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在1949年新中国诞生之初，我国还是落后的农业国，工业净产值仅为45亿元，占国民经济比重只有12.6%。经过长期战乱，国家元气大伤，发展经济的基础极为薄弱。当时全国钢产量只有15.8万吨,居世界第26位，不到当时美国的五十分之一；全国发电量只有43亿千瓦时，居世界第25位。全国煤炭产量只有3243万吨，居世界第9位。全国石油产量只有12万吨，而美国是27035万吨，主要石油产品均需进口。全国水泥产量只有66万吨，是印度的三分之一。全国粮食产量为11318万吨，尚不足以解决温饱问题。全国人均国民收入仅为27美元，不及亚洲平均水平（44美元）的三分之二。
在这组对比数据背后，隐含着中国这个数千年来建立在农业基础上，拥有13亿人口的国家，在近百年时间里实现工业化的艰辛历程。纵观当今世界65亿人口中，欧美主要工业国人口约为7亿，所占比例不足11%。而拥有十三亿人口的庞大国家快速进入工业化，这是人类历史上从未发生过的现象，也必然面临许多人类发展史上从未有过的挑战和问题。
世界银行对主要经济体2008年工农业GDP的测算结果：
第一名：美国，2.9万亿美元
第二名：中国，2.4万亿美元
第三名：日本，1.6万亿美元
第四名：德国，0.9万亿美元
第五名：英国，0.648万亿美元
第六名：法国，0.6万亿美元
第七名：意大利，0.50万亿美元
第八名：加拿大，0.35万亿美元
第九名：西班牙，0.33万亿美元
第十名：俄罗斯，0.32万亿美元
第十一名：巴西，0.30万亿美元
第十二名：印度，0.29万亿美元
第十三名：韩国，0.289万亿美元
1890年9月6日，张之洞湖北省汉阳县大别山下找到厂址，即在当地设铁厂，枪厂和炮厂。这是中国第一家系统完备的兵工厂，照片中是辛亥革命后汉阳兵工厂鳞次栉比的厂房，高高的烟囱冒着浓烟，在当时可是一派繁荣景象的写照。闻名全国的“汉阳造”步枪就是在这里生产的。仿造德国出品的1888式毛瑟步枪。
刺刀威胁下的工业化进程
中国近代工业化起源于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后的洋务运动，鸦片战争宣告中国丧失了两千年来的优势地位，在殖民列强的坚船利炮下，睁眼看世界的有识之士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试图通过吸收西方先进技术，使中国富强起来。由此中国建立起了第一批造船厂、纺织厂、兵工厂。从1872年—1911年所设立的商办、官办、官商合办及中外合办工业共521家，其中在1895年后设立的为447家，占85%。可见中国近代工业基本上是在1895年以后起步的，比世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晚了一百余年。在此后的半世纪中，长期的政局动荡、战火硝烟、殖民掠夺，使工业建设举步维艰。而1948年国民党开始败退至台湾时，将大量工厂机械拆走，不能拆走的就破坏掉。在上海解放前的几个月里，蒋介石动用军舰将大批机器设备、布匹等物质向台湾转移，仅从上海一地就装走了1500多船。蒋介石还逼迫国民党资源委员会委员长孙越崎将一些重要的工厂拆迁运台。大批最为关键的技术人才也去了台湾。到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前，残存的工业企业、畸形的工业布局等现象表明，中国的工业体系尚未形成规模。
新中国成立后，古老的中国重新开始了工业化征程，但这一次中国并没有沿用其他国家采用的从轻纺工业起步的工业化道路，而是采取了重化工业起步的超常规道路，实行“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此时前苏联的发展模式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可学习、借鉴的榜样。“156项”是当时妇孺皆知、举国关注，至今仍为研究中国工业发展者经常使用的专用词语；但是目前却很少人能说得清它的来源与内涵。之所以出现这些情况是因为：第一，“156项”企业中有近l/3属军工企业，长期处于保密状态，厂名用代号表示，厂址、产品都属保密范围。第二，与此相关，其他民用项目与这些项目联系在一起，也处于保密状态。第三，有关资料没有得到很好的保存，有些甚至在历史动乱中被销毁。第四，经过五十多年的历史变迁，企业的主管部门经常撤并，企业产品、厂址、厂名等也发生了变化。由于这些原因，使得“156项”建设的基本情况存在的说法很多，而且差别很大。时过境迁，半个世纪之后，在中国历史档案逐步开放，中国军工企业大量转产民用品，中国国有企业改革日益深化的今日，这些问题有必要也有可能产生一个清晰的答案了
中国建立前夕,1949年6月21日，刘少奇率中共中央代表团离北平赴苏联访问。代表团成员有高岗、王稼祥。6月26日到达莫斯科。在6月下旬至7月上旬的初步会谈中，为了获得苏联3亿美元的贷款，中方同意斯大林所提出的条件，包括中国向苏联提供其所需要的茶叶、桐油、大米、钨砂、猪鬃及植物油等。8月4日，毛泽东复电刘少奇等，表示同意苏中两方组织共同委员会来把借款和定货等问题具体化；但是由于当时国内正在建立统一管理经济的机关，解放的地区正在不断扩大，而且缺乏专家与资料，一时无法向苏联提出全部货单。所以商请联共中央同意将共同委员会设在中国，由柯瓦廖夫先带主要专家来华与我国共同商定全部或主要部分货单。并提出：如斯大林同意先派人来华组织共同委员会，最好先带铁路、电力、钢铁、煤矿、煤油矿、军事等方面的专家同来。苏共中央同意了这个提议。8月14日，刘少奇与来华苏联专家的负责人柯瓦廖夫及苏联专家220人一起离莫斯科回国。此后，中苏两国专家共同研究苏联帮助中国建设的具体项目。
1949年12月1日，毛泽东、朱德、周恩来、林伯渠同张澜、李济深、郭沫若、黄炎培、沈钧儒等12位民主人士座谈，磋商毛泽东访苏签订中苏条约事宜。接着由周恩来指导有关部门编写访苏材料，协助毛泽东作访苏的准备工作。12月16日毛泽东抵达莫斯科。1950年1月5日，全国政协常委、中央人民政府委员组织座谈会，协商中共中央提出的关于中国同苏联签订新的友好条约和贷款、通商、民航合作等协定的建议。1月7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五次会议一致通过以上建议。
1月22日，在毛泽东与斯大林的第三次会谈中，毛泽东又提出，在中苏即将签订的条约中，最重要的问题是经济合作。此后，对于中苏贷款协定所属附件规定在借款和还款期内，由中国以其剩余的战略物资供给苏联的条款，苏联要求供应钨、锑、锡、铅四种。中方回答说除铅为中国入口货外，其余三种物资剩余后愿首先满足苏联需要。2月14日中苏两国正式签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合政府关于贷款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协定》。
1953年5月15日由李富春和米高扬分别代表两国政府签订《关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政府援助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发展中国国民经济的协定》。商定由苏联在1953年至1959年内，用技术设备援助中国建设与改建91个企业。包括两个百万吨钢铁联合企业，8个有色冶炼企业，8个矿井、1个煤炭厂，1个百万吨炼油厂，32个机器制造厂，16个动力及电力机器厂，7个化工厂，10个火力发电站，2个药厂及一个食品厂。上述91个企业，加上1953年4月以前，在1950-1952年3年中陆续委托苏联设计，并经苏方同意援助我国建设与改建的50个企业，共141个企业。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后，斯大林为动员中国参战，承诺保证供应所需武器。同年10月，双方谈妥中国接受的武器以出厂价五折记账，算作苏联对华贷款，同时苏方还提供技术和设备帮助中国建设兵工厂。截至1954年，解放军用苏制武器及仿制品装备了106个步兵师、18个地面炮兵师、8个高炮师、3个坦克师和23个航空兵师，首次实现了全军装备的标准化、序列化，并由此发展为诸军兵种的合成军队。
然而苏联的援助也有水分。苏军在1947年后装备了AK-47自动步枪和C-41半自动步枪，对华却只提供老式的“波波沙”冲锋枪（中国仿制品为50式冲锋枪）和更老的莫辛-纳甘步枪（中国仿制品为53式步枪）。苏军1949年开始装备T-54坦克，将淘汰的2000多辆T-34卖给中国，许多车上居然还留有旧弹痕。1950年10月至翌年5月，在苏军提供的7个空军师装备中，仅1个师是米格-15，其余均为米格-9。米格-9是1946年苏联研制的第一种喷气式战斗机，性能不稳定，总共只生产了500余架，这时却一股脑将369架卖给中国。时的解放军空军参谋长王秉璋忍无可忍，同苏方闹得拍了桌子。后来，斯大林考虑到两国关系大局，于1951年5月22日和26日两次致电毛泽东道歉，并无偿赠送372架米格-15。1952年10月，苏方又将60架现役的伊尔-28轻型喷气式轰炸机卖给中国。不过同年苏军装备了米格-17，却未向中国提供。
赫鲁晓夫接班
1954年9月赫鲁晓夫首次来华前主持召开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决定对华大幅增加援助作为礼物，并在前述141项工程的基础上再增加15项工程，并提升技术含量。伏罗希洛夫发言称这是苏联经济难以承受的，赫鲁晓夫则说非如此不能使中国人感受到友谊。果然，1954年新中国国庆五周年前夕，赫鲁晓夫率领庞大的代表团来华，以谦恭的态度对待毛泽东，主动提出交还旅顺基地并废除斯大林时代一些不平等的协定，承诺增加对华援助项目并供给先进装备。时苏联国防部长朱可夫提出“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军队应统一装备以利作战，彭德怀则说我军武器已落后于苏军现役装备10年。苏方表示可提供现役的新装备，而且输出技术由中国自行生产。
在赫鲁晓夫首次访华回国后，便开始履行承诺，于1954年11月卖给中国首批96架米格-17并提供全套资料，中国仿制成功命名为歼-5。从1955年1月起，苏联又陆续转交了AK-47自动步枪、C-41半自动步枪、捷克加列夫轻机枪等技术资料，中国仿制后命名为56式冲锋枪、56式半自动步枪和56式轻机枪。1955年，苏联提供了现役的T-54A坦克及85毫米加农炮的样品和图纸，中国仿制后命名为59式坦克和56式加农炮。随后，苏联还转让了大口径火炮生产技术，凭此中国仿制成功了152毫米加农炮、100毫米高炮等武器。中国军队的常规装备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又实现了一次飞跃，达到和接近了当时世界先进水平。
不过此刻世界武器发展已经迈入了核时代，毛泽东在赫鲁晓夫首次访华时便提出能否在这方面提供帮助。赫鲁晓夫大吃一惊，说中国的全部电力都投入进去搞核武器都不够，只答应代培一些核技术人员。然而1956年，东欧出现反对苏联控制的波兰、匈牙利事件，1957年6月，苏共党内莫洛托夫等元老又要求推翻赫鲁晓夫，赫鲁晓夫在掌握军队的朱可夫主持下打倒了多数中央主席团成员，却未摆脱内外交困的处境。鉴于赫鲁晓夫在政治上有求于中国，7月18日聂荣臻提出，应利用这一机会交涉核技术援助，周恩来请示毛泽东后马上做出安排。此次，赫鲁晓夫不顾军方坚决反对，决定向中国提供原子弹生产技术，帮助建立核工厂。7月20日苏联驻华总顾问阿尔希波夫代表政府做出同意答复。而作为政治交换条件，毛泽东必须访苏对他表示支持。1957年10月，中苏签订了《国防新技术协定》，随后毛泽东同意访苏，并参加了十月革命四十周年庆典，表态拥护苏联在社会主义阵营中的“老大哥”地位。
从1957年末起，苏联开始履行协议，对华提供了P-2导弹作为中国导弹事业的起步的最早样品。翌年，苏联又向中国提供了所需核工业设备，并派出近干名专家，建成了湖南和江西的铀矿、包头核燃料棒工厂及酒泉研制基地、新疆的核实验场，中国正式进入了核工业建设和研制核武器的新阶段。
再次期间,据中国的档案文献，1949-1960年来华工作的苏联专家总计至少应超过18000人。同时中国向苏联派遣公费留学生约为9300人，公派技术人员约8000人，苏联政府承担了他们的一半学习费用。此外，通过科技合作系统，1500名中国工程师、技术人员和学者去苏联了解科学技术的成就和生产经验。由于缺乏专家，中方甚至无法提出要求苏联提供经济援助的货物清单，以至毛泽东提出要求设立中苏共同委员会，请苏联专家“来华与我们共同商定全部或主要部分货单”。显然，大量苏联专家和技术人员来华，对于中国国民经济的恢复，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急需的。苏联派往中国的专家，不仅是中国要求的，而且往往是应中国临时和紧急之需。建国之初张家口以北地区发生鼠疫，威胁平津，毛泽东请求苏联空运疫苗和血清，并派遣防疫专家来北京。第二天斯大林便回电答应了这一要求。1949年底中国人民大学开学时确定使用50名苏联教师讲课，两天后苏联部长会议便答复立即先行派遣9名教员到人大任教。同时，苏联还满足了中国政府的另一个临时请求:向中国派遣一组海军专家，携带必要的器材，帮助打捞沉没于长江的“重庆号”战舰。
苏联专家来华的高潮时期朝鲜战争结束后，中国以一五计划为核心开始了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对于苏联专家的需求猛然增加。与此同时，莫斯科新领导人，特别是赫鲁晓夫，也注重调整对华政策，加强中苏两党和两国的合作。苏联专家来华工作由此出现了高潮。此期来华专家主要集中在基础工业部门。到1954年底，在中国各厂矿企业的苏联和东欧各国专家，82.4%集中在重工业部、一机部、二机部和燃料工业部系统。在1954-1957年工业项目建设过程中，按照经济和技术合作协定，苏联除向中国提供了大量机器设备、设计图纸、技术资料和各种制品生产许可证外，还派遣了近5000名专家，其中1954年983名，1955年963名；1956年1936名，1957年952名。到1956年底，在华工作的苏联专家人数达到最高峰，为3113人，其中技术专家2213人，经济顾问123人，科学和文化领域的顾问和专家403人，军事顾问和专家374人。
中国聘请苏联专家的政策开始有所改变。1957年2月6日陈云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谈到，我们需要苏联专家，但有些部门过去请得多了些，以后要严格控制。中国改变聘请专家政策的考虑，一方面是从经济角度出发，目的是缩减聘请专家的庞大开支。另一方面，是对某些在军队和政府部门的苏联顾问有意见。早在苏共二十大以后，毛泽东已经开始思考“以苏为鉴”和不能照搬“苏联模式”的问题了，因此再保留大量可能影响中国政策方针或体制建设的顾问显然是没有必要了。由于执行新政策，苏联向中国派遣专家的数量逐年减少。1957年952人，1958年915人，1959年699人，1960年410人。再加上不断有专家到期回国，从1957年开始，在华工作的专家人数更呈现下降趋势。随着中苏关系恶化，特别是1959年10月双方高层领导人之间发生严重争吵后，聘请专家的工作日益陷入僵局。1960年初，苏联领导人邀请毛泽东访苏，遭到拒绝。此后，中苏两党从含沙射影的相互指责演变到公开论战，甚至还有人身攻击，矛盾激化到破坏国家间的同盟关系。7月16日，苏方照会中国政府，单方面决定召回全部1390名援华苏联专家，并带走全部图纸、计划和资料，停止供应我国建设急需的重要设备，给我国的经济建设造成了重大损失，中苏关系也由此开始恶化。苏方这个决定出乎中方的预料。尽管中方在7月31日请求挽留苏联专家，但遭到拒绝。
毋庸讳言，中国建国初期的工业化与苏联专家的帮助是分不开的。中方工作人员与苏联专家共事的日子里，和不少人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就在1960年8月苏联政府单方面撕毁合同、几天之内撤走全部专家的时候，在华工作的苏联军事专家对苏联政府突然将其召回的决定看法不一，有些专家还在许多细节上帮助了我们，个别人临行前还秘密为中方留下资料，使国家建设减少了许多损失。
1960年7月16日，苏联驻华临时代办苏达利柯夫向时任中国外交部副部长的章汉夫递交了一份照会，照会单方面宣布召回所有在华专家。7月26日，在京苏联军事专家开始纷纷向中方单位索要布票、木箱，并去百货大楼购物，准备行装。直到7月30日，苏联军事专家负责人巴托夫会见解放军总参谋长罗瑞卿时，才正式宣布全体军事专家将于8月回国。7月31日晚，苏联军事专家出席“八一”建军节宴会时，普遍表现拘谨，尽量避免与中国同事说话。8月4日上午，中方接待单位向在京苏联军事专家宣读了苏联政府撤走专家的照会及中方复照，当时有102人听取。听了以后，多数人的表示是：这是两国两党的事，可经两国两党谈判解决，并说中苏友谊是牢不可破的。一位苏联海军参谋长专家在听照会的次日，就把翻译叫到房里说：“我这里有一个文件，如果能在5—6天内译出，可以给你们。”
在1957年中国开始筹建第一个导弹试验基地的过程中，苏联专家组组长谢列莫夫斯基上校对中国十分友好，讲课也不对中方保密。基地司令员孙继先与他建立了良好的私人关系。1960年夏季，苏联专家驻我国国防部首席顾问巴托夫大将刚从莫斯科来到北京，就乘专机来到西北戈壁滩，名为看望大家，实为秘密布置撤离。在欢迎宴会上，大将突然指着谢列莫夫斯基宣布：“他明天就要回国了！”
谢列莫夫斯基和孙继先都怔住了。这个决定太突然了。当天晚上11点钟，谢列莫夫斯基来到了孙继先的宿舍，对他说：“发给你们的材料都不能用，管用的都在我的笔记本上。隔几天，苏联的专家都要撤走，各自的笔记本也会统统带走的。你们赶紧连夜拍下笔记本内的内容，不必挑选，全拍下来。”孙继先感激地握着他的手，说出了两个字：“同志。”孙继先立即调动所有能拍照的中国技术人员到工作间作好拍照准备，并严格保密。同时，他与周总理接通电话，汇报了这一情况和安排。后来，孙继先把从笔记本上拍下来的资料拿到国防部五院，与五院研究的资料一对照，证明了谢列莫夫斯基的笔记本上的资料是正确的。应当说，这位苏联专家组组长为中国火箭实验少走弯路，作出了重要贡献。多少年后孙继先说起他时，还是非常敬佩。
苏联大批专家来华使我国受益良多，为我国各行各业改进工艺、提高效率、节约成本、增加产量做出了巨大的贡献。由于苏联专家的指导和参与，1952年全国煤矿生产能力比上年提高60%，大部分矿井使用期延长了20—40年，厚煤层的回采率提高了20%—30%。阜新发电厂安装一部锅炉节省25000个人工，透平发电机的基础工程缩短工时4/5，整个安装工程提前一个月竣工，降低成本60亿元。山西浑河水库工程设计蓄水量增加2.25倍，投资节约2亿元。第一汽车制造厂全套引进苏联设备和零件，并由苏联专家手把手教会中国技术人员和工人安装、调试及组织生产，直到1956年7月13日从总装线开出第一辆中国制造的汽车.
虽然中国为聘请苏联专家也付出了很高的代价，苏联专家在中国的工资是他们在苏联工资的五倍，有的甚至比中国的部长还高,苏联和我国曾在1952年8月9日签署协定，规定中国赴苏留学人员费用可以“打对折”。苏联对于中国赴苏学习、培训人员实行的优惠政策无疑可以抵销中方的部分开支。1953年上半年中国留苏学生（除军事院校外）学习、生活实际费用为3368万卢布，而中国政府只需向苏联偿还此数的一半。1952年4月7日中国人民银行拨汇给苏联国际银行，按照1952年2月18日中苏议定书偿还了中国军事人员在苏联军事学校中的学习费用，在1951年下半年仅为84万卢布。这显然是基于中苏友好和中国对苏联专家在华享受待遇所作出的相应补偿。
联在召回专家后，似乎是在等待中方重新向其请求援助，希望到时候就能以“强国”的立场迫使中方接受自己的条件。苏联在某种程度上寄希望于中国因经济混乱而发生领导人更迭，新的或软弱的政府改变路线，从而有利于苏联加强对中国的控制。然而，苏方的期待落空了，中方并没有因需要援助而屈服于苏方的压力，不肯放弃自主的内政和外交政策。
从中苏蜜月走向彻底决
从不满大跃进到长波电台和中苏联合舰队
1958年4月，苏联国防部长马利诺夫斯基致函中国国防部长彭德怀，建议在中国建立长波电台，以使苏联红军能同在太平洋地区活动的苏联潜艇保持通讯联系。苏联提出，由苏方出大部分费用，中国负担部分费用，6月，中共中央答复，同意建设该项设施，但一切费用由中国负担，可以共同使用，所有权归中国。苏方提出交涉，全部费用仍由苏方出。此事未达到一致而被搁置。7月21日，苏联大使尤金在会见毛泽东时，就中国所需的海军援助问题提出苏中联合舰队。引起毛泽东震怒：“怎么斯大林大国沙文主义的那一套又来了？”毛泽东尖锐地指出这是政治问题，你们要把俄国民族主义扩大到中国海岸，是要控制我们。他拒绝了这一损害中国独立主权的要求。并要尤金大使把他的话如实向赫鲁晓夫讲。而赫鲁晓夫称，他本人和苏共中央主席团在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从来就没有想过像中国同志所想的那样要共同指挥中国的舰队，从来就没有两国共有的想法和影子”。“莫斯科的这些考虑是针对美国的，并非有意控制中国”。
赫鲁晓夫决定亲自赶到北京“解释”，1958年7月31日，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秘密访问中国。在与毛泽东的会谈中，两人就设立长波电台和中苏联合舰队问题发生了争执。在被毛泽东严词拒绝与苏方建立联合舰队及在中国领土上建立长波电台后，赫鲁晓夫终于明白中共是不会没头脑地跟着苏联的指挥棒转的。“不同意就不同意吧。”赫鲁晓夫不再抱任何希望，但心里又憋得发胀，兀自用抱怨的口气嘟哝着；“为什么要这样误解我们？毛泽东同志，你们是知道的，我们苏联是对你们中国做出了许多援助的。1954年我到这里来，我们把旅顺港归还中国，放弃了在新疆成立的联合股份公司中的股份，这比你和斯大林所签协定规定的日期提前了25年，而且我们还增加了对你们的经济援助……”。“这是另一个问题。”毛泽东口气也变得缓和了：“我们感谢你们的援助，但这是另一个问题。”
毛泽东的坚持让这个一向粗鲁且不讲原则的苏联领导人怀恨在心，不愿再履行援华协议。据赫鲁晓夫的回忆录说，当原子弹样品已经装车准备启程赴中国时，他经反复考虑决定停运。1959年6月，苏共中央致函中共中央，声称出于国际形势，原子弹样品“推迟两年”再提供。同年10月，赫鲁晓夫第三次访华，同中国领导人的会谈再次以“吵得一塌糊涂”结束。1960年7月，苏联政府通知在一个月内撤回全部在华专家，停止履行大多数合同。这同样是赫鲁晓夫不同其他领导人商量的个人决定。
赫鲁晓夫的背信弃义，引起中国上下的一致愤慨，后来研制出的第一颗原子弹便以停止援助的时间“596”来命名，以示争气。苏联的违约行为固然应该谴责，不过从中国国防建设的发展历程看，苏联的技术援助还是大大节省了研制时间。撤退专家后留下的“半拉子工程”毕竟比自己白手起家要好得多。中国完成“两弹一星”当然是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结果，不过对苏联早期的帮助还应承认有一定作用。
1960年夏天苏联撤退专家后，赫鲁晓夫鉴于同美国对峙仍想争取中国支持，以同年11月刘少奇访苏为契机，又做出一些和缓姿态。当时苏方主动提出，中国可推迟还债，还愿借给100万吨粮食。1961年2月，赫鲁晓夫表示愿意提供苏军现役的米格-21战斗机。同年3月间刘亚楼访苏，签订了购买12架米格-21并引进全套生产技术资料的协定。然而短暂的缓和马上因评价斯大林和对待阿尔巴尼亚问题的争执而烟消云散，两国不可避免地走向了全面对立。1962年11月，苏联以古巴导弹危机时中国不予支持为由，停止米格-21的援助项目，对华军事援助至此全面停止。珍宝岛彻底破裂.
1960年7月5日，中央召开北戴河会议，讨论中苏关系和国内建设问题。会议号召全国人民下定决心，千方百计，还清外债。1960—1963年，中国对苏联的主要供货用于偿还贷款(朝鲜战款,低息援助贷款)。到1961年1月1日，偿还了大约60％的贷款。到1964年，还清了全部苏联贷款的本息。其中82％的本息是靠直接向苏联出口钨、铜、锑、橡胶等战略物资、农产品和其他商品来偿还的。
1963年7月5—20日，中共发表文章批判现代“修正主义”。中苏两党代表团在莫斯科举行会谈。苏方以停止论战作为恢复派遣专家、扩大贸易、重新进行边界谈判的条件，但双方未达成协议。至此，两国的同盟已名存实亡。
当然“156项”援助工程大部分也不是无偿的，这些项目的机器设备，主要是以货物贸易而不是以贷款交付的，援华苏联专家的工资也由中方付。不过根据中苏两国的科技协定，提供技术没有技术转让费和任何专利费，建成后任由自主生产，只交纸张和复印费就可以转移技术资料，而技术援助恰恰是中国方面最需要的；而且是当时苏联有比较先进的技术。享誉世界的“枪王”卡拉什尼柯夫曾半开玩笑地抱怨说，中国生产他的AK-47数量最多，却没给过一分钱专利费。 不可否认，“156项”工程，为中国取得了巨大的经济建设成就。但在中苏友好时期，双方经常宣传“国际主义的无私援助”，实际上主要服从于自身的战略利益。赫鲁晓夫首次来华时便坦率地对毛泽东说：“我们的帮助不是无私的，因为中国能够强大起来也是对苏联的极大帮助”。中国为苏联提供了其稀缺廉价的农产品、稀有矿产资源和国际通用货币等等。特别是新中国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新中国政权的巩固，有力地改变了世界的政治、经济格局，壮大了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同时“156项”工程也奠定了中国工业化的最初基础，许多老一代中国人对苏联“老大哥”长久怀有感情，陈云同志曾说：“对于苏联人民给我们的援助，无论是革命战争年代给的，还是和平建设时期给的，中国人民都没有忘记，也永远不会忘记。”1984年，时任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的原驻华总顾问阿尔希波夫相隔20多年后再度来华访问，与陈云、薄一波相见时久久拥抱并都热泪盈眶。政见分歧掩饰不住的朴素情感，着实让人唏嘘不已。1950年至1969年，中国人民经历了创业的艰辛，克服了重重困难，完成了“156”项建设。使中国大地上空前地矗立起崭新的工业体系，建立了中国工业化的初步基础。这一中国工业化史上的浓墨重笔将为历史永远铭记。 |
发表于 2013-3-25 08:0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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