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运与民运组织

蒋世华

中国民运与民运组织
　　　　　　　　　　　　　　　　    秦　晋

    今年六四23周年纪念的时候，在中共驻悉尼领事馆门前，有一位个子高高的澳洲男士也来参加。他名叫Bob Vinnicombe，好像是现场唯一的一位澳洲当地白人。他强烈地反对中共专制主义，可谓爱憎分明。他邀请笔者到他所作礼拜的教堂做一个有关中国民运和其组织的发言。12月11日，笔者应邀前往发言。下面是当日发言稿的中英文原稿。

谢谢您Bob Vinnicombe先生，邀请我今天晚上到这里，圣约翰马克教堂做一个演讲。

女士们、先生们，大家晚上好。

　　我很高兴到这里来讲述中国的民主运动。

　　根据我的一孔之见，当代中国民主运动是一百年前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的延续。1911年的辛亥革命，很幸运、也比较偶然地通过近二十年不断的武装革命推翻了满清王朝。革命的成果就是建立了中华民国。那个时候的中国有过短暂的但又不完善的、有言论自由和结社自由的民主宪政。

　　澳洲人对这么一句话耳熟能详“上帝保佑国王，上帝保佑女王”。但是我有一种感觉，好像“上帝不保佑中国人民”。
　　中国的民主进程被共产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给中断了，可怜的中国有两个可恶邻居，苏联和日本。苏联鼓动了中国红色运动，日本入侵了中国，结果就是严重地弱化了蒋介石国民政府，最终在1949年中共取得了政权。

　　从1949年到1976年毛泽东时期，中国在中共严密的政治控制之下，几乎看不到听不到有形的民主运动。

　　1978年至1979年间，对中国大陆社会来讲是一个既充满转折契机而又危机四伏的变化时期。随著中共一代领袖毛泽东的去世，中共上层在权力重新分配时略放鬆了对舆论的钳制，社会上出现了反思和求变的思潮，北京西单民主墙再一次成為全国民主运动的中心。我把此视之为中国当代民主运动的开端。

　　这个时期仅曇花一现，随著又一位政治强人邓小平的复出和地位稳固，民主墙於1979年11月被正式关闭，大批民运人士魏京生、任畹町、王希哲、徐文立等被相继投入监狱，西单民主墙运动的高潮至此结束。但是中国的民主运动并未就此消亡，而是转入了地下，并随著业已开啟的国门流向了海外。

　　1982年11月，加拿大蒙特利尔麦克吉尔大学的医学博士王炳章，也是新中国自建立以后首位博士，在美国发起了「中国之春民主运动」，拉开了海外中国民主运动的序幕。一年以后，1983年12月27日至30日「中国之春民主运动」在美国纽约召开了第一届世界代表大会，产生了「中国民主团结联盟」，简称「民联」。目标就是从根本上变革中国现行的政治制度，把民主引进中国。

　　民联从成立之初，就将自身定為中共大陆政权政治上的反对派，并积极寻求与中共的正面交锋。中共对於任何政治上的反对声音都是不能容忍的，因此民联的政治要求也不可能得到中共正面的回应。由于民联是由中国青年留学生组成，又是第一个政治反对派组织，得到了中华民国总统蒋经国的高度重视，并得到了可观的实质性支持，但是好景不长，蒋经国1988年初突然去世，情况发生变化。

　　2002年6月民联创始人王炳章博士被诱骗到越南，在中越边境被越南黑道人物和中共官匪不明人物联手绑架回中国，来年初被中共当局判处无期徒刑。我视王炳章博士为中国海外民运第一人。

　　1989年４月，中共前总书记胡耀邦逝世，引发了学生运动，学生与当局在北京天安门广场对峙近两月之久，中共当局在６月４日出动军队大开杀戒镇压和平请愿的学生与北京市民，造成了震惊中外的流血事件，迄今為止由於中共当局刻意隐瞒事实真相使得事件中伤亡人数对外界仍為不解之迷。该事件所造成的影响是非常深远的。其一，中共总书记赵紫阳黯然下臺，赵的下臺标誌了中共党内政治开明派远离权力中心，党内的政治改革力量消失殆尽。这就使得中共步海峡对岸的国民党后尘，完成由革命型转变成议会型政党这一平稳转型几乎不可能，无疑极大地延缓了中国民主化的进程。

　　其二，体制外的民主力量遭受重大挫折，投入「八九民主运动」的民运人士或流亡海外或被捕入狱，少数硕果仅存的民运人士迫于中共的高压也只得偃旗息鼓转入地下。因此在以后若干年内，中国的民间民运力量式微，没有活跃的要求民主的思潮和舆论，不能形成推动中国民主化的动力，也就不能形成迫使中共当局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政治压力。

　　「六四」事件被迫流亡海外的严家祺、吾尔开希、万润南、苏绍智和刘宾雁於7月20日联名发表文章倡议成立「民主中国阵线」，呼吁一切有良知的中国人，不分党派，不分团体，不分信仰，不分职业，不分地域，在「自由、民主、法治、人权」的旗帜下联合起来，共同推进中国的民主化进程。９月，「民主中国阵线」在法国巴黎宣告成立，原赵紫阳智囊人物严家祺和天安门广场学生领袖吾尔开希当选正付主席，原「四通公司」总裁万润南担任秘书长。「民阵」把自身定位為致力於推进中国民主化进程的政治组织。其纲领是：保障基本人权，维护社会公正，发展民营经济，结束一党专制。主张和平理性非暴力的行动原则。「民阵」的成立可视為中国体制内外民主力量在海外的重新集结。

　　由於「六四」刚过不久，以及当时中共政权的屠城行為遭致人神共愤而在国际上空前孤立，西方政府和国际社会普遍对中共政权还能维持多久產生了疑问，对流亡海外的中国民运力量產生很大的同情和期待，因而「民阵」的成立备受瞩目，也获得了广泛的支持。

　　一时间，把在国内刚被镇压下去的民主运动在海外轰轰烈烈地开展了起来，全球成员逾千，把海外民运推向有史以来最高潮。「民阵」领导人频频出访欧洲诸国、北美、日本、澳洲，举行公开演讲会，宣扬民阵政治主张，组建民阵地方分支部。1989年末民阵副主席吾尔开希和秘书长万润南连袂到访澳洲，甫成立的民阵悉尼支部主持了吾、万的公开演讲会，约两千多中国学生和侨胞出席，坐落在悉尼佐治街600号的威斯里教堂被挤得水泄不通。许多人士当场登记加入民阵 ，就连以后成為联邦国会参议员的昆省国家党籍的刘威廉也在那个「中国民运热」时期加入了民阵昆省支部，当时海外对推动中国民主化高涨的热情由此可见一斑。　　　但这好景不长，中共政治强人邓小平以其高超的政治手腕压制了国内的政治反对声音，在国际上顶住了西方的批评。他个人的意志力强于当时的美国总统老布什。西方的短视和狭隘给了中共黄金机遇全力提升经济实力，与此同时中国民主运动却几乎得不到实质性有意义的支持来维持这场运动的有效性。正因为如此，这个运动从上个世纪90年代初到如今，一直处于低迷状态。

　　中国民主运动，从西单民主墙起算，已经有了三十三年的历史。形成组织形式，首推身陷囹圄的王炳章博士于1982年在美国开始的中国之春运动，到今天也已经有将近三十年的历史了。

　　　客观地说，海外王炳章发起的中国之春运动在中国大陆的普通民众中间几乎没有影响。就拿我本人为例，首先我承认自己的孤陋寡闻，但肯定是属于中国普通民众中的绝大部分。在我1988年11月离开中国之前，对中国之春运动从未有过听闻。尽管中国老百姓对中国之春运动并无知晓，但是中共当局对王炳章发起的中国之春运动还是比较忧虑担心的，因为邓小平等一辈开创中共政权的非常懂得防微杜渐的道理，深明“千里长堤可以毁于蚁穴”后来效果。我想表明的是，中共深知1949年从蒋介石手里夺取整个大陆的政权的艰苦卓绝和历史的侥幸，因而对任何可能构成政权威胁的因素都采取最强力最有效地措施，将这些威胁消灭在萌芽状态之中。

　　1989年的“六四”运动对中国的政治变化好像是一个机会，但是这个好像是的一个机会在中国人手指缝中迅速地未得到手就失去了。有这么一句话，机会是你的就是你的，不是你的就是握在手心里也会得而复失。1989年的时候，最先出现民主浪花的的地方是中国，以后在苏联东欧的民主浪潮却席卷了共产主义阵营，苏联解体了，东欧各共产主义国家大都完成了民主转型。历史就是这样地捉弄中国人，中国在那次民主化浪潮被重新打回专制主义的高岸上。

　　1989年的一页，已经翻了过去。覆水难收，我们应该抬望眼向前看，向后看，向左看，向右看。环顾四周，把我们进行的近三十年的民主运动进行横向和纵向的比较，横向看国际纵向看历史，进行参照，然后方可知道自己所处的位置，方可知道要去的目标，找出达到目标的路径。

　　在国际上，有过美国的独立战争，有过俄国的十月革命；在历史上，有过孙黄的辛亥革命，有过毛泽东的共产革命。独立战争成功了，建立起了美利坚合众国；十月革命成功了，建立起了苏维埃；辛亥革命成功了，推翻了满清建立了中华民国；共产革命成功了，把中华民国赶跑到了台湾小岛上，建立起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三十来年的中国民主运动，目标是建立一个民主共和的政治制度，其任务之艰巨、事业之宏伟一丝一毫不亚于前面提及的所有革命。但是我们把中国民主运动放在历史和国际的纵横坐标中考察一下，就可以发现，中国民运是那么的“有气无力”。中国民运有气概有气节，但是没有力量。中国民运既无外援又无内应，就凭着纵横千万里北美欧洲亚太不足百人的理念坚定锲而不舍和国内不怕抓不怕放不怕把牢底来坐穿的一小部分民主人士，这与愚公移山精卫填海有何区别。

我来分析比较对照一下。先说美国独立战争，北美十三殖民地战胜英国获得独立的关键是有背后的巨大支持，有法国、荷兰和西班牙钱财和军事的支持，这与哪方正义哪方不正义没有关系。我们看中国的辛亥革命，孙黄背后有日元的支持，不然哪来钱买枪买炮搞武装起义，如何办刊物鼓动民众，如何让革命党人遍布全国，打响武昌起义第一枪。俄罗斯的十月革命依靠德国皇帝出资列宁2600万帝国马克，相当于今天7500万欧元，列宁拿了这笔钱返回俄国，鼓动俄国军队反战，帮助布尔什维克拿下俄国政权。然后列宁按照承诺与德国皇帝签约，让俄国军队从第一次世界大战战场撤出。双方互惠互利，童叟无欺。中国共产革命更是令人叫绝，整个中国共产党就是共产国际的东方支部，完全是斯大林国际主义义务下促成的胜利，从武器弹药到军事顾问甚至欧战的苏军炮兵，一齐用上，把蒋介石国民党打跑到海岛上。

　　中国民运有这个条件和背景吗？有过，很短。中国之春运动的开始，从1982年秋到1988年1月13日蒋经国去世。听王炳章亲口说过，中国之春运动开始的时候，中华民国派人找到了他，眼含泪花，总算有了中国大陆的人开始决心冲击中共专制体制了。据王炳章自述，中国之春运动与中华民国之间缔结的是一种政治合作关系，中国民联要挑战中共，但是保留批评中华民国国民党的权利。台北都答应了。其实那个时候海峡两岸的政治制度差别不大，大陆是极权专制，台湾是威权专制，两者是五十步笑百步的关系。

　　蒋经国的早逝，对中国民运的影响却是巨大。以后的中国民运虽然有过89年民运的高涨，但是昙花一现，很快跌落低谷，长期徘徊，至今无法走出来。

　　这就是中国的国运。中国民运与对手中共能进行力量抗衡吗？无法相抗。具有道义责任应该给与中国民主运动物质支持的中华民国和美国为首的西方都冷眼看着中国民运，他们充其量提供一些打发叫花子的、不至于饿死在路旁的几块骨头而已。
　　美国为首的西方，出位的大都是政客，很难出政治家。罗纳德·里根有勇气、有决心、并且有有效的战略计划撕裂邪恶帝国苏联，当时他有撒切尔夫人的推助，又碰上了具有开明思想的对手戈尔巴乔夫。

　　好景不常在，我们的中国民主运动就没有这么幸运。西方政客的政策比较务实，考量多的是效果和利益，道义和原则就退居在后了。正因为美国几任总统的政治短视，给世界带来巨大后患，而中国人民是最大的受害者。二战后国共内战时期马歇尔和杜鲁门的政治幼稚捆住了蒋介石国民党的手脚，天真地在不支持中国内战的堂皇理由下对蒋介石国民党实行武器禁运，乐见国民党政府在内战中处于失败地位，听任共产党席卷中国大陆，将四亿中国人民送入共产主义铁幕的水深火热之中，引发韩战，引发东西方冷战四十年。当然美国和西方不是有意的施害者。

　　中共专制今天在国际上的强势地位，也拜西方绥靖主义所赐。1989年以后，美国两位总统布什和克林顿帮了韬光养晦的中共大忙，中国综合国力增强了，中共的位看似更加巩固了。美国和西方在无意间强化了中共，荼害了中国人民。中国民运除了表示无奈和理解还能做什么，说什么？

　　看清楚了中国民运的艰难境地了吧。我们不妨再比较一下今天的中国民运与辛亥革命，高下立见。黄花岗起义失败了，钱用光了，武器打没了，七八十铁血男儿一去没有复还。孙中山灰头土脸，北美做工；黄兴悲愤之极，想要相伴死者地下。但革命的主张已经深入军中，革命党人遍布全国，因是武昌起义一声枪响，峰回路转，大清朝腐朽的大厦摧枯拉朽般轰然倒塌了。

　　过去二十年，中共只有内忧 ，却无外患。而今中共政权内忧迅速窜升，外患也开始浮现。而中国民运是怎样的状态呢？民运派不出一兵一卒携带辎重粮草进入实地进行引导，领导民众起来反抗，哪怕是一个地方政府的侵权行为。

　　中国民运虽然弱小，但是站在历史的正确一边，绝对地握有天时。中共专制悖天而行，民心尽失，专制主义腐朽大厦的轰然倒塌，只是时间问题。中国民运这个时候能够而且应该做些什么呢？继续努力，韬光养晦，静等时机。

　　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