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正在目睹一个科学超级大国的自我毁灭

casper

纽约时报




特朗普政府通过削减数十亿美元联邦科研与医学研究资金对美国高校发起冲击。这在我记忆深处唤醒了对“卧倒并掩护”(duck and cover)这个词的记忆。这是20世纪50年代美国学童被反复灌输的指令。我们从电视上听到它，伴随着一个名叫伯特的聪明乌龟的画面，一有危险迹象，它就缩进壳里。课堂上，老师一声令下，我们就得学伯特的样子，钻到课桌下，护住颈部。我们被告知，这些动作可以保护我们免受随时可能到来的核袭击。尽管只是小学生，我们多数人也隐约觉得，这些试图躲避毁灭的举动徒劳无用，但还是乖乖照做。面对威胁带来的焦虑，除此之外还能做什么呢？

1957年10月，美国人得知苏联成功发射世界第一颗人造卫星“斯普特尼克一号”，焦虑急剧升温。冷战对手在火箭技术上的压倒性优势是个鲜明的证据，引发了美国异常迅速的回应。1958年，经两党国会投票通过，艾森豪威尔总统签署了《国防教育法》。这是美国历史上联邦政府干预教育领域最具影响力的措施之一。这项法案——还有国家科学基金会、国立卫生研究院——让美国成为了全球无可争议的科技领袖。

近70年后，这一领先地位岌岌可危，根据最新年度的“自然指数”（该指数通过顶尖科学期刊的论文贡献量为研究机构排名），唯一进入前十的美国机构是哈佛大学，位列第二，远远落后于中国科学院。其他机构依次为：

·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 浙江大学

· 北京大学

· 中国科学院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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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华大学

· 南京大学

· 德国马克斯·普朗克学会

· 上海交通大学

十年前，中国科学院是唯一跻身前十的中国机构。如今，前十名中有八个机构来自中国。如果这都算不上“斯普特尼克时刻”，实在难以想象还有什么能算。

但是，如果说美国当年对“斯普特尼克事件”的回应体现了一个国家团结起来投身科学，投资国家智力潜能的决心，如今面对中国，我们看到的却是一个分裂严重、迷失方向的美国。当下的领导人对与其政治或经济利益相悖的科学共识漠不关心，敌视移民，还执意削弱那些承载着我们对未来的共同希望的研究型大学。如今的威胁来自内部。而除了极少数例外，美国高校的领导者所做的也不过只是“卧倒并掩护”。

《国防教育法》反映出一种普遍共识：学校和大学不能只教学生躲在课桌底下，必须采取更多行动。国家迫切需要更多训练有素的物理学家、化学家、数学家、航空航天工程师、电气工程师、材料科学家，以及其他众多STEM领域的专家。政府明白，要实现这一点，就必须向学校和大学注入巨额资金——约10亿美元，相当于如今的110多亿美元。

从一开始，政府对教育的这笔投资就带有意识形态考量。它由恐惧驱动——对俄罗斯的恐惧、对原子弹的恐惧、对在“太空竞赛”中落后的恐惧——并旨在影响课程设置。当然，这样的意识形态并不是以苏联那种造成灾难性后果的方式推动——在苏联，特罗菲姆·李森科的遗传学理论让苏联生物学倒退了数十年——而是通过强化全国各高校的科学院系来实现。

1962年以前，《国防教育法》资金的受助者必须签署一份宣誓书，声明自己不支持任何试图推翻美国政府的组织。然而国会中的南方种族隔离主义者担心部分资金可能被用于推动废除种族隔离，于是添加了一项条款，规定该法案的任何内容都不得允许联邦政府支配学校的课程、教学、管理或人事安排，这是由错误动机促成正确政策抉择的典型时刻之一。

这部法案还通过向有需要的申请者提供低息贷款，在推动全国高校多元化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并在客观上挑战了限制犹太裔、亚裔、黑人、波兰裔及意大利裔等弱势群体入学的政策。上世纪60年代初，在我本科就读到一半时，耶鲁大学迎来新任校长，迅速推行多项改革措施，包括破除旧有的排犹风气，并录取更多以往可能仅仅因为姓氏而被拒之门外的学生。

这些转变最终对我的职业生涯产生了重要影响。我回到耶鲁读研时，《国防教育法》资助我拿到博士学位。并非政府将莎学研究与火箭科学混为一谈，而是这部法案的第四章要求扩大大学教授的规模，将资助范围延伸至人文与科学双重领域。斯普特尼克卫星的发射最终也把我纳入了它的轨道。

这项始于国家安全的计划最终化作激发无限好奇心、创造力与批判思维的引擎。在美国大学的实验室和研究机构的支持下，发明与创新源源不绝地涌现出来：互联网、核磁共振成像、DNA重组、人类胚胎干细胞、CRISPR基因编辑，以及使得mRNA技术得以成型的众多研究成果（mRNA 技术为包括新冠疫苗在内的新一代疫苗诞生打下了基础），不一而足；同时，我们对物质及宇宙起源的认识也取得了划时代的突破。

巨额税收的注入使得美国的高等教育机构不仅培养了科学家、医学研究人员和武器工程师，还孕育了社会学家、历史学家、哲学家和诗人。美国大学的独特结构打破了STEM（科学、技术、工程、数学）与其他学术领域的壁垒，无论是在本科课程体系中（学生几乎必须完成通识教育），还是在校园文化中。

传统的研究边界开始瓦解。1969年我受聘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在此执教数十年里，经历了一些振奋人心的年代。一位富有远见的院长曾分发问卷，询问理工科教师最常与哪些学科同仁探讨研究工作。根据收到了反馈，院系进行了重组。创新活力随之迸发。理工科院系办公楼外的停车场设立了多个“诺奖得主”专用车位。

到1990年代，美国大学已成为全球文化的标杆——其学术广度令人艳羡，学术自由备受推崇，世界各地的留学生将其视为自由探索与学术威望的顶峰而趋之若鹜。政府虽未刻意创建自治的国际化知识殿堂，但其投资规模——以及大学相对远离直接政治干预的特性——促成了美国大学发展为至高的文明成就。

沉醉于成功的喜悦下，精英大学开始憧憬自身能做的不仅是教授知识和创造新知。它们渴望治愈困扰社会的一切痼疾：矫正我们过去的不公，修复当下的伤害，推动未来的平等。它们沉迷于这一梦想，几乎没有去努力说服公众相信这些新政策确实有益。

尽管成就斐然，整个高等教育事业如今却深陷困境。特朗普政府以多所高校校园出现支持巴勒斯坦示威活动为由发难，指控精英大学反犹。现在，攻击的理由已转向抨击平权法案、多元化倡议、自由派偏见等议题。科学研究遭到缩减；博士后奖学金被突然取消；实验室被关闭、签证被拒。这种对科学事业的破坏已产生全球性影响：无论是卫生部长罗伯特·肯尼迪取消近5亿美元的mRNA研究经费——某种意义上的“轻量版李森科主义”——还是抹去全球气候研究人员依赖的数据。我们永远无法知道：如果实验室灯光未熄，哪些疾病或许已经被治愈，又有哪些技术进步或许已经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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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几所大学现已支付巨额罚款，希望能至少恢复部分联邦资助。但这种恢复并无保证：政府往往附加条件，要求介入大学生活的课程设置、教学安排、行政管理和人事任免等领域，而这些恰恰是《国防教育法》禁止政府染指的领域。

若特朗普政府满足于一次性罚款，过去数月受到威胁震慑的大学或可重整旗鼓。但若当局决意重塑师生群体的学术生活与价值观念（这看起来完全可能），那么这种恢复将无从谈起。

我们为何要放弃这些真正使美国伟大的大学？为何要挥霍世界对我们这一辉煌成就的钦佩？为何要危及那些致力于治愈癌症、完善义肢、探索深空或测试人工智能极限的实验室？

我们的处境并不比1957年时更加绝望。美国赢得的诺贝尔奖数量远远超过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国家，这不仅因为慷慨的资助，还因为我们的学术文化鼓励并奖赏创新与冒险，以及我们吸引了来自全球的杰出研究人员。

就目前而言，美国大学仍旧拥有巨大的优势：雄厚的资源、自治权，以及充满乐趣的想象自由。每当我穿过哈佛园去给大一学生讲授“从荷马到乔伊斯”的经典名著课程时，我总会为所见所遇惊叹不已。这里有来自世界各地的学生：从蒙古到我的家乡马萨诸塞州牛顿，从俄亥俄州的雅典到希腊的雅典；还有许多同事沉浸在广泛的学术追求之中：从获得人类首张宇宙黑洞图像，到破译古代纸莎草残片上的文字。我们需要走出书斋，让同胞们相信：他们用税款资助建立的这些高等学府有无可比拟的价值与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