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 10 月 25 日是台湾光复 80 周年纪念日，台湾「光复」对中国人来说意味着什么？

pengngychita

百家争鸣

告诉了我们两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台湾早就已经回归了，今年10月25日，是台湾回归祖国（即“台湾光复”）80周年。如今强调的实现祖国完全统一，不是主权的统一，而是治权的统一。

台湾回归祖国，从历史事实和民族情感上，是全国人民长达14年可歌可泣的抗日战争所赢得的成果，谁敢否认，中国人民必将对其开展又一次抗战；

法理上，是众所周知的“《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日本无条件投降书》”构成的锁链；

标志性事件，是当年在台湾隆重举行的中国战区台湾省受降典礼，并正式宣布“从今天起，台湾及其附属岛屿及澎湖列岛正式重入中国版图”[1]。

哪怕是当年的美国，虽然私心自用搞出不少小动作，但也不得不承认《开罗宣言》的有效性，并老老实实在台湾只能开设领事馆，并且明确从属于驻华大使馆[2]。


1945年10月，当时的中国政府正式宣告台湾回归中国版图，所有一切土地人民政事皆已置于中国主权之下。三年后，台湾省运动健儿参加了旧中国的第七届全国运动会。
这一条非常重要，这种基于事实的认知，将决定我们诸多政策的方法论。举个最直接的，现在某些金毛还想着要和我们谈拿台湾来交易，那么我们凭什么接招？凭什么拿一个我们本就该在锅里的东西和他们交换？这是不是对方的虚空造牌？

台湾问题作为中国的内政，美国只有遵循二战后国际秩序的义务，不该也不会再有一丝一毫的权利。

今年年初，我给观察者网的专栏写了个跨年专文，讲了时代转折点这个概念，由此形成了四个问题，其中第三问我勉强命名为“贾队长之问”，因为那个句式实在太深入人心：

（三）周边地缘政治的“贾队长之问”
对于要不要用一个喜剧性的反面人物来命名这个严肃的问题，着实让我挠头了一阵，但实在找不到比《地下交通站》更为传神的台词：“皇军没来以前就是这样，来了以后还是这样，那这皇军不是白来了么？”
反例正用，其实正是我们当前周边地缘所面临的问题，二战后老牌大国们设计的雅尔塔体系同时笼罩东西方，随着苏联解体，西方的雅尔塔体系不复存在。但东方的雅尔塔体系在“一超独大”的情况下，还得到了某种程度的加强。虽然这套体系对中国利益也做了一定的满足，譬如明确了东南岛屿归属于中国。但由于国民党政府在抗战期间的拙劣表现，这套体系的构建，中国的参与是很不够的，对中国的主权侵犯和地缘环境的破坏是客观存在的。
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是我们多少代人的共同心愿，但正因为这个背景，让笔者对顶层设计的慎重多了不少理解。作为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底线手段，军事斗争一旦发动，敌对势力的干扰和破坏一定会远远突破军事层面。既然要掀桌子，就要做好打破整个雅尔塔体系的斗争准备，否则只是收回几个雅尔塔体系早就许诺归还中国的岛屿，这何尝不是又一次被诓了人造筹码？还必然以干扰发展进度作为代价。
所以在过往的一系列文章里，我一直不隐瞒自己对待台岛问题的观点——一个相对非优先的国家核心利益问题。仅以优先级来说，实现发展新旧模式的顺利转换、包括军事装备突破在内的一系列技术革命、内外双循环的畅通联动，在这三件大事实现的情况下，我们将在周边地缘环境中取得碾压性的优势，将会以经济基础层面的率先突破，去重新构建我们周边地缘的上层建筑。哪怕在这进程中间发生突发事变，让我们不得不提前加速，多一分准备也将多一分完备。
这三件大事的落实周期不会太长，最多只有十年，甚至还可能提前，就让我们拭目以待。站在这个角度再去理解那句“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3]，我是发自内心地肃然起敬。这也是在我们新中国七十余年光辉道路上，历代一脉相承的政治品格和斗争素养。对此我们完全可以交付足够的信心和耐心。

其实由此发端，还会延伸出另一个问题：那就是中国作为二战的战胜国+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应该有怎样的权利？

台湾只是中国在战后合法权益的压舱石之一
我们都知道，二战后中国国际地位空前加强的标志，就是成为了联合国常任理事国。而如今在安理会手握否决权的“五常”，实则脱胎自时任美国总统罗斯福的“四警察”构想。他设想将世界划分为若干区域，每个区域的核心国家负责本区秩序，“承担维护国际安全的特别责任”[4]。大国之间协商一致，共同预防新的战争。

在这样的划分下，中国就是东亚和西太平洋的“警察”。1942年1月的《联合国家宣言》宣示了战胜法西斯的决心，这也是中国首次以“四大国”之一的身份，参与签署的外交文件。


1942年，中、美、英、苏等26个国家在华盛顿发表《联合国家宣言》
但正所谓“打铁还需自身硬”，到底能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大国，既不是仅仅凭牺牲的人数，也不可能依托于别人的施舍。正如聂荣臻元帅后来在推动“两弹一星”时总结的“靠别人是靠不住的，也靠不起”。

那么1945的中国做得怎么样呢？

苦笑以前，我们先看看，二战胜利后，一个真正的大国的标配：

一是有能力彻底降服法西斯，落实真正的无条件投降，并随之对其进行充分的清算与改造，达到像《波茨坦公告》所说的“使其妄欲征服世界者之权威及势力必须永久铲除”[5]。
二是从本区域的抗战主力，转变为地缘秩序重建的主力。这其中必然包括了对自己所在区域经济、政治乃至意识形态重塑的主持工作，并成为战后国际新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
三是在掌握地缘秩序的主持权利后，由形而下的治理发展出形而上的意识形态。尤其是美苏都在标榜要主动跳出“国强必霸”与丛林法则，这个大国最好能遵循这样的逻辑，形成自我的价值感召，在区域资源整合与协同合作的基础上，探索区域经济一体化、国际关系民主化，通过和平与发展，消除战争源头。

这三者层层递进，构成一个当代大国的内涵：

只有能压服本区域的战争策源地，才能谈捍卫二战成果。

只有能够捍卫二战成果，才有资格牵起区域的整合，进而通过本区域实践的经验，提出国际治理的方法论。

能够捍卫成果、有能力区域整合、有一整套区域治理的方法论并由此上升到全球治理，才有资格谈形而上的价值感召。

然而，1945年的国民政府，对此又有何作为呢？

我们甚至可以说得不客气点，如果没有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所谓的“大国”地位，也根本不可能留存太久。

都不用再翻这七十几年的改天换地，单从1950年朝鲜战场的惊天动地，回看1941年的同室操戈，回看1944年的豫湘桂大溃败，回看1945年一系列外交失败，回看1946以来的内战蹉跎，说真的，我们被蒋系集团浪费掉了战后秩序建立最宝贵的四五年时间，留下的地缘天坑到现在都还在填。

台湾只是我们诸多本该获得权益中的压舱石之一，而我们就退到了这样的压舱石。

从地缘格局看新中国的“白手起家”
中国的大量合法权益，就是被逃到台湾的那个蒋系集团亲手葬送的。

诸如日本的“无条件投降”，与德国大有不同。德国投降时，美苏英法四国发布了《柏林宣言》。根据其规定，从法律意义上德国虽然还有土地、人民这样的国家要素，但其主权已经被四大盟国接管，由其直接对德国发号施令[6]。随后就是解除武装、抓捕审判战犯，分区占领，以及一系列战后秩序安排……

对日本投降的执行就放纵许多，甚至在《波茨坦公告》发布的时候已经初露端倪，细节条款上已经出现神经分裂，一面和《柏林宣言》一样，强调“日本领土须经盟国之军队予以占领”，直到新秩序建立、日本制造战争的能力被消灭、日本依照“人民自由表示之意志成立一保障和平及负责之政府”之时。

可另一方面，同样是《波茨坦公告》，其第十条出现了“日本政府必须将阻止日本人民民主趋势之复兴及增强之所有障碍予以消除”，第十三条又说“吾人劝告日本政府立即宣布所有日本武装部队无条件投降”。这实际上点明了日本政府是执行日本投降和维护日本战后秩序的主体，甚至暗示了战后盟军将采取军事占领与间接统治相结合的方针。

值得一提的是，美国杜鲁门政府在当时已经计划要保留天皇制[7]，其中的第一步就是让日本天皇和日本最高统帅签署投降条款、组织投降工作。这一点就连美国内部也争议不断，而恰恰是中国的蒋介石，在8月11日向杜鲁门拍电报，对此表示“尤其同意”[8]。

此时距离何应钦在南京收投降书时弯腰，还有正正好好30天。


德国法西斯投降时，被朱可夫元帅拿手一指“给我坐过来签！”日本法西斯投降时，不仅何应钦弯腰，甚至不是冈村宁次亲手送降书。东亚后面能搞得这么别扭，这算是源头之一。某些人为何应钦辩诬，什么桌子问题身高问题拍摄角度问题，但洗不了一点，那就是录像很清楚，何应钦看到日本人走过来光速起身。
不只是向中国投降的仪式出了问题，在密苏里号上举行的日本总投降仪式，其实也跟着走样，在罗斯福生前制定的“日本无条件投降”文件及其五个附件，其中明确规定了日本无条件投降书要由日本天皇和武装部队最高司令官签署。

在实施环节，缩水成了外长和陆军参谋总长签署。其中正文最后一句“天皇及日本国政府统治国家之权限，置于为实施投降条款采用认为适当措置之联合国最高司令官之限制下”，又再次暗示了天皇和日本政府将得以保留。而这句表述其实在8月11日已由美国国务卿詹姆斯·伯恩斯告知日本当局，给日本鬼子的投降拷问，被美国操弄成了一场“开卷考试”[9]。

签投降书的鬼子也对此心知肚明，签完投降书的第二天，也就是全世界都在庆祝九三胜利日时，甲级战犯重光葵已经出现在美国兵营，再次替裕仁去确认保留天皇制的问题。

因此，虽然投降书原文还有“无条件投降”的字眼，但严谨的史学家早已据此指出日本其实并未无条件投降。


第三个叉叉始终没画下来，裕仁没有go，它苟了下去
历史不能忘记，美国在日本投降中所扮演的极不光彩的角色。杜鲁门政府为了避免本国的重大伤亡，以及战后操控日本、抑制苏联、推动自身霸权扩张的需要，偷换了“无条件投降”的概念。在裕仁和日本政府仅以“终战”口吻接受《波茨坦公告》，并提出保留天皇制的要求，美国不顾盟国的普遍顾虑，率先宣布接受接受日本投降。也正是这样的美国，才会在战后独占日本后，放跑大量战犯，扶植门阀复辟，乃至岸信介这样的甲级战犯，最终都实现了首相宝座的代际传承。

有些人把霸权留给了自己，把后患留给了世界。

当一个非东亚的域外国家如此操弄我们周边的地缘格局，抵消中国胜利成果时，当时的蒋系集团对此毫无作为。正像罗斯福、史迪威都多次感慨过的：“看来除了打内战，他没有其他兴趣。”


这张分区占领的设计图，也就永远停留在纸面上。
而这样缓过来的日本，和美国一起炮制了中国没有参加的《旧金山和约》，妄图颠覆台湾早已回归中国的法理。后面的日本，从来没有真正彻底地承认过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乃至到安倍晋三在战后70周年讲话时候，已经在致辞里公然将“台湾”和“中国”并列[10]，暗含“一中一台”。也就有了那些不断地叫嚣“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

日本人用自己的表演证明了，台湾与大陆治权尚未实现统一，与一个战败国敢如此肆无忌惮地颠覆自己败仗后的国际秩序，其实是中国在地缘上没有恢复合法权利的一体两面。

说到地缘，我们又要荡开一笔：认识二战时期的中国，有件事必须要提，那就是当时中国不仅在进行着本土抗战，还领导着一个中国战区，辖区包括了缅甸、越南、泰国。中国战区统帅指挥权独立，不受英美参谋长联席会议管制。

这种划分其实是一次历史性的机遇，划定了中国在二战中的影响范围。这也符合“四警察”构想中，要负责东亚和西太平洋秩序的大国所应有的权利[11]。

但最后的结局是，国民政府治下的中国，最终未能在反法西斯战争中真正发挥出一个地缘核心应有的作用。哪怕缅北征战的胜利，意义也被豫湘桂大溃败所冲散。在美国人眼中，国民政府只是在盟军的胜利中“勉强幸存”，远东正面战场最多算一个没敬法国军礼的“消极成就”[12]，中国在战后的地缘影响自然无从谈起。

这并非可以用国力孱弱就能开脱的，更要命的是国民政府的骚操作还大大恶化了局势。就以某些果粉津津乐道的开罗会议来说，细究历史档案就能发现槽点无数：片面突出缅北战场意义，客观上搅乱了会议议程，再结合不久后德黑兰会议苏联的表现，让盟军在惨烈的对比中知道了偌大一个远东，谁才是真正懂战略的一方。过于强调外援不仅让议程平添波折，让盟军质疑国府抗战的诚意，马歇尔为此还留下一句经典名言：“中国如想表现得像个大国，首先先得证明能靠自己的力量打击日本。”当蒋介石在日记里沾沾自喜于自己和罗斯福所谓的“私聊”有多么让对方“动容”时，孰不知对方已经冷冷地给他下了这样的评语：“看来，除了打败共产党，他对其他事情毫无兴趣”。

不等豫湘桂大溃败，当年力保中国加入“四警察”的罗斯福都开始怀疑起国民政府抗战的决心与诚意，进而开始边缘化中国。而蒋介石居然还在给罗斯福拍电报，要求追加援助的金额，并公然以退出战争相威胁。丝毫不顾正是自己拍电报的对象，力排众议让中国作为主要大国率先签署了划时代的《联合国家宣言》，而《宣言》的结尾，缔约国要庄严保证“不与敌人缔结单独停战协定或和约”。


1942年4月，罗斯福兴致勃勃地向时任中国外长的宋子文展示自己亲手设计的中国抗战纪念邮票，当年宋子文曾正式宣布中国将收回台澎与琉球。短短不到三年后，罗斯福就在标有“外蒙维持现状”的《雅尔塔密约》上签字。
在这样的背景下，也就没法指望中国能在区域战后秩序的重建上发挥更大的作用。蒋介石政权以各种冠冕堂皇的理由，放弃在琉球、朝鲜、北越的权利，也是在放弃义务，更让同盟各国看透了其虚弱本质。最终我们看到的结果是：二战后，日本没被分区占领，中国倒被分了一部分，还差点分得更多。

尤为令人喷饭的是，待到外蒙走完脱离幅员最后法律手续，蒋介石居然又开始大谈特谈西藏的自决乃至独立问题，以身论证着毛主席强调的“解放战争拖不得”。

“自重者然后人重，人轻者便是自轻”。作为中国人，我们不要忘记这段近代史，哪怕在“顺风局”下，国民党反动派都有本事人为制造自己的逆境，拉着全中国陪它们受辱。

更令人唏嘘的就是，此时敌后的抗战根据地明明已经生机勃勃，连冈村宁次都在惊呼仗打到这份上才知道谁是真正的敌人，所以我真不知道面对这样的铁证如山，怎么还会有人去质疑谁才是抗日战争真正的中流砥柱。奈何当年的我军缺乏重火力装备，以及这些装备背后所能对应的中央政府权力和盟军协同支持。

虽然像约翰·帕顿·戴维斯这样的“迪克西使团”有识之士早已经向美国政府指出，蒋介石哪怕打赢了抗战也终将失败，它本质上代表了一个封建中国，陕北窑洞前的那个才是生机勃勃的现代人民政府，老蒋根本不是对手[13]。

回想十年前有部电影《开罗宣言》，将唐国强老师饰演的主席海报与罗斯福、斯大林、丘吉尔并列，引发果粉一片阴阳怪气。实际上，稍微懂点历史的都会把栏杆拍遍：如果是毛周，而不是蒋宋参加开罗会议，中国的现代史会平坦很多。


《雅尔塔密约》原件，在那一刻，美国扔掉了自己摆在嘴上的理想主义，苏联甩开了自己一直标榜的国际主义，拉上丘吉尔自嘲的“英国小毛驴”，沙沙几声行草笔声，就分割了作为“四警察”之一中国的核心利益。
而且更令人扼腕的是，那时候离中国人民志愿军反推回三八线，仅仅只有七年。未来证明中国能行的那些战士们，有不少当时正在中国的华北、东南甚至是东北与日本鬼子自力更生地浴血奋战。

也正因此，那个当年在峨眉山等摘桃、如今在宝岛上阴阳什么“正视历史”的人，是最没有资格去提什么抗战“贡献”的。如今中央政府和中国大陆在官方场合对正面抗战的评价，已经是相当客气的了。

我们常说，新中国是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拼搏出来的，这“一穷二白”不只是经济条件，也包括了地缘格局，真的是“待从头收拾旧山河”。今年9月3日，天安门城楼的检阅，除了极少数特殊情况，东亚和中亚几乎实现了元首级“大团圆”，这是足以告慰先辈、鼓舞今人的。

也只有上升到地缘秩序构建的高度，我们才能看清楚，“新中国”对我们、对世界都意味着什么。


中国后来面临的周边围堵，很大程度上脱胎于抗战胜利的不彻底，这是战胜国里的独一份，且影响绵延至今。
中国统一进程背后是软硬实力两手抓的迭代
新中国成立在全球冷战阴云密布的时刻，全球并没有像二战之后以为的那样实现国际关系的民主化，而是又一次被裹挟进了国强必霸的老路，超级大国在二战中许多动人宣示动作变形终究露出了帝国主义底色。核武器的出现更让这场斗争呈现出了摄人心魄的辩证法，一方面让大国热战变得投鼠忌器，但一边又让大国争端绑架着全人类一次次在悬崖口蹦迪。

而新中国的成长，就是从本区域抵制美国霸权扩张开始的。

美国对远东事务的过多干涉，首先就违背了“四警察”协商的机制。但已经蜕变为帝国主义盟主的美国，已然将自己曾经的发愿抛到九霄云外，再次给远东挖下了巨坑。从纠集“联合国军”武装干涉朝鲜内战与中国统一，再到绕开中国对日缔结所谓的“旧金山和约”； 从公然背信弃义炒作“台湾地位未定”，再到以多米诺骨牌理论赤裸裸升级东亚和东南亚各国内斗；从扶植日本门阀复辟，再到以一纸纸“协防条约”，构建所谓“反共包围圈”……


1951年9月，日美签署《日美安保条约》（左）；1954年12月，美国又与蒋帮签署了《美蒋共同防御条约》（右）。美国堂而皇之以“协防”为名封堵中国沿海。
台湾就这样成为了美国在东亚施加霸权主义的桥头堡。

放眼环球，也正是在那段时间，亚非拉抗帝反殖运动风起云涌，全球殖民体系被加速瓦解，我们的天安门城楼也作为新中国走出东亚的见证，一次次发出了鼓舞全世界进步人士的强音。颇为令人讽刺的是，本来在二战中作为“新世界”代表，多次立誓要打破殖民体系的美苏两国，却已是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总代言，并在这一浪浪中被反复冲击，一个已经烟消云散，一个曾经略有掉头，但如今正准备在第二次掉进泥坑。反倒是新中国，成为了这一波去殖解放运动的重要力量，由此实现了自己国际地位和全球布局能力的触底反弹。


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最终成为了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但也带来了“娜拉走后怎么办”的终极困惑。在西方列强保有经济与科技先发优势，依然控制全球市场，并进而掀起的1.0版本全球化中，坚定捍卫主权、坚持民族独立的国家反倒会被边缘化，还落得被走狗们来上一句“不跟美国搞好关系，经济就搞不好”的风凉话，还要造谣这是谁谁说的。

还有一些国家迫于压力，不得不让渡主权、贱卖资源、把“开放”异化为予取予求，换取自己还能在这样的“全球化”链条下，当好一颗勉为温饱的螺丝钉，还要自我安慰这就是“第三条道路”，其中甚至包括了原为列强的欧盟多国。

更为可悲的是那些相对贫困的发展中国家，在周期性经济波动中，它们还要一次次成为“全球化代价”中的代价，极端者甚至在贫穷与蒙昧的螺旋式下行通道里愈陷愈深，内斗与侵略往往并行，暗无天日的岁月已是无边无际。

而且金融资本借着全球化对产业资本的剥削，最后甚至能回旋镖到资本主义自己内部，由此造成其国内的工厂倒闭、农民破产，承平时期就在“快乐教育”中代际衰退的工农群众沦为红脖，却掌握不了先进理论，更别提什么斗争经验，只能将“全球化”视作罪魁祸首，将承诺颠覆“全球化”的大资本家视为救星及时雨，MAGA运动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应运而生。


美国不同层级的收入占比情况。统计显示，过去几十年来，只有最富有的5%人群，其收入占比还在不断上升 图表来源：路透社
这也是为什么，明明二战胜利以后，全球化已是大势所趋，却会在我们生活的今天迎来如此疯狂的回潮。

讽刺的是，伴随着MAGA运动，当年全球化的鼓吹者，在自己亲手打造的这套剥削体系陷入瓶颈之时，想到的却也是甩开责任，只顾自己优先，不惜抛掉最后能体现自己那点进步性的全球治理公共产品。

这曾是它们的先辈在二战枪林弹雨中，多少也带着点理想，并汇聚起更多理想，而最终留给不肖子孙的遗产。

这也是全球视角下，中国重新站到世界舞台中央，不断纪念二战胜利、台湾光复的现实背景。无论算“四警”还是“五常”，中国都是参加二战的核心大国中，唯一一个不利用丛林法则崛起的国家。并且由于二战胜利并没有改变中国半殖民地社会的性质，甚至还让中国倒贴了大量国家利益，中国的崛起之路比其他几个加总起来都要艰险得多。

中国已经创造了硬实力上的一个全球奇迹，在豫湘桂大溃败后仅仅6年，中国人民志愿军用三个月时间，就从跨过鸭绿江打到了饮马汉江。在和全球“前所未有的帝国”交手的三年时间（1950-1953年抗美援朝期间），我们工农业产值居然刷出了上下五千年前所未有的历史新高。我们只用了短短十年的时间，就让原子弹、氢弹这样的“大国佩剑”别在腰间，从此地缘博弈的秤砣永远都有了定盘的星。我们在黄金白银和外汇都被偷运到宝岛的干干净净里，愣是用一代人的自力更生，从无到有建立起了一个门类齐全的工业体系，并再用一代人的改革开放，让它由弱到强，继承过二战时期戴在罗斯福脑门上的“世界工厂”。而在这背后，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一个实现工业化、拥抱信息化的十亿级人口经济体。

从1949年10月1日开始，天安门城楼就一次次见证着这个国家如何从站立到奔跑，最为直观的就是那一次次通过城楼被检阅的装备，从万国造到全国产、从凑火力到全都要、从追赶潮流到引领世界，2025年天安门前这场祖国和人民的检阅，注定将因划时代载入史册。这不仅是因为大航海以来，东方军事及其技术第一次成体系地回归领先，也是因为这份领先具有着强大的内生动力——装备精良的背后，是军费开支仅占GDP的1.3%，是军民融合事业蓬勃到了农民伯伯都能拿着相控阵雷达去防野猪，是大家惊觉美帝国大阅兵上用的无人机还不如我们撒农药和拍视频的，气得特朗普不得不下令今年还要再办一场阅兵式。


相控阵雷达“白菜价”到农民伯伯能拿去防野猪，做到监测、预防但不杀戮。这其中不仅体现了中国逆天的工业化生产水平，而且也体现出中国在生态保护与武力使用上的哲学。
而这背后更为重要的是内外两条。对内是中国用80年时间，在历史的天空写下了十六个大字：独立自主、实事求是、解放思想、与时俱进。中国用自己的发展证明了，这条路，真的行。发展中国家真的可以在不出卖国家主权的情况下，依靠自己的努力去追赶世界潮流，直到成为引领，这个论证在抗战胜利80周年的今天，已经接近完成时。

而由此也引出了一条正在进行时，那就是中国的发展不能脱离世界，还要继续走向世界、拥抱世界。这种走向不应该仅仅停留在“世界工厂”，贸易和投资的意义上，而是成为发展模式、公共产品、意识形态的推广，在推广中不仅是引领，而且是协同，拒绝掉剥削，谋求的是共赢。在全世界还在打打杀杀、战火频仍的年代，盛唐时的中国就讲出过“中国既安，四夷自服”，下西洋的中国就宣示过“不得欺寡，不得凌弱”。而带有这样的文明底色的中国，在回归中央之国的位置后，更要螺旋式上升构建出一个前所未有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说到底，这是如何把自己的硬实力形而上升级为软实力，产生感召力、向心力、全球凝聚力的问题。

1895年，我们的国运之溃，始于台湾。

1945年，我们的合法权益恢复，底线在台湾。

1949年，我们遭遇的地缘藩篱，节点在台湾。

如今，我们的硬实力已经走向世界，而软实力如何使用，如何有技巧地解决国家统一、进而带动区位乃至世界发展，焦点之一又是台湾。

这也是为什么我一直会说“统一台湾，要的不仅仅是一个台湾，要做的也不仅仅是一个统一”。

天已大亮，我们从等待到期待
看过我前文的朋友都知道，我是个“焖统”派，5到10年的三件大事是发展转型、技术革命与内外循环，在此基础上同步进行军事力量的战略前出，再来实现统一，将比如今有着更好的条件。这个设想也和相关方向的朋友交流过，证明并非是我闭门YY。

但人非草木，孰能无情。理智虽然如此，但我也像一代代最普通的中国人一样，对“统一”有着天然的情愫。总有一种恨不得明天就想看到统一的冲动要压抑，每一次飞机在福建的起降，都是扒着机窗面向东方，望眼欲穿。

最近看《沉默的荣耀》，我屡屡流泪，那首名叫《团圆》的主题曲，在我耳边成了滚动播放。我想起我也正是在捉蜻蜓的年纪，曾和祖父有过拉钩：台湾彻底统一的那天，要替他去看看。




03:12
《沉默的荣耀》主题曲——《团圆》
当年开放老兵探亲，我们觉得近在眼前。不料倏忽之间，我也人过中年。

但我虽然仍保留着少年的冲动，却也有了成长的思考和阅历，我知道台湾问题背后这一套复杂的地缘破局与价值逻辑，这远不仅仅只是一个3.6万平方公里的宝岛所能承载的。由此我也深刻体会到顶层设计“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的意涵。

我很幸运，我们这代人都很幸运，几代人吃过苦走到我们的这代，将看到“天大亮”的阶段终局。

第一个人大立法通过的“台湾光复纪念日”，却已经是80年的法理天道，两岸本就是同胞，你不要怕，我不会急，瓜熟蒂落，就在你我这一段人生。

我们的大中国，一定不会让所有人失望的。


宜兰头城镇的朝阳，再向前便是太平洋。

http://hanfeng1918.com/baijia/136721.html