿的购置和翻新，作为纳粹党的总部。最重要的是，蒂森安排希特勒在1932年1月27日对他的工业家同行在杜塞尔多夫发表演讲。

“这场演讲给在场的工业家们留下了深刻印象，”蒂森说，“因此，来自重工业的大笔捐款流入了国家社会主义党的金库。”这笔资金，按保守估计每年约200万马克，是通过一个值得信赖的中间人阿尔弗雷德·胡根贝格（Alfred Hugenberg）渠道化的。

胡根贝格在一战期间担任克虏伯（Krupp A.G.）的大股东，这个公司是大型钢铁制造商和武器制造商，后来他创立了电报联盟，一个包括1400家关联报纸的集团，旨在对抗自由的、支持民主的媒体。胡根贝格还购买了国家最大的电影制片厂的控股权，使他能够利用电影和新闻媒体推动其右翼、反民主的议程。《沃西希泽报》（Vossische Zeitung）——一家主要的中立日报——的一位记者观察到，胡根贝格是“通过报纸、书籍、杂志和电影将国家社会主义思想传播给整个国家的最重要人物”。

为此，胡根贝格实践了他所谓的“灾难政治”（Katastrophenpolitk），通过耸人听闻的新闻故事来极化公众意见和政治党派，其中一些故事是完全编造的，目的是造成混乱和愤怒。根据一个这样的故事，政府在奴役德国青少年并将他们卖给盟友以偿还战争债务。胡根贝格认为，通过掏空政治中心，政治共识将变得不可能，民主制度将崩溃。作为帝国议会的右翼代表，胡根贝格提出了一项“自由法”，呼吁从民主和凡尔赛条约的束缚中解放德国人民。这部法律要求对签署条约的人和实施条约条款的政府官员进行叛国罪审判并处以绞刑。法国驻柏林大使称胡根贝格为“德国最邪恶的天才之一”。

尽管希特勒和胡根贝格都强烈反共、反民主、反移民、反犹太人，但他们的政治合作尝试却屡次失败，问题不在于意识形态的差异，而在于他们性格的相似性和竞争的政治抱负。和希特勒一样，胡根贝格固执、顽固、自以为是。当受到挑战时，他会加倍努力。早在1919年，胡根贝格就谈到了“第三帝国”，远在希特勒成为政治力量之前，他设想自己将成为未来的帝国摄政（Reichsverweser）。他的追随者以“Heil Hugenberg！”向他致敬。约瑟夫·戈培尔（Joseph Goebbels）注意到，希特勒每次与胡根贝格会面后都会面红耳赤、“气得要命”。

但到了1933年1月底，这两个人的命运已经紧密缠绕在一起。胡根贝格通过他的财富获得了政治权力，成为德国国家人民党的领导人，该党在帝国议会中拥有希特勒需要的票数来担任总理。希特勒有能力提升胡根贝格的政治权力。正如一位希特勒的同事解释希特勒-胡根贝格动态时所说：“胡根贝格拥有一切，除了群众；希特勒拥有一切，除了金钱。

经过激烈的谈判，最终达成协议：胡根贝格将使希特勒成为总理，作为交换，胡根贝格将获得一个内阁职位，担任一个超级部（Superministerium），这个部包括了经济、农业和营养部。一旦进入内阁，胡根贝格毫不犹豫地在有利时机干涉外交事务。胡根贝格的亲密同事莱因霍尔德·夸茨（Reinhold Quaatz）总结了他的算计如下：“希特勒会坐在马鞍上，但胡根贝格握着鞭子。”

《纽约时报》对胡根贝格，一个“极端资本家”，突然负责国家财政表示惊讶，因为他与纳粹运动的经济学说“极度不和谐”。希特勒的“社会主义面具”已经掉落，共产党日报《红旗》宣称，争辩说“掌权的是胡根贝格，不是希特勒！”周刊《世界舞台》（Die Weltbühne）将新政府称为“希特勒、胡根贝格与公司”。

作为自称的“经济独裁者”，胡根贝格在激怒政治对手和大部分公众方面与希特勒不相上下。他清洗了各部，废除了工人权利，降低了自己员工10%的工资。“与失业的真正斗争在于重新恢复经济生活的盈利能力，”胡根贝格的一份报纸社论评论道，主张经济政策的目标应该是拯救“职业和受影响最严重的商人中产阶级”。胡根贝格宣布暂时停止止赎，取消债务，并对几种广泛生产的农产品征收关税，违反了贸易协议并提高了生活成本。“不能让这些救助措施的财政负担都落在最穷的人身上，”希特勒在一次内阁会议上反对道。让他们先受点苦，胡根贝格辩解说。“然后就会有机会平衡这些困难。”经济陷入混乱。媒体称胡根贝格为“混乱顾问”（Konfusionsrat）。

胡根贝格不在乎坏名声。他习惯于成为国家最不受欢迎的人之一。社会党报纸《前进报》（Vorwärts）将他描绘成一只戴着眼镜的膨胀青蛙。希特勒称他为“汪汪”（Wauwau）。甚至他的密友也称他为“仓鼠”。但胡根贝格信奉黄金法则：谁有金子谁就统治。早些时候，当德国国家党出现向右转的争议时，胡根贝格简单地将反对者开除，并用自己的资源资助了党的全部预算。希特勒可以雄心勃勃地成为第三帝国的独裁者，但胡根贝格已经是经济的独裁者。

1933年6月底，在希特勒试图平息国际对其政府长期意图的担忧时，胡根贝格出现在伦敦的一个国际经济发展会议上。令所有人惊讶的是，包括其他在场的德国代表团成员，胡根贝格提出了一项通过领土扩张实现经济增长的雄心计划。“第一步将是德国收回其在非洲的殖民地，”胡根贝格解释道，“第二步是那些‘没有空间的人民’——Volk ohne Raum——将开辟我们生产性种族创造生活空间的地区。”这一声明在全球引发了头条新闻。《纽约时报》的一则头条写道：“帝国在伦敦会议上要求归还非洲土地”。下面的一条副标题继续说：“也寻求其他领土，可能是欧洲的。”

希特勒的外交部长康斯坦丁·冯·诺伊拉特（Konstantin von Neurath）试图收回胡根贝格的声明，声称胡根贝格只是表达了个人意见，不是政府政策。胡根贝格坚持己见，反驳说，作为经济部长，他所说的话就是代表整个政府的。外交政策只是经济政策的延伸。随之而来的是混乱和尴尬。

回到柏林，诺伊拉特在内阁会议上坚持说：“一个人不能简单地忽视其他人的反对意见”，并且胡根贝格“要么没有理解这些自然以礼貌形式陈述的反对意见，要么他不想理解它们”。希特勒试图调解，说“已经发生的事情不再有任何兴趣”。但胡根贝格不愿退让：他想要解决这个问题，而且要按照他的条件。“这是一个关于谁将掌握主动权的问题，希特勒和我之间，”胡根贝格后来承认。希特勒占了上风。1933年6月29日，胡根贝格辞去了部长职位。

到那时，希特勒不再需要胡根贝格的企业联系或帝国议会的代表。曾经避开粗俗、分裂、右翼极端分子的银行家和工业家们逐渐接受了他，作为对抗亲工会的社会民主党和强烈反资本主义的共产主义者的屏障。六个月前，就在希特勒被任命为总理前三周，银行家库尔特·冯·施罗德（Kurt Baron von Schröder）在科隆的一个时髦区域的别墅里会见了希特勒。安排得非常秘密：希特勒在波恩提前下火车，进入一家酒店，快速吃完早餐，然后乘坐一辆后窗挂帘的车前往施罗德别墅，同时一个诱饵车辆则向相反方向驶去。希特勒从这次会议中带走了一条3000万帝国马克的信用额度，拯救了他的政治运动免于破产。

一旦希特勒掌权，就不再需要隐秘或诡计。1933年2月20日，星期一，赫尔曼·戈林（Hermann Göring），希特勒内阁中两名纳粹部长之一，同时也是帝国议会主席，在他的官方住所为纳粹党举办了一次筹款活动，准备迎接即将到来的选举。活动由银行家兼中立党派共同创始人汉斯·贾尔马·沙赫特（Hjalmar Schacht）主持，他认为希特勒是反对左翼政治力量的最佳选择，并曾游说总统保罗·冯·兴登堡（Paul von Hindenburg）任命希特勒为总理。

在场的两打工业家、银行家和商界人士中，最突出的是古斯塔夫·克虏伯·冯·博伦（Gustav Krupp von Bohlen），因其武器生产而被称为“大炮王”。“我感到惊讶，”沙赫特回忆说，“因为我知道就在四个星期前，这位克虏伯·冯·博伦拒绝了弗里茨·蒂森的邀请，参加莱茵-威斯特法伦工业家的一次活动。”

同样令人惊讶的是，巨型化工和制药集团I.G. Farben的四位董事也出席了这次筹款活动，此前该公司一直坚定地支持民主、支持魏玛共和国，反对国家社会主义。（纳粹嘲笑这家公司，因为它雇佣了许多犹太科学家，称其为“国际资本主义犹太公司”。）

希特勒本人以未宣布的贵宾身份出现在聚会上，穿着西装和领带，而不是褐色冲锋队制服，向在场的企业精英警告共产主义的危险，并宣扬他的总理任命是一场“伟大胜利”，他认为这是对激进变革的授权。他概述了他的计划，恢复军队的力量，对国家实施极权控制，摧毁议会制度，运用武力镇压所有政治对手。“在民主时代，私人企业无法维持，”希特勒告诉他们。

在希特勒离开后，沙赫特谈到了在即将到来的选举前需要额外的竞选资金。赫尔曼·戈林补充说，3月5日定于举行的选举，“肯定是未来10年内最后一次选举，可能甚至是未来100年内”。到这一天结束时，筹款活动已经筹集了300万帝国马克，相当于今天的1500万美元。

接下来的三周给魏玛共和国带来了一系列打击，导致其灭亡：2月27日对国会的纵火袭击，使得象征议会民主的建筑物在烈焰中焚毁；3月5日的选举，纳粹党以此为希特勒的改革获得了授权；以及3月23日通过的“授权法”，确立了希特勒作为不受挑战的独裁者。在给希特勒的一封信中，古斯塔夫·克虏伯写道：“政治事件的转变符合我个人和董事会长期以来的愿望。”





德国大大小小的公司帮助将魏玛共和国改造为第三帝国。费迪南德·保时捷（Ferdinand Porsche）设计了大众汽车，一款“人民的车”。梅赛德斯-奔驰（Mercedes-Benz）为希特勒及其主要助手提供了防弹轿车。雨果·博斯（Hugo Boss）设计了党卫军的黑色制服。克虏伯供应武器。美乐（Miele）生产弹药。安联（Allianz）为集中营提供保险。J.A. Topf & Sons制造了火化炉。德意志银行（Deutsche Bank）的一位受惊的执行官参与了犹太企业的征收，他给监事会主席写了一封信：“我担心我们正在明确、精心计划地走向消灭德国所有犹太人的道路。”

对于那些资助并供应希特勒政府的工业家们，一个意想不到的投资回报是奴隶劳动。到1940年代初，电子巨头西门子（Siemens AG）已经雇佣了超过8万名奴隶劳工。（西门子的官方历史解释说，尽管公司负责人卡尔·弗里德里希·冯·西门子（Carl Friedrich von Siemens）是“民主的坚定支持者”，“厌恶纳粹独裁”，但他也“有责任确保公司的福祉和持续存在”。）

到1942年10月，I.G. Farben及其子公司在23个地点使用了奴隶劳工。在奥斯威辛的I.G. Farben设施中，囚犯的预期寿命不到四个月；仅在建设工地上就有超过25000人丧生。随着企业实践适应不断变化的政治现实，公司将其广泛的技术和人力资源与政府优先事项对齐。犹太人被从企业中清洗。I.G. Farben的制药分部拜耳（Bayer）支持纳粹的医学实验。一份战后宣誓书声称，拜耳支付了170帝国马克购买了150名奥斯威辛女囚犯。“这一批150名妇女送达状况良好，”宣誓书写道，“然而，我们未能获得确凿的结果，因为她们在实验中死亡”，并“请求再送来同样数量和价格的另一批妇女”。尽管最近的调查质疑了这一特定宣誓书的真实性，但拜耳参与奥斯威辛囚犯的医学实验是不争的事实。

I.G. Farben的子公司德固赛（Degussa）拥有一个化学子公司，生产一种名为齐克隆B的氰化物基杀虫剂，主要用于熏蒸船只、仓库和火车——自1942年起，在纳粹灭绝设施中作为杀人剂使用。公司记录确认，从1942年到1944年，共交付了约56吨齐克隆B；其中超过23.8吨被送往奥斯威辛，那里它是超过100万名犹太人被谋杀的首要工具。

1947年8月，24名高级I.G. Farben经理因其在纳粹侵略和暴行中的角色而被审判。在法庭上的开场陈述中，检察官特尔福德·泰勒（Telford Taylor）谈到这些高管时说：“他们是让《我的奋斗》中的幻想成真的魔术师。他们是军事和国家秘密的守护者。”15638页的法庭证词以及提交为证据的6384份文件——包括订单、内部备忘录、董事会纪要——显示，这些法本高管知道精确的飞机和卡车轮胎数量、坦克履带的长度、爆炸物的数量以及送往奥斯威辛的齐克隆B气罐的精确数量。I.G. Farben监事会主席的辩护律师辩称，他的客户“不是强盗，不是掠夺者，不是奴隶贩子”，只是一个60岁的高级执行官在做高级执行官应做的事——以利润为导向运行公司。如果他与政府合作，那也是出于“对公司的个人责任感”。最终，23名I.G. Farben董事被指控犯有战争罪和反人类罪，其中13人被定罪并判处监禁。

在1945年的国际战争罪行法庭在纽伦堡，古斯塔夫·克虏伯与戈林和汉斯·弗兰克等一同被控为主要战犯，但他因病无法受审。相反，他的儿子在1947年的《美国诉阿尔弗雷德·克虏伯及其同案犯》案中受审。起诉书指控年轻的克虏伯连同11名克虏伯公司董事，因参与“谋杀、灭绝、奴役、驱逐、监禁、酷刑及使用平民进行奴役劳动”而犯有反人类罪和战争罪。据报道，阿尔弗雷德·克虏伯从未表示过悔意，在某一时刻对战争罪审判观察员说：“我们克虏伯从来不关心政治理念。我们只想要一个运转良好、让我们不受干扰工作的系统。政治不是我们的业务。”

至于阿尔弗雷德·胡根贝格？与其他早期私营部门支持希特勒的如弗里茨·蒂森和汉斯·贾尔马·沙赫特不同——他们在与希特勒发生冲突后都进入了集中营——胡根贝格的处境相对轻松。胡根贝格退回到他在前封建省利普的广阔庄园罗布拉肯（Rohbraken），在那里作为地方摄政生活，而他的商业帝国逐渐被削弱。

德国国家主义者党在胡根贝格1933年6月辞去内阁职位后即被解散。同年12月，电报联盟被宣传部接管，纳入新成立的德国新闻办公室。1943年，胡根贝格的出版公司施尔出版社（Scherl Verlag）被纳粹出版商埃赫尔出版社（Eher Verlag）收购。战争结束时，这位被罢免的内阁部长和被剥夺权利的媒体大亨已经衰弱不堪，但仍然保持着挑战。

1946年9月28日，胡根贝格被英国军事警察逮捕。他被拘留了五个月，他的资产被冻结。在正式听证会后，胡根贝格被认为是“小恶魔”——正式来说，是“追随者”（Mitläufer），这是纳粹政权中最低级别的同谋者，理由是他在这个政权的最初几个月就离开了内阁，并且从未加入过纳粹党。胡根贝格对即使是这样的轻罪也表现出不屈不挠的态度。在被剥夺了大部分商业帝国后，他认为自己是纳粹政权的受害者，而不是参与者。他对听证会的判决提出上诉并获胜。他被宣布为“清白”，这使他能够取回冻结的资产。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天，胡根贝格拒绝公开承认任何对希特勒暴行的罪责或责任。

据报道，在1933年1月31日星期二的早上，也就是帮助希特勒被任命为总理后不到24小时，胡根贝格对同为保守派的莱比锡市长卡尔·弗里德里希·格尔德勒（Carl Friedrich Goerdeler）说：“我刚犯了我一生中最大的愚蠢。我已经与世界历史上最大的煽动者结盟。”


信息出处

https://www.theatlantic.com/ideas/archive/2025/02/hitler-oligarchs-hugenberg-nazi/6815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