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歧视与猜忌,美国首位华人校长的灰暗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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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1-5-1 09:38:44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撰文|邸利会








第七任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校长田长霖。图片来源:berkeley.edu。John Blaustein拍摄

编者按在海外的华人,多少都有那些“令人不快”的经历。这些经历,属于沉默的大多数,因为没有留下资料,均湮没在历史的尘埃中。少数的华人精英,通过媒体或者回忆,偶有提及。作为第一位在美国著名大学担任校长的田长霖,无疑是杰出华人的代表。但即便如此,在他成就事业的美国,也无法幸免,被歧视,被不公正地对待。有时,恰因为他的声名卓著,引来更大的麻烦——美情报部门对他的累积的材料达400多页。在1997-1999年间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为其作的口述史采访中,他也提到了在美国所经历的种种不快,其中包括美国情报机构对他的骚扰和恐吓。本文主要根据他的口述改写而成,在原初似乎云谈风轻的讲述中,体味复杂的时代背景下,个人命运暗藏的那份沉重。


撰文|邸利会

●            ●            ●

如果战斗机一时马虎,田长霖的美国梦恐怕还没开始就结束了。
1957年,从台湾大学(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毕业后,得了奖学金的田长霖准备去路易维尔大学(University of Louisville)报道。
路易维尔大学位于美国中东部的肯塔基州。因为没有直航,田长霖和16名同学,乘坐着一架DC-3飞机,经日本冲绳、西太平洋的关岛、阿拉斯加,最后落地西雅图。飞机在经过阿拉斯加的时候,由于气温低,结冰过厚几乎坠机,降落除冰后才再飞。
那个时候,阿拉斯加还不是州,只是美国的领地。田长霖乘坐的飞机,飞行员连同机组人员也都是第一次飞美国大陆,都不知道要事先通知雷达或者地面的大陆航空司令部。结果,在他们飞入雷达区域后,没有任何警告,一架美国空军战斗机跟了上来,准备迎头痛击。最后时刻,飞行员看清了所谓的 “敌机” 有飞虎队的标记和国民政府的徽章,这才作罢。
当飞机飞抵西雅图,下机的那刻,田长霖几乎跪地亲吻地面,内心的无比激动夹杂着几分忐忑。美国,那个他想象中的自由之地,充满了机会,也充满着坎坷和意想不到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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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受种族隔离

在西雅图机场,同学们各奔前程,大多数直接转机,飞赴纽约、芝加哥、旧金山等地。田长霖囊中羞涩,只得坐灰狗巴士,来一趟72小时不停车的旅程。好在,年轻的田长霖倒也不觉得太无聊,还可以借机领略沿途的异国风光。
等车最终到达路易维尔车站时,眼前的景象让人十分诧异——
无论是在餐桌、饮水处、卫生间,眼见之处,黑人、白人 “泾渭分明”,黑人只有一些特定的聚集区域。
1956年,肯塔基在 Mason-Dixon 线之下,尚有吉姆 • 克劳法(Jim Crow laws)。这一法律要求对非裔美国人施行种族隔离。
“总的来说,也还行。即使是在种族隔离的气氛里面,南部的人实际上对外国人,对客人还是很热情,很好的。甚至,他们对口中称为黑鬼(Negroes)的黑人都不错,只要这些人明白自己的身份地位。他们对黑人,就像对自己的狗。只要这些人安守本分,主仆之间还是有感情的,就像狗和主人的感情那样。所以,我学到很多。” 田长霖回忆道。
初来乍到,作为穷学生,田长霖和同学三人合租了一间卧室;他从不去饭馆吃,也不去学校食堂(因为太贵),经常是走十个街区到黑人区,吃便宜的,比如 “灵魂料理”。奖学金每月75美元,除去租金15美元,洗衣、吃饭等日常支出25美元,剩下的20美元,他还得寄回台湾的家里,偿还借贷。
有意思的是第一次乘坐公共汽车去市区的经历——他不清楚自己究竟该坐在哪里。公车的前排座椅是属于白人的,黑人统统只能坐在后面,田长霖就试着站在司机旁边。司机好心地说,站这里太危险了,你要不就坐前面吧。
“因为我是客人嘛。” 田长霖说,“不过,那次以后,我就觉得,人格受到了侮辱。一整年我都没有在坐公车,即使是去市区,部分是因为我不想再经历那样的事,部分是因为我想省车票。最后,我就走一个小时到市区,办完事,再走一个小时回来。”

中国佬

在路易维尔的12个月里,田长霖接触到的教授们,绝大多数都好,但只要有一个坏,就足以让你过得悲催。
田长霖曾担任这位教授的助教,坐在同一间办公室的角落里。这位教授年纪很大,来自南方,根本无法改变他那种充满歧视的态度。两人过得去的前提是,田长霖得承认自己是来自亚洲,天然低一等。
这位教授还经常叫田长霖 “中国佬”(Chinaman)——他就一直这么叫,好像跟没事一样。
“我当时是助教,他就当着全班学生的面,有时候半开玩笑的说,这个中国佬,啥都不懂,傻子一样。我是他的学生的助教,他就当着学生面这么说。我很难受,但又不知道怎么应对。我甚至都没意识到,中国佬是个贬义词,我还乐呵呵接受了。” 田长霖回忆道。
周围的人不傻,向他解释过Chinaman的含义后,田长霖明白了,但他还是很有顾虑——
如果他正面刚这位教授,可能会丢掉奖学金,如果没有奖学金,那就得滚蛋回家。可如果任由这位教授,那忍受的滋味不好受。考虑到自己的前途和命运,还有等着来美国的未婚妻,田长霖两天两夜都睡不着觉。
“最后,我的很多朋友和技术员,其他办公室的秘书和助手,知道这事后都和我说,你该过去,和这位教授说,以后不要再叫你中国佬。我说,为啥,我从中国来,这词正合适,或许他是喜欢我。他们说,不是,这词十分的冒犯,这词一点都不好。” 田长霖说。
就这样,在周围人的劝说下,田长霖鼓足勇气走了过去,“教授,以后请不要再叫我中国佬。”
“有什么不妥么?” 这位教授问,用那种南方人特有的腔调。
“我知道这不是个好词,你应该叫我名字。”
“我这么叫你已经两个月了,不是很好么?” 这样的反问很有意思。在南方,只要你知道自己的地位,你是第二等,第三等人,他们就貌似对你还不错,可一旦你要挑战这种尊卑等级,他们的态度也会陡然改变。
“那今后我叫你啥?” 这位教授问。
“叫我C.L. 或者长霖,或者长,或者霖,或者田。”
“我怎么能记得住这么乱七八糟的奇怪名字。Ding-dong, ching-chong,我记不住这么奇怪的名字。”
“教授,如果你记不住,可以,但以后别叫我中国佬了。” 田长霖愤怒地说。他说完这话,转身就走。
这次当面的 “沟通” 果然起了效果。接下来的十个月,这位教授倒也真的不再叫他中国佬了,只是也不叫他名字——他要维持他不会叫中文名字的立场。
而田长霖也保住了自己的尊严,没有丢掉奖学金。他还和以前一样和这位教授交往,但也要小心翼翼不要得罪他。当然,偶有犯错的时候,还是会吃到苦头。
就有这么一次让田长霖记忆终身的惨痛经历。
当时,作为助教的田长霖正在上蒸汽涡轮实验室。这位教授讲完开场后说,“你要不上去,关下蒸汽阀门?” 田长霖顺着梯子爬上去,关了阀门,就在下来的时候滑了一下,手不自主地摸了一下旁边的管子。那根管子是高温蒸气管,田长霖的皮肤立即就烫伤了。
“我下来,已经流血了,我不能说,我知道如果我说了,他肯定会当着全班的面说,你个笨蛋,啥都不知道,怎么能摸那个管子呢?我那个时候真的是又流汗、又颤抖,还留着血。我把手放进兜里,等着他赶紧结束这次课。” 田长霖回忆道。
通常,教授讲完走后,田长霖还要留着,看学生进行实验操作。这次不一样,等这位教授走后,田长霖就立即和学生说,“我得离开五到十分钟,干点要紧的事。” 此时,他已经虚脱,浑身出汗,赶紧跑去诊所做包扎。
“那晚,我真的是哭了,这真是太难了……这些经历让你变的强大。我觉得有时候你必须得有耐心,即使是有极大的苦痛,也要忍。我觉得,你要经常去想,最好的处理的方式是怎样的;我得考虑周全,考虑到方方面面的情况。” 田长霖说。
在路易维尔呆了一年,拿到硕士学位后,他就离开了那里。
他的下一站是名气更大的普林斯顿,两年后,他拿到了博士学位。接着,他加入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机械工程系;三年后,也就是1962年,年仅26岁的他,尽管操着浓重的中国口音,获得了该校的杰出教课奖。此后,他的职业生涯顺风顺水,两年后,升任终身副教授,年仅29岁。







政治态度的变化

在获得终身教职之前,除了教学和科研,田长霖几乎不参与学校和系里的活动,连华人社区的活动也不参与。如今职业上的安全有了保障,又赶上言论自由运动风卷校园,他对社会、政治发生了兴趣,与此同时,他的政治态度也有了变化。
起初,用田长霖自己的话说,他是非常反共产主义的。他说,他家本身是共产主义革命运动的牺牲品,像难民一样被赶到了台湾。即使是去了美国,在很长的时间里,无论是在路易维尔、普林斯顿还是伯克利早期,田长霖对共产主义都是势不两立——
“任何有关共产主义的,我都是绝对反对,” 他说,“也因为这个,我也被保守的政治立场深深吸引。所以,如果按照美国的说法,我是极右翼。因为我的家庭遭遇,等等,我其实是非常右。在64,65年越南战争的情形下,我是完全支持赴越作战,支持美国军队,支持总统 Lyndon Johnson 说的战争和其他事情。曾经,我一直是极右翼。”
不过,当成为一名学者,开始阅读《纽约时报》或者《华盛顿邮报》等报刊,他的政治立场逐渐发生了改变。在获得终身教职时,他一方面支持言论自由,也支持对越用兵;在四年后成为正教授时,他却变成了反越战,甚至是极其反对。
当时,在伯克利的校园里,有学生组织起来反对教授参与政府项目,尤其是和军事有关的项目,抗议教授得到空军、海军或者国防部的支持。可政府也十分强势,宣称如果不拿国防部的钱,那也别拿美国国家卫生院、美国国家基金会或者任何政府部门的钱。这让很多教授左右为难。好在田长霖不拿国防有关的钱也活得可以。
同时发生改变的,还有他对大陆和台湾关系的看法。
田长霖的长子、曾担任香港大学工程系主任的 Norman C. Tien 在2002年的纪念文章中写道——
“他到了这(伯克利)不久,就有了言论自由运动和越战。这种气氛让人质疑传统思维,鼓励不同意见。我记得父亲说过,在他刚到美国时,对大陆和台湾关系是固持己见的。他说,那个时候,如果有谁说台湾国民党政府的任何不好,他一定会予以回击。不过,随着时日渐长,他对大陆和台湾事务的观点变得开阔,和海峡两岸都走的很近。这种认识部分源自他泡在东亚研究图书馆,每天读中国大陆的报纸、杂志。他告诉我,只有读全了报纸,才能知道一件事的各个层面,然后你才有自我判断。这些年月让他成为一个更开阔、更宽容的具有全球视野的人……”
政治态度的改变,尤其是对中国大陆的同情,为他之后遭受情报部门调查埋下了伏笔。

被情报部门盯上

田长霖受到美情报部门监视,始自1973年之后的多次中国之行。
1973年6月,他和几位华人教授一起访问了大陆一个月。他是在1949年14岁随父母到了台湾,在台湾读完中学、大学后才赴美深造。那次是他24年来首次回访故土。
在解密的美国联邦调查局423页的材料中,中国之行标记的代号是105,意思是属于反间谍一类。事实上,除了在他职业生涯后期做的背景核查的材料,剩下的都是105。田长霖基本上被情报机构当作间谍在调查。
情报部门搜集各种资料和人证,力图证明田长霖参与了中国的统战(the Movement for China Unification);田长霖是 “非常倾向于中国共产主义” 等等。





在档案中,联邦调查局曾摘要出他们关注田长霖的理由(XX为档案中删除的部分)——

1,1973年6月,田长霖曾联系XX组队访问中国大陆,田是团长。从1973年6月18日到7月17日,田带着妻子和两个孩子曾去中国旅行,XX1973年7月,曾和XX谈话,这人是田的老朋友,他们也和中国国内的其他共同的好友交谈。
2,1973年8月,XX。

3,1973年9月,XX。他告诉XX他将在1974年1月主持美国航空航天学会的一个会议。他告诉XX,不会有台湾的代表参加,他希望中华人民共和国可以派代表来参会。他告诉XX,这个会将视中国的情况做些调整。XX告诉他,有关细节已经送到北京。

4,1974年2月,XX。XX报告,在1973年3月至8月间,XX曾通过电话联系田,此人是在加州Palo Alto的Tiao Yu Tai活动分子。

5,1974年7月,XX。田在1974年8月26日至8月9日再次携妻子访问中国。1974年10月1日,田在三藩市Portsmouth广场十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日)庆祝会上发言,很是赞扬中国已经取得的成就。

6,1974年11月,田在伯克利国际厅(the International House)讲话,提到他的中国之行。

7,1974年12月,田长霖参加接待中国访问代表团XX的晚宴。

8,1975年1月23日,田也参与了XX头目的晚宴,出席的人有XX。

9,从在联邦调查局三藩市分部的档案看,田夫人没有什么挑刺或轻蔑的信息。她确实和丈夫两次去中国。

10,田一般认为是对中国持同情的。

11,伯克利警察局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警察局的档案显示,田未曾被捕,也没有显示他有暴力倾向。

12,设计对田长霖的采访希望能让他说出对美国和对中国的态度,并告诉他联邦调查局在美国的XX。

在秘密监控几年后,情报部门决定亲自审问田长霖,力图证明他是 “中国科学家项目” 的一部分。

1974年,在田长霖已经是系主任后,联邦调查局伯克利办公室的首席情报官亲自到他办公室找他谈话——
“你要当心了,不要作那些支持中国,支持越南,反战之类的事情。”
“为什么?我是系主任,我是美国公民。” 田长霖反问道。
“伯克利办公室里面是美国联邦调查局探员最集中的地方,因为这儿的学生闹事,以及其它的事情。就学生闹事,比美国其它地方多。我是从香港调过来加入伯克利办公室,专门盯着中国学生和中国教授。”
“我们中国教授没几个人,干嘛这样?”
“我熟悉中国文化,我能说中文,大家都知道中国人抱团,经常聚在一起,有时还是秘密聚集,就像地下社团。”
“你从哪来,你祖上是哪?” 听了这话,田长霖非常生气地反问道。
得知这位探员是爱尔兰二代或者三代,田长霖继续说,“爱尔兰人,我知道你们也抱团,你们是不是也有一样的问题。”
这位探员马上道歉说,“我犯了个错,所有的少数族裔…”
“你赶紧离开我办公室,再不要来。你愿意把我放到你们材料里面,随便。我是美国公民,我有基本的权利。我没做错什么,但你不要再来恐吓我,胡扯这些东西。”
从解密的文件看,在这次谈话中,田长霖提到,自己来自台湾,从台湾大学毕业,起初是很强烈地反对共产主义;但他开始觉得中共政府已经解决了一些社会问题,在动员一些有益于社会的政策方面很有效,并举可以得到医疗救治为例;当然,他也不会提倡共产主义的体系有益于美国或其他地方;作为华人,他觉得不管中国施行什么体系,都应该努力实现社会公平,克服那些困扰中国几个世纪的难题。
不过,即使遭到田长霖的怒斥,美国情报部门还是骚扰了他好几次。中间一段时间,情报部门似乎对他失去了兴趣,但从档案看,对他的调查直到1998年才完结。
1996年12月,就在田长霖即将卸任伯克利校长前几个月,美国总统克林顿曾有意委任田长霖为能源部长。但最后时刻,白宫告诉他,他从候选人名单上拿掉了。当时,一起突发的捐助丑闻激起全国性的恐慌,有人害怕中国曾干预美国选举。田的委任立即就变得不可能。他再次成为敏感的中美关系的波及者。

难以摆脱的刻板印象

有意思的是,在1998年的背景调查中,美国联邦调查局访问了 “八个人,包括现在以及之前的导师和同事,现在的邻居,相关人士,学会的人,相识的人。他们对田的人品、职业、声誉、忠诚都提供了好的评论。”
确实如此,在联邦调查局的档案中,不乏这些受访者对田长霖的赞扬——
“田是我见过的最好的人之一。” “田是一位伟大的学者,伟大的领导。”“所有的教员都极为尊敬田校长,尤其是在伯克利很困难的时候,当时国家的支持削减,他依然能够维持伯克利高的学术水准。”
然而,尽管田长霖深受学生和教员的敬重,作为华人,他还是会时不时遭到冒犯——这种冒犯并非有意针对他个人,而是缘于美国社会更深层次的对亚洲人的偏见和刻板印象。
这种冒犯甚至就发生在日常的聊天喝茶中。
田长霖回忆道:“马丁·路德金被杀死的时候,我哭了。我深受触动,因为我曾在路易维尔,见到过吉姆·克劳隔离法案。但当我们休息喝咖啡的时候,学校有的教授就直接说,天,他真是活该。在很多人的脑海中,马丁·路德金领导的反歧视运动是共产主义的阴谋,要不就是和越共有关。当时的联邦调查局探员 J. Edgar Hoover 就试图将马丁·路德金贴上共产主义的标签。”
还有一次,一位教授从澳洲休假回来,在聊天中,对澳洲赞不绝口,田长霖说,自己并不喜欢澳洲,因为有白澳政策。这位教授听了说,“你这么说不对,如果让亚洲人去了,整个地方就毁了,他们来了就是制作麻烦,整个地方就完蛋了。” 田长霖提醒他,“难道你忘了我是亚洲人了么,我是华人,你不能这么说。”
“他道歉说,对不起,我没有意识到……我从不把你看做亚洲人,你是我很近的朋友,很近的同事。我抱歉说这些话。这就显示出,这种偏见的观点有多么根深蒂固。这种事经常发生。” 田长霖说。
即使后来成为了系主任,副校长,这种遭遇也一直存在。田长霖曾和一位英国人同行争论一件事,结果这位教授说,“天呐,你可不像平常的亚洲人。亚洲人都是很安静,从不争辩,你说什么就是什么,他们都是逆来顺受。”
“我不一样,我比较活泼,喜欢争辩,很坚定自信,结果他就看着我说,不,我是在夸你。从一个充满偏见和刻板印象的观点出发来夸奖我。这种事经常发生。另一方面,这也让我觉得,我得坚持自己,我尝试纠正,改变一些事情。但我也渐渐相对地明白,我也不那么责怪这些人了,因为我觉得这是整个社会的症状,不是哪个个人。” 田长霖回忆道。
1997年,田长霖正式卸任校长。1999年,他被克林顿委任为美国国家科学理事会成员。2001年,经诊断为脑癌,中风,卸去一切责任。2002年,田长霖在加州红木城去世,连同这些灰暗的记忆。


参考资料:(可上下滑动浏览)
1. Chang-Lin Tien, “Four Decades of Distinguished Service: UC Berkeley Chancellor, 1990–1997, Vice Chancellor for Research, Professor of Mechanical Engineering, and Renowned Expert in Microscale Thermophysical Engineering,” an oral history conducted by Harriet Nathan 1997–1999, Regional Oral History Office, The Bancroft Librar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2004.2. https://www.documentcloud.org/do ... -tien-fbi-file.htmlhttps://www.dailycal.org/2012/10/29/tracking-uc-berkeleys-former-chancellor-chang-lin-ti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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