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慧燕：楊繼繩 為3600萬餓殍立墓碑（上）

徐文立

曾慧燕：楊繼繩 為3600萬餓殍立墓碑（上）
餓死3600萬人是什麼樣的概念？相當於向中國農村投下450枚原子彈，相當於發生150次唐山大地震。第一次世界大戰死亡人數只有1000多萬，中國1960年一年就餓死1500萬人以上……
2008年是中國「大躍進」50周年和「改革開放」30周年，發生在半世紀前的「大躍進」運動導致的3年大饑荒，是人類歷史上空前的大悲劇。在氣候正常的年景，沒有戰爭，沒有瘟疫，卻有幾千萬個鮮活生命死於人為的飢餓，出現大規模的「人相食」、人吃人。如今大饑荒過去50年了，這段歷史始終含糊不清，幾千萬亡靈魂歸無所。
新華社退休高級記者、現任《炎黃春秋》雜誌社副社長楊繼繩，今年5月在香港出版《墓碑－中國六十年代大饑荒紀實》（天地圖書公司），此書長達80萬字，分上下兩冊，堪稱是血淚交加、資料翔實的長篇調查報告，也是一幅真實記載大饑荒的全景圖，詳細記述1960年代大饑荒餓死3600萬人的史實，並着重介紹其中12個省餓死人的情況。
請看書中記載的一段文字；「沒有呼天搶地的哭聲，沒有披麻帶孝的禮儀，沒有送葬的鞭炮和紙錢，沒有同情，沒有悲哀，沒有眼淚，也沒有震驚和恐懼。幾千萬人就這樣無聲無息地，精神麻木地消失。有的地方用大車將死人成批地拖到村頭的大土坑裏，有的地方因無力掩埋，死人的胳膊和腿還露在外面，有的地方死人就倒在尋找食物的路旁，還有不少死人長時間放在家裏，被老鼠啃掉了鼻子和眼睛。……」
「信陽五里店村一個14、15歲的小女孩，將4、5歲的弟弟殺死煮了吃了，因為父母都餓死了，只剩下這兩個孩子，女孩餓得不行，就吃弟弟。……」
飢餓比死亡更恐怖
此書是作者逐一實地考察、走訪大量當事人，包括當年各級幹部、饑荒倖存者及見證人，並詳細閱讀檔案資料寫成。對沒有實地考察的其他省分，他則透過各種渠道查閱了大量的資料，包括公開或未公開的各級檔案、會議紀錄、談話紀錄及各種地方誌、縣誌，也參閱了許多專著、統計資料等。他窮10年之力，收集近千萬字資料，寫成《墓碑》一書，填補了歷史空白。書中涉及的事件、引用的資料，都詳細註明來源、出處，有些還配有照片。
這是一本承載了許多倖存者集體記憶之書，亦是紀念3600多萬餓死亡靈的墓誌銘。
1999年秋，楊繼繩到信陽淮濱縣防胡鄉高油坊瞭解當年情況。70多歲的農民余文海把他領到村外一塊麥地邊，指著麥地中間的幾棵樹對他說：那長樹的地方原來是一個大坑，上百具屍體就成堆的埋在那裏。楊繼繩感嘆：「如果不是當事人余文海指認，誰也不會知道，在綠油油的麥苗和挺拔的樹木下面，深埋着慘烈的悲劇。」
他在書中描述，死亡前的飢餓比死亡更恐怖。玉米心吃光了，野菜吃光了，樹皮吃光了，鳥糞、老鼠、棉絮都用來填肚子。在挖觀音土的地方，饑民們一邊挖，一邊大把大把地往自己嘴裏塞著觀音土。死人屍體，外來饑民，甚至自己的親人，都成了充飢的食物。
作為一個有良知的新聞工作者，骨肉親情是楊繼繩寫作《墓碑》的動機之一。他的父親是一位善良、正直的農民，1959年死於飢餓，事隔半世紀，父親臨死時的慘狀、家鄉慘不忍睹的情況仍歷歷在目。
楊繼繩說，這本書原打算名為《天堂之路》，後來改為《墓碑》。他指出書名「墓碑」有四重意思：一是為在1959年餓死的父親立墓碑；二是為3600萬餓死的中國人立墓碑；三是為造成大饑荒的制度立墓碑；四是在這本書寫到一半時，楊繼繩在體檢時發現有「病變」（甲胎蛋白呈陽性），「於是我加快了寫作的速度，下決心把這本書寫成，也算是為自己立一個墓碑。後來有幸在複查時排除了病變，但寫此書有很大的政治風險，如因此書而遭不測，也算是為理念而獻身，自然也就成了自己的一個墓碑」。
因此，楊繼繩決心為歷史作見證，記錄這一曠世災難，以警後世。他強調，把真相公諸於眾，不是為了喚起仇恨，而是希望今後不再出現這樣的悲劇。大饑荒始終是巨大的歷史包袱，遲早要卸掉，並要從中汲取教訓。他指出，大饑荒的成因及結果，間接引發了另一場浩劫──文化大革命。
字字血淚 不忍卒讀
美國西東大學、21世紀中國基金會和中華學人聯誼會2008年10月17日至19日在紐約聯合舉辦「中國的歷史教訓和未來挑戰
─大躍進50周年和改革開放30周年國際研討會」，邀請來自中國大陸、香港、台灣、加拿大及全美各地40多名學者與會，旨在探討中國當代史上大躍進和改革開放這兩大歷史事件的意義及影響。《墓碑》作者楊繼繩也是與會者之一，這次應邀訪美，在會上發表「大饑荒期間中國的人口損失」調查報告，並接受《世界周刊》專訪。
「叫墓碑，太沉重」！《墓碑》確是一部令人心情沉重的書，不少人在閱讀此書時，難以忍受錐心之痛，幾番掩卷，不忍卒讀。
知名作家倪匡形容，「讀《墓碑》，感覺每一個字，都有30個魂縈繞在旁，深深體會什麼叫『令人髮指』的感覺。」他並形容《墓碑》文字的震撼力，真是「字字血淚」。
楊繼繩在「墓碑」前言部分，詳述他父親悲慘死去的一幕。那是1959年4月底，楊繼繩在湖北浠水第一中學讀高中，他兒時的朋友張志柏匆匆趕到學校通知他：「你父親餓得不行了，你趕快回去，最好能帶點米回去。」他還告訴他：「你父親沒有力氣去刨樹皮，餓得沒辦法，想到江家堰去買點鹽沖水喝，沒想到倒在半路上，是灣裏的人把他抬回來的。」
楊繼繩當即向老師請假並到食堂停伙3天，取出他的口糧──3斤大米，然後趕回他下灣的家。「走到灣裏，發現一切都變了樣：門前的榆樹（浠水稱之為油樹）沒有皮，白花花的，底下的根也刨光了，剩下一個凌亂的土坑。池塘乾了，鄰居說是為了撈蚌放乾的。蚌有股難聞的腥味，過去是不吃的。沒有狗叫，沒有雞跑，連過去歡蹦亂跳的小孩子們也待在家裏出不來。灣裏一片死寂」。
他走進家門，發現沒有一顆糧食，沒有一點能吃的東西，水缸裏連水也沒有。「餓得走不動，哪有力氣挑水啊！父親半躺在床上，兩眼深陷無神，臉上沒有一點肌肉，皺紋寬闊而鬆弛。他想伸出手招呼我，但沒有伸起來，只是動了動。這隻手和上生物解剖課時看到的人體骨骼標本上的手差不多，外面雖然有一層乾枯的皮，但沒有遮住骨骼上每一處的凸起和凹陷！看到這隻手，我心裏陡起一陳酸楚和震撼：原來通常說的『瘦得皮包骨』是這樣的恐怖和殘忍！他嘴裏嘟啷著，聲音很低，他是叫我趕快走，趕快回學校去。」
父親變成這個樣子，楊繼繩心裏充滿了懊悔和自責，「我為什麼不早點回來挖野菜呢，為什麼不早點請假拿點米回來呢？」他用帶回的米煮成稀飯，送到床邊，然而父親已不能下嚥了，三天以後與世長辭。
埋葬了父親，他很悲痛，但沒有絲毫埋怨政府。「我不認為這和政府有什麼關係，也不認為這和『三面紅旗』（指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有什麼關係。我對當時宣傳的大躍進的成就、人民公社的優越性依舊深信不疑。我不知道更遠地方發生的事情，我以為我家鄉發生的事是個別現象。我以為父親的死只是我一個家庭的不幸。想到偉大的共產主義即將到來，家庭的這點不幸算什麼？黨教導我遇事要犧牲『小我』，維護『大我』，我絕對聽黨的話。這種認識一直保持到文化大革命時期。」
楊繼繩說，那時，他沒有懷疑過共產黨和政府，所有被灌輸的東西都全盤接受。「1957年反右派時，黨組織說右派分子壞，我就認為壞。1958年大躍進，我也是學校裏的積極分子，我寫的讚美大躍進的詩曾送到黃岡地區教育展覽館。當時我是團委宣傳部長，兼任學校《青年共產主義者》油印小報的主編。白天參加勞動，晚上編報紙。1959年元旦，我為這張報紙寫《元旦獻詞》，熱情地歌頌『大躍進』。在全校慶祝新年的大會上，校長王占崧一字不差地宣讀我寫的這篇文章，作為向全校師生的獻詞。」
楊繼繩不懷疑「三面紅旗」，除了無知以外，還有整個社會強大的政治壓力，使他不敢懷疑。「不停頓的革命大批判，耳聞目睹的嚴酷懲罰，使人們產生了一種恐懼心理。這種恐懼不是看到毒蛇猛獸那種陡然產生、陡然消失的恐懼，而是化解在神經和血液中，成為每個人的生存本能。人們像避開熾熱火焰一樣而避開政治危險」。
1960年他考入北京清華大學，大學期間還是很聽話，一直擔任團支部書記，1964年5月加入中國共產黨，使他認識最初發生轉變的是文化大革命。1966年8月到12月，他和幾名同班同學一起到20多個城市「串聯」，各地大字報揭發出高官的腐敗和特權。「我開始不迷信權威，不迷信高官，也不迷信報紙上所說的一切。我開始懷疑中國共產黨多年來向我灌輸的神話。我和多數普通群眾一樣，是以反對高官特權的心態參加文化大革命的。在文化大革命中，湖北省長張體學說的一句話使我震驚：湖北省在3年困難時期餓死了30萬人！這時我才知道，發生在我家庭的悲劇不是個別現象。」
楊繼繩在清華大學拖拉機製造專業畢業後，分配到新華社。新華社記者可以接觸到其他人無法接觸到的社會層面。他不僅知道了很多與黨史教科書上不一致的真實情況，也看到了城市工人的貧困及許多人的真实生活。「作為新華社記者，我更知道報紙上的『新聞』是怎樣製造出來的，知道新聞機構怎樣成為政治權力的『喉舌』。」
改革開放後，中國的思想禁錮比過去鬆動了不少，一些真實的歷史開始透露出來。楊繼繩說：「過去黨教導我們，在抗日戰爭期間，只有共產黨抗日，國民黨一味投降妥協；現在才知道，國民黨支撐著抗日的主戰場，有一、兩百位將軍為國捐軀。過去黨教導我們，由於自然災害，少數地方發生了饑荒；現在才知道，完全是由於人禍，幾千萬人飢餓而死……我開始知道，中國共產黨黨史，甚至近百年的中國歷史，都是按照共產黨的需要，進行了歪曲和編造。」
還原歷史 追求真實
楊繼繩一旦知道自己過去長期受矇騙，就產生一種擺脫矇騙的強大力量。當權者越是掩蓋真實，就促使他更加追求真實。他不僅大量閱讀新發表的史料，也在採訪新聞中努力了解真實的過去。「我親身經歷的1989年北京風波（六四事件），更使我大徹大悟。年輕學生的鮮血，把我的頭腦裏過去幾十年接受的種種謊言洗刷一盡。作為新聞記者，我力求發表真實的報導和言論；作為學者，我有責任還歷史的本來面目，並把真實歷史告訴受矇騙的更多人。」
在擺脫矇騙和追求真實的努力中，楊繼繩一步步弄清楚他父親死去的社會背景。雖然時間過去了幾十年，他對父親死因的思考卻日益深入。
當他得知，父親因大饑荒餓死的年分，中國並沒有什麼天災，是一些正常年分，雖談不上豐收也談不上災害。他得知，當時河南省發生人吃人的慘劇，信陽100萬人死於飢餓，河南至少有25億斤糧食庫存，臨近的湖北省至少有13億斤糧食庫存，僅動用這兩省庫存，根本不會餓死人。明知道大面積餓死人，毛澤東還大幅增加當年全國徵糧庫存額度。得知了真相，楊繼繩的憤怒無以復加。原来大饑荒完全是人禍，原因是謊言，加上人民公社對人身控制、計畫經濟的荒謬以及極權政權的殘酷。
當一個人從當年迷信的謊言中醒來時，首先是憤怒，然後陷入對歷史真相的沉思。楊繼繩說，發生在他家的悲劇，同時發生在全國上千萬個家庭中。
在新華社的第一個10年，他跟潮流寫了許多稿子，以上《人民日報》頭版為榮，有一年曾在《人民日報》發了14個頭版頭條。
現在回顧，楊繼繩說90%的稿子都應當燒掉。第一個10年，他只有兩篇稿子是憑良知寫的：一篇是《天津駐軍大量佔用民房，嚴重影響軍民關係》，經中央批評軍隊全部退出民房；另一篇是《天津勞動生產率調查》。
第二個10年，楊繼繩儘可能說真話，堅持不說假話，但有時還不得不跟一下潮流。
第三個10年，楊繼繩決心不跟潮流，只寫自己想說的真話。「說真話，求真理，做真人」這是他的追求。
他說：「在權力面前說真話。」「一無所求，二無所懼，就能自立於天地之間。」
父親墓碑 立在心中
楊繼繩有感於大饑荒過去50年，在中國國內還沒有一本記述這個歷史事件的書。「這不僅是歷史的遺憾，也對不起幾千萬餓死的冤魂」。
面對大饑荒造成的嚴重後果，劉少奇曾對毛澤東說：「餓死這麼多人，歷史要寫上你我的，人相食，要上書的！？」劉少奇還說過，對這場災難要刻上碑，記上帳，「要子子孫孫地傳下去，以後再也不犯這個錯誤。」1962年春，劉在與鄧力群談話時也講到「歷史上餓死人的事，是要寫到史書上去的」。
從20世紀90年代初開始，楊繼繩利用到全國各地採訪的機會，查閱有關資料，訪談經歷過大饑荒的人。他從大西北到大西南，從華北到華東，從東北到華南，查閱了十幾個省的資料，訪談了上百位當事人。經過10年努力，收集了上千萬字的資料，記下10多本當事人談話記錄。他「終於比較全面和比較深入地得到了這場持續3、4年的大饑荒的真實情況」。
1980年代，楊繼繩家鄉興起為先人修建墓碑的風氣，特別是在外面當大官的人，修的墓碑更氣派。親戚朋友也勸他為父親修建墓碑。
楊繼繩想，「我雖然沒有當什麼大官，我為父親立的墓碑一定要比當大官的更氣派。然而，我想到了1959年家鄉那些墓碑的命運，有的被拆來修建水利設施，有的在大煉鋼鐵中用來做土高爐的底座，有的則鋪在路上任千人踩、萬人踏。墓碑越氣派，被拆除的危險就越大。父親墓碑是不能不修的，但是不能修在大地上，必須立在心裏；立在心裏的墓碑，不會遭人踐踏，也不會被人拆除。」
接着，他花了10年功夫，調查大饑荒真相。每到一地，他以正面報導為幌子，要求地方黨委開放大饑荒的檔案，抄寫資料。多年如一日，他白天完成工作，晚上除了特殊情況，如生病、家中有事，他都在寫作，終於完成《墓碑》。「這本書也算是幾千萬飢餓亡靈的一座墓碑，我希望飢餓的亡靈得到安慰。」
他在心中為父親修建了一座墓碑。《墓碑》這本書，就是銘刻在他心中墓碑的文字表達。「即使我在這個世界消失了，這個文字表達的心聲，將存留在世界各地的一些大圖書館中。……」
他認為，如此重大的歷史事件，應當立上巨碑，以警後世。「我想，為了牢記歷史教訓，僅有我這本書是不夠的。唐山大地震有了紀念碑，日本廣島、長崎有了紀念碑，歐洲很多地方建立了二戰紀念碑。中國也應在一切餓死人密集的縣分（如信陽、通渭、羅定、亳州、鳳陽、遵義、金沙、郫縣、榮縣、豐都、大邑、館陶濟寧等），在餓死人最多的四川、安徽、貴州、河南、山東、甘肅、青海等省的省會城市，以及在天安門廣場，建立大饑荒紀念碑。這些紀念碑不僅紀念亡靈，也是讓人們永遠記住這場災難，從中汲取教訓，讓悲劇不再重演。」
他強調，墓碑是凝固的記憶。人類的記憶是國家和民族賴以進步的階梯，是人類航程前進的路標。「我們不僅要記住美好，也要記住罪惡，不僅要記住光明，也要記住黑暗。極權制度下的當權者隱惡揚善，文過飾非，強制地抹去人們對人禍、對黑暗、對罪惡的記憶。因此，中國人常犯歷史健忘症，這是權力強制造成的健忘症。我立的這塊墓碑恰恰是讓人們記住人禍、黑暗和罪惡，是為了今後遠離人禍、黑暗和罪惡。」
內情驚人 力透紙背
《墓碑》面世時間不長，引起海內外讀者極大關注，佳評如潮。中國大陸自由作家、歷史學者丁東說：「這是一部力透紙背的信史。」
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所研究員徐友漁指出，雖然中西方作者以前出版了多種有關大饑荒的書籍，但「就資料的全面和翔實，內情披露的驚人，論證的理性和嚴密，以及結論的權威可信而言，這本書是前所未有的」。
他指出，《墓碑》一書全面、真實地記載了全國大饑荒的情況，書中詳載各省饑荒的慘烈實況和剖析饑荒發生原因，有力駁斥官方謊言，並披露大量內幕，例如，1961年，糧食部和國家統計局負責人受命讓各省填寫一個有關糧食和人口變動的統計表，匯集後得知全國人口減少了幾千萬！這份材料只報周恩來和毛澤東兩人，周恩來閱後命令立即銷毀，不得外傳。事後周還追問是否銷毀了，在得到肯定答覆後才放心。
徐友漁認為，「這是一部可以和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索贊尼辛(又譯索贊尼辛)的《古拉格群島》相媲美的巨著。雖然，關於中國的古拉格，也有中國人作了深刻揭露。如果說古拉格是斯大林時代的代名詞，那麼，餓死幾千萬人則是毛澤東時代的標誌」。
他說，楊繼繩曾驚嘆索贊尼辛為記錄罪惡而收集證據的專注與堅韌，也為中國歷次政治運動的受害者和倖存者未能專心致志還原歷史而嘆息。而《墓碑》一書既體現了索贊尼辛式的良知、民族責任感和歷史洞察力，還在史料的匯集、分析和內情披露方面大大超出《古拉格群島》。「當然，可以說楊繼繩的身分和條件優於索贊尼辛，但一般規律是，身分和條件越有利，包袱就越重，顧慮就越大。像楊繼繩這樣出身於體制內而為正義冒險犯難、孤注一擲，雖不是絕無僅有，也只有顧准、李慎之等少數前例」。
徐友漁指出，在大饑荒年代發生的許多事，今天看來匪夷所思，有些看起來是笑話，但著實令人辛酸。1960年春，甘肅定西地區農村斷糧，地委書記卻說：「寧餓死人，也不能向國家要糧食。」在搜刮糧食的過程中，通渭縣向公社下的命令是：「完不成糧食任務，提頭來見！」當時的口號是：「寧欠血債，不欠糧食。完成糧食任務就是血的鬥爭。」
1960年冬，河北省委決定農民口糧為每天4兩（舊制，相當於現在的2兩半），省委負責人說：吃4兩的是馬列主義，超過4兩的是非馬列主義。隨後，省委提出「吃4兩，曬太陽」的口號。
徐友漁說，人不能進行光合作用，曬太陽怎能頂得上吃糧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