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约终止6年后才被解聘 独立学者要向清华讨回公道(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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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之声


中国独立学者吴强近日对清华大学发起诉讼，要求该校赔偿他过去六年的工资与福利。虽然北京法院已接受案件，但他认为，过往政治势力影响的经历，让他对判决结果不抱太大期望。



吴强指出，他在2021年初，正式收到清大的解聘通知书后，被告知他仅存的一些福利也会同时被取消，为了捍卫维护“基本正义”，他开始以法律的方式向清大发起挑战。

曾在北京清华大学担任政治学讲师的中国独立学者吴强2015年被清大单方面终止聘用合约后，今年初，正式收到清大的解聘通知，在那之后他也开始透过法律途径发起诉讼，希望能够讨回一些“基本的正义”。今年2月，他向当局提出劳动仲裁，但6月4日传出仲裁被驳回。

不过，吴强随即入禀北京海淀区法院，正式控告清华大学，要求清大赔偿他过去六年的工资与相关福利。可靠消息显示，该法院已于6月15日受理的案件。吴强接受德国之声访问时说：“我过去六年虽然脱离学校监管，但事实上并未真正解除我与清大的劳动关系。这让我在某种程度上获得更大的自由，能继续研究与发声，而这也是在中国一种无可奈何的政治生存艺术。”

吴强指出，他在2021年初，正式收到清大的解聘通知书后，被告知他仅存的一些福利也会同时被取消，为了捍卫维护“基本正义”，他开始以法律的方式向清大发起挑战。不过，因中国近年来劳动仲裁的情况不断恶化，导致劳工胜诉的比例越来越低，所以他对6月4日劳动仲裁被驳回的结果，并未感到意外。

吴强说：“我是刻意理直气壮的用中国‘依法治国’的方式，来正式跟他们打一场新的战斗，用法律的手段来维护我的权利。虽然我们都知道，中国的法庭是怎样的状态，但我仍蛮高兴这件事有一个了结，并且是一个新的战斗的开始。”

然而，对于接下来海淀区法院的审判，吴强却不抱太大的希望，因为他认为在清大拥有庞大影响力的情况下，法院的判决很可能受到影响。他表示：“清华的政治势力是很黑恶的，会操纵跟影响法院的判决，而这种影响力，我在劳动仲裁上已感受到。我相信清大的党委跟恶势力，会在未来继续以法外主义的方式超越法律，干预司法。”

中国学术研究空间紧缩

今年51岁的吴强，原先自2009年开始受聘于清华大学的政治系，但他就任后从事“田野调查”时，常常会被跟踪和收到警告。2014年香港爆发雨伞革命后，他曾尝试到香港做实地考察，却被清大校方出动保安将他困在家中与办公室内，并于2015年被清大终止聘用合约。

过去几年，也有其他公开发表文章批评中国政府的学者，受到政府打压与被学校解聘的情况。中国着名的法律学者许章润2019年疑因批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被清华大学免除一切职务，并在去年7月被中国警方以在“四川成都嫖娼”逮捕，关押长达六天。

中国当局以嫖娼为由拘留异见人士，从2010年代开始就越来越常见。曾帮维权艺术家艾未未拍摄音乐视频的知名摄影师徐伟，2013年被中国当局指他“嫖妓”遭拘捕。另外，曾参选香港立法会的民主党成员何伟途，及已获得英国政治庇护丶英国驻香港总领事馆前雇员郑文杰，都曾被中国以嫖娼罪名拘留。

吴强告诉德国之声，从2013年开始，中国的政治空气就发生急剧变化，政府出台了一系列对学术交流丶学术人员的公开言论和互联网言论都更具体及严格的规定。他说，在这种情况下，愿意在国际媒体发声，评论中国问题的学者确实是越来越少。

他表示：“我一直在坚持，也一直被学校各单位找去喝茶谈话。这也是清华大学最后把我赶走的很重要的原因。但因为我的研究是政治学中的社会运动，所以跟媒体的互动观察本身就是一个政治学的职业担当。”

不过，在中国政府持续紧缩学术自由空间的情况下，吴强说不少自由派的学者开始出现“转向”的情况，将研究的主题转为威权主义的统治跟为中国治理模式。他认为，这基本上是在研究如何“讲好中国故事”，也是在为“中国的大国崛起作战歌”。

他认为：“这代表中国不可能有独立研究，更不可能有直接大胆的批评。这种情况下，中国才会不断积累许多错误，而且没有人去校正这些错误。党内以及党外社会精英内部，知识份子跟官僚们的关系中都失去竞争跟相互牵制，这是中国政治最危险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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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主义知识份子的“思想退化”

自由派的知识份子除了选择转向与放弃与国家或党有关的的研究外，吴强认为自由派的知识份子中甚至出现一种思想退化的情况。他指出，中国政府对于学者与知识份子思想的禁锢与限制，造成中国学者的思辨能力跟理论分析能力全方面退化，导致中国出现一大批“特朗普主义”的知识份子。

他向德国之声表示：“他们把自己的知识水平，降低...这是中国精英社会的退化。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作独立研究的空间近乎于零，而且任何继续进行研究的学者，都是冒着越来越大的政治跟法律风险。”

吴强指出，虽然中国独立做研究的知识份子人数很少，但很多体制内的知识份子若不愿做任何与国家或党有关的课题，也有可能私底下做一些独立研究，藉此，多少能坚持自己的立场。

他说：“不论是在官方名义的掩护下，做自己的研究，或像我这样被迫离开体制，独立做研究跟独立出版，风险都很高。知识份子随时可能失踪或被法外主义的方式镇压。这是一种‘白色恐怖’时代的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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